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疯狂炸弹手，16年引爆14枚炸弹，被捕后却无法定罪
20世纪中叶，一个狂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在纽约不同的地方投放了数十枚定时炸弹，并多次寄信给媒体，直言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报复联合爱迪生公司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这个狂人被人们称为“疯狂炸弹手”。束手无策的纽约警方向精神病理学家詹姆斯·A.布鲁塞尔求助，布鲁塞尔经过分析，对“疯狂炸弹手”进行了犯罪心理侧写：根据“疯狂炸弹手”寄出的信件文风，推断他应该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年龄四五十岁，未婚，与年长的女性住在一起，个性偏执，报复心强，但做事认真，衣着整洁。布鲁塞尔甚至大胆地预测，当警方抓到这个凶手时，会发现他穿着双排扣西装，并且系好了纽扣。而他的犯罪动机显而易见，这也是将其抓获的关键线索。
1956年12月2日晚上7点55分，一枚炸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电影院炸响，致使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笔账算到了“疯狂炸弹手”的头上，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疯狂炸弹手”自称“F.P”，公众赐名“炸弹疯子”“炸弹狂徒”等，他的第一枚炸弹于1940年11月16日安置在67大街负责为纽约市供电的联合爱迪生公司大楼的窗台上，这枚粗制滥造的炸弹上还放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漂亮的笔迹写了一句话：“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罪犯们，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幸而这枚炸弹在炸响之前就被人发现了。
纽约市的警察们对于寻找罪犯毫无头绪，虽然“疯狂炸弹手”指明了他的目标是联合爱迪生公司，但是联合爱迪生公司是个很大的合并公司，它集结了19世纪以来为纽约供应电力的数家子公司，且成立的时间还非常短暂，缺乏有力的雇员信息整合系统。合并之后，各子公司仍然自行保管本公司的雇员信息，但有些子公司的雇员信息已经全部丢失，即使保存下来的信息也都杂乱无章，要想在庞杂的记录中找到一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纽约警方对于这枚没有炸响的炸弹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没能迅速将罪犯抓捕归案。10个月之后，纽约警方又一次发现了一枚炸弹，炸弹这次安置在街道上，炸弹上面还绑着未曾开启的定时器。然而警方依然没能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炸弹手”也从纽约市外的威彻斯特县给纽约警方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战争期间，我不会制造更多的炸弹，毕竟我也是一名爱国者，战争过后，我会再次惩罚联合爱迪生公司，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可耻行为付出代价。”信上的署名为F.P，这个署名屡次出现在他后来所寄出的神秘信件中。
在后来的5年时间里，“疯狂炸弹手”果然没有“制造更多的炸弹”，但是他曾陆续给联合爱迪生公司、百货商店、纽约的各家报社、酒店等寄出了16封类似的信件。“疯狂炸弹手”长时间的沉寂让纽约警察感到放心，他们甚至认为“疯狂炸弹手”已经放弃了复仇，或者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很快“疯狂炸弹手”就用一枚新的炸弹击碎了纽约警方盲目的乐观。
1950年3月25日，“疯狂炸弹手”在纽约中央车站再次放置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在引爆之前被警方发现。无疑，“疯狂炸弹手”的炸弹制作工艺越来越纯熟，制作出来的炸弹也越来越精致，但由于这些炸弹没有一枚被引爆，所以纽约警方认为“疯狂炸弹手”只是为了用炸弹作威胁，并没有引爆炸弹的意愿。但是“疯狂炸弹手”的下一步行动狠狠地打了纽约警方的脸。一枚隐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电话亭的炸弹被引爆了，所幸没有人因此受伤。但警方的不作为无形之中助长了“疯狂炸弹手”的嚣张气焰，他给纽约的各个报社写信，声称“还会有更多的炸弹为了正义而被引爆”。
1951年至1954年间，先后有12枚炸弹被安置在纽约市的无线电城音乐厅、海关公交车站、洛克菲勒中心、中央车站、电影院等多个公共场所。这些炸弹接二连三地炸响，其中有6枚炸弹被警方发现，但只有两枚没有被引爆。被安置在电影院的一把椅子上的炸弹引爆时造成了4个人受伤，这也是“疯狂炸弹手”的炸弹第一次造成人员受伤。“疯狂炸弹手”的自制炸弹威力越来越大，破坏性也逐渐增强，这代表着“疯狂炸弹手”的不满和愤怒在日益增加。此时，“疯狂炸弹手”在纽约的名声越来越响，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纽约市民人心惶惶。
“疯狂炸弹手”不仅给纽约的报社寄出了更多的信件，还给报社打去了电话。警方虽然听到了“疯狂炸弹手”的声音，但是由于“疯狂炸弹手”说话的声音太小，而且音色毫无特点，所以警方依然无法查明“疯狂炸弹手”的真实身份。“疯狂炸弹手”还在寄给报社的信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总结，他在信中说道：“迄今为止，我已经在纽约安置了54枚炸弹，打了4次电话，以后我将会继续我之前的行为，直到联合爱迪生公司被绳之以法。”他甚至义正词严地写道：“我的这些行为不过是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1956年12月2日，“疯狂炸弹手”在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影院引爆了炸弹，这次爆炸造成了6个市民受伤，其中3人伤势十分严重，医生经过整夜的手术，也只挽救了其中一名重伤者的性命。此时，《美国期刊》的编辑发现疯狂炸弹手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所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给“疯狂炸弹手”的公开信，这名编辑恳求“疯狂炸弹手”尽快自首，并承诺为其提供解释自己犯罪动机的平台。果然，“疯狂炸弹手”回信了，他声称即将对纽约的3名政客采取行动。在信中他还列举了自己在1956年所放置的14枚炸弹，这些炸弹多数没有被警方发现。信中也有反映他真实身份的信息：他指出联合爱迪生公司曾经对他造成了某种伤害或疾病，或某些人使他遭受了财务上的损失。
不久后，“疯狂炸弹手”又一次给《美国期刊》寄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清楚地说出了自己曾经为联合爱迪生公司工作，并且在1931年9月5日因为工作事故造成了永久性的残疾，但是他没有从公司那里获得任何补偿，他不得不独自负担自己的治疗费用和生活费，他严厉地指责联合爱迪生公司的“残暴作为”和“懦弱行为”。纽约警方立刻前往联合爱迪生公司，检视数十年前员工伤害申诉或抱怨信件，虽然调查范围大大缩小，但当他们真正面对那些庞杂的雇员资料时，发现调查效率依旧慢得惊人。
此时，“疯狂炸弹手”已经在纽约市陆续放置炸弹达16年之久，纽约警局的负责人都已经换了好几批，可“疯狂炸弹手”依旧逍遥法外。尽管“疯狂炸弹手”给出的信息如此详细，但纽约警方依旧无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而“疯狂炸弹手”做出的炸弹威力越来越强大。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一群精明强干的警察花费了16年的时间，愣是找不出一个已经透露过自己真实身份信息的人呢？
此时的“疯狂炸弹手”表现得越来越猖狂，他多次给警察局和报社寄信，语气越发自大。不仅普通市民对纽约警察失望，就连报社都拒绝警方提出的刊登“疯狂炸弹手”所写信件的要求。报社一致认为，纽约的安全机制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看上去能干的纽约警察成了摆设。
传统的破案方法已经不能为警方提供帮助，想要找出真凶只能另谋出路。这时，警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心理学专家，纽约市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警官霍华德·E.芬尼开始实施自己一直以来都想尝试的新方法。他和克罗尼警长带着厚厚的一摞案件卷宗，前去咨询一位名叫詹姆斯·A.布鲁塞尔的精神病理学家。“疯狂炸弹手”案件出来之后，布鲁塞尔博士也从报纸上了解到了一部分资料，他也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当时犯罪心理侧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正处于实验阶段，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更不要说应用于案件调查了。但如果纽约警方需要找一个心理学专家来对犯罪分子进行较为准确的心理侧写的话，那么只有布鲁塞尔博士最够资格。布鲁塞尔博士从事精神病人犯罪研究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美国的迪克斯堡军事基地担任首席精神病学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又担任全军的精神病研究和治疗的最高负责人，并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活动提供心理侧写服务。
布鲁塞尔博士深知这是将犯罪心理侧写技术应用于案件调查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他反复地阅读了芬尼警官带来的厚厚的卷宗，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由于研究方法不同，一些警方查案时不会注意的细节，恰恰是布鲁塞尔博士十分重视的部分，因为这正是他为罪犯进行犯罪心理侧写的关键线索。
在反复翻阅了关于“疯狂炸弹手”案件的卷宗之后，布鲁塞尔博士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疯狂炸弹手”是联合爱迪生公司以前的雇员，因为工作中发生的事故导致终身残疾，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所以他对于联合爱迪生公司有着极深的怨气，这是从他以往寄出的信件中得到的结论。布鲁塞尔博士分析信件的时候还发现：虽然“疯狂炸弹手”的笔迹工整漂亮，但所使用的并不是美国的俗语，所以他判断“疯狂炸弹手”并非出生于美国，由于信件风格不属于拉丁文风和德语文风，所以布鲁塞尔博士认为“疯狂炸弹手”来自北欧国家的可能性较大，是第一代移民或者第二代移民。
布鲁塞尔博士还从信件的书写方式中判断出“疯狂炸弹手”极度热爱自己的母亲，憎恶自己的父亲。而且信中有“他们（联合爱迪生公司）要为自己卑鄙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样一句话，这是非常保守的说法。布鲁塞尔博士认为“疯狂炸弹手”的年纪在40岁到50岁之间，未婚，可能与年长的女性居住在一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并会怀恨在心，但控制情绪的能力很强，不会轻易将内心愤恨的情绪表现出来。
从时间跨度来分析的话，“疯狂炸弹手”从1940年开始放置炸弹直到1956年，这一行为整整持续了16年，所以布鲁塞尔博士判断“疯狂炸弹手”极有可能患有严重的偏执症。虽然“疯狂炸弹手”患有精神疾病，但是他一直克制得很好，由此可见他应该是个性格内向的讲究人，喜欢整洁，身材保持得很好，做事认真到有些挑剔，善于使用工具，工作技巧娴熟，且为自己的技能感到非常自负。
布鲁塞尔博士认为，“疯狂炸弹手”应该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警方不曾发现炸弹，而且制作炸弹的技术可以在军队中学习到，也许“疯狂炸弹手”在服兵役的时候曾经担任过技术类的职务。“疯狂炸弹手”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为人诚实，对女性兴味索然。布鲁塞尔博士还预测“疯狂炸弹手”会穿着整齐的双排扣外套，而且会把外套扣得很严实。
虽然布鲁塞尔博士的推断有一部分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警方还是根据他给出的结论进行了排查。通过对联合爱迪生公司现有记录的细致检索，警方找到了几个嫌疑人。根据布鲁塞尔博士给出的犯罪心理侧写，警方将目标锁定为来自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市的乔治·米斯特基。经过一番调查，警方得知乔治生于1904年，是波兰移民，信奉天主教，目前和两个姐姐居住在一起。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雇员，因为工作中的事故导致他先后患上了肺炎和肺结核，但最终只获得了180美元的赔偿金。他曾给公司写了几封愤怒的信，其中一封号称要让公司因其“懦夫行为”而遭到报复。
当警察们在深夜带着搜查令前往乔治的住所时，开门的是一个身材微胖的、穿着睡袍的中年男子，戴着金框眼镜，看上去面容慈祥。当警方要求他穿好外套，跟他们走一趟的时候，他转身回卧室穿上自己的衬衫，打好了领带，又在西装外穿上了一件双排扣外套，走之前还把双排扣的外套扣了个严严实实。警方搜查时在车库内发现了制作炸弹的相关材料。
在警局，警察们对乔治进行了讯问，乔治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疯狂炸弹手”的身份，并告诉警方署名F.P的意思为公平游戏（Fair Play）。由于乔治的精神的确出现了问题，所以无法接受法院的审判，他被关押到了专门看管精神病犯人的州立医院。不久之后，乔治因肺结核去世。
虽然布鲁塞尔博士的一部分推断出现了错误，比如乔治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像他所推断的那样，但这依然为抓捕“疯狂炸弹手”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布鲁塞尔博士认为，乔治的动机非常简单，他在联合爱迪生公司是技术出众的人才，虽然和他人交往的时候彬彬有礼，但绝对称不上友善和热情，在遭受了联合爱迪生公司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精神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和复仇者双重身份的结合，所以才会采取放置炸弹的方法为自己争取公正的待遇。
经过了“疯狂炸弹手”案件之后，布鲁塞尔博士声名鹊起，他的犯罪心理侧写方法逐渐在各大案件调查中得以应用，自此改变了警方抓捕罪犯的传统方式，使得犯罪心理学在现代司法工作中有了一席之地，并为警方提供了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