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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5年,即唐武宗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拆除寺庙,逼迫僧人还俗。两京之地,长安只允许保留四座寺庙,洛阳只允许保留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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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从会昌二年,直至持续到会昌五年,史称“会昌灭佛”或者“会昌法难”,是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四大法难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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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法难事件经过唐武宗李炎是一位很有权谋的皇帝,他靠宦官势力登基,但是登基后迅速打压宦官势力,重用历史上有名的宰相李德裕,缔造了短暂的“会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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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年仅三十二岁的唐武宗,因服用道士赵归真的丹药中毒身亡,赵归真因此被杖杀。这位赵归真,和名相李德裕,就是会昌法难的倡导者。事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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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昌二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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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强令所有违法佛教戒律,和国家法律的僧侣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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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严控各寺庙僧侣数量,禁止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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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拆毁部分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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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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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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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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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禁止寺庙供养“佛牙”、“佛骨”,寺庙若接受捐赠供奉,每受一钱,供奉者和受施者,各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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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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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的各种限令,遭到各种势力的抵制,实施效果并不显著,有些地区公然违抗。会昌五年,唐武宗颁布了最严厉的毁佛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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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禁止寺院建置庄园,摧毁寺院经济基础。

②勘检登记所有寺院的僧尼、奴婢、财产之数。

③无度牒的僧尼,和有度牒年龄在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

④大规模拆毁寺庙。首都长安只保留四座寺庙,每寺留僧三十人。这四座寺庙是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和庄严寺;洛阳保留两座,即内道场(后改名安国寺)和白马寺。节度使所在的三十四个治州,各留一寺,其他刺史所在州的寺庙,全部拆毁。

⑤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⑥对“外来的和尚,如祆教、景教,以及在大唐求法的僧侣,一律遣返回国,导致数千僧尼集体自杀。

会昌五年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会昌法难爆发的原因佛家提倡个人修行,反对贪欲、杀戮,以世道轮回劝诫人心向善,其精神核心,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意义重大,历来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和推崇,唐武宗为何要发动会昌法难呢?

主流的理论有四点,分别如下:

1.唐武宗个人信仰说

跟李唐所有皇帝一样,唐武宗本人笃信道家。原因很简单,唐朝建立后,李家人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老子李耳是李唐先祖,被追尊为“唐圣祖”,谥号“太上玄元皇帝”。由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家,自然成了李唐国教。

唐武宗本不是皇嗣,当逍遥王爷期间,他热衷于游猎和修道:“武宗好道术修摄之事。”他对修道的痴迷,贯穿一生,刚一即位,立刻召八十一道士入禁中,“修金箓道场”,还经常亲自参与各种仪轨。

道教和佛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李唐的皇帝大多尊崇道教的同时,不排斥佛教,甚至同时推崇佛教。尤其武则天时期,一度将佛教置于道家之上。皇权的青睐,让两教蓬勃发展,也必然导致它们相互之间的“争风吃醋”。

会昌法难的始作俑者之一,赵归真就是唐武宗最亲信的道士:“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武宗志学神仙,以归真为师。”

由此,赵归真及邓元起、刘元靖等人,更有机会对唐武宗施加影响力:“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

不过,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但也信奉佛教,只是不如对道教那么痴迷。在中国,将儒释道三角合于一身的大家比比皆是。因此,以唐武宗个人信仰说,得出会昌法难的根源,显得有点苍白。只能说有点关系,不是主因。

2.儒家与佛家矛盾冲突说

除了佛道两教的矛盾外,还有人认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文化的“入侵”,表现得相当的警惕。

以韩愈为例,他就是佛教的最坚定反对者,他曾说: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认为,佛教主张灭伦常,去君臣、父子,与儒家思想形成根本冲突,说佛教是夷狄之法,不利于大唐的社会稳定。他甚至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彻底尽灭佛教。

不过,这只是韩愈个人的主张,大多儒家学者对佛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佛教思想也并未对儒家的政治地位,形成冲击力。

因而将儒释两道的矛盾,当做会昌法难的根源,也显得不够充分。

3.佛家干预政治说

有资料说,会昌年间,京师寺院里面,隐藏了大量各藩镇势力的奸细,他们一面替藩镇提供情报,一边替藩镇发展政治势力。说唐武宗在会昌三年,曾经下达过“杀沙门令”,长安京兆府一次打死裹头僧三百人。

不过,这些说法更像是会昌法难风云欲来时的种种舆论造势,可信度极低。佛教两千多年历史,还没有形成政治集团,左右政治走向的历史记录,即便出现参与政治事件的现象,也是个案。

4.寺院经济与国家经济矛盾说

会昌法难的真正动因,从唐武宗的总结中就可以窥见,那里有三个关键词:税收、田地、奴婢。这三个词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概念:经济。佛教形成的寺院经济,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佛教从业人员不事生产,他们也不用纳税,是社会的“特权阶层”。由于上层社会的推崇,佛家早已不是清修场所,它们演变成了特殊贵族阶级。

①寺院经济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由信徒捐赠,和皇权赏赐,寺院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奴婢和货币。寺院的地产收入不用纳税,寺院的僧尼,及其蓄养的奴婢也不是纳税人,随着这个数量的激增,国家税收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唐武宗的禁佛敕令中曾经说,寺院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七八成之多,俨然国中之国,并且这个势头还在不断发展。

②寺院经济向多领域发展

除了土地和布施两块常规收入,寺院经济开始像“多元化”发展,比如高利贷、商业经营等。

其实这是一个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唐朝的法律也并不禁止寺院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放高利贷等行为。

最可怕的是,寺院经济也如同贵族阶级一样,展开土地兼并活动,大量蚕食国家可纳税土地资源。

③形成新的特权阶级

寺院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内部的等级结构。

由寺主和都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神职人员,构成了寺院经济的贵族阶级;普通的僧侣构成寺院经济的中阶人员;奴婢则是受剥削的最底层人员。寺院贵族们,“贪钱财,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

由上述可见,唐武宗时期,佛教已经形成了脱离于国家政权以外,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实体,并且逐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性。这个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不光国家经济走向崩溃,社会矛盾也必然激发。

佛教也已经脱离了宗教的本职,这就是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

会昌法难的利弊说关于会昌法难,历史上评价各异,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弊端。

1.正面意义

会昌法难后,收缴了大量的寺院财产,光土地就达千万顷,释放纳税人口四十多万。这个庞大的基数,为大唐的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源。

同时,国家经济收入来源的增加,必然会减轻农民的税赋压力,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寺院经济的摧毁,也缓解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庶族地主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统治结构的稳定意义重大。

2.负面教训

当然,会昌法难也带来一些弊端,比如大量佛教经典、建筑、学术遭到毁灭性打击,是佛教历史上的一次浩劫,这也是唐武宗灭佛,被称为“法难”的原因。

另外,会昌法难也是后期党争的一个诱因,李德裕被贬黜,会昌法难就是其中的一条理由。

2022-04-23

2022-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