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中国天眼：从追赶到领先，专访“中国天眼”建造及科研团队
自中国天眼进入到成果爆发期后，人们不自觉地在中国天眼的新发现前加上了“又”字。8月18日，中国天文学家利用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辐射新形态，矮脉冲辐射的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天文》杂志。本周，《面对面》专访“中国天眼”建造及科研团队。
6月29日，中国脉冲星测时阵列研究团队在《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探测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关键性证据的文章，被认为是人类在探寻纳赫兹引力波的道路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李柯伽，中国脉冲星测时阵列研究团队、简称CPTA的发起人之一。
6月29日，在世界范围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脉冲星测时阵列研究团队，也在同一天发表了相同内容的论文。
记者：我们现在通过新闻知道这叫纳赫兹引力波，但是很多人觉得离我太远了，你们这些人打破头地往前去看、去收集、去分析，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李柯伽：首先纳赫兹引力波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告诉一般人纳赫兹引力波非常有意思。但是天文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宇宙当成一瓶矿泉水，装在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里边，我们能够看到的发光的宇宙只是里边的一滴水，还有99.5%的东西是电磁波看不见的东西，那么你就需要打开其他的观测窗口，来直接探测整个宇宙长什么样子，引力波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了纳赫兹引力波的存在。那之后，几代天文学家致力于探测它的存在，直到人类发现了脉冲星，认识到通过脉冲星测时阵列可以捕捉纳赫兹引力波的踪影，找到它才有了希望。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共有四支主要的脉冲星测时阵列研究团队，分别是澳大利亚的PPTA、欧洲的EPTA、美国的NANOGrav，和中国的CPTA，其中中国小组成立得最晚。
记者：看新闻说是你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他的几个国外团队是同时发表论文，同时互相验证，这是什么意思？
李柯伽：这个事情其实是挺偶然的事情。我们项目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观测，那么到了去年，我们需要整理一下这些数据，这个时候美国NANOGrav正在分析他们十五年的数据，欧洲EPTA在分析他们十八年的数据，澳大利亚PPTA他们有更长的数据。我们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向国际脉冲星测时阵列联盟，我们就意识到国际上其他几个团队也会在那个时间点附近发表他们的结果，那就干脆约好同一个时间这个文章出来给大家看到就完了。
记者：我们是最晚起跑的，满打满算从开始这个项目到冲刺我们用了多久？
李柯伽：从FAST有了第一个比特的脉冲星测试数据开始，到我们数据封存时间节点那个数据，三年零五个月。
记者：别人跑了二十年，我们跑了三年半不到，反而我们能够稍微比别人领先一点冲刺。
李柯伽：你要说领先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领先其实是某种意义上非常非常微弱的领先。我想你的问题是我们干的时间那么短，我们怎么去追上大部队的？
记者：我想所有人都会这么问？
李柯伽：因为我们有很大的望远镜，这个是决定性的。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中国天眼FAST是世界上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隐于贵州黔南地区群山的包裹中，属于大科学时代兴起后典型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的全名叫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英文首字母组合FAST，是“快”的意思。
姜鹏，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由于射电望远镜工作时需要屏蔽电子信号的干扰，FAST周边五公里都被设置成了电磁波宁静区的核心区。所以，《面对面》栏目的摄制组即使到了FAST的工作区，也只能在总控室里使用摄像机。
记者：李柯伽他们团队说，因为天眼很敏感，很好用，所以可以让他们在短暂的三年半不到的时间里面，就能够积累到可能别的团队用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所积累下来的这个数据。
姜鹏：这个是灵敏度决定的，天文领域就是这样，看似很浪漫的学科，但是在仪器竞争上是极其残忍、残酷的，你第一个看到是发现，你第二个看到可能就是验证。
在依山而建的FAST综合楼门前，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雕像静静伫立着。年轻的中国团队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追赶之前，南仁东和FAST团队经历了长达22年的漫长奔跑，而这一奔跑始于一个单纯的愿望。
南仁东：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建一个射电望远镜的愿望源于1993年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多国天文学家联合提出了建设新一代超级射电望远镜的构想。这个构想让参会的南仁东看到了机会。当时，他担任国家天文台前身北京天文台的副台长。
南仁东：国际的发展现状，天文科学的前沿在哪儿，就在那儿，你不冲上去没人等你。
20世纪中叶，射电望远镜的出现打破了人类只能依靠光学望远镜对可见光进行天文观测的格局。它通过捕捉天体的无线电波进行观测，口径越大、数量越多，灵敏度和分辨率就越高，当然工程的投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修建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由此成为国力的比拼。
1963年，美国建造了305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二十世纪十大工程之首。
1972年，德国建造了埃菲尔斯伯格1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号称地面最大的机器，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可转动射电望远镜。
1993年，印度在赤道附近建造由30台45米口径旋转抛物面天线组成的巨米波射电望远镜。
而中国在1993年射电望远镜的最大口径只有25米。这样的差距让中国天文学家的研究受到限制。
常进：天文学是一个观测学科，你没设备就不可能进展，我们国家和国际的差距太大了。
常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天文台台长，“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首席科学家。1993年，是他进入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第二年。
记者：当时紫金山天文台有什么？
常进：有几张办公桌，纸和笔，什么都没有，基本上那些设备都还是解放前或者解放初的。
记者：你想干事的话，想研究的话，靠什么呢？
常进：主要是利用国外的观测数据或者出国去，利用国外的望远镜。
记者：国外的望远镜可以随意使用吗？
常进：也没有，要申请。有些数据是公开的，我是搞空间天文的，国外的卫星数据基本上是二手数据到我们。人家已经发表了，已经分析完了，再从那些数据里面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和其他学科相比，天文学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相对活跃的领域。中国的天文学人可以申请国外天文台的观测时间进行研究，但那并不容易。也有部分人走出国门，比常进年长的南仁东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荷兰、日本、美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
他之所以认为国际合作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对中国是个机会，是因为他知道大型天文望远镜，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有充分的技术储备。国际合作可以弥补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欠缺。1993年末，南仁东与一批国内天文学者达成了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在中国的共识。
南仁东：你必须准备，重重困难，要有心理准备，而且要有行动准备。
行动的第一步是选址，选址需要和技术方案相匹配。三种方案：大数量、小口径；中等数量、中等口径，以及少量几个或者更大一点的口径，意味着不同的选址方向。
南仁东：三种方案，我们只有大口径少量的方案适合中国国情。
100米，是全可动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极限，这是由支架的承重力决定的。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是个例外，它的口径能达到305米，是因为它的台址利用了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洼地。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口径可以做大，同时还能节省土方工程所需的巨额资金。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找到既大又圆的洼坑的概率很高。
从1994年开始的选址持续了四年时间，记录显示，备选台址的数量经历了从3000个到300个到80个到3个的变化。最终，贵州省黔南地区平塘县的大窝凼脱颖而出。但是，争取国际合作这件事却越来越渺茫。
常进：当初南仁东提出这个方案，原创的思想，美国人、欧洲人对这个方案是很感兴趣，但是这个望远镜要落在中国，西方国家不是很愿意，那他决定自己干。
1998年3月，经过4年跋涉，以大窝凼为台址的FAST工程概念明确提出，53岁的南仁东亲自设计了它的标志。工程概念提出后，FAST项目进入到预研究阶段。
在这本回忆南仁东的文集中，最早参与FAST项目的朱博勤写道：万事开头难，1994年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都很现实，比如，第一个大困难就是：缺钱。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FAST的科研经费只有几十万元。因为缺钱，南仁东被团队的人戏称为“丐帮帮主”。
常进：我们可以看到南仁东先生的执着，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很穷，必须要有限的经费来用中国已有的技术能完成的这个技术力量实现中国天眼，所以很执着，这里面当然吃的苦很多，主要是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FAST的预研究包括了台址开挖、反射面、馈源支撑、测量与控制，接收机与终端多个系统，总计35个子课题，分别涉及了天文、测量、控制、电子学、机械、结构等诸多学科，在国内外均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可以借鉴。预研究阶段，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上百个专家团队参与其中，显示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建制化科研的强大力量。
2007年，FAST工程的整体方案和可行性报告，在经过中国科学院内部的激烈角逐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向国家发改委推荐的十一五建设项目。此时，距FAST启动已有13年时间，而南仁东的生命还有10年。
记者：为什么一个想法到能立项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常进：好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要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成功的事情，这个中间的路，这些技术你要解决，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找经费，所有的科学家都经历过，每一步都在这样，每天过的都是这样的。
记者：这叫不叫浪费时间？
常进：我觉得这不叫浪费，我相信对南仁东先生来讲也不是浪费。你所有的想法都要经得起考验，脑子里要转了又转，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不能指望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记者：如果说是大的基础科学的科学装备的话，按理说就是应当满足科学家的设想，但是你把钱，这个经费的问题，始终要放在第一位去考虑，为什么？
常进：我相信大多数，包括南仁东先生想法和我一样，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生，经历了改革开放，过上今天这种日子，谁都知道，你去西部去看看，南仁东去贵州，看看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就知道了。
记者：科学家身上要承担这么多东西吗？
常进：还是要有点家国情怀，国家队，你一定要想的是国家的事，你一定要努力往上跳一跳，不能是唾手可得，给我一百亿，我去弄个望远镜。
记者：我们有的时候想想，南仁东先生他能把天眼做成在于他的韧性，百折不挠，那他是不是偶然呢？
常进：我认为天眼的起步应该是必然的，因为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到了，这十多年不是浪费的，他是从一个别人没有人能相信你能成功，到一步一步人家相信你可能成功，然后概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国家批准了。
2008年10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两个月后，在贵州台址大窝凼举行的奠基仪式标志着FAST进入了建设阶段。
在这个转折点上，FAST团队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
姜鹏：2009年，那年我正好博士毕业，我看到一个招聘简历，就我身后的这个图，是一个500米直径的索网，还能变形，它的抛物面可以在它不同部位进行形成，而且要求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觉得这个项目可能是一个忽悠人的项目，但是这个招聘启事又别有用心地在它的最后附上一个发改委的批文，告诉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大科学工程。好吧，我想我就要去看看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2009年，本科和硕士学习工程，博士攻读固体力学的姜鹏看到了FAST项目的招聘启事。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FAST最具创新性的主动反射面系统。
所谓主动反射面，就是FAST的球面，可以根据观测目标的位置改变形状，瞬时形成一个300米口径的抛物面，用来接收并跟踪观测目标发出的无线电波。这是FAST和外形相似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最大的不同，相当于FAST的眼球会转动，而阿雷西博的不会。但面积庞大的主动反射面如何改变形状，索网是关键。它既要支撑反射面，又要让反射面动起来。这个设计让姜鹏感到不可思议。
记者：既然你对它打了问号了，为什么还把简历投去了？
姜鹏：就是因为它看似不可能，我才想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它这个几乎满足了我对一个传奇工程所有的设想，如果它是真的话。
记者：什么是传奇工程？
姜鹏：就是它太难了，看似不可能，这个东西的创造性，包括工程难度等等。我觉得这是很难遇到的一个工程，到现在来讲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在经历了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几乎是第二天，姜鹏就接到了被录用的通知。在FAST团队，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利用力学模拟软件做索网的力学模型，用来验证索网概念能否成立，姜鹏用四个月完成了这个任务。通过力学模型进行评估和计算，索网使用的钢索要达到500兆帕，200万次的疲劳强度，但放眼世界，应力幅超过300兆帕的钢索还未诞生。曾经在工厂从技术员干到技术科长的南仁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姜鹏：我们进行了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大规模的一次索疲劳试验，如果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报告，你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工作是被一个叫天文台的单位来主持研制的，天文台不是看星星的吗，怎么还搞这个东西？
时过境迁之后，姜鹏可以用这样轻松的口气谈论索疲劳实验，但在当时，索疲劳问题让FAST陷入争议中，甚至有人觉得FAST无法继续下去。在既不能后退、又不能改变设计初衷的前提下，索疲劳实验是FAST团队唯一的出路。
姜鹏：那是南仁东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是中国天眼最颠覆性的一段风险。
记者：在那个时间点上，你和南老之间你们身上的压力和任务的目标都不大一样。
姜鹏：我是个最基层的工程师，我只负责做好我分内的事就可以了，真正的工程负责人肯定是南老师，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是非常难受的。每次我到他办公室里，那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头发就是立着的，我坐在那看着他走来走去，很少坐下来，之前之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状态。
实验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通过涂层工艺的改进和柔性的优化，新的钢索逐渐接近着FAST工程的要求。
南仁东：我们现在所用的钢索应力幅可以达到550，疲劳周期可以达到200万，原来没有这样强度的东西，FAST推进中国的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钢索标准，不是专利，你懂吗？是标准。
钢索有了，索网的安装又成了新的挑战。
姜鹏：之后涉及索结构的安装，6000多根索，2000多个节点盘，上万个关节轴承，都是在空中一个个散拼的。工人天天都吊在几十米高空上，后来我们对所有的索进行复查，发现16根做错了，全拆了，重新装，其实过程还是蛮艰难的。
FAST的多个系统都采用了创新型技术，在这本回忆文集中，严俊写道：创新的左手是希望，右手是痛苦，最难的时候，老南站在FAST150多米高的馈源支撑塔上跟自己发狠：“FAST要是建坏了，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记者：你观察他这是一个什么老头，他要做的这件事，他对这个项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付出？
姜鹏：全心全意投入，非常坚持，他其实身上还是有很多这个时代缺乏的品质。比如执着是其中之一，包括他非常刚直的性格，你可以说他桀骜不驯，可以用其他词汇去形容他，这绝对是这个时代所匮乏的。
这是FAST工程建设期间，工作组记录到的画面，仅仅是圈梁的落成就能让68岁的南仁东忘情地奔跑。从1994年开始，FAST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就在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时，肺癌让他不得不离开工地。手术治疗伤及了他的声带，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声音洪亮，只能用气声讲话。
2016年9月25日，总投资11.49亿元的FAST工程完工落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在这封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FAST工程称为中国天眼。
它有着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反射面，它的馈源舱重30吨，由6根钢索控制，可以在140米高空、206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定位。它无疑是庞然大物，但却有着极高的定位精度，500米的尺度上测量角度精确到8角秒，10毫米的定位精度最高做到了3.8毫米，这是世界范围内射电望远镜在灵敏度这个重要指标上的制高点。但想要真正站到这个制高点上，FAST还需经过最后一跃，那就是调试。
南仁东：完工了以后，我当然心思都在怎么把它调试好，望远镜得调试，还有一段路要走。
常进：这个调试过程中，我觉得有两件对南仁东帮助最大的事情，一个是支持他换用年轻人，因为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起步了，当初跟他的人已经跟了二十年了，已经年纪大了，所以那时候让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负责人全部换成年轻人，年轻人没日没夜一年左右把这个望远镜调试成功，这个我觉得是南仁东先生比较大的一个决定。
南仁东的这个决定，将年轻一代推到了舞台的中央。2017年4月，FAST工程正式成立调试组，由姜鹏接替南仁东，担任调试组组长。
姜鹏：在世界上找一个第二个跟FAST工作方式类似的，你找不到，你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供你参考。
“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中提到，希望“高水平管理和运行好这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中国科学院积极落实总书记要求，为了推动FAST成果产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FAST科学委员会。
常进：中国科学院支持他成立科学委员会，从全中国全世界选最优秀的项目，用最好的望远镜出世界最好的成果，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运行的指导思想。
科学委员会的任务是为FAST选择科学目标和研究课题，经过广泛的征集和论证，五个研究方向被确定，其中就包括多波段观测脉冲星测时，李柯伽由此进入了科学委员会的视野中，他从2003年开始，已经有了十年研究脉冲星的积累。只是，在FAST建设的这些年中，他只能和前辈一样，依靠国外的观测设备。
李柯伽：一开始做理论，纯理论研究，看别人的数据。
记者：我以为你研究天文是要看星星，但是没想到，你是看别人的数据。
李柯伽：我们实际上连别人的数据都拿不到。我们只能根据别人的数据，发表的论文，看他们的观测结果，来研究我们的理论。
李柯伽一直期待能使用FAST做观测，但这取决于调试组的工作进展，而姜鹏带领的调试组经过分析后确定，他们的第一步是让FAST成为一个能动的望远镜，第二步是成为一个好用的望远镜。
记者：我还是不明白调试到底是干什么，我们以做钢琴为例，前期建索网的时候，我们就打个比方，你做一架钢琴。
姜鹏：不用打比方，我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望远镜建成了，上面六套索挂一个馈源舱，下面一个反射面网兜，挂着4450块反射面单元，这是一个望远镜结构摆在那了。望远镜怎么动？怎么安全动？怎么高精度动？你有办法吗？想这个办法的过程，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调试。
调试过程异常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风险。姜鹏带领的调试小组从最初的七十人左右发展到一百人，专业背景涵盖了电子学、测量控制、天文学、力学、机械等等。2017年8月28日，FAST成功地对同一个天体跟踪了两次，一次十分钟，一次四十分钟。姜鹏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发给南老师，“我们的望远镜能跟踪了”，南仁东的回复是“祝贺啦！结果不错！虽然我不知道观测细节和源的名字，下次告我即可，谢谢大家，老南”。
18天后，南仁东辞世，享年72岁。他曾经说过：FAST是为中国的下一代天文学家建造的，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记者：你开始用天眼是什么时候？
李柯伽：我正式获得授权可以利用天眼做观测，是到了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记者：2019年它在调试期就可以搜集数据了吗？
李柯伽：你在工程期里边开展一些科学观测，能搞明白仪器是不是正常工作，但是像这次，我们实际上一部分数据是在调试期获得的，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
从拿到第一批数据开始，李柯伽领导的小组开始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奔跑，姜鹏带领的调试小组也在奔跑，他们用两年时间完成了FAST的调试，和国际同类望远镜的调试期相比，几乎缩短了一半时间。
记者：你们拿到自己去分析自己得到的数据的时候，这是什么感觉？
李柯伽：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数据，这个不是很严谨，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花了大量的力气，现场做的观测，把数据记录下来，我们又翻山越岭进去把这个数据背出来，当时我们把这个数据放到我们服务器上的时候，可以开始读取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受？
记者：如果说这么费劲，肯定是拿到就读，不管几点都要读。
李柯伽：对，是的，数据是中午下了飞机以后，赶到机房，我们干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把这个基本的数据处理完了，这个时候才停下来。
随着服务链条的快速完善，很快，李柯伽的数据不再需要他们人肉运送。
姜鹏：现在从你观测的任务提交、评审，观测计划制订，一直到数据下行，一直到数据获取，全链条的，他们都不需要到现场。
记者：这就属于最后一公里你得打通了，它才能真正用起来。
姜鹏：到现在为止这个望远镜的运行服务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2020年1月，FAST通过国家验收。2021年3月，FAST正式向全球开放共享，已有14个国家（不含中国）的27份国际项目获得批准并启动科学观测。在FAST运维团队的努力下，它的年观测时长从5300小时增加到6000小时，达到了国际同类大科学装置的水平。
姜鹏：现在望远镜一年运行六千多个机时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
记者：为什么能做到呢？
姜鹏：我们做的工程质量还是过硬的，另外我们想了很多奇思妙想的办法，我们是第一个把激光测量技术做成系统融合的，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包括反射面用力学模型来指导，也是全世界可能第一，这都是我们自己想出的办法。
记者：你们会有供不应求的感觉吗？我可利用的小时就这么多，但是跟我提出要求的科学家有多少。
姜鹏：这太多了，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时间能不能再多出来一点，确实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申请的资助比例大概是六个小时才能支持一个小时，所以这个也基本上是国际上一流望远镜的竞争水平。
在FAST的保障下，中国脉冲星测时阵列小组只用了三年零五个月，就获取了有说服力的数据。在四支脉冲星测时阵列团队同时发布的报告中，中国团队的数据置信度是最高的，李柯伽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通过数据积累，让置信度达到五个西格玛。
记者：这意味着你们要做多少工作呢？
李柯伽：我们的估计是下一轮数据发布，中国脉冲星测时阵列合作团队下一轮数据发布，应该就可以到5个sigma了。
记者：如果你们走出了领先了一点点，别人在后面领先也有可能吧。
李柯伽：完全有可能。
姜鹏：因为现在面临的国际竞争其实还是蛮激烈的，其实很多国家一看FAST建成了，他们也在想办法，因为这个是他们一直领先的一个领域，突然有人超越出来，他们也要，竞争是永远存在的，我希望能提早去考虑这些事情，这样我们中国天文学家才会持续不断产生领先世界的科学成果。
自人类进入到大科学时代以来，科学前沿的革命性突破，越来越依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中国天眼”的运行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建制化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科学委员会和时间分配委员会共同统筹望远镜运行的相关战略规划，既要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能，同时也要促进重大基础研究科学成果的产出。未来，围绕“中国天眼”布局的引力波探测研究、射电天文大数据等科技中心，还将发挥辐射、引领及推动作用，成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姜鹏：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科学院建制化工作方式。建制化工作方式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管理方式，你看我们这个团队150个人大团队，分着各种专业，像天文学的，力学的，结构的，测量的，控制的，电子学的等等，是一个大规模的组织方式集中组织望远镜的调试、运行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得比较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国天眼FAST从无到有的历程，其实是国家对基础研究日渐重视、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日渐增多的过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之重器，仅以天文领域为例：2015年郭守敬望远镜的落成，悟空探测卫星的成功发射，和FAST一起，成就了中国科学家对宇宙更深远的探索，而正在研制中的中国首个大型巡天空间望远镜更是让人充满期待。
记者：常院长你看如果说把天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它是多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悟空，还有天眼，它是两根非常长的板子。但是它是一个木桶，如果我们就是这两根板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继续把每一个板子都要做到这么长，还是说我们就把这个长的做更长。
常进：天眼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要锻造更长的板子，现在中国科学院正在组织队伍进行升级，在周围有可能布一些小的望远镜，先做成一个核心阵，最关键还是光学，我们光学这一个波段，跟国际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记者：李柯伽老师说天眼很厉害，但是国外同行正在建比天眼大六倍的，而且有这个望远镜的阵列。当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常进：第一个是向领导汇报，第二个希望国家尽快立项。我们布置了几个队伍，谁干得好就用谁的，要用新技术。准备工作做好了，等国家批准了，我们立即就跑，而不是再去找衣服，换鞋子什么的。
制片人丨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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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丨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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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