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中的十八件镇馆之宝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占地十三万余平方米，为“一院六馆”格局，即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另全院设“六所”的研究部门，即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所、古代建筑研究所、陈列艺术研究所、非遗保护研究、古代艺术研究所，并设有中国博物馆中唯一的民族民俗学研究机构，其中文物保护研究所被称为“文物三甲医院”，是中国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截至2018年，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32768件（套），珍贵文物371032件（套），2007年，经过专家甄选和市民投票，共评出十八件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
一、镇护之宝 ——金兽
西汉金兽，于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它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上，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身短而粗壮，似虎更类豹。附耳瞪目，张口露齿，神态警觉，颈部戴三轮项圈，头顶有一环钮，空腹、厚壁，浇铸成形。底座空凹，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二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
西汉金兽西汉金兽是青铜铸造工艺与金器捶击工艺相结合的产物，它将两种技法结合在一起。其全身布满的斑纹大小一致，呈不规则的圆形，是整体铸成之后，特意用工具捶击上去的。
经过专家团的鉴定和评估，这个西汉金兽是迄今为止全国考古发现的最重的金器，而且彰显了西汉时期金属铸造工艺及金器锤击工艺两种技法的完美结合，极其珍贵，对考古意义深远。不过也留下了疑团：这只金兽究竟是什么动物？是谁铸造的？他当初的主人是谁？又是谁将它埋藏此地？这些疑问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至今依然是历史之迷？
二、御窑之宝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1957年3月，在江苏省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附近，被当地农民叫作“娘娘坟”的土包上，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四十七件文物，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即是其中的一件。
根据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人是明初驸马都尉宋琥和夫人安成公主。梅瓶是作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下葬的，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象征。史书中关于宋琥及其夫人安成公主的记载很少。宋琥是明朝开国大将宋晟的次子，安成公主是明成祖朱棣的女儿。永乐元年，朱棣将安成公主许配宋琥。永乐六年，宋琥继承父亲西宁侯爵位，镇守甘肃。永乐十年，宋琥奉诏回京，以皇亲身份掌行孝陵祭祀行孝陵祭祀。洪熙元年，宋琥以不恭之罪遭弹劾，被削夺爵位，直至宣德五年去世。正统八年，安成公主病逝，夫妻合葬于东善桥。
此梅瓶为景德镇官窑出品，瓶高41.7公分，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坯体白而坚致，小口，短颈，溜肩，肩以下逐渐收敛，体形修长，底面有刮削痕。盖作钟形，火焰形钮。通体施白釉，白中略泛青，釉质细腻滋润，底露胎。盖为红地白花，满绘牡丹，颈部绘蕉叶纹，肩以下白地红花，分为五组纹饰，如意纹、卷草纹、缠枝菊花、海水、变体仰莲为辅助纹饰。腹部以较大的篇幅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并以湖石、山茶、芭蕉衬托。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和谐得体，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梅瓶局部图
梅瓶局部图
梅瓶局部图
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也许是追求画面对称的缘故，明代洪武朝的岁寒三友纹饰都添绘一株芭蕉。这种情况沿袭明、清两代，甚至在清代岁寒三友纹中，芭蕉成为主要纹饰。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是在白色瓷胎上以含铜的颜料进行绘画，然后罩透明釉一次烧成，但高温铜红釉对窑室气温要求比较严格，鲜红色最为难得，此梅瓶美中不足的是其釉里红的釉色欠佳。但这件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唯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于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三、天之宝—— 透雕玉佩人、鸟、兽
透雕人兽鸟玉饰件，为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于1991年昆山市赵陵山遗址77号墓中。该遗址距今约五千年，是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为良渚文化玉器的珍品。
该饰件出土时放置在墓主右脚下的一个石钺圆孔处。据钺上部的朱色、缚痕和现场遗留的朱彩图案痕迹等判断，石钺原为带柄器。钺作为一种由武器演变而来的礼仪之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应是钺上附加饰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
整个玉饰件高5.5厘米、厚0.5厘米。由透闪石软玉制成，呈白色略带青黄色斑纹。制作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技法，精雕细镂，构图独特。
主体是一个蹲踞抬手的侧身人像。头部以凹下的圆点表示眼睛，边缘的曲线勾出嘴、鼻，头上方阴刻五条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耸的弧状物象征一束羽翎。
在戴羽冠的人脸一侧，有一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相接的走兽，这是浙江反山出土“琮王”和“钺王”上的神人骑兽图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其顶端系一浮雕小鸟，小头短颈，扁喙微张，硕身翘尾，形象生动。整个造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人、兽、鸟纹，表示巫师依靠走兽、飞鸟这些动物伙伴，迅行疾驶，上天通神，下能祭地、祭祖，消灾祈福。这种造型在良渚文化早期还是首次发现，说明巫术崇拜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形成。
玉饰件下端的榫头有一对钻小孔，应固定在骨、木质的柄上。这件玉器的用途可能是氏族首领主持祭祀行使巫术时通天致神的法器上的饰件。人、兽、鸟三者合一，正是天神、地、祖先三位一体，是良渚人的崇高信仰，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意义，也是良渚人日月、阴阳、天地、人神宇宙观的表现，对后世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贵媛之宝 ——金蝉玉叶
1954年，在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明代弘治年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地14号墓发掘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了这件金蝉玉叶。
金蝉玉叶的造型非常精巧：
一只形神毕肖、金光闪耀的蝉，侧身翘足，双翼略张，嘴巴微开，好似在奏鸣；玉叶则叶脉分明，洁白无瑕，将金蝉微微托起。其中，金蝉蝉翼左右各两，外翼长1.7厘米，宽约0.8厘米，厚仅0.2毫米，表现了蝉翼轻而薄的特点。蝉足简化为三对，一对前足翘起，一对后足微微抬起。整个蝉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经鉴定，金蝉含金量很高，成色达到95％。玉叶则长5.2厘米、宽约3.2厘米，系用新疆和田所产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晶莹润泽、温柔细腻。玉叶有主脉一根，两边各有支脉四根。叶片正面的叶脉雕琢成凹槽状，背面的叶脉出相应凸起，整片叶子的边缘搓磨得圆润光滑，使叶片极具真实感。出土时，玉叶的下面还有银花托托着，而花托又连着发簪。这三件扣成一个整体的金蝉玉叶银发簪，形成了一件十分罕见的明代手工艺金银首饰。出土时，它直接插在女主人发结的前面。遗憾的是，银花托后来不幸遗失，金蝉玉叶从此和簪子本体分离。
金蝉玉叶的制作技术十分复杂。金蝉采用了压模铸范、薄叶延展、錾刻、焊接等工艺。玉叶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等多种琢玉工艺，抛光细腻，薄胎圆润，琢工精致，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整个画面构思奇巧，动静结合，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处被发掘的墓穴的主人并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且这个墓还是一个一男四女的合葬墓，而从墓志铭可知，金蝉玉叶的原主人，是这位墓主的小妾。虽然墓主并没有达到权势滔天的程度，可他在地方上还是拥有一定权势的。
在古时候，“金枝玉叶”这个词还有过一段时间形容皇家贵族的独苗子孙，后来还被形容身份非常尊贵的人，这也不难推断出，墓主是非常喜欢这位小妾的。因此，他才花费了重金来打造了这个头簪，并且让这位小妾带着这支簪子入葬，这也说明墓主希望自己的小妾来世也能够拥有高贵的身份。毕竟在古时，小妾的地位也比较低下，这一生她没有办法改变，只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来生了。
五、秘宝——青瓷神兽尊
1976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小村庄内，考古工作人员在宜兴周墓墩的一座西晋墓葬中挖出了一件奇异的瓷器。
周墓墩是宜兴周氏家族的墓地，据《宜兴周氏族谱记载》，这里有六座西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周宾、周鲂、周处、周圮、周勰、周靖，其中周处的墓规模最大。周处就是民间故事当中“除三害”的主人公，相传他年轻时为患乡里，与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并称“三害”。周处后来杀死猛虎、蛟龙，改过自新，拜文士陆机为师，最终成为忠臣孝子。
不过，以上只是民间传说，真正的周氏是当时的名门，他们的几座家族墓葬在古代已经遭到过盗掘，但墓的形制还基本完整，周处墓的尸骨还在，并保存完好。“周处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因为他是为国战死的将军，得到了朝廷厚葬的有待。西晋时，周处曾历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等职，立下赫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周处的墓葬和父亲周鲂的墓距离很近，周鲂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厚葬，却也是三国东吴孙权身边的名臣，《三国志·周鲂传》曾记载其“断发赚曹休”的计谋典故，说的是周鲂向曹休诈降，以割断头发起誓的方式骗取曹休信任，使曹军中了埋伏。而周鲂墓中出土了整个家族最特殊的陪葬品——青瓷神兽尊。”
青瓷神兽尊全器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尊的腹部堆塑神兽，兽首昂起，双眼仰视，鼻孔朝天，张口含珠，吐舌露齿，颌下长须垂至腹部;四肢紧贴前胸及下腹，绳索状的前掌抬起并外翻，后掌下撑呈现蹲坐状。背后有五只小半圆形扁横凸脊，从上至下排列。周身有刻画的蓖纹、戳印纹和堆贴纹，用来象征鬃毛、羽翼和胡须。青釉微微泛灰，釉质润泽，尊的底部刻有“东州”二字。
考古专家们判断这件青瓷神兽尊应属于镇墓祛邪的器物，青瓷神兽尊被发现时位于墓室后部的一角，紧靠棺床，距离墓主人很近。神兽尊出土的时候内部还盛装有骨头，这或许还与当时的祭祀仪轨有关。而神兽的模样十分怪异，在迄今出土的文物中，找不到第二件完全一样的。
西晋青瓷神兽尊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出土于纪年墓葬，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的同类资料，珍贵至极，1993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既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也是江苏省十件国宝级陶瓷文物之一。
六、守护之宝 ——银缕玉衣
银缕玉衣是古代玉衣的一种，玉衣又叫玉匣，是古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衣服，分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几种。《汉旧仪》及《后汉书》记载：“帝崩，唅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镂……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
也就是说玉衣是古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衣服，有金缕、银缕、铜缕等几种，古代等级森严，金缕玉衣一般只有皇帝才能穿，诸侯多穿银缕玉衣，一般贵族只能穿铜缕玉衣。
中国发现过两具基本完整的银缕玉衣，均出土于徐州的汉代墓葬。第一件银缕玉衣1969年出土于徐州土山一号汉墓，该墓为东汉彭城王刘恭后裔的墓，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厘米，玉片两千六百余块，银丝约八百克，形状与金缕玉衣相似，现藏南京博物院。
另一件西汉火山刘和墓的银缕玉衣未经扰乱，除银缕朽坏，玉衣各部分结构清晰，是经科学发掘年代最早的银缕玉衣。
此外，1973年董园一号墓葬（曹操父亲曹嵩墓）之中也发现一件银缕玉衣，现藏于亳州市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的这件“银缕玉衣”从头到脚由头罩、上衣、裤子、手套和鞋五部分组成。
头部由头罩和脸盖组成。两眼呈橄榄形、下腭呈半月形。鼻子是用十五片小条梯形玉片和一片半圆形玉片组成，以显示人脸逼真形象;
手套与拇指套左右手皆作四指握拳状，而左右手的拇指套长度不一，一长八点五厘米，另一长八厘米；鞋的部分则作圆头平底高帮鞋状，明显分左右脚。
玉衣还包括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等九窍塞，目的是防止人体的精气外泄。
魏文帝曹丕继位后，他发现民间有不法分子为谋求钱财，纷纷投入盗墓事业。而玉又是当时的奢侈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玉衣便首遭其害。玉衣的存在，不仅未替墓中人守住灵魂，还招惹来不法分子扰起安宁。这便违背了贵族的本愿，所以他便下令废除玉衣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国家出土银缕玉衣仅有两件，每一件都是稀世珍宝。银缕玉衣出土后，它带着祖国的自豪走向了全世界，郭沫若评价说：“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目前，根据相关统计，在全国出土的文物中，超过两千片玉片的银缕玉衣寥寥无几。现存南京博物院的这件银缕玉衣，作为镇馆之宝，也是第一件修复完整的银缕玉衣。
7、祭礼之宝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为新石器时代玉器，1982年出土于武进寺墩遗址4号墓葬。这件玉琮为乳白色，整体为矮方柱形，内圆外方，分为上下两节，四周线刻浅浮雕，共四组图案。每组上节饰戴羽冠人面纹，下节为兽面纹。兽面纹眼大、獠牙外露，较抽象。人面兽面纹周围以繁密的卷云纹作地纹。这种兽与人结合的图案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神徽。玉琮是统治阶级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也是巫师通神的法器。这件玉琮由透闪石琢制，玉质滋润，琢磨精细，器形规整，线条繁缛流畅、通体打磨光洁，工艺精湛,体现了良渚玉器的高度成就，独特的纹饰不仅给人神秘的美感，更为后世研究当时的文化和宗教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良渚文化典型精品。
良渚文化距今五千三百年至五千四百年左右，最大的特色就是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源头还是在新石器时代。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玉器种类，其中包括璧、琮、圭、璋、琥、璜等等。玉琮是仅次于玉璧的存在，在《周礼》中就曾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也就是说，玉琮是用来祭祀地的，所以它的外形是“外方、内圆、牙身”，代表了厚土，更代表了参与祭祀的贵族尊贵身份。在目前，大坟口文化、龙山文化、良诸文化、石峡文化、齐家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而良渚文化中的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无疑是同类中的精品。
然而，对于这件来自于四千多年前的重要文物，在赞叹其做工精美的同时，专家对其也有疑惑：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虽然是透闪石软玉，但也非常坚硬。加工6.1厘米内径的空，没有一定程度的工具是做不到的。如果光用石头来穿凿，不是不能做到，但要琢磨得如此光滑，那需要多少时日和光景？
更为困惑的是，在玉琮外表的人面和兽面纹饰，是采用了琢、刻两种方法阴刻而成。五千多年以前，在没有青铜、更没有钢铁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面对硬度超过金属的玉料，原始先民究竟是如何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品类众多、纹饰繁细的精美玉器的，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
八、弘觉之宝——鎏金喇嘛塔
鎏金喇嘛塔。塔高0.35米，须弥座高0.16米，塔上一尊铜鎏金释迦涅盘像长10厘米、宽4厘米，通体鎏金，为卧式，形象生动，像外有金棺银椁，塔底刻有“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题记。
1956年7月，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几个病人,意外溜到了弘觉寺内玩耍，发生了蹊跷的事！就在他们玩跺脚时，忽然地下传来一阵空洞的回响！难道佛塔下面有洞穴吗？
弘觉寺的这座佛塔建于唐朝代宗年间，相传是唐代代宗李豫因为梦中梦见了佛祖“感梦而筑”，年代久远，谁能想到这下面居然有一个地宫。经过仔细的挖掘之后，他们证实了这是一个六七百年前的佛塔地宫，里面还放着一个绝世宝物——鎏金喇嘛塔。
专家介绍，“鎏金喇嘛塔”也就是佛教中常说的“金棺银椁”，是为了盛装舍利而专门打造的精致奢华的宝物。
鎏金喇嘛塔通高35厘米，座高16厘米，底边83.5厘米。该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是明代佛教工艺品。
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须弥座内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等物。座上四角放有青瓷罐，罐中有牙齿骨灰等物。
在考古专家眼中，只有释迦摩尼这种身份尊贵的人，他的舍利才会放入其中，但这个出现的却是牙齿，这就证明了这并不是释迦摩尼真身舍利；那么放在里面的牙齿和骨灰到底是哪位高人的遗骸呢？
专家发现在塔座的下枋字迹，“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则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根据上面的记载，我们得知供奉这个鎏金喇嘛塔的人叫李福善。
有研究者推测，弘觉寺地宫实际上是著名航海家郑和的归葬地。“李福善”就是郑和，鎏金喇嘛塔内藏着的牙齿、骨灰，极有可能也是属于郑和。
郑和，明朝太监，云南人，小名三宝，是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郑和有勇有谋，深受明成祖信赖。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世界上的伟大壮举，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宣德八年即公元1433年4月，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于印度西海岸古里国，船队历经三个月后的七月份，才返回明朝。郑和死后灵柩被运回国内，由明宣宗朱瞻基敕葬在南京牛首山，但运回来的灵柩极有可能是骨灰而非遗体。因为郑和去世的时候是四月份，经历了三个月才返航南京，那时候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尸体不利于保存，而古里国宗教信仰是佛教，具备火葬条件，更重要的是郑和本人就是佛教徒。
还有就是连江苏郑和研究会及部分郑和后裔也承认，牛首山现存郑和墓应为衣冠冢，墓室里只有郑和靴子和些许头发。专家还找到了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佛说摩利支天经》，其中有记载：“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
但为什么姓李？专家们猜想：郑和临死前为自己安排后路，得知弘觉寺是姓李的所建，也以李为姓，可能就是想让自己和姓李的一样在牛首山永远供奉佛祖。
不过，这个石破天惊的说法并没有在明史学界、郑和研究界得到赞同。因为经过各位专家考证，铭文中的“李福善”其实是与郑和同时期的御用太监李童，李童与郑和两个人是好友，曾经长期共事。
对于“鎏金喇嘛塔”的真正主人还在继续维持着争议，或许只有等到时候挖掘牛首山上的郑和墓才能揭开真相了。
此文物实际上是由鎏金塔和砂石岩塔基及四个瓷罐合成一个“金刚宝座塔”。塔身是覆钵式的金刚宝座塔，中国仅有五台山圆照寺和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两座，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迷你”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自从它被发掘后就被移至南京博物馆，目前已成为南博镇院之宝之一，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禁止出国展览。
九、水墨之宝—徐渭《杂花图卷》
《杂花图卷》纵30厘米，横1053.5厘米，是明代画家徐渭创作的一幅泼墨画，纸本作品，是南京博物院十八件镇馆之宝中唯一一件书画作品。
在这卷十余米的长卷中，徐渭以酣畅淋漓的“胶墨”分别绘制了牡丹、石榴、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兰竹等十三种花卉蔬果。徐渭以其疾飞狂扫的豪放气势，纵横挥洒，信笔涂抹：画中牡丹含羞沾露，占尽风流；硕荷、梅兰、修竹、榴枝，笔触歪斜正侧，跌来倒去，随意点染，自如流畅。作紫藤逸笔草草、洋洋洒洒。忽而，又如狂风乍起，点线飞舞，纵横密集，线条速急癫狂。顷刻，笔住墨涸，嘎然而止，墨彩纷呈，留下满纸斑斓。体现了他用笔峭拔劲挺多变与用墨洒脱自如的艺术风格。画中尽显着交响乐一般波澜起伏的宏大乐章。时隔四个世纪，画中依然显出墨迹淫淫的湿润感。
徐渭，汉族，绍兴府山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且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
徐渭自幼聪慧，文思敏捷，胸有大志。却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考中秀才，之后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青年时期的徐渭充满积极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三十七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与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与胡宗宪合作，抗倭期间屡屡制胜，被誉为“东南第一幕僚”草拟《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后来胡宗宪被弹劾，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用利斧击破头颅，还怀疑其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度过七年牢狱生活。出狱后已五十三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
由于我国长卷画的特殊构图形式，从右往左展开看的效果最佳。（请把手机向右横过来欣赏，谢谢）
十、光之宝——错银铜牛灯
错银铜牛灯，1980年出土于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墓主人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个儿子刘荆，他于建武十七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徙封为广陵王。
东汉错银铜牛灯通高46.2厘米，身长36.4厘米，全器作牛驮灯盏造型，其结构分为灯座、灯盏、烟道三部分，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很方便。灯座的牛俯首站立，体形肥硕，看似静态，但螺旋翘尾、睁眼张嘴、竖立的耳朵和对角、略微移动的腿。灯盏安在牛背正中的圆形座基上，灯盏有两片可转动的菱格镂孔灯罩，可双透光。灯罩镶入圆形灯盘边缘的凹槽中，灯盘有短把，点燃蜡烛后可以转动灯罩以调节光照的角度。
灯盖顶端有一弧连接牛首，这是为了灯座内产生烟烬能够排到牛腹内而设置的，使用这种排烟装置能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东汉错银铜牛灯主要采用的是错金银工艺，它先采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花纹图案，再用错石（即磨石）将嵌入的金属线错平磨光，使器物整体看上去表面平滑亮丽。这种工艺战国时期相当流行，东汉时渐衰，但这件错银铜牛灯却使人看到了东汉时的此种工艺的精湛。
东汉错银铜牛灯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通过东汉错银铜牛灯也反映了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在青铜灯具的设计上就已具备了环保意识，这项发明在世界灯具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一、幸福长寿之宝——青花寿山福海纹炉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高58厘米，造型仿青铜鼎。它与一般白地蓝花的青花器不同，是蓝地白花，即以青花为地，白釉表现海浪。浓重的青花发色、青料略有蕴散的缺陷美、仿青铜鼎的造型与满器似要外溢的海浪相融于一体，使青花炉具有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令观者为之动容。
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和皇后，对艺术品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在书画、瓷器等方面的艺术才能，促进了当时手工艺的发展。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的青花瓷烧造数量空前巨大。《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朝廷一次就下达了烧造龙凤瓷器44.35万件的任务，其中青花占大多数，直接将宣德青花瓷器推向了工艺顶峰。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瓷器名品之一，被誉为“开一代未有之奇”的时代。明代王世性的《广志绎》记载：“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窑为佳。”
宣德青花瓷，烧造成本非常之高。《景德镇陶录》说：“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从宫中传世品来看，青花用料以进口料描绘为主。这种进口青料来自波斯，非常名贵，叫苏泥勃青，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洋货。苏泥勃青含铁量高，含锰量低，故称“高铁低锰”料。用它烧制出的瓷器呈色黑蓝，深沉浓艳，有着自然晕散的艺术效果。青花寿山福海纹炉的外壁，就是用这种昂贵的苏泥勃青料烧制而成。因为不惜工本，以蓝色为地，用料浓厚，瓷胎柔软，所以绘画时，很容易把胎粉带起，青料也不免浸入胎中，以至于烧成之后的青花，摸上去凹凸有致，显得立体感十足，深沉典雅。
在景德镇的明代永乐宣德官窑的地层中，出土的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残片，可以复原出三四件同样的瓷炉，这些是作为废品打碎掉的，说明虽然烧造时不止一件，但烧成率低。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成品如今仅存两件。而完整存世的，仅此一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中；另一件耳部已残，经修复完整，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中。
专家认为：“这件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应该是古代祭祀用的五贡之一，它是仿青铜鼎的造型，鼎在商周时期是烹调器，兼具日用和祭祀的功能。但是在明代，这7种形制一般被称为香炉，它绝对是祭祀之用，而并非烹调。《明史》中记载，朱元璋规定，祭祀皆用瓷，所以朱元璋在朱山设立御窑厂，烧了很多瓷器，包括‘爵’和‘鼎’。”
同样，民间也用香炉作为供器。供器一般包括一对花觚，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共五件，因此成为五供。最早的瓷五供出现在明正德年间，包括炉、瓶、盖罐等，到清代则演变为一对烛台，一对瓶，一个香炉的定制。炉用来点香，烛用来照明，瓶用来供花。专家认为，“在五供的发展中，鼎炉一直作为最主作的五供之一延续下来。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上虽然没有官窑款，但它确实是明代宣德官窑瓷，是明清宫廷祭祀中必不可少的重器。”
十二、慈航之宝——金观音菩萨立像
清代藏传佛教金观音菩萨立像是乾隆皇帝亲自督造的精品佛像，代表着清代时期最高的金属铸造工艺。金观音像通高88cm，重约41斤，整体全部由纯度极高的黄金打造，并在身体各处镶嵌珍珠及各色宝石，不仅彰显了皇家的贵气，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佛教的至诚之心。
金观音头戴五叶圣冠，盘发且束有高髻，冠上遍饰珍珠、绿松石、碧玺和珊瑚，发髻顶端处还镶有一颗巨大珍珠。菩萨脸部圆润慈祥，双目细长且大耳垂肩，耳上佩戴耳璫，显现出一副雍容华贵之相。
在观音佛像的左手拇指与食指之间，还捻着一根曲绕的花枝。循着花枝蜿蜒而望，发现其尾端盛开着一束美丽的花朵，花朵就在菩萨的左肩绽放。值得一提的是，盛开的花朵并非凡品，而是藏传佛教中著名的乌巴拉花，它是由梵语“utpala”音译而来，意思是“青蓝色的夜莲花”，代表着圣洁清净无垢之意。
金观音像佛手的背后，也就是菩萨的肩披之处，还有一只难以发现的银兽。该银兽只雕刻了头首部分，其长相类似于山羊，据馆员介绍，该似羊生物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羯羊。
羯羊是羚羊中的一种，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羯羊，山羊也，大而细脚”，《尔雅》曰：“羌夷以为羚羊，能徙峻”。
在佛教之中，羯羊象征着纯洁与友善，它们是世界上的精灵，经常会帮助落难的人脱离苦海。羯羊形象被安置在金观音像之上，其实也是对“至善”的一种向往，诠释了佛的教义，说它是至宝，那绝对是名至实归的。
十三、地图的宝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临摹后，原本在国内渐渐失传。直到1922年，这幅图的临摹版出现在北平的古董市场上。北平悦古斋主人韩懿轩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叫韩博文以二十大洋买之，几经辗转最后留在了南京博物院。
《坤舆万国全图》长380cm，宽192cm，图的开头是用楷书题写的图名《坤舆万国全图》。据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介绍：“古代用乾坤指天地，坤就是地的意思，舆的本意是车底座，延伸为承载万物。古人把地图称为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它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
整幅地图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主图，也就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地图用多种颜色描绘而成，南北美洲用粉红色，亚洲呈现淡淡的土黄色，欧洲和非洲近似于白色，山脉以写景法描绘，用淡绿色勾勒，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用深绿色画出水波纹，五大洲的名称是红色字体，国名和地名都用墨笔书写，以字体大小作为区别，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颜色淡雅，视觉舒适，便于观看。
地图上标有的五大洲中，包括当时刚被发现的南极洲，说明图的内容是很新的。图上没有绘出澳大利亚，那是因为澳大利亚当时还没有被发现。
在各大洋中，绘有16世纪不同类型的帆船九艘，在各个海域中，还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十五头，南极大陆上还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驼鸟、恐龙等八头。地图中的插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图文结合的形式让地图变得形象生动。
第二部分是四个角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画有《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是《赤道北地半球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曾有《赤道南地半球图》和《中气图》，这些辅助作用的小图包含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拓了当时国人的眼界。虽然这些知识在今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但在明代可谓耳目一新。
第三部分则是解释说明的文字，利玛窦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等。比如，他介绍了南美洲国家伯西尔（即巴西）：“伯西尔，此言苏木。此国人不作房屋，开地为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鸟毛织衣。”这幅地图还保留了母本的全部序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虽然这幅有悖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地图，却依旧得到万历皇帝的认可和喜爱，他让宫中画匠开始临摹这幅地图，赠送给皇子和皇亲国戚，此后，《坤舆万国全图》又流传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促进了整个亚洲的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
十四、书房之宝——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铜盒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该砚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
该砚1970年出土于徐州土山汉墓，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砚的花样不断翻新，不但有石砚、瓦砚，而且出现了玉砚、陶砚、漆砚和青铜砚。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认为是镇凶邪、助长生的吉祥物。
据史书记载，汉朝自武帝开始迷信鬼神。汉武帝在求仙求长生方面的追求，甚至超过了秦始皇。上行下效之后，这股风气也在民间传播开来，人们争相塑造神兽灵物，旨在辟邪降福。
东汉鎏金兽形铜盒砚的另一个特点在于“鎏金”。《集韵·十八龙》有云：“美金谓之鎏。”铜盒砚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确实美轮美奂。鎏金，就是把金溶解于汞中，制成浓稠状金汞，然后涂在铜器表面上，再经过烘烤，汞被蒸发，金便留在器物上，金光闪亮，华丽美观。据介绍，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创造了在银器和青铜器上鎏金的技术。到了西汉之后，鎏金技术大量被用于铜器之上。
东汉鎏金兽形铜盒砚不仅受汉代求仙思想的影响而且代表了汉代制砚技术的水平，此砚现存于南京博物院中 。
十五、全心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在南京博物院国宝级藏品中，东汉“广陵王玺”金印是极其特殊的一件。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重122.87克。龟钮，通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精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和谐，坚挺饱满。广陵王玺不仅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刘姓诸侯王的印玺，还破解了日本延续近两百多年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悬案。
广陵王玺堪称汉印中的稀世珍品，虽然它的重量只有一百多克，但在中华文明史上却有很重要的价值。
后汉的开国者刘秀，做了三十三年皇帝之后，于中元二年死去，明帝刘庄继位，改元永平。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等文献记载，光武帝的第九子刘荆，和明帝同为阴皇后所生。相貌酷似乃父，甚为父亲宠爱，建武十五年封为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山阳王。此人很有野心，想抢哥哥的皇位。光武帝一死，他就写信给被废的原皇太子东海王刘强（郭皇后所生，郭后被废，改立刘庄为皇太子），策划与他起兵一同造反，刘强胆小怕牵连，向朝廷揭发了此事。明帝便把弟弟刘荆徙封为广陵王，并遣其到扬州就国，免得在朝中胡闹。但刘荆到了封地之后，政治野心并不因此收敛，一次他竟对算命先生说，他的相貌同先帝一样。先帝是三十岁当皇帝，他今年也三十岁，是否也可当皇帝。算命先生惶恐，告发了此事。明帝一直对弟弟友爱，念及同母情分，仍不深究。被宠坏了的刘荆，始终未能悔改，权位大欲熏心，屡有反叛行径，一定要篡夺皇帝宝座，最后是被赐自杀而亡。《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有如下的两条记载：
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
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广陵王死后，这颗“广陵王玺”的金印也就陪他埋葬在了地下。
1981年2月24日，一位名叫陶秀英的农民，在江苏扬州甘泉乡汉墓的一堆杂土乱砖中，偶然发现一枚的汉代诸侯王金印。经考古学者调查研究发现，这枚金印为汉墓的随葬品，其主人为东汉光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荆，所以这枚金印被命名为“广陵王玺”。
同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显著位置都刊登了有关这枚汉代金印的消息，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竟然也在各大著名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发布了“广陵王玺”出土的重要消息，究竟是何原因，让这枚金印在日本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呢？
“广陵王玺”之所以在日本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其实是由于这枚金印的发现，彻底解决了日本国内保存至今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是假的问题，更为《后汉书》中关于中日两国最早交往始于汉代，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汉委奴国王金印
出土于1784年福冈东郊志贺岛上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当时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由于这枚金印的正面用篆文刻有“汉委奴国王”五字，当时就有不少史学家推测，根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这枚金印很有可能是由汉光武帝赐给日本使节的物件。然而，日本国内有不少的史学家对这一说法持有争议。尤其是自二战开始之后近几十年来，许多日本史学家推出“私印说”，推翻这枚金印乃是由汉朝皇帝所赐这一事实。
日本人所给出的理由如下：在日本国内保存的这枚金印印文末尾，没有刻“印”或“章”之字；如若是由汉朝皇帝赐给日本使节之物，绝对不会出现“国”字；如果这枚印章真为汉朝人所制作，印章少所缀刻之物因为龟钮，而非蛇钮。
日本人通过以上理由认定，这枚印章虽然其雕刻手法风格与汉代印章相似，但是极有可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仿汉朝雕刻了这样一枚金印伪作，用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以上这些说法，让日本国内将这枚“汉委奴国王印”定为伪造之物。
日本国内关于这枚金印的争论一直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广陵王玺”出土，正巧同年4月上旬，日本遣派了“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前往南京博物院参观，当时刚出土的“广陵王玺”正好刚刚入驻南京博物院。这枚金印令日本访华团眼前一亮，让他们想起了那枚存放在日本，争议颇大的“汉委奴国王”印。
经中日史学家对比发现，这两枚金印的大小、花纹、雕法、字体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判定，这两枚金印出自同一名工匠之手。自二战以来，日本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向东汉王朝进贡过，不愿意承认中日两国早在千年以前有过交往历史，他们甚至不承认在千年以前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枚金印的出土，无疑狠狠地打了日本人的脸，顺便也解开了延续多年的历史之谜，这就是为何汉代金印能够在日本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
汉代是中国印章制度的鼎盛时期，而广陵王玺是汉印精品中的精品，可被视作文物断代的标准器物。广陵王玺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后汉书》中关于中日两国最早交往始于汉代的记载，而且印证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伪，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十六、刺绣之宝——神手刺绣《耶稣像》
1915年，美国为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时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负责此事。
沈寿决定用仿真绣向世界展示中国刺绣艺术。为了让世界观众更容易接受，她选中了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了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沈寿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一百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一百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的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
这幅《耶稣像》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博览会一等大奖，成为惊世之作，蜚声欧美。这是我国艺术家第一次真正走出国门，当时有富商愿出1.3万美元求购收藏，沈寿不愿出让，张謇派人去美国取回了这幅绣品，珍藏于传习所内。沈寿弥留之际将《耶稣像》赠送给张謇，张謇将它珍藏在南通博物苑中。后由张謇后裔张绪武捐献给南京博物院永久收藏。
沈寿
沈寿初名云芝，号雪宧，1874年生于江苏吴县一儒商家庭，从小随父亲识字读书。十六七岁时成为苏州有名的刺绣能手。光绪三十年其绣品作为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寿礼上贡，慈禧大加赞赏，亲笔书写了“福”“寿”两字，分赠予沈雪芝，从此更名“沈寿”。1911年，沈寿绣成《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轰动该国朝野。1914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应聘担任了所长兼教习。
沈寿自创“仿真绣”，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一代新风。在她病重期间，仍不忘要将自己毕生刺绣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传世后人。于是，就有了沈寿口述，张謇执笔的《雪宦绣谱》，这成为刺绣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1921年，沈寿病逝于南通，享年四十八岁。
十七、天工之宝——错金银重络铜壶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又名陈璋圆壶，为战国中期的容酒器，1982年2月10日于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出土。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通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圈足径13.8厘米，重6250克，由器身和肩与腹上的网套组成。器身作侈口，长颈，圆腹，圈足。此器口沿刻有记录壶的容量的铭文。圈足外刻有“陈璋伐匽（燕）之获”的字样，反映了公元前315年齐国与燕国的战争。
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中国北方燕国太子平和将军市发动兵变攻打丞相子之。子之成功地进行了反政变。燕国内乱，齐国将军陈璋攻下了燕都。陈璋的军队攻下燕都后，“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重器”，其中一件便是燕国宫廷里的器具——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陈璋命人在该壶上刻下了他攻打燕国的记事铭文。
公元前284年，乐毅联合秦、魏、赵、楚等国攻打齐国。此一役，各国联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齐国首都临淄也遭遇到了燕国首都同样被掠夺的命运。错金银重络铜壶再次颠沛流离辗转进入了楚国境内。可能是后来铜壶的主人为了躲避战乱，将本用来盛酒的铜壶装入了金子埋入了地下。这件铜壶与许多窖藏一样，都等不到自己原来的主人来将它们重新取出。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两千年后了。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增添了重要的资料，该器上的铭文的释出，揭开了多年未解的谜底，为中国的考古工作又增添了新的篇章。铭文反映的公元前315年齐国伐燕国的史实，也可印证和补充文献的记载。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的发现也印证了古泗州城的历史变迁。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是以长龙、梅花钉构成的三层网络立体镂空网套装饰的青铜壶，在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这件错金银重络铜壶如今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属于十大镇院国宝之一。虽然他的材质是青铜，但是它的历史价值和铸造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了壶内收藏的黄金。
十八、肖像之宝——"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东晋晚期至南朝刘宋时期的帝王陵墓。其中最有价值的，为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嵌砖画（或称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砖画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三百多块块砖拼嵌而成。出土时分南北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 山涛、王戎四人，
图为整体拓片
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
“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因不满暴政，乃结伴于山阳作“竹林之游”，寄情山水，谈玄弹琴，纵酒啸歌，世称“竹林七贤”。荣启期为春秋时代的高士，传说孔子游于泰山，见其“鹿裘带索，鼓琴而歌”，自得其乐荣启期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这是在地下聚会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欢宴图，画面上八人均席地而坐，宽衣博带、孤傲高雅，但都有其最具个性的形象:
嵇康为“七贤”之首，是一个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以《广陵散》名世。据文献记载，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神情，给人一种旁若无人之感。
阮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喜好饮酒，且“嗜酒能啸”，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一样。在“七贤”中，有“嵇琴阮啸”之说。这块砖画中的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之状，很显然一幅嗫嚅忘形的样子。
砖画中对山涛有“饮酒至八斗方醉”的记录，可见山涛也是一个酒鬼。在这幅砖画中，山涛手执一酒碗，典型一个嗜酒如命的文士。王戎为人直率，不修威仪。此砖画中的王戎手舞如意，并配以钱箱、赤腿，姿态懒散悠闲，自得其乐。据文献记载，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家。
砖画中的向秀闭目倚树，似乎在对玄理深思。刘伶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砖画中的他手持耳杯斟酒，一副醉意朦胧之态。
阮咸通音律，擅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与现在的琵琶不同，它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的，有人把这种乐器叫做月琴。画中阮咸挽袖拨阮，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荣启期端坐向前，鼓琴而歌，似乎在向学生们讲学，神态威严，似楷模形象。
当年组织考古发掘的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罗宗真先生记得，那是座中等规模的单室墓，早年曾被严重盗掘，考古队原本未抱太大希望，历史却给了他们慷慨的馈赠--在此之前，考古界从未发现过这样拼嵌起来的砖画。考古人员把画像砖运回南博后，破解了砖画的制作工艺:工匠将粉本(即样本或画稿)临摹到木模上，在木模上刻好花纹再印至泥坯上，烧制成青砖，再用青砖砌筑墓室。在南博复原砖画时，因环境改变青砖干燥收缩，无法拼得像墓室中那样严丝合缝，幸运的是砖画在取回前拓了三套拓片。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在丹阳南齐帝王陵墓中还发现三件，均残缺不全。而南京西善桥发现的这一件，创作时间和发掘时间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这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六朝绘画，除少数唐宋摹本外，原作留存至今的数量十分稀少，材质也以墓室壁画或漆木画为主。该砖画为迄今发现较早的一幅六朝人物画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画，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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