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收的角度，看大明王朝的覆灭

#历史开讲#

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条绳，从驱除跶虏，恢复中华；五征漠北，封狼居婿，到崇祯自缢，满清入关，大明享有中华天命共计二百七十六年，然而明史中记载大明实亡于万历。

由于朱常洛早逝，万历皇帝成为少年天子，内阁首辅成了少年皇帝的教父和帝国的实际掌权者，此时的帝国已经存在了二百余，朝堂党系林立，统治阶级固化，吏治有贪腐渎职之风，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开启了改革。

张居正改革，拯救大明财税的良药

1、改革的原因及方向

早在隆庆年间，张居正就大明社会现状向隆庆皇帝提出《陈六事疏》，提出了六项改革的主张：一为“省议论”，二为“振纪纲”，三为“重诏令”，四为“核名实”，五为“固邦本”，六为“饬武备”。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于是，在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对大明帝国较为全面的改革。

2、改革的重点

土地兼并人口流失，明代早期按照清查户口为基础编造的复议黄册，和丈量土地为基础绘制的鱼鳞册上的记录数据已经失真，实际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没有做出良好的统计，在改革前，明朝的税收主要包括田赋和工商税，两种田赋仍沿袭唐代就已经实行的两税法。

在册的耕地与人口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征收，但社会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出现了“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的状况。

豪强有田有粮甚至有特权，可以少纳税甚至不纳税，贫民失去土地在可能自己都养活不下去的状态下，依旧要纳税，官田减少，人口流失，使得财源枯竭，自然而然的，税就收不上来。

张居正于万历六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这个耕地面积比刚经历了战乱的明初还少100余万顷，很明显，出现了官田被侵占，地主豪强隐瞒土地的状况。

因此通过清丈，朝廷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地主乡绅达官显贵所隐藏的耕地，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公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此外，在整治赋税实施经济改革前，为了整肃吏治、提高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张居正提出并实施了考成法，精简政府机构，压缩政府开支，考成法的实施可以理解为给各级官吏做绩效考核，考成法的实施达到了各级官员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节治皇室宗亲开支，尽量打压宗室奢靡之风。

如此的开源节流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大明的国库因此改革变得充裕，经过十年的努力，扭转了大明财政亏空的局面。

3、改革的结果

张居正改革是一个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改革为大明王朝重新积攒了财富，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国库。

重新整合国家力量，通过改革在财政上开源节流，加大税收检察力度，虽然增加了正税，但实际上减少了人民负担，杜绝地方管理中乱收税的现象；拨乱反正，从有钱人身上征更多的税，从有特权的人身上征更多的税。

但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利益，再加上万历皇帝年幼，并没有如同秦孝公那样的改革决心，张居正在政治上没有坚固的靠山。

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活着时他能推动改革，但当他病逝之后，反对势力迅速占领朝堂，反对势力为了恢复在改革前的利益，将曾经张居正的政敌扶持上位，将改革时期的重臣统统罢免。

反对势力暗中互相勾结，一同污蔑张居正，蒙蔽皇帝视听，从而使得万历皇帝推翻张居正改革，废除改革时推行的新政，并且迫害张居正家人，将其全部饿死。

财政困难，“人活着，钱没了”

1、“兜”里的钱是怎么没的？

反观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明朝的财政危机，为大明王朝除去了生存隐患，挽救了行将崩塌的大明王朝，但当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且皇帝年幼，致使张居正病逝后改革后继无人。

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包括但不限官僚、宗室成员、地主阶级势力依旧强大，改革不得不废除，改革成果几乎没有保留。

随着改革被废除，大明王朝的经济税收收入与支出状况回到了改革前水平，但在改革时是有部分盈余收在国库中的，这笔钱足够明朝挺过明末的小冰河期，可以挺过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

改革废除之后，到了万历20年，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不管朝政，身居后宫，“万历三大征”逐步开始。

宁夏蒙古人叛乱，最终，明末大将李如松攻破大成，击毙叛军首领，共计历时7个月将叛乱平息。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计划以朝鲜为跳板，妄图入侵中华，李氏朝鲜，承平久矣，远离战火，军队战斗力低下，不敌刚刚结束战国时代的日本，朝鲜王室向大明求援，明末大将李如松领兵入朝作战耗时六年，最终将日本赶出大陆。

播州宣慰司反叛，四年后明军攻入贵州，成功剿灭叛军。

此三场大战前后耗时八年，明军甚至双线作战，明面上三大征之后，大明肃清内部叛军，对外扬名立万，保证军事上的绝对安全，但据后世统计，三大征消耗白银超过一千万两，此举耗空了国库，大量财力用于战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超标的军备支出，拖垮了大明的财政税收，空虚的国库，使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降低，为后世埋下了隐患，当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时，大明已经无财力讨伐，只能任由其发展，做大做强。

2、赚钱赶不上花钱

当崇祯皇帝朱由检十七岁继位时，光鲜亮丽的皇位无法掩盖凋零残破的王朝。

民间有言，旱九年涝九年，旱灾与洪灾相继来临。

崇祯二年，朝廷无力赈济陕西旱灾。根据《备陈灾变疏》记载，“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但崇祯皇帝只是减少了陕西地区的税收，并没有发放粮食物资用于赈济陕西，陕西的灾情愈演愈烈，从而激发了民变。

从此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此时并不是崇祯皇帝不愿意拯救他的人民，只是辽东方向与后金开始作战，国库财政不够，自天启末年，大明已向地方征收战争税，名曰辽饷，平辽要钱，赈济灾民也要钱，大明财政，此时捉襟见肘，崇祯皇帝是真的没钱可用。

明末战争导致军费暴涨，灾荒导致税收减少，支出增加，大明财税已经进入了一种死循环。

平叛需要征税，征税会激起民变，民变会带来更多的叛乱，明末的财政危机已经严重伤害了明朝的统治根基，严重的损害了人民利益。

此外，藩王的供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明末藩王上万，宗室更是不计其数，明代藩王手中有大量的土地，作为特权阶级，藩王可以不缴税，至明末，除了不允许分封藩王的浙江财富之地，其余全国耕地大部分都落入了朱家宗室之手。

宗室的奢靡与平民的贫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明末有童谣：“招求生木求和，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明末的苛捐杂税，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叛，此时的大明已经积重难返，若崇祯皇帝有像汉武帝那样的魄力，大明就可以从社会上层人中征收税款。

乱世当用重典，汉武帝执政末期，同样是连年征战，军费居高不下，灾害频发，赈灾费用巨大，也存在土地兼并，豪强称霸一方的问题，但武帝之后西汉还有90余年国祚，东汉还有近两百年国祚，乃至汉亡以后，仍有百姓怀念汉朝。

但崇祯却未能扭转颓势，大明自此而亡。

汉武帝时期实施算缗打击富商和地主豪强，颁发告缗令，让富人互相告发，从社会上层人士中成功征收税款，汉武帝所识之的法治，在充盈国库的同时并没有损害汉朝的统治根基，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照顾到了底层贫民的利益。

反观崇祯皇帝，在帝国内忧外患时期伸手向普通民众要钱，无异于饮鸩止渴，王朝末期吏治腐化，在没有整肃吏治之前，贸然增加征税，反而促进了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

崇祯皇帝本身志大才疏，面对事情只会推卸责任欺软怕硬，不愿意动地主豪强的蛋糕，也不愿意动王氏宗族的蛋糕，没有政治铁腕，只适合成为一个守成之君，难成中兴之主。

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供奉宗室和战争原因，是明末税收支出的最大问题，自然灾害是明末税收收入的最大问题，而废除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三大征是明末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假如崇祯年间财税支出小一点，或财税支出大一点，又或者国库多有一点钱，就能够支撑崇祯年间的各种开支，平辽赈灾都不是问题，毕竟没有经济支撑，很难将战争进行下去，打仗打的就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