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在宜昌
文如其人的意思是观其文即知其人。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或艺术风格应该和作者的思想意识、写作习惯、精神风貌、道德修养、个人品质息息相关，因为“言为心声”而“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语出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苏辙）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都说男人的第二张脸是皮带或手表，女人的第二张脸是头发或手，那么，作者的第二张脸则是通过自己的文章表现自己的心态、思想、性格、阅历和看法等等，就会让那些读到自己文章的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从而对作者其人也就有了几分敬慕之意。
李大钊说的极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果没有道义，没有敢于承担，何以家国天下？而没有倾力而为，文章就不能有血有肉，更不能打动读者。去年写过一篇《浮光掠影织布街》，其中有一读者留言批评我“切入了一些个人主观看法”，就有些叫人不解，自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文学造诣、道德修养、思想境界就是通过其发表的文章进行传播的，而一路读着文章中的文字，就能和作者有一神交，就能通过文章的发展，揣摩到他的思想与情怀。
比如读到诸葛亮的《出师表》里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除了回顾白帝城托孤时的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内外交困，也表明了他自己忠君爱国、鞠躬尽瘁之情。正是因为诸葛亮“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的真挚情感和一如既往的以身许国，才使得这篇文章具有如此深切的感染力，才能让读者通过这样率直质朴的语言领略到那位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所带给读者的无穷魅力。
北宋时期的苏轼，人称宋词豪放派之宗师，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颇有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之遗风；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能让读者充分领略他的才华与情趣，那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不过短短85个字，却把一个心情豁达、高远超然的人物形象凸显出来。
有人不赞成“文如其人”这个观点，而且用曹雪芹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进行比较，尤其是用曹雪芹晚年竟然落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与命运窘境的巨大反差来予以证明。殊不知，正是因为经历了锦衣纨绔、富贵风流、锦衣玉食、肉山酒池的奢侈富贵生活，晚年的曹雪芹联想起当今“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惨状，才会有感而发，才会下笔如有神，才会让读者沿着他的笔触去经历一番从鲜花似锦之盛到凋零衰败之境的沧桑变化。
这恰好证明，正因为有感而发才会文如其人。
不管怎么说，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章，因为在创造文学形象、阐述某个观点、解读某段历史之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加入了他们各自的思想和阅历，以及个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也就带有某些独特的个人印记。文如其人，作者自然就会被读者臆想成作品中的形象或作品中的思想倾向的执行者。因为读书的本身就是一种交流，有的是故事情节的交流（比如现在众多的网络小说），有的是写作技巧的交流（比如很多的文学流派），有的是情感的交流（比如作者的处世哲学和命运的多维性与读者引起共鸣）。
自己认为，故事情节的交流是当前快餐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快捷且肤浅；写作技巧的交流是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但不舒服；情感的交流是读书导致的一种共鸣，愉快而幸福，从而也引发出更深层次的某些探索，因为作者的内心世界确实可以通过文字叙述来体现出来。若文章气势磅礴且善于旁征博引，读来又厚重丰富，那作者想来肯定是学识渊博之人；若字字婉约句句隽秀，细节之中见功夫，就可想象着隐在那些文字背后之人该是多么清丽脱俗……
文章本来就是作者的所感所想而得出的结论，无论是政论、纪实、历史还是小说，都是作者的道德修养、知识和生活阅历的间接体现。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得有理，文如其人，言为其声。好文章绝不是单凭选题素材和写作技巧就可以堆砌而出的，行文如同做人，除了对社会有清醒认识、对生活有所发现，还必须要真诚、认真、痴迷其中，就和张永久老师对我承认的那样：“凡是做一件事，总是会痴迷其中而不能自拔”，才能有所收获。
不想以自己的揣摩来度量那些名人大家，比如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总能感受到他那种激愤的心情，总能想象他那嬉笑怒骂的神态、铮铮不屈的傲骨。比如徐志摩，诗风飘逸俊秀，对自己所爱女人深情款款，最后真的是“轻轻地走了”，就能想象出这样为浪漫而生的人，就只能这样浪漫地死去。钱钟书则声称：“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鸡蛋是文章，老母鸡自然就是钱老夫子，只是他同样也是文如其人。
读文如读人。那些浮现在名著中的人物，或风流倜傥或妩媚缱绻，或骁勇善战或英姿勃发，或才华横溢或婉约闺秀，或千姿百态或呼之欲出，在引得读者为之感叹的同时，也会想象那些人物和作者的形象完美匹配。其实，那些能够被读者认可，得以传颂和传承的文章，和张永久老师说的那样，大多来自于作者的倾力而为，表达真情，抒发灵性，才能让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谐统一，才能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
不敢和柏杨和李敖那样提着板砖满世界拍人，我只是喜欢通过自己喜欢的文章来揣摩自己熟悉而且关系不错的作家朋友，因为即便是我把他们吹得如何高大上，或是贬得一钱不值，他们都只是淡然一笑，不会与我计较。因为我所猜测和杜撰的那仅仅是他们的作品与自身形象的对照，对与不对自有公论。就是不知各位看官对以下这六位宜昌文史界的名角有何感受？
我有几个自认为值得交往的文史大家，张永久老师算一个。这个被誉为“著名传记作家”的大文人写过《袁世凯家族》、《刘湘家族》、《粉色官场》、《民国三大文妖》等力作，在我的感觉中，还是他的那部《黄金水道》更具特色。且不说那是他更为熟悉的环境，有着更丰富的阅历，也有着潇洒自如的表述，自然就有了一些让人过眼不忘的段落
……蜀通轮仿佛成了一个隐喻，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巨轮在一条古老的河流中艰难航行，巨轮朝着人类文明的方向，每一块水域的行进都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那条古老的河流上，反复不停的回旋着澎湃激荡的各种潮流——革命、立宪、皇权、民主、启蒙、暗杀、复辟……各种政治力量在古老的河流中交锋与博弈，形同漂浮于湍急的波涛之上的泡沫。那艘巨轮行驶得太缓慢了。轮船上的人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相信巨轮终将穿过历史的三峡，遥望到海平线上冉冉升起的那一轮红日。
此段文字虽说描写的是开埠之后洋船对宜昌到重庆这条黄金水道的开拓之艰难，也有着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力量围绕着各方利益在川江进行的一系列纷争，也有着各色人物在其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光怪陆离，写作手法传统熟练，带着微微泛黄的民国印记，还带着作者所特有的一种敏锐而细腻的标记。很多年前，在这部作品刚在《三峡晚报》上连载时，我就喜欢上了，这么多年过去，对这段隐喻仍记忆犹新。
有趣的是，张老师这样一个在民国历史写作上纵横捭阖，视野开阔的大家在文章中丝毫见不到气吞牛斗、器宇轩昂的样子，却偏偏在很多地方写的细腻委婉、很有张力，余韵十足。文如其人，读他的文章，想他的形象，就自认为他犹如民国时期那种穿一件青布长衫，带一幅金丝眼镜、插一支派克钢笔，提着藤箱、夹着油布伞，一步一步的走上宜昌码头的某教书先生。有知识而不浮夸，情感丰富而为人谦和。
张老师是一个外敛内张的小说家，在他近些年出的书中，还有两本张老师自认为能代表一下自己历史文学水平的作品。一本是《摩登已成往事》，被说成是“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被誉为“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起记忆的碎片。”一本是《袁家有故事》，那就更了不起。不知各位看官还记不记得2016年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做的专题片《袁家故事》，张老师在里面用宜昌话娓娓道来，那就是根据张老师的作品《袁家有故事》而制作的。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看看那个专题片，还打得开。
所以在张老师的文章中总会看到这样很有内涵却不甚张扬的文字比比皆是，很有特色。比如“季节正是秋天，峡江两岸漫山遍野都是红叶在燃烧，树叶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沙的神秘声响。仪态万千的棕榈树，开满了花朵的板栗树，结满了果子的李子树，还有核桃树、柑橘树、乌桕树、皂角树、秋海棠……一群白山羊在陡峭的山坡上尽情地嬉戏玩耍，仿佛是一群可爱的白色小精灵，正攀爬在一位神圣崇高的老人的膝盖上。”这就是闭上眼睛，触手可得的一种宜昌早已逝去的美景。形象逼真，情景生动，描写细腻，还和油画般的很有层次感。
张永久老师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有内涵、最值得深交的一介书生。
在没有将宜昌文史专家峡中樵与七旬之年仍笔耕不止的罗洪波老师在文字与现实合二为一之前很多年，我就是他的铁粉，对他仰慕已久。
如果文如其人，能够把张永久老师比作民国的一介书生，看了罗老师的文章，应该就可以将他的形象想象成三国时期的一骑勇将，有些沮漳河“灞陵桥上一声吼，喝断桥头水倒流”的张翼德之威风，也有些长坂坡上“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常山赵子龙的落落大方。不信？请看宜昌大公桥附近、夷陵长江大桥下那尊宜昌大撤退纪念碑上的铭文：
……铮铮宜昌，倾全城之众，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在敌机狂轰频仍、硝烟弥漫的宜昌码头和岭寒涧肃、滩湍水阻的峡江航道，鏖战于惊涛，劈波于漩流，万民挽臂，百姓伏脊，搬运号子和拉纤绞滩之呐喊怒啸苍穹。英雄城市，展开波澜壮阔之恢弘画卷，竭尽砥柱挽澜之磅礴力量，将民族工业精华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一幕。
像这样热情洋溢、极具感召力和演讲效果的文章在罗老师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比如在前不久举行的“回望宜棉路 共叙工友情”为主题的大型联谊会上表演的配乐诗朗诵《我和我的宜棉》就是他的力作，开篇就是：“长江奔涌出三峡，涛声是我们的歌。风暴里走出来的杰出儿女，担负起家国的苦乐。大三线在宜昌的万人纱厂，我们曾——气壮山河！”气势磅礴，掷地有声，令人震撼。
因故未能应邀到联谊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后来看到转发的实况视频也是很有感触的。深感罗老师很擅长这样用一连串的排比句、铿锵有力的语言、跳跃的文字来调动读者和观众的情感，以达到给人强烈的碰撞和最大的震撼。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步伐坚定，脸颊红光闪烁！走过坎坷，走出了蹉跎；百折不挠，无愧于家国！纵有凄风冷雨，我们也从容洒脱，初心不改，砥砺奋进，一路挽扶相帮；豪情满怀，慨当以慷，一路笑语欢歌！”
还有“清洗机件，女同胞的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柴油里；我们从南津关开凿来岩石铺垫，泥泞的道路才有了坚实的基脚；一筒筒圆木，我们从木排上抬起，在肩头递转，用双手接力上坡；八一钢厂，我们抬起钢筋一捆捆；白沙垴砖窑，我们背上红砖一摞摞……”还有“我和我的宜棉，那是青春年华的诉说”，“我和我的宜棉，那是荡气回肠的歌！”据报道，这首配乐诗朗诵在现场读哭了很多人，很多人拿出纸巾擦泪，朗诵者江新民更是几度哽咽。罗洪波老师也承认在创作时“泪水一滴滴滴在键盘上”。
这就是以己之情感人之心，这就是文如其人。想起了南宋俞文豹的《历代诗余引吹剑录》中记载的一件趣事，说的是：“东坡（苏轼）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罗老师的作品颇有苏东坡之遗风，我喜欢。
如果说张永久老师是一位传记大家，罗洪波老师是一位激情文人，曹宗国老师则是一个纪实杂家。且不说他的那部获得了矛盾奖提名的《巴山旧事》，也不说那部记叙五峰剿匪的《采花陵》，光是数量众多、质量上佳，很值得一读的众多文史随笔、文化评论、时政漫谈、学术研讨和诗歌散文就是著作等身，令人叹为观止。
什么叫做“大器晚成”，曹老师就是最好的注解。由于他一直工作在宜昌宣传部门，就有了传统文学的深厚底蕴；加之一直在传媒体制内担任领导，在时评和随笔中就有了高屋建瓴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就有了驾轻就熟的造诣。尤其是退休以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越发充满激情，从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岁月沉淀中不断获得灵感，不断推出新作，而且广受好评，真是令人敬佩。
曹老师的创作激情和涉猎甚广、知识渊博、学术认真态度都可以从他众多的文史评论、文化随笔中表现出来，有些是本人感兴趣和需要了解的，自然就读过，就会有所收获。文如其人，读曹老师的文章，就像与一位老者对话，有些学术性的咬文嚼字看不懂，除了高山仰止就忽略不顾，但绝大多数可以在茶余饭后随便翻翻，保不准就会有所启迪。不过最值得欣赏和自认为有必要向各位看官推荐的还是曹老师在《文史随笔集自跋》中提出的那个观点——站着读书。
……我认为只有“站着读书”，才能与古人真诚对话，与经典平等共舞，从而去伪存真、弃糟取精、释疑解惑，认识其真实的价值，切实增长自己的学识。也只有“站着读书”，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古人的智慧得失、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镜，古为今用。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便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也不当迷信书本、不被传统偏见和讹传所蒙骗，力求真知卓见、经世致用。
从曹老师小说创作的题材及写作手法的改变可以管中窥豹，看出他价值观和文学才华的一次飞跃。《巴山旧事》通过清朝雍正年间鄂西长阳“改土归流”的历史，描写的是近代土家族英雄传奇，展现了那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神秘的风俗民情，以及土家汉子和泼辣女人演绎的英雄传奇。作者就用天马行空似的视角、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近乎神奇玄幻的情节，构造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
而到了近作《采花陵》，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技巧都为之一变，给人焕然一新之感：通过解放初期，五峰采花发生的土匪叛乱、以及平叛过程中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展现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新与旧、血与火的一场生与死的考验。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仅是向读者叙述了当年那场清匪反霸的真实历史，更重要的是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还潜移默化的提示后人：不忘初心才能走向辉煌。
五峰土匪暴乱与解放军平叛的具体过程，以及那些反动势力的残暴、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摧枯拉朽、新旧社会的生死决战，以及革命烈士壮烈牺牲的经过都在曹老师的《采花陵》中有很好的情景重现。尤其是运用纪实和白描手法，近乎逼真的记录下那场战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程，并强调指出：“但愿我讲的故事能让人们知道并且记住，这里青山常在、白云悠悠、竟是谁在云端！”着实令人回味。
读曹老师的文章，就如同和一位知识渊博的老者交谈，虽然有些岁月代沟，但真心依旧；虽然有些唠唠叨叨，但受益不浅。
在我的文友中，周德富老师无疑是地方文史校注专家，别的且不说，就是能在数年内亲自担任总纂并点校注释整理完成同治版的《宜昌府志》，独自校注整理完成同治版《枝江县志》和乾隆版《东湖县志》这三部地方志，不仅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也在地方史学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足以傲视群雄。
顾名思义，整理本就是最基本的：将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并断句标点，难点就在于原来的那种影印本常常有字迹模糊和残缺遗漏之处，就得从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史料中寻找答案。这就非周老师这样静得下心、沉得下身、耐得住寂寞的专家不可。而校注版则复杂得多，首先要学富五车，博览群书，不仅仅是官府方志，连乡村野史、奇闻轶事也得有所涉猎，就必须是集大成者才能完成。周老师的精神想想就叫人钦佩。
但凡做文史研究、尤其是像周老师这样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挤出时间整理点校注释地方志的注定是忙得不亦乐乎，也是寂寞隐忍的；既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的皓首穷经、稽古钩沉，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愉悦，梦想丰满。就和周老师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史料收集整理枯燥无味，无名无利，但能还原历史真相。在拼接历史碎片的过程中，有着一种不言名状的乐趣。或许，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一部《枝江县志》、一部《东湖县志》无疑是周老师整理方志上的两块里程碑似的大作。能够将二十万字的原版扩大到六七十万字的整理校注版，主要是增加和丰富了大量的史料，使得查阅变得方便快捷；同时正本清源，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错误，补上了原刻本中的一些缺漏，也破解了部分困扰宜昌文史界几百年的一些难题。所以序言中称其“这是宜昌志书编纂的崭新成果，也是功德无量的文化善举，可喜可贺！”
就和周老师在《枝江县志》校注整理版2017年出版时发出的感慨那样：“此书虽然正式启动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但实际是我近十年研究枝江历史的一个系统总结。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借助这近七十万字的书稿，填补了全国解放以来的一个研究空白。已年五十又六的我已倍感欣慰了。”读周老师校注整理的地方志，就似乎在听一个明清朝代的史官解释历史，一丝不苟、津津有味。
周老师同时也是一个多产的文史专家，这些年除了独自校注整理了两部大型县志，牵头校注整理了同治版《宜昌府志》外，还分别编撰出版了《沮江随笔注译》、《张盛藻诗文集》、《朱锡绶诗集》、《雷思霈诗辑注》。近期又完成了《明代尚书刘一儒》一书，应周老师之邀，我还写了一篇《刘家大堰的前世今生》狗尾续貂，也是深感荣幸。只是缺乏周老师那种穷搜苦索的钻研精神和对地方文史的真挚坚守。
冬夜翻看周老师的大作，就想起了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 第三境也。”细细想来，周老师也许正在快步进入第三种境界吧。
彭翔华老师今年酷热之时回宜，打电话说要把他的两本大作《大城小巷》和《武汉童谣纵横谈》送给我，因在外地，故托张永久老师代收，也就错过一次与彭老师把酒畅谈的良机。好在文如其人，闲暇之余，翻翻彭老师的赠书，读读那些依稀还记得的武汉童谣，想想那些熟悉的武汉街巷，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我的姨妈在武汉，学生时代但凡寒暑假都会在那座城市度过；因为姨妈工作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现在的中部战区总医院）原在汉口黄浦路，后在武昌武珞路，再然后长大了，就不记得和那座城市有过多少次交集，因此对彭老师笔下的那些大城小巷感到分外亲切，对那些朗朗上口的童谣也记忆犹新。尤其是彭老师对汉口那些小巷人家的生活常态和社会风貌娓娓道来，更是妙趣横生。
先看这种市井风貌：“三皇街的女人们嗓子大，男人们声音粗，男的女的说话都爱‘带渣滓’，都喜欢‘充老子’，最有代表的是‘三养的’（婊子养的，幺姑养的，鸨妈养的）。”再看另一种小巷风情：“比如说人们开口说话就‘您家’长，‘他你家短’，早上见面必有问候，一时不见，则问长问短。”所以，彭老师总结说：“日常生活不完全是粗俗，在三皇街平时见到最多的还是讲礼性，讲文明，谦让客气，亲切合宜。”
彭老师的文章有着武汉男人所特有的“咵天”的调侃和风趣，比如这段：“夏天里，男将们可以‘打赤巴’（北京人唤之‘膀儿爷’），可以将条湿袱子（毛巾）搭在肩上，时不时的擦擦汗，扇扇风，有人还能将湿袱子抖着、抛着玩，虽不如二人转的帕子功复杂好看，但也能甩出几种花样来。女人们少了少了这份自由和潇洒，没有办法，再热她们也要注意形象（北京也没有‘膀儿娘’）。70年代末，我第一次到重庆，正好是夏天，重庆的姑娘们都穿着花短裤满大街的跑，令人讶然。”是不是有些令人喷饭？
彭老师祖籍武汉，自己又在汉口的那条满是人间烟火味的三皇街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可就是既没有武汉男人所特有的瘦削身板和精明眼神，也没有汉口老城区的男人那么幽默和圆滑。也许是青年时代就来到了宜昌，就有了些这座峡口城市南来北往的风采；也许是从事教书育人，桃李芬芳不说，也就有了些菩萨心肠和认真精神；也许是现在又经常呆在珠海和一帮人游山玩水，就有了些大海的胸怀！距离产生美。在彭老师看来，自己和武汉的这份“相看两不厌”的默契也正是如此。
就外形而言，彭老师有些时候与他的文章有相同之处：一张弥勒佛的笑脸，一副浑圆的体型，再加上爱运动、爱交际的性格，以及笑看风云的胸怀，能用老百姓的视角、武汉人的语言、简朴的文字、粗犷的色调，在《大城小巷》里表现出“一条小巷的风情，一座大城的基因，一幅民俗的画卷，一段多彩的岁月。”
就和他所说的那样：“景由心生，所谓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皇街的很多人都没有坐过小汽车，但他们并不羡慕那些能够坐小汽车的人。三皇街的人多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何等的精彩，但从不因自己的不精彩而垂头丧气，而影响心情。鼓皮房（有些类似宜昌以前的木板壁房）里的人自有自己的价值，自有自己的世界。”
翻着彭老师的书，恍惚之间，就仿佛和彭老师一道，穿行在武汉三镇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小巷深处，听他讲那些快要被遗忘的武汉童谣。也就在这个时候，由武昌区非遗中心推荐，市委宣传部上报的武昌市级非遗传承人彭老师的《武汉民间童谣辑注》喜获湖北省第十届屈原文艺奖（民间文艺类）的喜讯传来，真是可喜可贺。
就写作风格而言，张永久老师自是婉约细腻，罗洪波老师自是大张大合，曹宗国老师自是行云流水，周德富老师自是追根寻源，彭翔华老师自是幽默风趣，而李明义老师则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文如其人，如果把张老师形容为民国的一介书生，把罗老师形容为三国的一员骁骑，把曹老师形容成知识渊博的老者，把周老师形容为笔耕不止的史官，把彭老师形容为弥勒佛似的武汉爹爹，那写过《洋人旧事》和《宜昌开埠》的李明义老师就应该是十九世纪初的一位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谦谦绅士。
因为学的是旅游，所以有机会跑到美利坚深造；因为干的是外事，就有很多机会与老外接触，后来又因为从事党政工作，就养成了严谨认真的性格。所以在李老师的文章中，极少看见带有自己观点和意识的文字，他总是利用中国或宜昌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不是通过自己的描述，而是通过大量翔实的当事人日记、满清奏议、各国照会、原始档案、政府公报、各种报纸和照片来试图还原历史细节、重现历史现场，说明当时的真实，澄清某些疑团，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洋人旧事》读到那七个从当时的西方列强而来的洋人，分别在纷乱的清末民初登陆宜昌，在这片距离大海上千公里的重要内陆城市里演绎了各自的故事。他们中间有外交官、商人、船长、探险家、传教士等等，却在李老师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就可以看见立德乐和蒲兰田对川江航道发起的一次次征服，穆秉谦的教书育人和职业教育都开了宜昌先河，也可以想象威尔逊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抬头看见珙桐花那欣喜若狂的模样……
于是，我们就能从李老师讲述的《宜昌开埠》的那一历史瞬间，拨开历史的尘埃，看见距今快150年的1876年的宜昌，就可以看见“成为当时长江上最偏远的通商口岸”、“川鄂咽喉”、“英国觊觎已久的沿江重镇”宜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使得我们得以看见宜昌老城和新商埠区的当时真实模样。重要的是，李老师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解释了“宜昌为什么没有租界”的疑团，以及对“宜昌教案”和“宜昌兵变”的前因后果提供了详尽资料和特殊视角，那种多角度的史料解读，很值得一读。
赞同有人对李老师文章的评价的前半部分：“说洋人、看宜昌、见中国。”但不赞同后面所说的“谈旧事、寓新意、冀图强。”因为这个温文尔雅的李老师仅仅只是试图如实地还原历史的争相，给大家一个了解过去、记住历史的契机。稍稍深入而言，他的文章就是了解宜昌清末民初那段历史，那些洋人在宜昌的活动，以及宜昌开埠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的难得的工具书，仅此而已。
宜昌的洋人故事可以从宜昌开埠前的那些传教士和探险家说起，可以从开埠后的那些外国领事馆和洋行说起，李老师的《洋人旧事》和《宜昌开埠》就正是如此的开头。然后应该还有那五份《海关十年报告》、很值得一读的教会学校、挂着万国旗的外国商船，在宜昌大行其道的日本商社、沦陷初期的教会“避难所”，抗战时唐纳德的“飞虎队”，当然还有1946年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垦务局代为设计的三峡电站……所以，可以期待李老师再出佳作的。
文如其人，现在史学界风气不好，要么咬字嚼文，为一些无人关心的话题争执不休；要么抄袭剽窃，山寨造假，厚颜无耻；要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说八道，误导读者。就是很少有人和李老师这样，能够静下心来写一些不偏不倚但很有干货、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有水平的文章，从中外书海中找出若干资料，来加以验证“历史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应该给治学严谨、硕果累累的李老师叫声好，点个赞！（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