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摩史：为汽车工业让路的30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产销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大范围禁摩的国家。自1985年北京禁限摩开始，全国有近200个城市跟进，几乎涵盖所有中大型城市。
摩托车与汽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各地禁摩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最终指向的结果却很明显：中国摩托车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01
骑手永远的痛
四环，是北京摩托车骑手永远的痛。30多年前，北京开始施行禁限摩政策，京B牌照的摩托只被允许在四环外骑行。如今每到晚高峰，四环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主路上是拥挤的汽车，而辅路上是疾驰而飞的摩托车队。
一个在北京东的骑手，想要去看看北京西的山峦、寺庙和水库，需要提前进行一场祭祀仪式——绕行四环半周。
能越过禁地只有京A牌照，但京A牌极其稀有，一般骑手见了都要尊称一声“京A大哥”。2020年后，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推动下，京A牌照的价格以每年10万幅度上涨，最新的成交价已经超过50万。坊间传闻，早年间有一大哥为了能到四环里跑闪送，斥资10多万买下一张京A牌照。不知几年的闪送收入是否赶得上牌照涨幅。
1986年之后，北京暂停京A黄牌发放，目前市场保有量在25000张左右。如果按照50万的价格，总价值为125亿。
上海摩托车的通行证沪A黄牌，由于发牌量更少，价值更高于京A，最新价格成交价已经超过60万。如果再算上沪A蓝牌，沪C黄牌以及三岛牌，整体也是近百亿的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头部几家摩托车企，宗申、隆鑫和钱江市值都在数十亿，也就是说京沪两地的几万张铁皮就能买下中国摩托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摩托车保有量并不高，却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摩托车市场的原因。
2011年，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产销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二禁摩的国家。另一个是阿富汗，且是在反恐战争期间区域性禁摩。
中国的禁摩令是全国性的。自从1985年北京带头，如今全国已经有近200个城市禁限摩，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中大型城市。
2013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左宗申在两会期间策划了一场速度竞赛。他与另外两名政协委员分别借助摩托车、轿车、地铁三个交通工具，共同从北京宣武门出发，前往前门。最终左宗申一骑绝尘，耗时10分钟抵达，而另外两位分别用时27分钟、16分钟。
如今北京道路拥堵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若是再进行一场竞赛，即便左宗申途中顺道吃个早饭，依旧可以轻松获胜。
多年来，左宗申坚持在两会上提议放开禁限摩。他的同行者还有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李书福正是靠摩托车起家，同时他也是钱江的实控人。尽管当下吉利的汽车业务已经远超摩托，但看得出李书福对摩托依然抱有很大热情。
两位摩托行业大佬都试图解释，摩托车是解决城市拥堵、车位短缺、能源问题、空气污染的良方，但相关提议显然没有改变中国禁限摩的趋势。左宗申曾经在一次采访时悲伤地表示：
“做了一辈子摩托车，没有一点成就感。”
02
禁摩与飞车党
80、90年代，广东作为贸易口岸，经济迅速发展，外地人口大量涌入。30年间，广东人口增加5000万。那个年代，摩托车凭借价格优势，成为人员流动、小商品交易的重要工具，卖鱼的高启强和买瓜的刘华强都是对那个年代的生动刻画。
走在街上，随时会有骑着本田白金三代的摩的佬向你招手：靓仔，搭唔搭车呀。摩的行业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BB机电召服务。
与此同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犯罪——飞车党，亦是广东一代人的恐怖记忆。走在街上，随时可能有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抢走你的包，扯下你的项链或耳环。
当时的飞车党有多猖獗？2006年，钟南山院士走在广州街头，光天化日之下， 装着电脑的手提包被飞车党抢走。
更为恐怖的是，由飞车党衍生出了恶名昭著的“砍手党”。在实施抢劫时，如果受害者抓住不放，歹徒则会直接抽刀砍手。这类案件并非单一事件，而是成规模出现。作案者有组织有纪律，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温江村。
这个3000多人的村子，前后因抢劫等案件入狱的有一百多人。仅2004年一年，就有超过40人在广东犯事被抓。当时，到广东抢劫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据砍手党核心人物杨成康讲述，他们经常骑车抢劫，在车站抢地盘时甚至会进行枪战。
这位满身伤痕、广东抢劫界排名靠前、被媒体称为砍手党最危险同时也最足智多谋的人物，在经历十三年的牢狱重新回到温村后，种起了砂糖橘。
当年为了应对飞车党，各地也是想尽法子。佛山警方率先成立了首支“反飞抢专业队”，乔装成搭车仔在飞车党集中的地方巡查。短短1个月，就破案9宗，抓获飞抢嫌疑人17名。
为了提升抓捕效率，工作人员还解锁了专属武器“钩镰枪”，在发现犯罪分子后，可以短时间内治好他的多动症。
钟南山院士被抢的同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邓哲玉案。该事件直接推动了广东禁摩。
邓哲玉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姑娘，出生时就注定要受磨难。她的家境贫寒，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不识字。高考落榜后便到县城茶楼打工，后辗转多地来到广州。她性格温和，为人善良，工作极其勤奋刻苦。
这样一位无论是在同事、家人、男朋友眼中都十分令人怜爱的姑娘，2006年8月13日凌晨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在死死抓住自己的包不放后，头部遭到歹徒猛击，终不治身亡。事后发现，邓哲玉拼命护住的包里，仅有23块钱。
时隔半个月，又发生了类似的朱凤梅案。这位姑娘以命护住的包同样仅有几十块钱。两位花季少女之死彻底点燃了广东市民对飞车党的怒火，摩托车乱象整治迫在眉睫，禁摩的声音也由此而生。
当年底，广东开始大范围禁摩令。这个曾经见证广东发展与混乱的交通工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03
重庆摩帮
2022年8月份，重庆北碚区缙云山发生山火。北碚区的骑手自发组织前往，顶着40度的高温，骑着摩托穿越在山林间的险路，昼夜无休。靠着一骑骑肉包铁，把大量消防物资运上山。一时间，重庆骑手成为全国瞩目的英雄。
重庆又被成为“摩都”，摩托车保有量全国第一，是全国摩托车最友好的城市之一。摩托车之于重庆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产业上来说，摩托制造是重庆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从情感上来说，重庆奇特的地形，使得轻便摩托车成为人们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摩托车——嘉陵CJ50，正是产自重庆。嘉陵厂一直以来是军工企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兵工厂之一。
1978年后，国家倡导“军转民”。在国民交通工具普遍还是自行车的时候，时任嘉陵厂长的孙寿彭意识到摩托车会有巨大的前景。
孙寿彭先是拜访了当时“摩托车技术领先国”南斯拉夫，但是斯拉夫人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甚至傲慢地问出：中国人不是只会骑自行车吗？无奈之下，孙寿彭转向去日本寻求技术支持，但最后同样因合作费用的问题折戟而归。
只剩下自研一条路。从日本回来时，孙寿彭带回三辆本田PA50，通过一比一仿制，几个月后，一代经典神车嘉陵CJ50横空出世。
1979年国庆期间，5辆嘉陵CJ50绕场天安门骑行，完成了“向国庆30周年献礼”。当年试生产的55辆被北京市民一抢而空。第二年，嘉陵厂陆续在重庆、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投放了2500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不小的轰动。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重庆嘉陵成为摩托车的代名词，这辆只有50排量、最高载重110公斤的摩托高频出现在中国城乡之间，成为当时最拉风的“炫富”单品。
随之水涨船高的还有嘉陵厂的销量。1995年，嘉陵摩托产销超110万辆，成为名之无愧的中国摩托之王。
与此同时，重庆也从嘉陵一枝独秀，变成百花齐放。宗申、隆鑫、力帆、望江、建设等一系列优秀重庆摩企涌现。时至今日，重庆摩帮还占全国摩托车专利总量的33.51%。
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为经济问题。当产业气势如虹发展的时候，看不到一点阻力。长期以来，摩托车产业是重庆工业最为重要的一份子。摩帮的左宗申、涂建华（隆鑫系创始人）等人占据重庆首富位置。重庆也成为目前全国唯一未曾禁摩的中大型城市。
2009年重庆曾发布通告，规定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禁摩。这仅是小区域限摩，相比其他城市动辄“全市区禁摩”的规定，已经非常人性化。
但重庆市民根本不吃这一套。江山都是靠摩托车打下来的，现在凭什么不让在这骑？有市民因为骑摩托经过禁行区，被交警开出200元罚单，怒将重庆市交警总队江北支队告到法院，要求撤销处罚。
随着众多的市民反对，这项禁摩规定慢慢变成了一纸空文。后来官方顺应民意表示：“（通告）由于未通过市法制办审定，已经撤销，故不存在摩托车禁行区域。”
04
反抗禁摩令
在全国各地，不乏像重庆骑手那样反抗禁摩令的孤勇者。
2003年，长沙市接连发布两则“摩托车管理通告”，正式施行禁摩。第二年，两名长沙市民骑摩托路过禁行区，分别遭到岳麓区交警大队顶格处罚200元。
这两位长沙市民一位是岳阳市政协委员刘铁山，一位是湖南大学大二学生陈树，他们是全国最早对“禁摩令”发起质疑的人。
在收到罚单后，两人均提出行政复议。因复议通过渺茫，二人约好“谁先接到复议通知，谁就开始起诉”。
此后，率先获得通知的刘铁山对岳麓区交警大队发起诉讼。在庭审中他提到，长沙禁摩令与《行政许可法》和《道路安全法》相悖，是以牺牲摩托车主的出行来保障小汽车的出行，本质上是嫌贫爱富之举。
结果可想而知，刘铁山一审、二审均败诉。
陈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和同学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完成了一份2万字的调查报告。从法律法规、出行成本、产业发展、资源消耗等方面阐释禁摩令完全违背了当时提倡的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要求。
随后，他将这份名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应取消部分城市对摩托车、小排量汽车的歧视性措施》的报告寄给了时任总理。
一个多月后，陈树真的接到了来自发改委的回信。在回复中，发改委提到，目前部分城市“禁摩”的做法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是相悖的，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务院的重视。
回信也对陈树等人“作为大学生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利用暑期对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的精神”表示了赞赏。
虽然中国禁限摩情况并没有因此事件而改变，但正如回信中所说，陈树等人在禁摩问题上努力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们的精神也成为此后全国各地摩友的榜样。之后，每年都能看到因禁摩问题、骑手起诉交警的案例。只是，胜诉的例子极少。
2021年，一则庭审视频全网火爆。该案仅庭审公开网上的播放量就达到了285万，位列全国基层法庭庭审直播行政案件第一，被中国法院网评为“最受关注的直播案件”。该案正是由禁摩引起。深圳某大学老师在禁摩区骑行被处罚后，认为不合理，于是起诉了当地交警。
庭审中，深圳王老师仿佛罗翔附体，引据法典，逻辑清晰。从深圳地方法规与上位法的冲突，以及交警执法程序不规范两方面展开。整整两个半小时的庭审，王老师高光迭起，精彩程度不输律政剧。而交警一方发言漏洞百出，王老师就像在进行一堂批判课。两边的战力对比，一方是天线宝宝，一方是超级赛亚人。
在众多围观的网友中，不乏非骑手人群，但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层面，都一致站在了深圳老师这一边。
05
摩托车能否回归
有关禁摩的诉讼案件很多，对摩托车解禁是否起到作用了吗？答案不言自明。摩托骑手在路权上依旧低汽车一等。
从产业的角度看，早期摩托车产业的发展，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销量第一的车企吉利，当年就是靠摩托车起家。而依托摩托制造，重庆如今也发展成全国的汽车工业重地。
资本市场上同样见证着这样的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轻骑摩托，在长安入主之后，成为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而建设摩托则更为直接，将股票名称从“建摩B”改为了“建车B”。
反过来看，汽车和摩托车则是“相煎何太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中国汽车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长期禁摩的基础上。
能够证明这点最直接的数据体现在两者的销量变化上。在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多年里，摩托车销量下滑明显。而近一年多以来，汽车销量呈现下降态势，摩托车销量却突然迎来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中大排量的摩托车。
这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从对消费的拉动，到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摩托车远不及汽车。
但摩托车也确实是人们所需。在禁摩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城市道路的摩托车数量虽然遭到了抑制，但取而代之的是电瓶车。相比之下，电瓶车质量良莠不齐，驾驶人资质无法确认，造成了更为难以管理的局面。
最为惨烈的是中国摩托车产业。中国三大摩帮——重庆帮、江浙帮、广东帮，除重庆外，其余两地区禁限摩都相对严格。以浙江为例，拥有钱江、春风这两个当下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摩托品牌的地方，全省11市，至少有一半以上禁限摩。
重庆虽然没有禁摩，但这座山城还不足以承载全国摩托的产能。当年的摩帮或多或少都在另谋出路。力帆摩托造车不顺，现在为理想汽车代工。隆鑫集团步子跨太大扯着蛋，去年完成破产重组。曾经的中国民用摩托黄埔军校、中国摩托第一股的嘉陵摩托，经营不善后，彻底沦为“壳股”，几次改名后，现在的公司主要业务方向是芯片。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各个城市禁摩的理由，更多的是欲加之罪。30多年前，北京到处冒着蓝烟的二冲程发动机引发环境保护的讨论，污染问题也成为北京禁摩的直接原因。但汽车的污染明显高于摩托，北京空气质量也没有随着禁摩而变好。
广东飞车党确实可恶，但那是历史阶段的产物。有理由相信，现在广东放开禁摩，也不会出现飞车党二代。即便退一步说，抢劫也不应是禁摩的理由。杀人的不是刀，实施抢劫的也不是摩托车。
关于摩托车制造了拥堵，容易引发道路事故的指摘，西安这座城市或许也给了我们答案。
2017年，西安禁摩令到期，成为全国第一个摩托解禁的省会城市。仅第二年，光摩托车驾驶员增量就超过10万人，增幅近80%。此后，摩托车保有量连年大幅上升。但数据显示，解禁以来摩托车事故数量并无明显变化。
此外，西安的拥堵问题也并没有因摩托解禁而增加，反而解禁的第二年，也就是2018年，成为西安四年内拥堵程度最低的一年。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曾指出，禁限摩的本质是因噎废食，是“公共管理低能的无奈”。他认为，禁限摩人为地提高了运输成本，反而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
在早期，我国摩托车以通路型为主，承担了人们日常出行及物流的功能。例如千禧年后的春节期间，摩托大军由南至北，由沿海到内陆的返乡故事，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锚点。而当时邮件往来以及小商品流通，摩托车同样是最受欢迎的工具。可以说在当时，摩托之于大众，如同黄包车之于骆驼祥子。
时至今日，摩托车在功能上已经难当大任。城市中，大排量玩乐型摩托开始取代通路型摩托，成为年轻人中的潮流文化。国产摩托车企也借此东风，近年均实现了高速增长，从当年的夕阳产业，一跃成为朝阳产业。
近两年，市场上时常传来某个城市将要解除的小道消息，同时，修改摩托车13年报废年限的风声也时常在众多摩友群中流传。尽管这些消息更多是以讹传讹，但真切代表着广大骑手的期许。有理由相信，随着摩托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关摩托车的禁令会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