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线挣扎了大半年后，拜腾汽车母公司南京知行新能源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于11月1日正式开庭审理，这也意味着曾经的“造车新势力”优等生拜腾宣告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不禁令人好奇，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拜腾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众所周知，一个系统的崩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话题，受篇幅限制我不可能一一赘述，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拜腾两位创始人Carsten Breitfeld（毕福康）和Daniel Kirchert（戴雷），他们之间的派系之争来聊一聊拜腾破产这件事。
毕福康，曾在宝马任职20年，最高职务为集团副总裁，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宝马i8之父；戴雷，业界公认的“中国通”，曾在英菲尼迪中国担任营销经理，和在华晨宝马出任营销高级副总裁，在职期间策划了诸多经典的营销案例，助推品牌取得历史新高的销量表现。
虽说拜腾的最终结果是他们的分道扬镳，但起先二人也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因为戴雷就是毕福康拉来的合伙人，所以创立之初二人关系还算融洽。
这里不妨引用一段毕福康曾经评价戴雷的原话：“因为在宝马相同的工作经历让我们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非常理想的搭档。我们有相似的背景，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内供职，虽然在宝马时还不是很熟，但我们可以分享共同的企业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一见面就一见如故，彼此理解。”
只可惜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朝着毕福康预想的结果发展，因为除了同为德国人这一点外，毕福康、戴雷二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哪怕一丝共通点和默契。他们立场不同、性格迥异，一个是技术大拿一个是营销好手，但一艘船不可能有两个掌舵人，加之来自外部的压力，二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以至于发生了争权夺势的戏码，这严重影响了拜腾日常事务的开展，导致海量的资源都被虚耗在内斗中。
首先，和戴雷这个中国通不同，毕福康的人脉资源集中在海外，他在中国本土的根基非常薄弱，虽然拜腾口口声声承诺要扎根于中国市场，但毕福康一直都致力于在海外扩散影响力，他的野心在于培养壮大自己的海外势力。于是上任之后的毕福康，开始组建拜腾北美工作室，并大肆在美国招兵买马，搭建自己的核心团队，甚至一度让外界误以为拜腾是一家美国造车新势力。
而反观戴雷，他就像是人际关系蛛网中的那只蜘蛛，性格柔和，在中国的人际关系广泛，能联系得上各方大佬。但戴雷毕竟是毕福康挖来的人，即使各方面都谈得开，可面对强势的毕福康他也只好作罢。所以不出意料，戴雷的权利不断被打压，当时只负责拜腾中国区市场、招聘和财务工作，此时的毕福康在派系之争中是占据明显优势的。
2018年6月CES Asia筹备期间，毕福康与戴雷就K-Byte概念车全球首发亮相时的发言稿时长占比和先后顺序争执不下，互不退让，两人的矛盾渐渐尖锐。
因为拜腾汽车的重大事务均由董事会投票决定，董事会共9张投票权，任何重大决策均需董事会不低于2/3票数通过才能推行。所以在整个2018年期间，毕福康的最大依仗，便是拜腾汽车早期投资方和谐汽车的董事长冯长革，毕福康握有1张投票权，而冯手上掌握着3张投票权，两人相互勾结从而左右拜腾汽车的发展方向。
而在2018年拜腾B轮融资中，一汽集团提出用和谐汽车手上的1张投票权来换取投资，但遭到了后者的强硬回绝，从而导致融资陷入僵局，一直到下半年底才最终敲定。在此期间，投资市场对造车新势力的热情迅速冷却，而拜腾汽车错失融资良机的同时，戴雷、毕福康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两人斗争的反转，出现在2019年1月23日的拜腾董事会上，期间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神秘消失了一段时间，因此失去了最大依仗的毕福康在董事会上彻底失势，两天后拜腾汽车宣布内部调整公司架构，戴雷坐上了CEO的位子。紧接着，多位与毕福康关系密切的拜腾高管相继离职，毕福康本人也于同年4月离开了拜腾，为这场派系之争画上了句号。
实际上，后面的结果你们也都知道，戴雷虽然最终成为这场长达一年多冲突中的最后赢家，但他同时也成了最大的输家。因为失去了毕福康这一技术大拿后，戴雷也无力扭转拜腾的颓势，他所承诺的首款量产车一再延期，最后偏信外国人的他也没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拜腾汽车濒临破产。
写在最后
诚然，拜腾汽车失败的原因，其中之一可以简单归结为戴雷与毕福康两人的派系之争。但透过事情看本质，这其实是资本对于造车新势力盲目的追捧，以及整个拜腾汽车上下急功近利、太过浮躁的处事风气，才最终导致了拜腾的黯然退场。
希望其它造车新势力，能够引以为戒，莫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