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手机中的“战斗机”，为何只剩老人机？波导陨落与传音崛起
提到手机，说波导是第一个为普通中国人都能记住的名字，相信不会有太多的异议。手机中的战斗机，如雷贯耳。可谁也没想到，仅仅才几年，这一切竟成了遥远的回忆。波导还在，不过已不是那个驾驶战斗机扶摇直上的手机品牌，只是个生产手机主板，而且主要靠理财聊以度日的被人淡忘了的企业，不知今天波导的掌门 徐立华 坐在孤零零的办公室，看着昔日那些在战斗机一般轰鸣下漫天飞舞的蚊子苍蝇嘤嘤嗡嗡，已成了空中的主宰时，会是怎样一副表情。
波导的脱颖而出
从1981年考进西南交大计算机系学习算起，湖北随州人徐立华前后经历了整整10年的学人生涯。四年学士、三年教书、再有三年读研。10年后的1991年，不知什么原因，28岁的徐立华突然离开学校，来到了遥远的深圳的一家外企，从事传呼机研发工作。
工作一年后，他意识到了中文传呼机即将成为市场主流，在私下里完成了一份中文寻呼机可行性报告，随后辞职。拿着这份报告，在工作的深圳、近邻的中山、读书过的成都等地寻找创业机会，却没人理会。直到浙江奉化，突然有了转机。
当时由徐立华的同学徐锡广牵线，最终奉化政府达成了投资波导的意向。在双方谈判初期，当地政府出资510万元。但研究之后却发现这个数字远远不够，谨慎行事的奉化政府决定找专家来进行研究论证后再作下一步打算。巧合的是，这个专家正是徐立华的旧友隋波，早在徐立华在宁波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便已结识，隋波被徐立华的计划说动，也参与进来。
谈判进展很顺利。1992年10月，徐立华与蒲杰、徐锡广、隋波“桃园四结义”，创立奉化波导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由徐立华任奉化波导总经理兼董事长，徐立华等四人技术入股49%，奉化政府占51%，其中徐立华个人持股36%。从此这四位战友紧紧“抱团”，直到2006年蒲杰、徐锡广才从波导离职，但仍持有波导股份，而隋波则一直与徐立华坚守至今，共同创造了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的辉煌历史。
波导能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它抓住了通信业的两次机会：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寻呼机的出现。关于寻呼机，最开始，用户使用的只是模拟信号BP机，只能接收呼叫信号，需致电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号码。1984年，广州开通数字寻呼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早期的BP机全是进口产品，品牌包括摩托罗拉、松下等，尤以前者一家独大。后来，有一家叫浪潮的企业与摩托罗拉合作，开发出汉字BP机。但直到1993年5月，波导公司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寻呼机后，用户才不用满大街找电话就可以知道呼叫内容，为此波导名声大振，迅速成长为中国寻呼机市场的第二品牌。
1994年中外合资企业吉通波导有限公司成立。波导的创业团队成立了奉化波导通讯技术研究所，在合资公司中占14.7%股权。与此同时，国内与当地政府股权交接也顺利搞定。波导原是当地政府入股占微弱优势的企业，1995年创业团队的奉化波导通讯技术研究所与奉化大桥镇的资产经营总公司出资成立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创业团队的奉化波导通讯技术研究所占80%股权。
解决了股权遗留问题的波导放手去干，很快又开发出数字传呼机、股票传呼机成功并投产，形成丰富的传呼机产品系列。到1997年波导全年生产销售传呼机32.5万台，成为国内最大的传呼机自主研发生产基地。到1998年波导全年生产销售传呼机超过百万台，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
1999年，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原国家计委当时出台一份文件引起了徐立华的注意。这份名为《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手机生产必须获得牌照许可，并规定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手机必须有60%销往海外市场。
在传呼行业正做的风生水起的徐立华敏锐的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即将来临，传呼机很可能即刻被手机所代替，开始将目光瞄向手机行业。
但是对波导来说，既无牌照，又无技术储备，甚至相应的车间都没有，波导拿什么造呢？但这一切都难不倒徐立华。
成就手机中的战斗机
1999年，为了拿到手机生产牌照和资金，徐立华引入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直到当年9月，他才拿到首批国家移动电话生产许可证。但在获得许可之前，徐立华就极具魄力地贷款2亿元建起生产线。
原来意识到寻呼机的市场正在被手机替代的徐立华，很快便做出了与当时世界第六大手机生产商——法国萨基姆（SAGEM）合作开发的决定，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生产线的建设与调试，等到信息产业部颁发手机牌照时，波导已经“偷偷”生产出2万多台手机，迅速扑向当时国际巨头们还无暇顾及的中小城市市场。
后来徐立华解释说：“我们是国有企业，不批的话生产线就浪费掉了；我们用的是银行贷款，不批这个钱就扔掉了，这是国家的钱。”
没牌照？我拿国家的钱，生产线都造好了，你还要不要还？两个亿，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至于手机，我是不会，但有人会，别人都已帮我造好了，我只管卖出去就行了。
怎么卖出去呢，徐立华说，那时候的人相信广告，尤其是电视上的广告，特别是央视上的广告，和它发布的新闻一样，具有全民统摄力。于是徐立华不仅是贷款建立生产线，产品还未上市，他又贷款40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那个时候只有国外品牌做广告，国内品牌没人做，我去做，效果很好，几乎是妇孺皆知。”徐立华对此颇为得意。
正是凭借这样的大胆与市场眼光，波导手机在中国市场抢先一步，后来在国内市场辉煌一时。（“手机中的战斗机”，是怎样“坠落”的……2019年02月04日政商内参）1999年奉化波导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7月，第一台波导牌移动电话上市。
这次转型，让波导成功避开了迅速萎缩的寻呼机市场，赶上了第一批国产手机发展的热潮。2000年“波导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6.4亿元。波导销售移动电话70万台，夺得国产品牌移动电话销量第一。从2000年起，波导奠定了国产手机第一的位置。
在宁波，波导徐立华的名气比市长还大。有一年年会，徐立华把全体员工请到了奉化大酒店吃饭，当地的书记也来了。徐立华放出豪言，明年要去人民大会堂请全体员工吃饭。后来，还是书记觉悟高，说太招摇了，还是算了。（第一代国产手机集体没落：波导造车夏新投机，金立砸百亿陷危机AI财经社芙蓉王）
那个时候真的是国产手机阳光灿烂的日子。波导出了一款做工粗糙的女人星手机，外形酷似化妆盒，颜色绚丽，竟然大受欢迎。同时针对当时国内手机市场粗放发展，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实际情况，波导制定了“低价竞争、渠道下沉和品牌优先”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波导投入重金，在各类媒体疯狂推广，炮制了“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等令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另外，波导利用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大力扩建生产线和销售网，在全国铺设了一张覆盖省、市、县的三级市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借助上万个销售终端，波导手机几乎可以到达中国市场的各个角落。
在“品牌、价格、渠道”三大关键因素的支撑下，波导从2000年到2005年连续6年夺得本土手机品牌销量冠军。2002年，波导手机销量突破1000万台，年利润突破2亿元。2003年，波导手机以1175万部年销量，打败所有国际品牌，成为中国手机市场销量冠军。从2002年至2004年，这三年是波导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每年净利润均接近2.5亿人民币。（波导败局：从领先到追随 杜博奇 2014年06月06日）
当时的波导，最辉煌的时期，在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波导都设有分公司，省级下面的各个地级市，波导又设有办事处，公司设有30家分公司、400多个办事处、15000多家经销商，在国内建立了覆盖全国省、地市、县（发达地区到乡镇）三级服务网络，在全国大中型城市自建了36个省级客户服务中心，在二、三级城市自建了近400个地市级客户服务中心，在县、发达乡镇，建立了2000余个特约维修中心。正是靠锁链般的销售网络和空前宣传力度，成就了波导神话。
通讯界资深人士吴茂林总结波导当时能够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波导模仿畅销企业的产品，迎合了大众口味，外观跟外国品牌差不多，但价格便宜一半；另外，波导线下渠道做得非常好，给经销商留下的利润空间很大。
一位经销商向媒体回忆波导手机崛起史时谈到，“当时代理波导简直像买台印钞机一样，只要他们给你放货，你就赚大钱。”
除了这些，当时手机市场特殊的外部环境也间接造就了波导们的兴旺。工信部当时还叫信产部，在1998年发布了“５号文件”，对手机生产项目严格立项与审批，之后5年时间只发了49张手机牌照。想生产手机，需要先拿到部委的牌照，意味着外资手机品牌几乎被挤出市场，为羸弱的电子信息产业营造了一片安全生长的空间。
这是属于波导的“黄金时代”，其每年净利润均接近2.5亿元，是国产手机的领军者。
败退于没有核心科技
虽然波导手机如日中天，但纯粹属于野蛮生长，只是广告打出来的天下。
波导副总经理隋波认为，对国产手机来说，没有规模，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迟早是死”。因此，波导从一开始就坚持“规模第一”，抛弃了以小规模获取高额利润的幻想，在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下，想方设法做大规模。而要把规模做大，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在竞争中胜出的不二法宝。于是请明星李玟当代言人，冠名辽宁足球队，尤其是那句经典的“手机中的战斗机”，更是在各大媒体上随处可见。
2003年，波导广告宣传费支出高达2.58亿元，比前一年多出6000万，形成对比的是，波导开始减少对科研的投入，科研费支出从前一年的8889万元降至5850万元。这种在宣传上疯狂砸钱，缩减科研投入的策略，为波导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徐立华也深知靠广告砸出来的品牌不可长久，但他认为，要想打破外资企业的垄断脱颖而出，就必须用非常规手段。“跳跃前进，强行起飞”是徐立华率领波导杀出市场重围的战略，但在强行起飞后未能及时“补课”强化研发，波导也因此走向没落。（第一代国产手机集体没落：波导造车夏新投机，金立砸百亿陷危机AI财经社作者：芙蓉王）
在经历了最初几年近乎疯狂的野蛮生长后，国内手机市场开始恢复理性，消费者也开始追求MP3、照相等更为个性化的功能，而这些在当时，本就实力雄厚的国外品牌，比如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开始在中国市场大举反攻，而以波导为首的国内品牌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只能节节败退。
面对市场的变化，波导的应对方式不是加强科研，争取在观众需求强烈的那些硬品质上与国外品牌决一死战，相反，仍是将大量财力投入宣传。2004年，波导的广告费和促销费总共支出4.1亿元，而科研费用与前一年持平，支出不到6000万元。
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国内媒体和通信相关单位还在好大喜功。2005年，徐立华被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授予“中国手机十年成就突出贡献个人”，其理由是波导连续六年国产手机销量第一，手机累计销量成为第一家突破5000万大关的国产手机厂商，品牌价值位于“中国500强最具价值品牌”中第67位。
表面看来，似乎一切顺风顺水，而恰在此时波导手机业务急速刹车，走向盛极而衰之路。2005年，虽然波导手机仍然领军国产手机销售额，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开始不断下滑，并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其亏损额高达4.7亿元，与上一年的2.07亿元净利润相比，同比下降328%。
为什么会这样？风头变了。
中国手机被挤出中国
2004年，全国工商联向国务院相关部门建言，“调整５号文件，放开手机生产许可证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因为手机牌照制度看似保护了行业发展，实际上也造成了黑手机和走私泛滥，这些手机因为没有交税，给正规厂家造成了很大冲击，也给国家税收造成了巨大损失。
2005年，WTO的三年缓冲期一过，中国政府就取消了审批制，启动手机生产核准制。此后两年多时间内，发改委共核准新增手机企业41家。又过了3年，政策进一步放宽，手机核准制也被国务院取消，改为了备案制，彻底放开了手机市场的门槛限制。
对于像波导这样的国产手机而言，此时正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广告语销售线路铺设的波导，做了这么多年手机，竟然毫无技术储备可言，在国外手机呼啸而至时，这架自封的战斗机自然毫无抵挡之力。
除了外资一线品牌的步步紧逼之外，黑手机市场(走私水货、杂牌假冒和非法拼装等手机)的猖獗也给价格制胜的国产手机巨大冲击。“黑手机厂商一般会用正规厂商一半的时间推出一款新手机，且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在成本和售价上具有相当优势”。据徐立华估计，目前国内提供黑手机的厂商超过1000家。
另一方面，当原有的牌照优势消失，建厂门槛降低，大量手机厂商仿佛一夜间冒出头来，更可怕的是，还遇到了山寨机泛滥。2007年，山寨手机的出货量达到1.5亿台，很快，一批国产品牌手机南方高科、易美纷纷崩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原有的手机厂商包括波导等开始帮助贴牌手机生产主板，做组装，甚至一些原手机厂商的部门经理开始单干，投入到贴牌手机的大潮中去了。当时，深圳、广州成千上万家工厂做拼装、翻新、贴牌手机。黑手机正是在这两年开始在市场流通，并盛极一时。
“他们看到了深圳华强北潜在的大市场，都走了。”知情人士说，“大家都不愿意投入所谓的技术，因为技术研发周期长，还不一定能成功。还不如帮别人生产，做贴牌手机，这样不用投入那么大，还来钱快。”于是这些企业的高管和技术人员转身就投入了山寨大军中。第一代国产手机的大好局面，很快在外资品牌与山寨手机的双重冲击下，全军覆没。
当国际厂商堵住波导前路的时候，大量涌现的“黑手机”以更低廉的价格抄其后路，形成两头夹击的态势。2007年，波导报亏5.93亿，行业排名跌出前10位，市场份额已不足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市场一线的赵旭意识到，“当时各个品牌手机正在激烈的竞争中，但华强北突然出现了大批黑手机，我们新出一个手机，华强北那边马上有工厂出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手机，我们卖一千，他们就卖600，当时老百姓认知又很低，只图便宜，就不买我们的。”
海外市场成为挽救波导的最后阵地。在越南、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对手机价格异常敏感的低收入消费者，波导利用“价格、渠道和品牌”三大武器，在这些国家复制中国市场的“成功路径”。当波导被竞争对手挤出中国手机市场的时候，这些国家挽救了它的生命。
凭借海外市场、贴牌代工等业务支撑，波导得以苟延残喘，但再也难现昔日的辉煌。随着电子商务的蔓延，渠道障碍日益消除，行业竞争激化，波导海外市场曾经的渠道优势也开始崩溃，波导作为手机终端业务的衰亡似已不可避免。
多元化扩张耗尽元气
徐立华的另外一个昏招，就是多元化扩张。
在2002年波导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徐立华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长期目标：在2012年使营业额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2003年波导的收入为120亿，在此基础上，如果要达到营业额1000亿元的目标，则波导手机业的营业额平均每年要增长7.3倍。
很显然，要想实现目标，单靠手机是不够的。
2002年、2003年的时候，波导曾经进行过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跟东南大学合作搞无线移动指挥车，和韩国永友在杭州合作做CDMA直放站，想进入系统，跟重庆的航天机电设计院在重庆合作搞无线数据应用，如无线POS机，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无疾而终。2004年，波导曾经拨款100万元进行数字电视的调研，但最后徐感到无论是品牌还是销售网络都没法跟现有厂商比。
尽管徐一直没有承认波导造车的事，但从2003年起，他就一直在通过以手机为主业的波导股份的第二大股东、由他和其他创业团队担任第一大股东的波导科技来尝试进入汽车业。是年10月，波导科技与南汽合作，斥资1亿多元人民币，收购无锡汽车车身有限公司58%的股权，由此正式踏上造车之路。但双方的分歧很快显现出来：波导希望通过快速生产经济型轿车，以抢占市场份额并获得利润，而实际控制生产线的南汽却反对过快扩张，要求稳扎稳打，以避免质量问题砸了南汽的牌子。2004年8月双方最终分道扬镳。
而业内人士认为，合作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波导机会主义的一面应该负一定责任：汽车业本来是一个回报期较长的行业，但波导却从一开始就存在迅速盈利，以缓解上市公司波导股份在手机业务上已经出现的颓势。到2005年，波导出现了4.71亿元的巨额亏损，亏损额超过公司2003年与2004年净利润之和。
2005年，波导通过收购宁波神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再次试水汽车业，得到其轻型客车、城市公交车生产资质；然而受制于政策，波导迟迟拿不到汽车生产的准生证，招聘汽车人才，送往英国培训，引进汽车生产线，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是牌照最终没有公关到手，生产线滞留海关，人才归来流失。
但作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徐立华造车的冲动显然是很难放弃的，据说徐在私下场合曾表示，只要给他牌照，他就造车。
2006年，波导又与长丰集团联姻，第三次冲刺造车业。2008年3月，长丰科技首款产品骐菱正式上市，但由于赶上金融危机，自身竞争力不足，骐菱汽车严重滞销，波导2009年初与长丰终止合作；最终不得已与陆丰合作。然而2011年国家汽车行业整改，陆丰已经不差钱，直接踢开波导。波导蜿蜒曲折的五年造车之路，彻底失败，投入了巨额资金，分文无收。2012年，宁波神马被上海大众收购，波导的造车梦就此告一段落。
波导手机赶上了2003的彩屏，2004的摄像，可以说紧随手机流行趋势，波导手机一路上扬，然而2005年的MP3，波导却没有跟上，直接导致了2005年大量库存积压，当MP3机型在市场大卖的时候，波导却没有一款MP3手机来支撑门面，波导仓促之间从DH买了十几款MP3机型来投放市场，而波导自己开发MP3手机直到2005年底才上市。可以说MP3手机的失误，让波导在2005年没有再接再厉。（波导手机的没落！！--员工现身说法，陈述波导手机的辉煌与没落！！2012年02月28日）
随后2006波导错过MTK平台。更致命的是，在造车上消耗太多资源与精力的波导，丝毫没有意识到新的手机时代来临了。
放弃智能机错过时代
2007年1月，旧金山的莫斯康展览中心，乔布斯向观众展示了第一台iphone——正面只有一个Home键，实体键盘被触控操作的屏幕取而代之。在功能机主导的市场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手机。直到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智能手机时代即将开启。
面对功能机向智能机的大转换的关键时刻，OPPO和vivo忍痛砍掉了价值数亿的库存，全面转型智能机，在手机市场的异军突起，OV的路数互相也知根知底。都是快速捕获创新热点，高效推新品，都是主打三四线线下手机市场，上人上资源，消费者进店，大部分靠店员推荐。（手机中的战斗机”，是怎样“坠落”的……2019年02月04日来源：政商内参）
这将中国手机厂商重新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能够抓住机会的尚能在将来的手机市场一搏，而没能抓住机会的第一代国产手机厂商的命运在此时已经注定。
可此时的波导和徐立华，还在砍掉成本扭亏增盈的泥潭中挣扎，2006年，在严格的成本控制下，波导勉强扭亏，但到了2007年到2008年，波导又顶不住了，财报显示，这两年波导股份分别亏损5.94亿元和1.67亿元，被戴上“ST”的帽子。2009年，《福布斯》中文杂志评出“2008年中国(非国有)上市公司最佳和最差老板”，徐立华位居最差老板榜首。消息出来后，有媒体就此采访徐立华，他表示从来不关注福布斯的任何榜单。
面临退市风险的波导股份2009年终于实现扭亏为盈，但其依靠的并不是主营业务的经营，而是变卖资产、政府补贴与对外放贷。根据财报，2009年，波导股份营收同比减少43%至11.53亿元，净利却扭亏1572万元。这主要受益于政府补助的2870万元，以及处理非流动资产2914万元的收益。为了不被“披星”，波导股份在这一年完成了两次转让，包括一处土地使用权和一家全资子公司的100%股权。
在主营业务上，2009年波导发布第一款智能游戏手机，加入导航键设计，但基本技术仍停留在老人机范畴，投放市场遭遇可想而知。随后2011年底，波导正式启动厂商一体化模式的“波导工厂店”直营模式，试图减少环节，让利于客户，但这只是给老人机薄如刀刃的利润再去一层皮。到2012年，在徐立华老家随州波导公司完成了第八、第九、第十条SMT生产线的调试、安装，标志着波导正式进入了智能机行列，并宣布智能机的年产能提升至1000万台。但市场对之毫无反应。
2010年，公司净利4226万元，其中对外委托贷款收益1629万元，占净利38%；2011年委托贷款及处置资产收益3152万元，占净利一半以上。搞手机出名的波导，逐渐成为靠理财度日。2012年3月，公司董事会通过议案，授权管理层继续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此后的发展中，波导也更多是靠理财获得利润。但好景不长，2012年、2014年波导股份的两笔贷款都出现了贷款逾期的情况，波导谋生的主业——放贷之路也遭打击。
按理说，就在此时，如果真心进入智能机市场，也不为迟。中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四大品牌小米、华为、OPPO、VIVO差不多都是这以后进入或在这之后成就的，其中小米是把线上营销的成本控制做到极致，让观众享受性价比的极端例子，华为则是依靠其通讯领域强大的技术积累转型成功，而OV兄弟的巨大成功其实与波导当初成功极为相似，那就是依靠其深入城乡的巨大的销售网络给予消费者实体机的一手体验。
光环腿尽靠手机主板为生
不管关不关注，属于波导的时代过去了。波导手机只能靠放高利贷艰难度日，放贷赚来的利润占到了公司净利润的50%，最终得以避免被强制退市的悲惨局面。360回国上市时，外界都在猜测360会借壳波导，早年徐立华还曾与周鸿祎商量一起做手机，没想到周教主保密工作一流，最终借壳了江南嘉捷。（第一代国产手机集体没落：波导造车夏新投机，金立砸百亿陷危机 AI财经社 作者:芙蓉王）
此时在手机市场已无力回天的波导，除了继续依靠理财房贷支撑现金流外，传统业务上也由终端的手机变为单纯的零部件——手机主板。2012年年报中提到，公司拥有约300人的研发队伍，从事手机主板及整机的研究开发，能同时跟踪多个技术平台、提供各种制式的手机产品。这被波导列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从2017年波导年报来看，手机主板研发销售已经成为波导的主业，营收占比53%，但净利的最大贡献仍来自投资收益。
要说的是，面对智能手机的来势汹汹，波导不是没有做出应对，事实上，在决定转型做主板的2012年，波导就在经营计划中同时提出了智能手机研发，但大篇幅预警了风险。
“由于公司在整个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很有限、品牌竞争力也大不如前，所以公司在未来能否跟上智能手机新技术、新应用的前进步伐,能否适应运营商主导、网络销售快速成长等市场新变化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主业发展面临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十分突出。”
毫无疑问，面对智能手机的高门槛，波导认为自己要想进去已是力不从心，所以干脆放弃。放弃的结果是，在波导稳坐“手机一哥”的那个年代，小米、VIVO、OPPO尚未出生，如今波导却只能眼看着国内手机市场被这些后起之秀瓜分。
“同行业内排名靠前的竞争对手相比,公司不论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是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都明显不足,主业经营压力很大,公司参股投资的新项目也还没有产生效益,公司面临的竞争形势2017年还更加严峻。”波导股份2016年报中提到。
从波导手机的年报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王者的意气风发，而是看到了一个垂暮老者的临终遗言，因为根据目前的状况，波导突然离世，也不会再被人关注。就在如火如荼的智能手机大门对波导缓缓合上时，有一个人从这里钻出，漂洋过海，去到了遥远的非洲。他又创造了一个与苹果三星分庭抗礼，占据整个非洲市场超过58%市场份额的神话。
这个人叫竺兆江，他的神话叫传音。
传音的非洲神话
竺兆江1996年进入波导，从销售传呼机的小业务员做起，三年后晋升为波导华北区首席代表，2003年前后成为波导销售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后来，竺兆江主动提出开拓国际业务，走遍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经历了波导由传呼到手机的黄金时期，也目睹了波导由盛转衰及此后的一蹶不振，当它看到这家曾倾注了所有人心血的经历了无比辉煌的高科技企业沦落到靠理财度日，唏嘘不已，毅然远走非洲，他想避开国内还有发达国家过度竞争的油漆区，试图在这片手机市场的蛮荒之地开出一片天地。
但手机对非洲并非真正的莽荒之地，在此之前，诺基亚与三星已捷足先登，稍富裕点的城市已是他们碗里的菜，传音只能祭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法宝，主攻中低端市场，而且只做双卡机，它的想法很简单，不同运营商之间通话更贵，一部双卡手机等于两部单卡手机，这对并不富裕的非洲人民来说无疑显得更划算。
2006年传音控股的前身成立，而曾在法国SAGEMCOM公司香港分公司及波导国际业务部任职的阿里夫也于当年加入传音。2007年11月，传音首度试水非洲市场，推出第一款Tecno牌子的双卡双待手机。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曾报道过Tecno等中国手机风靡尼日利亚，称配有两个SIM卡槽的手机方便用户使用两个不同的网络，“对一个信号不好的国家来说很实用”。董事长竺兆江最终在2008年，传音决定全面聚焦非洲。
被问到在非洲的成功经验，阿里夫强调的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本地化。“在本地化方面，我们会深入观察市场，严格依据当地需要来生产特定产品。我们还和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起了牢固的伙伴关系。”
在具体技术措施上，针对非洲用户对待机时间的需求，传音研发出了续航更久的手机电池；针对非洲人皮肤深肤色，却非常喜欢拍照并且分享的特点，传音开发了针对深肤色的拍照功能；最后是价格，传音的低价战略（以TECNO为例，其价格区间一般为50~100美元）使拥有一款智能手机不再成为广大非洲民众的奢望。（传音是如何“征服”非洲的Ell查2018-06-29）
数据显示，2010年，TECNO跻身非洲智能手机的三甲之列；2011年9月，他们开始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根据IDC数据显示，2017年传音在全球销售了将近1.3亿部手机。其旗下itel（售价10几-100美元）、TECNO（售价15-400美元）、Infinix（售价80-300美元）三个品牌手机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超越三星、苹果等品牌，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之王”。
报告显示，在非洲2018年三季度智能手机市场，中国传音公司位居龙头，获得34.9%的份额（按照手机销量计算），三星电子名列第二，获得21.7%，华为公司获得10.2%份额，位居第三。在功能手机领域，传音公司旗下的三个品牌一共获得了58.2%的功能手机份额，诺基亚排名第二，获得11.7%。
目前传音在非洲当地有4000多名员工，其旗下有TECNO、itel、Infinix、spice(印度市场)四个手机品牌，还有一个手机配件品牌Oraimo，家电品牌Syinix等。其中，TECNO定位中高端，品牌覆盖智能手机、二合一PC、功能机等；而itel则面对中低端市场；Infinix则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电商品牌，手机产品比较有设计感和卖点，主打安全、个性和高效。（隐秘的“非洲之王”——传音 2018-03-03 IT爆料汇）
传音的故事不仅为从辉煌坠入沉沦的波导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也为国内市场已趋饱和，正苦苦寻求海外突破的其他手机厂商做出了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如果硬要把波导与传音连在一起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讲，对一个企业而言，当你最为一帆风顺之时，也许就是你即将盛极而衰之时；当你看似走投无路之时，也许就是你柳暗花明大展宏图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