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001号烈士，当年“潜伏”在长宁这个地方……
徜徉武夷路，满目雅致风景，感受静好岁月，可鲜为人知的是：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中共地下党人在此“潜伏”，运筹帷幄小洋房，筹集运转大资金，黎明前夕风起云涌，于无声处屡创奇迹。
以传奇色彩载入史册
的代表人物
是当年在武夷路上
居住与工作
在经济领域隐蔽战线中
居功至伟的石志昂
一路故事，隐秘无数，精彩无限。石志昂在上海地下党经济领域隐蔽战线的辉煌经历中，其主要住处就在武夷路上的花园洋房。笔者欲实地探访，有关部门却表示不清楚原住址，是不便告知还是确实不了解，不得而知。
在华阳路街道及飞乐居委的联络帮助下，笔者寻访到解放前夕就在武夷路居住的一户人家，现房主法志俊在小时候见过“叔叔”石志昂，故而打听到当年其住所的大致方位：那是武夷路与定西路交汇处的礼义新村，小区里面是一排排模样基本差不多的暗红色砖墙接连式房屋。
沿马路的前排已是饭店，石志昂一家当年就租借隐居于其后一排其中一户的底楼。那是法志俊父亲一位姓赵的朋友所买的房子，有三间居室，因其是单身一人，自住一间，另外二间租给了石志昂一家住。黎明前夕于无声处的那抹荣光由此发轫。上海解放前夕，石家从这一居处撤离。如今当年的房东杳无音讯，石家究竟租住哪二间房已难以确认。笔者唯有站在这绵延的排楼房前，感受下氛围，并致个敬。
在刚入夏的一个傍晚，微风扑面，一路神清气爽，笔者来到法志俊与翁映黎夫妇的居处。这是武夷路上并不稀有的独幢花园洋房，历经世纪沧桑却风貌依然，楼内宽阔的扶梯敞亮大气。法家在一楼，朝南一大间，有些老家具似是当年的遗存。
法家上一辈与赵姓房东是朋友，居处离石家不远，故与石志昂有缘相识，交往频繁。当年法志俊的父亲在洋行工作，与“资本家”石老板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继而成为好友。石志昂时不时去法家走动，年幼的法志俊叫他“叔叔”。石志昂的母亲、儿子、弟弟也常到法家串门，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少年法志俊印象中的这位“叔叔”身材与他父亲差不多，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老板很有派头但好像不是很有钱，因为他时装不多。法志俊忆道：“我父亲在洋行做事，西装之类的服饰多，石叔叔经常会来我家‘借’衣服领带之类，翻翻行头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父亲总是爽快地打开衣柜随他挑，让他自己拿。”
法家在上海解放后才知石志昂的真实身份，感慨这位“掌握党产大财”的老板生活朴素的缘由，赞叹其经常身无分文也从不贪污腐败的廉洁。由于缺乏一手资料，笔者只能从有关方面提供的人物介绍中觅踪寻迹。英雄本色不渲染或许更实在。
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1914年春出身于上海一户贫苦市民的家庭。童年丧父，少年失学。后因生活所迫，进入上海英商汇德丰洋行当职员。为弥补失学之憾，石志昂利用业余时间埋头于上海商会图书馆，自学英语和文学，在那里结识了林淡秋、胡乔木、胡万选等共产党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理事兼组织部部长、上海各界救亡协会职业界协会中共党组书记，兼任由共产党人主办公开发行的《译报周刊》和《职业生活》的编辑；发起并筹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发动群众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冬，党组织考虑石志昂的身份容易暴露，安排他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期间先后接送刘晓、刘宁一、张承宗等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撤退。1943年，为便于开展工作，石志昂任大巡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经理。抗战胜利后，石志昂回到上海，“潜伏”于武夷路。为开展地下党的经济工作，在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打开局面，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刘绍文经审查挑选，安排石志昂组建上海合众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经理，与华中财政委员会委员徐雪寒单线联系。
新公司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党组织能提供的启动资金极其有限，必须寻找突破口，以小资本做大生意。石志昂经多方探询，了解到苏联出口新闻纸价格较低，经与苏驻沪商务办事处洽谈，及时签订了新闻纸供货合同。合众公司遂通过文化界进步人士与商务印书馆等书店、报社建立了纸张供销关系，确定了基本用户。当时上海纸张用量大，合众公司以此很快占领了市场，用小本钱做了大买卖，打开了经营局面。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进出口管制，对纸张等热门进出口商品规定了配额。石志昂疏通有关当局，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喉舌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的名义，代合众公司进口苏联纸张，让国民党为共产党办事，突破了配额限制。尔后，合众公司逐步从事电器、化工原料、汽车配件、西药等的进出口业务，生意越做越大。1947年秋，又新开合众西药行，除经营外，同时承担向苏北解放区输送药材的任务。为了适应特殊任务的需要，石志昂以“资本家”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国民党军阀、青红帮头目，甚至中统、军统特务之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筹集、保护了大量资金，石志昂的合众公司成为在上海颇具影响的经贸机构。
1948年秋，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蒋经国专程到上海整顿，下令所有商业机构持有的黄金、美钞一律交政府兑换金圆券。形势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其控制的商业机构将所持的黄金、美钞交合众公司负责保存，伺机转移香港。国民党当局对此似有所闻，某晚报登出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有关报道，进出上海的车站、码头因此检查严格。石志昂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于当天深夜将金条、美钞装入轿车的肚底。第二天一早，带着家人，佯装去外地旅游，驱车走乡路直奔杭州，与先期到达的张锡荣、梁万程会合。在取道广州去香港时，广州车站检查严密，乘客排一字长队，无一能遗漏。有所准备的石志昂、张锡荣西装革履，后面跟着提大皮箱的脚夫，俨然像有身份的阔佬；梁万程身材瘦小，假扮跑单帮的小商人，将金条捆绑在身上，手提破藤篮，藤篮里放了一只火油箱，箱上覆盖一层土特产，美钞就装在火油箱内。两位阔佬外表引人注目，在检查口被特地拦住开箱检查，他们故作慌乱，诱使检查人员起疑，转移视线。待检查人员集中精力翻腾大皮箱时，梁万程抓住时机，提着破藤篮悄然从石、张背后溜出关卡。到广州后，石志昂又买通一位洗衣铺老板，由他托人将黄金、美钞暗地带进香港。就这样，石志昂等人打破重重封锁，连闯三关，将上海地下党商业机构几年来苦心经营积累的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党组织利用这笔资金创办了仍由石志昂任经理的香港合众公司及宝森银行等机构；并向进步民主人士提供活动费用，为继续开展地下党的经济工作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石志昂历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中国进出口公司驻东柏林办事处代表、东欧商务代表团副团长、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等职。曾参加莫斯科、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1954年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布鲁塞尔。在建国五年多的时间里，石志昂始终工作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最前沿。尤其在反“禁运”第一线的重要岗位，石志昂的工作卓有成效。外贸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东柏林代表处，先后与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2000余家企业进行了接触，与300多家公司做成了生意。这些业务，大部分是石志昂在任总公司代表时主持进行和打下基础的，通过商贸关系广交西欧工商界朋友，为不断拓宽东西方贸易创造了条件。
1955年4月11日，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石志昂作为出席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从香港飞往印尼万隆，不幸途中遇难。消息传开后，伦敦、柏林、安特卫普、德里等地的外国朋友纷纷发来唁电。中央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彭真等36位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四·一一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于翌年4月11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遇难烈士墓落成仪式。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石志昂家属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编号为001号。
武夷路，成为001号烈士不朽功绩的见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