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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认识鲁迅

《鲁迅传（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朱正/作者

朱正坐在客厅里回忆过去。记者·魏晞/图片来自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

《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朱正/作者

1956年，25岁的朱正写了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朱正、邵燕祥/作者

朱正已经92岁高龄了，他已经慢慢接受了“躺着”的生活。

鲁迅在研究学者的同时，并没有太多能够引起朱正兴趣的话题，他的笔速也逐渐放缓。在2023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更新版中，他写道：“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版本，以后不会做任何修改。”

鲁迅去世后，他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是在高中的中文课上。由于痴迷于鲁迅的文章，他决定中断学业投身革命。在运气不佳的岁月里，他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学习鲁迅。

他以对史料的研究而闻名于鲁迅研究圈，纠正了20世纪以来许多关于鲁迅的神话。学者大部分都会使用他认定为研究材料的历史材料。前半生，他通过鲁迅的眼光看中国，尤其欣赏鲁迅对中国的解决方案和药方。

如今，他坐在长沙的家中，以“惊心动魄”的心态观察着这个世界。他的寿命相当长，比鲁迅长了近40岁。他看鲁迅的角度慢慢从仰视变成了俯视。对于中国的出路，他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时间给他带来的礼物。

补救措施花了22年

当你去听演讲时，很难看出朱正是一位受邀演讲的专家。一下车，他就直接肩上扛着大件行李，走出车站，就好像没有其他人一样。这是他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从未见过鲁迅。鲁迅去世时他5岁。在鲁迅的研究圈子里，他的前辈冯雪峰、孙勇都曾见过鲁迅本人，可以写出如何与鲁迅相处的回忆录，而他的后辈则为鲁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

相比之下，朱正是在崇拜鲁迅的社会氛围中长大的。当时很难辨别相关文章的真伪。鲁迅被称为革命的缩影，并被推上文坛。

朱正戳破了鲁迅周围的一些泡沫。基于阅读大量书籍的交叉验证，他辨别了史料的真实性，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使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神。

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阅读了所有相关文章，剔除不好的细节，然后用书证、理论、物证等考证方法还原了真相。

研究过朱文文章的学者在论文中表示，朱正对鲁迅的研究是最科学、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钱立群与他年纪相仿，他的研究重点是鲁迅的思想。但朱正更注重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他希望未来的鲁迅研究者不再关注他，将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中，让鲁迅的研究能够触及当今年轻人感兴趣的问题。

“当年，鲁迅主张中国现代化，如果能解释清楚，今天的年轻人就不会疏远鲁迅。”朱正说道。

北京大学中国系教授高元东是鲁迅研究的年轻学者。他表示，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给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这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纠正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回忆录中的错误。

朱正回忆说，从1960年第一次读到许广平在《新观察》杂志上写的《鲁迅回忆录》到认识到事实的矛盾，直到这本书出版，他花了22年时间。

文革期间朱正入狱时，朱正的父亲省吃俭用买了《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全集》给朱正出狱后使用。22年来，他尽力搜集研究所需的书籍，将自己能把握的细节分析到极致，完成初稿寄给冯雪峰请教前辈。

冯雪峰当时病了，咳嗽得很厉害，全身虚弱，声音沙哑，但他还是在病床上给素未谋面的朱正读了手稿，并回信：“你”对了，好吧，如果仔细检查的话，就很容易犯这种模糊的‘错误’。”

但他也发现，朱正的文笔语气中透露出一种看似难以抑制的骄傲：“你指出了徐先生的这些虚假事实，这个更正本身就很有说服力，不需要‘争议’，甚至‘评判’。”语气和尖锐的言语。”他希望朱正再次修改手稿。

这是朱正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回应。26天后，冯雪峰去世。后来，孙勇帮他找到了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原版书籍，并把它们一一从北京寄到了长沙。

许广平回忆，章太炎曾绝食反对袁世凯称帝，很多人都不敢劝阻。最终，鲁迅亲自去监狱说服章太炎继续吃饭。然而，朱正翻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信件、鲁迅的日记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录，发现章太炎听了鲁迅的话后没有吃饭，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许多学生都来安慰他。

最终，朱正不仅纠正了许广平的记错，还纠正了其他人回忆文章中的不准确之处。

例如，1932年，鲁迅去北京看望生病的母亲，并受邀发表了5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应朋友邀请在北京发表“五场演讲”，但作家卢万梅说，这五场演讲是左派文化团体组织的。朱正经过调查发现，鲁迅抵达北平后，左派文化圈邀请他演讲、走近革命青年，但这并不是一个事先精心策划的计划。他认为卢万美给此事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许广平的言论抹去了原本的政治色彩，这是不准确的。

“永远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严肃、严厉是朱正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老朋友钟书和说，尽管自己不擅长体力劳动，但朱正总是认真对待。

他曾经看到朱正在建筑工地外筛沙，并在栅栏后面等待与朱正见面。但朱正连续几天把头埋在沙子里，没有抬头看向栅栏外。随后他来到离朱正最近的门口，喊着朱正的名字。直到这时，朱正才抬头看了看栅栏，两人交换了一两句话。

“文革”期间，劳教所采茶时，大多数人都采摘老叶和嫩叶，以增加茶叶的重量，但朱正却老老实实地按照规定，采摘枝条上最嫩的三瓣叶。速度很慢，半天就摘完了。鲜叶不到几两，称重的时候总是被领导批评。

他出生于长沙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有八个兄弟姐妹。朱正是长子。他被宠着长大了。他从来不在家干体力活。在劳教所里，他被认为是劳动力太弱，连丁级资格都没有，所以被划为一等外。“我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人，工作评价一直很低。”

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他运气不佳的时期，也是鲁迅最受人称赞的时期。北京大学中国系教授高元东也表示，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鲁迅是一个神话，很多人“把鲁迅的好坏当成是非”，也有人直接拿鲁迅当成是。被批评为坏人。

朱正树立了榜样。鲁迅住在上海时，没有太多空间存放书籍，于是他在自家附近租了一个房间来存放书籍。但“四人帮”笔说，租住的房子是鲁迅秘密学习马列主义的秘密阅览室。。朱正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并不希望鲁迅向别人展示这样一个“错误”的形象。

1975年，鲁迅著作《Nakladatelstvílidové文学》的编辑们想要出版新版本《鲁迅全集》。出版前，她印刷了少量征集书（红书）并发送给鲁迅研究专家征求意见。冯雪峰和孙勇推荐了朱正，出版社也给朱正发了一份。

朱正对收到的每一本红书都精心写下评论和评论，并一一寄回北京。

当时，他在工地做测量工作，业余时间就在工地看书、做笔记。1975年至1980年，他评论了28本红书。

他没有向同事提及，他在25岁时就已经出版了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这本书是为了纪念鲁迅去世20周年而写的，给年轻的朱正带来了1260元的丰厚稿费，这在当时足以在长沙买一套房子。

当时他在一家报社工作。他还记得1956年的除夕夜，他一个人在报社度过了这个节日：吃完糕点后，他开始写字，写着《鲁迅传略》，煮了很长时间，打字了很多遍。。当他随着邻居除夕舞会的音乐疯狂地写作时，没有人会打扰他。

从此，他白天工作，晚上写书。五月是最快的，当时他所有的同事都出去度假了。他一个人在报纸上从早上写到下午4点左右，写了1万多字。

当时，他表现出了严谨的态度：“信息不足的地方，我宁愿精简一点，绝不会理所当然地添加任何东西。”

书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基于鲁迅自己的话。鲁迅对中医的批评只有一点，作为一名党报员工，他觉得这违背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政策，所以他含糊地将鲁迅父亲的死归咎于“某个庸医的责任”。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一个诚实、有礼貌的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朱正不禁自嘲。

75岁第三次写鲁迅传记《鲁迅传》

现在回想起来，朱正也觉得第一本书写得粗糙、肤浅，只达到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朱正崇拜的偶像就像文豪一样，总是不知不觉地采纳了鲁迅的所有想法。在写作时，他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将鲁迅描述为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身。

20世纪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十六卷《鲁迅全集》的编辑，有机会接触更多史料。他重写并扩展了它《鲁迅传略》。

那年他50岁了，看不起鲁迅。他仔细研究了鲁迅的生活细节。他也是第一位来华调查鲁迅兄弟不和原因的学者。他笔下的鲁迅开始看起来像个“人”，并遇到了与朱安关系不佳、兄弟姐妹不和等问题。

他一生都在了解鲁迅。75岁时，他第三次撰写鲁迅传记《鲁迅传》。他觉得自己写的每一版都比上一版好，而且越写越厚。每个版本都有新的发现。

他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鲁迅和朱安订婚之前，鲁迅的母亲提前告知鲁迅他在国外留学，鲁迅当时没有同意；他还删除了第二版，称朱安不像他的妻子那样详细，减少了对鲁迅道德高尚的评论。

朱正决心让鲁迅失望。他曾指出1981年版的错误，但觉得新版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是一种耻辱。有人说朱正是最挑剔的读者。

他开始仰视鲁迅，并逐渐开始平视他。他说，当他真正明白了鲁迅的优秀之处和不足之处时，他自然而然地开始板起脸来看待他。在他看来，鲁迅的长处在于，在五四运动期间，他首先创作了代表新文化的小说，而后逐渐创作出具有批判精神、关注中国文化的散文和小说。

朱正表示：“鲁迅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鲁迅仔细观察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一生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我读书的时候，中国还面临着这些矛盾，当时我读鲁迅的书，就感觉心心相通，鲁迅表达了当时的共同心声。”

他现在还很喜欢鲁迅的几篇文章，从十几岁起就沉迷其中。他清楚地记得这些文章对他高中时的影响。那时，没有人会像鲁迅那样直接写作。中国的问题。

《灯下漫笔》描述了中华民国银行银元兑换的混乱情况。朱正上高中时，还生活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鲁迅详细描述了他在买断危机暂停期间复杂的心理感受：当他终于换来一捆现金，不禁暗自庆幸时，他突然想到，人很容易成为奴隶，即使改变了，他们仍然存在。我非常喜欢它。

鲁迅总结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当奴隶也做不了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当奴隶的时代。他号召当时的年轻人创造第三个时代——一个中国人不再是奴隶，而是土地的主人和享有充分人权的“人民”的时代。

十几岁的时候，他学着鲁迅写文章，所以他的朋友说，他后来写的文章有鲁迅的影子：“我没有刻意模仿，可能是因为读的多了，风格都差不多鲁迅写文章从来不粉饰现实。因此，朱正写的鲁迅也摒弃了别人对鲁迅的美化，再现了真实的鲁迅，呈现出优点和缺点。

朱正承认鲁迅晚年写了一些写得不好的文章，用别人的观点来捍卫自己不深入理解的东西，这背离了鲁迅一贯的批判精神。

人文学者刘再复曾表示，朱正写的鲁迅传记写得纯粹、诚实，没有化妆的障碍、概念的语言障碍、意识形态的“距离”和春秋文笔的暗示。

这不仅是朱正个人经历增长后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开放了，他有机会查阅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如果我（对鲁迅）的看法没有改善，那我就生活在一个新时代。”

他把鲁迅的善恶观当作自己的善恶观。他听了鲁迅的话，读了很多“全盘西化”的西方书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有很多中国书籍值得读。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他逐渐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鲁迅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谈到自己逐渐看待鲁迅的过程时，92岁的朱正站在一个书柜前，一一介绍了他写过的每一本与鲁迅相关的书籍。他还翻了一堆红书，走过了大半个客厅，抱着一摞书摇晃着，一边说着自己的感受，一边做着工地的笔记。

他还提到了第一个把他介绍给鲁迅的人，他年轻的中文老师。抗战刚结束的一节课上，一位语文老师讲了一个小时的《阿Q正传》和《死魂灵》，非常热情。朱正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鲁迅的名字。

他从中文老师那里借了一本鲁迅的书。鲁迅的文章是用比卫生纸还粗糙的草纸印刷的。起初他无法阅读。

多年后，一位老师给朱正的报社发了一封信，称自己编辑报纸、当过教师，失业后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现在她在一家小医院的挂号台工作。我希望回到我的教学岗位。“我是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小资产阶级，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分子。”

朱正随后拜访了这位老师，但这位老师在重返舞台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朱正表示：“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他在那次会议上没有教授教科书的内容，还给学生们讲了不合适的左翼作家鲁迅。”

很多朋友提到朱正时，喜欢形容他天真、单纯。他的儿子朱晓也说，父亲一生天真单纯。

朱正回忆说，当他最幼稚的时候，十七岁、十八岁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乌托邦的想法，后来他又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最困难的时候，鲁迅支持他渡过难关。至今他都能背诵鲁迅的话：“我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所谓对未来的希望。希望与存在相连。有存在的地方就有希望。有希望的地方就有希望。”是光……”

这是他从鲁迅那里学到的财富，使他受益终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鲁迅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在监狱里，他也从未思考过中国的未来和困境。他认为，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自鲁迅。

后人很难理解他这一代人要仰视鲁迅有多么困难——他成长在一个文学作品相对稀缺的时代，而鲁迅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曾经梦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作家，甚至在鲁迅的影响下，十七十八岁没有上大学，尝试各种方式加入革命行列。

仰慕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即使是文豪，也有时间限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鲁迅也已经过去了。他认为鲁迅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他今天读李白、杜甫、司马迁一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永恒的真理。如今，在年轻人眼中，鲁迅是互联网时代的金句之王。当你遇到阅读、情感、沟通等问题时，免不了要贴一些鲁迅的名言。鲁迅更多的是年轻人的“言论替身”，但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却从思考朱正时代中国的出路，变成了嘲讽个人生活。

高远东表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有很多鲁迅无法理解的信息，他们可以轻松地“事后”看待鲁迅，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复杂艰难的历史磨难，他们可能无法充分了解鲁迅的情况。了解鲁迅。鲁迅的悟性可能赶不上朱正这一代。

朱正坦然接受鲁迅研究热情消退的事实：“这是一个好现象。1936年鲁迅去世后，中国出现了许多新作家。以前研究对象很少，现在研究的作家多了。投奔鲁迅的人越来越少。”

不过，《鲁迅回忆录正误》编辑郭娟发现，近年来，鲁迅的研究已经从学术界转向民间。很多正在奋斗的年轻人，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章来寻找力量。朱正晚年写的《鲁迅传》现已重印10次。2023年5月，《鲁迅回忆录正误》发布了更新版本。

“鲁迅的书在市场上仍然畅销，这说明鲁迅并没有落伍。”郭娟说道。

朱正后来想跳脱鲁迅的目光去审视这家公司，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但是已经晚了，我们无能为力。

他指着书架上儿子朱晓翻译的一系列麦克卢汉书籍说：“我也想帮他找到有关麦克卢汉的资料，但都是英文的，我看不懂。”

“我的朋友都快死了，我也很孤独。

朱正退休那年，诗人邵燕祥给他看了一篇有关“反右”运动的文章。这激发了朱正开始研究“反右”。“退休后，我终于有空闲时间工作了。”当时，有关“反右”运动的文章很少。他想：“我必须写出我的前辈没有写过的东西。”所写的东西应该写给后代人阅读。”

当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往事时，朱正并没有感到悲伤或不公平。他说，这是他当时作为理想主义者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一堵墙。“既然来了，就坚持住吧。如果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他引用了法国诗人路易斯·阿拉贡的话：“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来，我仍然会走这条路。”

有朋友评价朱正，无论经历多少事情，他的脊梁骨依然挺直，没有丝毫改变。

“如果朱正仅仅被视为鲁迅研究专家，那么他的价值就会被低估。”高远东说：“他同时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散文家。”

朱正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