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治理见证：樊继祖的《南旺湖图说》
樊继祖的《南旺湖图说》
卢明译释分析
原文：
曩余寓边陲时，岁在辛丑，运道告难，众议汹汹，深惟一善策而不可得。伏闻兵部侍郎王公以旗前往任其事，疏曰在浚泉、建闸、复湖、导河，佥以为然。余曰：运道久无所事，黄河也，顷复导之者，何不以二洪而下河身散阔，要非沂泗诸泉一派之水之所能济欤。要之浚泉尚矣，复湖次之，而建闸又次之。第泉脉微涣诸湖，为居民所有，为日既久，则根据盘错，吾惧其成工之难也。
比不佞，复奉命督木川湖，恓恓焉，惟弗克攸利是惧。而历览诸湖，则皆弥漫浩荡，盈视无涯，卒有缓急，足恃而无恐。继祖窃有喜焉，乃稽首再拜，作而言曰：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业，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
夫弊罔革则蛊，利罔兴则迍。今夫环数百里之污池，而渚其中，名之曰水柜，古人岂真无见者而必为此？夫固为厉民者欤。传曰文王之囿方千里，彼奄然一国耳，乃今以藐然一刀之渠衍而供万方无厌之求，已为至艰。虽捐数千里之地而为一巨泽，不可为过侈，何者？势有轻重。则数口之家，有不遑恤，而况乎王居之旧，则又非斯民所得有者。
承平之后，法久而弊。将并古人之成辙而胥变之。然则微斯举也，皇皇宗社将焉給。继祖窃有喜焉，而好事者之说尤不免以闲旷疑。余曰：即令诸湖置诸闲旷，使河注不至渗漏，已为利益。今其余波洋溢，水鲜菱芰，于国于民尤两利也，其为关系岂小哉？斯不通之说，必不然矣。
于是李梦祥质《南旺湖图》一幅以进，曰：此旧刻为方六十里，迨琅琊王公、太原郭公爰考《漕志》，新创蜀山一湖，得百八十里。且水为有源，斗门一启，则溃决罔竭，非他湖之比。但其刻尚存，苟固而不毁，将来失业之民，又藉以为口实。尚丐一言，以志不朽。遂潜书于左。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朔日。
注释：
樊继祖（1481--1559）:字孝甫，号双岩，郓城南关人。弘治十四年（1501年）辛酉科举人，正德六年 (1511年)辛未科进士。初任临颖知县，继为御史。曾任河南副使、江西参政。以佥都御史主持平定大同兵变。嘉靖16年（1537年）升兵部左侍郎，嘉靖19年（1540年）升兵部尚书。嘉靖22年（1543年），改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督御史，封太子少保。在朝居官40余年，后辞官返乡，卒于嘉靖37年（1558年）9月5日，享年78岁。著有《双岩奏疏》、 《十友传》、《山海纪程》、《金丹集》等流传于世。
曩:往昔。
寓边陲：指樊继祖以兵部尚书出督宣府、大同等处军务，兼理粮饷。
岁在辛丑：指嘉靖20年（公元1541年），是干支纪年的辛丑年。
王以旗(1486-1553)：字士招，号石冈，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除上高知县。征授御史，出按河南。嘉靖年间，累迁兵部右侍郎。以修浚徐、吕二洪，拜南京右都御史，召为工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又代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曾代为总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加官至太子太保。卒后赠少保，谥襄敏。有《漕河奏议》、《襄敏集》。王以旗系樊继祖同榜进士，嘉靖年间又与樊继祖又同任兵部正副主官，联系应当较多。
佥：皆，都。
二洪：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是徐州段运河的两处险要地段。《明史河渠志》称: 徐,吕二洪者,河漕咽喉也 。徐州洪，宋元时又称百步洪，位于州城东南二里处（今徐州市区和平桥一带），因巨石盘踞长百余步而得名。万历(徐州志)卷3载：“徐州洪在州东南二里许，巨石盘踞，巉岩龌龊，汴泗流经其上，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吕梁洪,位于徐州城东南50里处的吕梁山下(今坷拉山,海拔146米),因处在古吕城南,且水中有石梁,故而称“吕梁洪”。吕梁洪比徐州洪更为险恶，分为上下二洪，（今铜山县吕梁乡上洪村至下洪村一带），绵亘七里多。永乐以后，漕运悉归内河，运河成为南北漕运的惟一通道，二洪是整个大运河的咽喉所在，是明王朝漕运的生命线，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每年经二洪北上的漕船多达万余艘。运送漕粮400余万石。由于明代借黄行运，二洪位于黄运交汇之处，黄河的淤、徙、决对二洪影响很大，往往导致二洪决溢或水流浅涩。
不佞：谦词，指自己。
督木川湖：指樊继祖受皇命到四川湖广一带采用大木建北京九庙。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三月，樊继祖以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身份，奉敕前往四川、湖广督采皇木，营建北京九庙及京城宫殿，全力督办，数万各类大木如期而至，被特旨加封为太子少保（从一品）。
恓恓：惶惶不安的样子。
蛊：受害。
迍（zhun）:行走艰难的样子。
污：此处意为停积不流之水。
厉：严格。
奄然：微弱。
囿：园子，古代天子、诸侯养畜禽的场所。
捐：舍弃。
不遑：没有时间，来不及。
胥：皆，都。
闲旷：空阔而无人使用。
李梦祥：字幼徵，明朝嘉靖乙未(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进士。初任温州推官。后转工部主事，治水山东，有疏河赈济功。升郎中，营建太庙。出知思南府。
质：此处同“贽”，指初次求见时拿的礼物，本文是说李梦祥带着湖图来见自己。
译文：
辛丑年（1520年）我以兵部尚书出督宣府、大同等处军务。那时，黄河南迁，因缺少黄河水的补济致使运河难以通漕，人们议论很大，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我知道，当时派兵部侍郎王以旗前去主导这件事情。王以旗在奏疏中提出的办法是：浚泉、建闸、复湖、导河，大家都认同他的思路。
我当时说：此前运河长期畅通没出问题，就是因为以黄济运。现在想尽快使运河恢复通航，为什么考虑不到徐州洪、吕梁洪以下河身散阔，远非沂河、泗水那些汇聚的泉流所能接济的（言外之意，现在南迁的黄河已无法接济其以北的运河，想用山东一带的散泉细流直接接济运河河道，其水量难以达到漕运通航的要求）。要紧的是，首先疏浚泉流，其次恢复湖面，再其次建闸。但是，泰山、徂徕山等处的泉水经汶河等途径流到各个湖中的水量是很小的，况且很多湖地又被不法民人占有，事情很复杂，我怕很难完成预定的任务。
后来我奉命到四川、湖广一带督办京城九庙建筑及京城宫殿所需的木料，开始心里比较紧张，唯恐不能为国家取得应有之利。而在我遍览洞庭等各湖都是大水弥漫，浩浩荡荡，完全看不到边际，即使遇到干旱、洪水等灾情，也足以倚托这样的大湖调蓄解决，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便暗自高兴，于是，叩首再拜，一边动作，一边说：我们国家千秋万代宏大无边事业的保障，不是在这里吗？不是在这里吗！（言外之意，更坚定了着力恢复南旺、蜀山、马踏等湖调节水量确保运道畅通的观点。）
如果弊不能革除就会受其害，如果利不能兴举就会受其累。现在看，南旺一带周长数百里的泥污之池，将各处的来水蓄集其中，称之为水柜，难道那些古人真的没有见地而一定这样做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严格对这一带民众的管理。（言外之意，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在南旺一带建多个水柜以调蓄水量，是非常正确的决策。至于后来一些湖田被当地民人侵占、冒耕、毁堤，是因为管理不善，关键的问题在于严格管理。）
经传上说，文王豢养畜禽的园子，有方圆千里之大（实则是齐宣王问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吗？而“地方千里”，是孟子在其他场合说的“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此处可能是樊继祖记混了），而南旺湖一带，也就是一个小小封国那样的区域，现在用这种像是一刀砍出来的渠道，勉强供应全国各地无限的需求，已经非常困难了。即使拿出方圆几千里的土地修一个大湖，也不为过于浪费。为什么呢？势有轻有重。只有几个人的家庭，还有不能及时照顾到的事呢，何况这运河是皇帝非常重视的国家工程，根本不是当地小民所拥有。
国家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办法使用的时间长了，便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就得把此前形成的占田毁湖的状况加以解决。然而，如果不这样做，堂堂皇家将靠哪里供给呢？所以，我暗暗为这种改变而高兴。但是，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会提出异议，说这样把会使大片土地闲置无用。我说：即使是各个湖泊在那里闲置，只要能使运河水不至于跑漏，这已经是利益了。现在这些湖泊水波荡漾，水生物鲜活，这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民众，都很有利。这恢复湖面的工作，关系还算小吗！这种道理，如果不向大家宣传，必然还会产生不同意见。
于是，李梦祥带着一幅《南旺湖图》前来见我，说这种图以前刻过，旧图上湖的范围是方圆六十里。后来琅琊王公、太原郭公根据《漕志》，新开一个蜀山湖，得湖面方圆一百八十里。湖水都有源泉，只要闸门一开，即使是运河溃决，也可补充运河水量，不是其他湖泊可比的。但是，原来刻在石碑上的旧湖图还在，假如那石碑坚固而不被毁掉，将来可能有失业的农民拿那个旧图作为他们侵占湖地的说辞。所以，他们请求我写这篇文字，记述这个事情，长久地留示后人。于是，我便把这段话，悄悄地写到下面。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朔日。
分析：
明代重臣樊继祖的《南旺湖图说》，是樊继祖的后人、菏泽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樊庆堂先生发给我的，樊先生又是从济宁市运河文化学者焦振炜那里得到的。焦先生提供的《汶上文史资料第九辑》，收入了本文及《修复南旺湖奏略》、《南旺湖东界石禁约》、《重修南旺湖记》等与明嘉靖年间重修南旺一带三湖（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有些文献将三湖通称为南旺湖）相关的文献资料。
这次重修南旺湖的背景，相关资料记述得很清楚。早在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通会通河，使京杭大运河自临清至徐州茶城段恢复通航。当时工程的关键，是“引汶济运”，建戴村坝阻遏大汶河水，开小汶河，将汶河水引至南旺这一运河的地理高点，利用南旺分水枢纽，使汶河水南北分流，被称为“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另有说法南分其四，北分其六），实现汶水济运的目的。但是，大汶河是泰山、徂徕山诸泉下流形成，应当算是季节性河流，其水量有限。为了确保运河四季有足够的水量能够通航，便在运河寿张至济宁段修有安山湖、南旺湖、马场湖、昭阳湖，称为四水柜，以调节运河水量。（据说，南旺湖在嘉靖年间重修以后，不同湖区有不同的名称，运河西侧建有南旺湖，运河之东小汶河之南建有蜀山湖，运河之东小汶河以北建有马踏湖）诸湖与运河河道间建有数量不等的闸，在丰水期接受四面来水，枯水期往湖中补充水量。如此安排，再加有黄河（明代经徐州由淮河入黄海）水调节（“引黄济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保了运河漕运。
但是，时间久了，南旺诸湖不断遭到破坏。“安山、南旺（此处系南旺、蜀山、马踏湖的总称-卢注）二湖不知始自何时，被人盗堤盗种，认纳子粒，以致湖干水少。民又于安山湖内复置小水柜，以免淹漫，遂致运道枯涩。”（嘉靖年间河道都御史王廷《修复南旺湖奏略》）。这种情况，平时尚能加上引黄济运的水量维护运行。可是，在嘉靖十九年，黄河南迁，经毫州经涡河入淮，山东一带的运河无法得到济运的黄河之水，便使漕运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运河畅通，朝廷便派王以旗前往南旺主持恢复通航大计。
王以旗的方略，当然还是继承明初宋礼的思路，恢复大运河南旺枢纽的功能，具体的办法，就是浚泉、修湖、建闸。樊继祖与王以旗是同榜进士，嘉靖年间还同为兵部主官，他们的交流接触应当是比较直接的。只不过在王以旗治理南旺一带运河时候，樊继祖已经以兵部尚书出督宣府、大同等处军务。他没有机会直接参与这件事，但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樊继祖写的这篇《南旺湖图说》中，可知他一开始就敏锐地看到了工作的困难及关键所在：仅用汶河、沂河之水直接济运，远远达不到运河所需的水量。尤其是徐州洪、吕梁洪以下的河段，原来本是黄河河道，运河在这一段是“借黄行运”，现在黄河南迁，原黄河河道没了，这一段运道又比较宽浅散漫，用汶、沂流过来的那点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那么修湖呢？不少原来的湖面，现在都被不法农民侵占，恢复这些湖面，面临很大的困难。
其实，那段时间，关于如何对待圈占、冒耕湖田及窃决湖堤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只民间，甚至有大臣上奏，要求朝廷允许农民据湖田耕种交租。“嘉靖中，廷臣请将安山、南旺一带水柜余田给佃种，办纳子粒”（《修复南旺湖奏略》）。但更有一批有识之士，坚持恢复湖面，确保运河航运。河道都御史王廷便上奏朝廷字，要求禁止将湖田租给农民。王以旗受皇命主持保漕大计，更是“建议修复官湖，筑堤岸，建水门、闸座以图永久。素常盗种决堤之民，尽行问遗驱逐，不许佃种，以启弊端。”在这一点上，王以旗和樊继祖的观点是一致的，王以旗的想法和行动，应当受到樊继祖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樊继祖在看到洞庭湖等大湖之后，坚定地认为，湖可以为国家大计所依托，看事应当从大处着眼，不能因小失大。那种以湖田闲置为损失而贪图田租小利的行为是错误的。运河航运，关系国家大计。因为十分必要，占再大的湖面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在《南旺湖图说》一文中说：“文王之囿方千里，彼奄然一国耳，乃今以藐然一刀之渠，衍而供万方无厌之求，已为至艰。虽捐数千里之地而为一钜泽，不可为过侈，何者？势有轻重。则数口之家，有不遑恤，而况乎王居之旧，则又非斯民所得有者。”与樊继祖、王以旗持相同观点的不少。《修复南旺湖奏略》便指出：“然侍郎王以旗请复官湖之意，凯有仇于民而不知认纳子粒之为利哉？以国家漕河之利，有大于子粒之利，百姓固可恤，而漕河失利尤可虑也。”《修复南旺湖奏略》还说：“然自官湖议复后，而东平、汶上之民唾涎湖地，何尝一日忘情哉？”“且小民奸顽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国法，顼者议复官湖，已尝惩创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种办子粒，则将一家开报，数名占种，不计顷亩，遇水发入湖恐伤禾稼，必尽决堤防以满其望，所名水柜者，将来为一望禾黍之场耳，而漕满足要求何所赖哉！ ”由此，足以验证樊继祖当时对修湖所遇困难的先见之明，以及对修复诸湖确保运河航运这一大计坚持的观点。
王以旗治理南旺湖、安山湖，下了很大决心，采取了有力措施。“会同漕运管理河都御史周公金、郭公持平，暨内外诸司，相与远稽近考，尽得湖泉放失之由”。“于是案图以正疆界，昭典宪以摄豪强，敕官联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受方略，先浚诸泉以开湖源，继疏四湖以为水柜。又以南旺地当要会，用力尤多。”“所以群策比效，甫三阅月，而百年漕政犁然悉还其旧是。”（《重修南旺湖记》）。
工程成功，“仍议勒石纪成，用昭久远”（《重修南旺湖记》）。当时，工部都水清吏司管理南旺闸座主事李梦祥立了几块碑，其中包括吏部文选郎中王道撰写的《重修南旺湖记》，也包括樊继祖写的这篇《南旺湖图说》。樊继祖在文中说得很清楚：李梦祥质《南旺湖图》一幅以进曰：“此旧刻为方六十里。迨琅琊王公、太原郭公爰考《漕志》新创蜀山一湖，得百八十里。且水为有源，斗门一启，则溃决罔竭，非他湖之比。但其刻尚存，苟固而不毁，将来失业之民，又藉以为口实，尚丐一言，以志不朽。”也就是，王以旗恢复南旺诸湖并戡定边界后，新刻了湖图。因为恢复诸湖以前刻的老图还没毁掉，怕以后当地失业农民再以旧图为借口圈占湖田，所以，前来请樊继祖写这篇文章，作为以后长期管用的依据。
李梦祥来找樊继祖写这篇《南旺湖图说》，有其充分的理由。漕运河道治理，是工部职责范围。樊继祖在嘉靖二十二年，便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去湖广采应城所需大木。写《南旺湖图说》的嘉靖二十三年，樊继祖应当还是工部尚书。李梦祥请领导写碑文，自然能找到最高的为有力。况且，樊继祖也的确在工程方面很有能力和影响。还在他担任兵部侍郎的时候，他便主持修建过沙河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皇帝还命身为兵部侍郎的樊继祖督造沙河城，“今特命尔不妨部务，前去总督工程，宜亲诣沙河地方，督同顺天、保定二处巡抚都御史并巡按御史，公同遵照朕亲定地方，丈量高广及延袤时数，逐一相度”“如地势高下、偏正与原定标准或碍，亦听尔等从长议处停当奏闻，务要坚固，以图经久。”（嘉靖版《郓城县志》所载皇帝敕文）。沙河城是皇帝的行宫，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在工部建造时，皇帝特意从兵部派樊继祖总督沙河城的建造，足见樊继祖在工程方面的影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嘉靖二十二年，皇帝派樊继祖到湖广，为修缮北京九庙和京城宫殿督采大木，也说明了樊继祖这方面的才能之大。嘉靖二十年王以旗赴山东主持南旺湖一带运河修复，樊继祖由于主持大同、宣府一带的军事工作，不能亲自参与运河的事务，但他作为王以旗的同榜进士、兵部同事，参与运河治理的研究和讨论，还是有机会的，他的观点，对王以旗治理运河方略的制定，应当有一定的影响。
有工部尚书、主持治理运河的王以旗的同年的身份，再加樊继祖的家乡郓城南关离南旺运河枢纽仅几十里，种种因素说明，这篇文章找樊继祖写，是很顺理成章的。
樊继祖这篇《南旺湖图说》载于《汶上文史资料第九辑》。原碑在何处，相关文化学者有所考查。田林有篇《南旺湖图考》，讲得比较祥细。文中提到“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内原存一段石碑，上刻河湖图一幅。观残段，原碑应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文字部分，下部为图刻部分，中间断裂，上部遗失，仅存下部图刻及三五个文字。”“半截残碑1978年移于文化馆，今存县博物馆。刻绘图高0.95米，宽0.86米，祥细刻绘以南旺分水口为中心，上自开河，下至长沟的运河河道、三湖水及有关闸渡等”。田林在表述图碑形成背景时，特意与樊继祖的《南旺湖图说》放在一起说，这说明，他认为那段残碑上部的文字，应当就是樊继祖的《南旺湖图说》。只是出于社科研究的严谨，鉴于残碑上部的文字几乎全无，所以，他补了一句“在无有确凿证据之前，当不敢冒昧认可”。但，田林还是论证了残碑形成的年代“当在明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并且与嘉靖二十年的《南旺湖东界石禁约》“圈定范围与碑图绘制范围和地名均相附合”（碑图尚在，虽有剥蚀，但不像文字那样仅剩二三文字）。田林言外之意，就是那块残碑与樊继祖的这篇《南阳湖图说》，有很多方面是契合的。
樊继祖的这篇《南阳湖图说》是否就写在田林文中提到的那块部上部，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推测为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