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政治格局：从州邸到进奏院，体现出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压制
“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纶。”唐朝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皇权和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长安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在周边国家看来，长安更是天下最高权力的中心。自古国家机密不容外泄，中央政府里，宰相皇帝议事更是关乎国家走向，而其中不乏投机者，借国家机密实现自身功名地位。而作为皇帝，其皇权是独尊的，不允许他人窥探和谋利。
而在唐朝，存在着一种节度使制度，节度使们手握军权，财政，小者一州之地，大者数州。他们的存在，推动着州邸走向进奏院，从中来研究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变化。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
唐朝初年沿袭北周和隋朝旧有制度，在重要地区派遣总管统兵，又改称都督，只有朔方仍按照旧制称乎总管，在边疆州府另设经略使，在屯田州另置营田使。唐代时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为在接受任职时，朝廷会特别赐予旌节，而节在当时是一种赋予权力的印信，因此受有此印信者，便可总领调度之职责，故称节度使。
《新唐书·兵志》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太宗病逝后，唐朝边疆地区军事实力开始产生微妙变化。吐蕃、突厥、契丹，高丽等少数民族时常骚扰边境地区。而面对现有实力的变化，改变原来贞观朝廷进攻态势转而维持稳定的守势已成为高宗之后朝臣们普遍观点。
在《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唐睿宗景云元年，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节度使在地方权力极大，在玄宗初年本意为保证战略地区维持常备军以保证防止其他少数民族侵袭，而给予他们军权，财权，以保证稳定。
但在安史之乱后，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往往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部下拥立”人事任免全由他们自决，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严重影响中央权威，形成“中央弱而地方强”的局面。
唐初的州邸制度
唐初，各州要每年遣使进京报告郡政及财经情况，而进京汇报者称之朝集使。朝集使到京城后，“皆赁房与商人杂居”。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余所”，作为其在京活动的起居之处。州邸每州一座，地方机构在中央有方便联系的办事处，依照旧制，一般只有省级单位才有在中央设立办事处的常设机构。
《中国历史大辞典· 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条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正月一日 ), 陈其贡能于殿堂。
唐朝初年地方镇官权力不大，职责的行使也由中央发布命令，地方官员依命令办事。而州邸便是其中间的联络机构，皇帝和政事堂的宰相商议一年的行政方针，然后由下面具体研究，最后交由在州邸里各州联络员传递给地方官员以命令方案。
在唐朝初年，州邸里的官员并没有影响中央决策的能力。“诸事决于朝廷，地方奉命而行矣”。唐朝州邸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递机构，是中央和地方的媒介，当中央占有绝对统治地位时，州邸依附于中央，代中央传递政令。而当中央式微，地方坐大时，州邸便成为地方代为发声的场所。
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尤其是睿宗即位后，地方节度使便成为中央朝廷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州邸的功能无法满足地方节度使政治诉求时，长安的中央机构为了听取地方节度使的要求，开始整合形成了唐中后期甚至到以后历朝都存在的进奏院。
进奏院的诞生和作用
1.进奏院的古人评述以及观点
唐代柳宗元凡《邠宁进奏院记》 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邸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
此篇大意为，古来地方官员入朝觐见皇帝述职，都需要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可以用来官员休息和整理仪态入朝的场所，平时面可以有地方和其他人一起商讨。在周朝，其称呼为“邑”；在汉朝，称呼变为“邸”；而在唐代中后期，就是进奏院。
2.进奏院存在的意义
进奏院的官吏被各地方州镇长官任命出使长安入朝，带着地方长官的奏章面见皇帝，同时向有关部门就地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商议和询问，与各方相互商议沟通，来保证朝廷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但凡想在长安朝堂之上展示自己的能力的，大都经由此道。所以，负责进奏院工作的官吏，肯定可以进入朝堂，历宫廷，拜见皇帝从而获悉内外之情况的机会。
与其说进奏院是地方势力向中央汇报情况与中央联络的机构，倒不如可以认为进奏院可以类似为现代英国军情四处的间谍特务机构。这些机构里的官员名义上是中央官吏，实则是被地方官员收买，对地方藩镇势力效忠，为他们传递中央动向。
在当时，进奏院收集的情报覆盖之大令人咂舌，从中央官员的任免，宰相以及他们内部势力的交战，国家军情，以及皇帝行踪言语，全部都有人记录传递，进奏院的势力，在地方藩镇的支持下，已经开始渗入了长安政治中心的每一个地方。
3.进奏院对州镇长官的帮助实例分析
举一个例子，当地方官员要做一个可能会违反中央命令的事情时，地方长官会通过进奏院的势力，来套取官吏们的态度，以及宰相皇帝对此事的看法，若是皇帝态度不明显，地方长官就会花费重金贿赂皇帝信任的官员来获得皇帝的支持。
而有些中央政敌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而在这时，进奏院又会采取一系列动作，例如污蔑反对官员，进行恐吓和施压，更有甚者，会采用武力对反对官员进行刺杀。其中不乏军政大员，甚至是宰相，若是一个不慎，都会有性命之忧。在进奏院雏形之时，便有一个进奏院经典的例子，安禄山。
玄宗天宝年间宰相杨国忠与地方大员安禄山不合，杨国忠时常向玄宗报告说安禄山有谋反的意思，说只要召见安禄山来长安觐见，若是他不敢来，说明安禄山确有反意。玄宗答应了杨国忠的建议，征召安禄山入朝。而安禄山正是依靠进奏院内自己亲信对消息的掌握，了解到玄宗并无杀他之心，只是试探他是否忠心，这一切都只是杨国忠的计策。
于是，便"洎召之而至"，安禄山此举极大的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则乘机"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
就这样原本一场精心策划的陷害，因为安禄山事先对情报的准确把握，不仅未受任何侵害，反而趁机获得大量利益，获得玄宗对他的信任，同时降低了杨国忠在玄宗面前的信任度。而在后来，安禄山更是依靠进奏院获得了大量军事情报，这为他造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从而推动了安禄山反叛之初便一举拿下东都洛阳的重大胜利。
从这里便可看出进奏院的存在，带给了中央一系列的危害，进奏院在部分史学家中被认为具备早期报纸的功能，但为什么说只是早期呢，因为进奏院奏报的是中央的政治军事信息，和皇帝的活动，而这些是进奏院专门编撰送给地方州镇长官看的，因此说对于现代报纸它具有较大局限性，部分史学家认为进奏院的奏报只是具有政治性而非现在报纸的性质。
从演变中看懂长安政治格局变化
1.皇城决策地点转移影响着州邸进奏院的分布
古代州邸变化到进奏院是有一个渐进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政治倾向不易显现，反而在长安城内部房屋结构和分布中产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最明显的便是依靠皇宫的变化而变化。
在皇城里的大明宫作为高宗之后大多数皇帝和宰相议政的重要活动场所，大明宫就成为了最高政令的发源地；而兴庆宫则是在玄宗执政期间 ，在大唐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太极宫作为初唐高祖和太宗的议政场所 ，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修建之后，仍具备着作为最高决策地点的职能。
与此变化发展导致决策执行的机构就产生了“ 一个联络点，三个重心”的政治结构格局。这种格局的出现必然会对长安城的结构布局产生重要影响。而州邸和进奏院便是紧贴着皇宫决策机构的变化而变化。
州邸在最开始是距离皇宫较远，且零星分散，多在远离皇宫之所，雷闻先生推测诸州邸分布于“长安城朱雀门往南九坊 正中央的第五行” 各坊，即待贤坊所在之行各坊中。而此地素有“闲坊”之名。所以这与学者们的观念不谋而合，充分表明，州邸分布远离皇城。
2. 皇权强弱的影响
究其原因便是当时皇权的强盛，皇帝的皇权存在着威严和威慑力，地方只能服从。甚至，在武则天在位期间，州邸制度甚至消失，这是皇权极盛的体现。而在安史之乱后，进奏院的设立则充分表明了，皇权没落，地方显大的特征。因为进奏院所处位置恰恰处于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的三线汇合处，想要获取宫内信息也极为便利。而且中唐以后进奏院不仅位置便利，史料亦有曾说，存在数十座进奏院分布长安城内，专为获取情报而设。
结语
由此看来，从州邸到进奏院，从初唐到晚唐，两者位置的不断变化正反映着中央和地方相互压制的现状。政治格局的变化会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文化，信息流向，甚至是建筑布局。空间是具有政治效力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观测出来。当中央长安需要扩大皇权和对地方的掌控力时，这种表现就会体现在对州邸的控制和职能约束上。
而一旦中央难于形成有效控制力时，例如进奏院，便会出现在消息传递最为密集，政治信息密度大的地方，因为这时，政治力量的互换，中央已经无力加强对地方对进奏院内部的控制和清洗，双方攻守之势发生改变，自然会影响一系列变化。上层政治体的变化会对下层基础产生影响，而在长安中央和地方力量的对比下，长安城内部格局自然也会产生变化。
参考文献：
1、《邠宁进奏院记》
2、《中国历史大辞典· 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条
3、《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
4、《新唐书·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