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疫合格证“A票”一万块钱一张，检疫环节基本是走形式：非洲猪瘟阴影下的复产困境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题《猪从何来：非洲猪瘟阴影下的复产困境》，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猪肉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的原因是高昂的猪价，而因非洲猪瘟直接或间接损失的生猪则是猪价居高不下的根源。生猪复产作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在猪瘟远未散去的阴影下，将带来生猪养殖结构的变革。

记者/刘畅

猪栏失守

湖南省醴陵市年近60的猪农张岩每天捧着手机看猪价。自他入行以来，现在全国的猪肉价和猪价都是天价。“一头肥猪只要能卖到每公斤16元，并且玉米饲料的价格不超过猪价的1/6，猪农就不亏”的公式早已不需思索，他看到本地每公斤36元的生猪价格已持续近一个月，饲料价格的比例又已降到猪价的1/18，他喂养着200多头小猪，却无法喜笑颜开。

2019年12月底，醴陵的雨未曾停歇。像科学家进实验室，五大三粗的张岩每天进入猪圈前，都要换上消毒后的衣裤，为防止雨汇成的水流卷起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泥土污染鞋底，鞋也不会放过。但如同不知雨何时下何时停，他仍然担心在至少半年的养殖期内，5个月前的悲剧会否骤然重演。而张岩有猪可养，已属幸运，他们村原本有二三十户猪农，是市里养殖户最多的村之一。非洲猪瘟肆虐一次之后，算上他只有两三户复养，猪价再高也与猪农无关。

“先是母猪，后是肥猪，之后是小猪。先是发热、不吃料，之后就是浑身起紫色的出血点、口鼻流血，转天就能成片地死。”现在回想起降临到自己家的非洲猪瘟疫情，张岩感到无可奈何，不仅因为病毒凶险，更因为他们重重设防，还是没能逃过非洲猪瘟在全国蔓延的大势。

湖南是全国的生猪养殖大省，隶属湖南株洲的醴陵是其中一个主产区，全市生猪养殖人员超过5000人，每年能出栏80多万头。正常情况下，除了供应本市、本省，也向四川、广东等地贩猪。2018年8月，东北爆出第一起非洲猪瘟疫情后，张岩拿到非洲猪瘟的宣传手册，醴陵境内的高速公路上也设卡，检查往来贩运的猪车有无证件。

猪病专家樊福好向本刊介绍，非洲猪瘟病毒最直接的传播方式原本是粪口传播，病毒不会扩散到空气中，传染能力不是很强，根据俄罗斯的经验，非洲猪瘟病毒的自然传播速度每年仅100公里。但带有病毒的冻猪肉流入市场，餐馆中受污染的泔水被带回猪圈，运过病猪的猪车也几乎畅通无阻地将病毒带往全国各地，随意丢弃、掩埋的死猪，又污染土壤和水源。各省开始沦陷，省际间的生猪运输也被禁止。2018年10月湖南常德失守，11月醴陵全市的养殖户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联盟，在各个路口设置关卡，拦截来历不明的运猪车。“当地政府设的关卡24小时值守，我们志愿者不放心，也轮流全天候参与协守。而政府只在高速路上设卡，志愿者还在与外市县临界的通道上巡查。”

值守起到了效果，当周边省市均已“中招”时，疫情仍没有在醴陵市内出现，尤其当2019年4月广西、广东的非洲猪瘟大爆发后，湖南省内湘潭、浏阳等地失守，养殖户们加强了巡逻的力度。当地兽医黄志向我回忆，他们的志愿者曾在5月底的一天深夜，在高速上看到4辆满载着生猪的三层运猪车经过醴陵市的开发区，志愿者们跟踪时发现，车是江西牌照，猪车前面有两辆小车开道，后面有两辆小车护送并阻拦志愿者的跟踪。“当时运猪车的车速达120千米/小时，闯红灯全速通过，最后目标丢失，去向不明。”

地处湖南、江西交界的醴陵，向北可通冀、鲁、鄂，向南可通赣、皖、江、浙，四通八达的交通，使得养殖户的自发组织难以编织起一道密不透风的防护网。“6月时，下面村里的一个养猪场引进广西运来的猪苗不久，猪场的猪就开始大规模死亡。死猪被随便埋在地里，被野狗拖得到处都是。很快附近的养猪场也中招了。”黄志养猪30余年，又有专业知识，市里的许多养猪户都喜欢听他的意见。附近养猪场的猪农听了黄志的建议，在山上挖坑，撒下生石灰，把被传染的200多头死猪用塑料袋包好，埋进坑里，再用石灰覆盖，避免再次传染。

那时已无济于事。当地村民告诉本刊，一旦出现生猪大面积死亡，污染土壤变得难以避免，“一天4个人要埋90头猪，还要照顾没病死的猪，根本埋不过来”。而张岩所在村的旁边是全市的无害化处理中心，本市的死猪和非法运来的来历不明的猪都在这里处理后炼油。7月初时无害化处理中心停电了两天，死猪从处理中心溢出来，臭味熏天。张岩说，其他村都是零星发病，自无害化处理中心出现问题后，他们村的养殖户全部“中招”，“几十头猪一天就死光了”。

“猪得病的症状与宣传手册上一模一样，但检疫部门不承认是非洲猪瘟。”该村村民告诉本刊，每个村都配有兽医站和相关的检疫员，可是村民找到检疫员上报，检疫员不到现场便告知村民是“高热病”。“得‘高热病’的猪确实也不吃料，但很好治，打一针就好了。这次的猪打了一针之后，第二天就死了。”黄志在全市都见到类似的情况，有猪农偷偷请他为自己的猪做病毒检测。“有些检疫部门取了检疫样本，却迟迟没有下文。而根据2018年12月农业农村部的通知，只有他们认知的实验室可以检测非洲猪瘟病毒，其他的检疫机构不允许提供相关的服务。”结果便是，醴陵至今仍不在非洲猪瘟的疫区之列。

按照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在2018年9月13日发布的通知，非洲猪瘟被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每头猪的补助标准暂定为1200元，各地可根据猪的品种和大小细化标准，中央财政提供部分比例的补助，其余由地方财政解决。但是没有认定非洲猪瘟疫情，就没有扑杀补贴，便没有巨额的地方财政负担。“母猪上了保险，每头能补贴1000元。”张岩起初想留下一两头肥猪做繁育后代的母猪，以备日后“东山再起”，可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他心存侥幸，他自掏腰包，花2万多元请人用挖掘机，把自家的300多头猪在死光之前，全部扑杀，深埋到坑里，自己损失了二三十万元。

大部分村民则选择在猪未发病前，便向外抛售，甚至因为无从鉴定的恐慌，即使没有生病的猪也不放过。在张岩所在的村，原先只供应本市的生猪，最远被卖到广东，村中全部1000多头猪，在两个月内清理一空，一头不剩。张岩记得，起初检疫部门查得严，没有跨省出境的A票不放行，7月之后运猪的量太大，检疫的口子被彻底冲开。他不知道本村的猪里，卖出的猪所占的比例，但黄志结合各个村的信息估计，7月至9月间，至少有20万头猪流出醴陵，几乎流向全国各地。

抛售下的炒猪团

“以前我们都是按照每天的猪价卖猪，到了非洲猪瘟爆发的时候，中介说多少就多少。醴陵的猪农抛售时，平均一头猪一斤四五块钱，最低的一斤两块钱，一头300斤的猪还换不来一个保险箱。”黄志告诉我，几乎全国都发生过的现象在醴陵重演。自打抛售开始，大量猪农自此与猪价告别。

转变源于猪农们平时接触的猪贩，他们称之为“中介”。猪农养的猪变为城市市场中的猪肉，需要由猪贩将从猪农手中收来的猪卖到屠宰场，屠宰后运往猪肉市场。“2018年上半年广西的疫情严峻时，高速公路上绵延几公里都是运猪车，大猪、小猪都有，有的车上猪整排地死，路边堆满死猪。”非洲猪瘟爆发时，在省际间运猪挣取差价的猪贩被称为“炒猪团”，醴陵的猪贩蔡辉是其中之一，他也成为生猪在中国流通的见证者。“广西当时抛售的猪，大量流向了河南的屠宰场，屠宰场日夜不停，外面仍排着数公里的车等候。”

30有余的蔡辉受开猪场的父母影响，从2011年开始养猪。像大多数猪农一样，起步阶段每年的收益都用来扩大再生产，但2014年时猪价低，3年多的劳动没有收益，他没有像老一辈的猪农继续“忍辱负重”，而是加入有上百个猪贩的微信群，转而涉足养猪行业的下游。因近些年各地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南方许多小猪场拆迁，他的主要业务便是跑到拆迁地收猪，往北方卖。他由此基本不涉足醴陵本地的生意，也看不上一次五六百头生猪以下的业务，却把全国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只要一个地方的猪开始大规模出栏，非洲猪瘟就不远了。”蔡辉曾在2019年春节时与黄志打赌，因为醴陵本地的猪在7月将大量出栏，届时运猪车一到，非洲猪瘟必然如影随形。他深知，正像国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2019年7月的一次例行新闻吹风会上所总结的，“基层防疫体系‘网破、线断、人散’的情况比较普遍”，爆发疫情地区的生猪，很难不往高价地区渗透。

按照中国防疫体系的安排，生猪出栏必须到兽医站做产地检疫，派发检疫合格证，然后才能运到屠宰场。只能在省内流通的检疫合格证被称为“B票”，而“A票”则可以在省际间流通。自2018年8月中国出现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农业农村部要求，只要一个县发现一起疫情，该县的生猪就被限制在它所隶属市内，该市其余各县的生猪也被禁止调出本省；一旦县里发现的疫情超过一起，该县的生猪就被限制在本县之内，并且禁止它所在市的其余各县生猪调出本市；而有两个及以上市发生疫情的省，则该省的生猪不得外调。

但类似的规定形同虚设。“A票1万多块钱一张。”蔡辉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本刊，检疫员的检疫环节基本是走形式，检疫员不会下到猪圈检测，猪农可以提供未患病猪的样本。疫情爆发后，出现猪车集中在兽医站排队检票的情况，但检疫票可以买，甚至在禁止省际运输，检疫员不能开具检疫票时，只要检疫员放行，猪贩们便有办法。没有出产地检疫票的猪车可以到目的地的检疫站再“洗白”，作为当地猪贩卖。虽然高速路上设卡，但即便有被查处的风险，猪车也可以选择小路迂回。“何况各种车都可以运猪，小货车、面包车都行，甚至有人把水泥罐车的罐掏一个洞，把猪放进去。”

猪贩们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发现某地的猪价大幅下跌，便知道当地爆发了猪瘟，猪农在恐慌中抛售生猪。蔡辉2019年原本在家饲养母猪，准备繁育猪苗，6月下旬加入炒猪团的行列，前往广西。此后两个月，他将广西、湖南等地收来的生猪，几乎都卖到河南，“有一次在湖南三天就收了1800多头猪”。

“一头猪一斤才卖几毛钱，甚至有的猪农不要钱，只要猪贩能把猪拉走就行，否则猪死了连埋的地方也没有。”蔡辉到达广西时，已接近当地抛售的尾声，仍见到猪农的惨状，同为养猪人，他心有不忍。而正是因为出产地极低的价格，当他把平均200余斤的生猪以14元一公斤卖到河南，即使刨去2万多元的运费，仍能从中挣得巨大的差价，数月间获利数十万。

只要省际间存在价格差，炒猪团便有活动的空间。而一地的猪农抛售时，猪肉价格便与生猪价暂时脱钩了，当生猪价格再次传递到猪肉价格上时，二者的价格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广西那时饭馆里连一份‘小炒肉’都买不到。”蔡辉发现疫情爆发时，当地的猪肉交易几乎停止了。黄志则在2019年7、8月份醴陵抛售生猪最盛时看到，因大量抛售的生猪进入屠宰场，那时醴陵当地的猪肉价格平均为每公斤24元左右，仍属于正常价格。从8月底开始，肥猪的短缺逐渐凸显，生猪价格飙升至平均每公斤近30元，猪肉价格相应地达到每公斤40元。10月底时，猪肉价格更是达到每公斤66元左右。

类似的情况在出现非洲猪瘟的地区轮番上演。而从整体上看，据公开资料显示，自5月广西、广东纷纷大面积“中招”以来，猪肉价格的涨幅增大，从每公斤15元左右，至8月湖南大面积爆发非洲猪瘟后，上涨到每公斤23元，相比之下，前一年同期的涨幅只有3元，最高的价格每公斤也只有13元。而8、9月份云贵地区也相继“中招”，猪价因之继续暴涨。而抱着猪价继续暴涨的预期，栏中仍有猪幸存的猪农推迟出栏。“一般情况下200多斤的猪肯定会出栏了，非洲猪瘟出现之后，300多斤的大猪变得很普遍。”黄志告诉我，除了压栏之外，将商品母猪留下来用作繁育的母猪，同样也压缩了猪肉的供给。结果便是，即使2019年9月19日中央开始投放储备猪肉，10月全国的猪肉价格仍然达到每公斤36元。

直到11月中央和各地投放储备肉的效果开始显现，高昂的猪肉价格也在不断削减消费者的需求，肉价回落到每公斤35元，并在12月继续小幅降低。至本刊截稿，储备肉已断断续续投放6次，但猪肉价格仍处在历史最高位。

“抛开偷运生猪的因素，省际间禁止生猪的流通，不但猪价低的地方的猪会流向高的地方，低价地区的猪价也会相应抬高。”蔡辉告诉本刊，8、9月份云贵地区爆发非洲猪瘟以来，除偏远的新疆、西藏外，其余各地几乎都被非洲猪瘟占领，抛售行为接近尾声，各地的猪价趋于平均，整体上“北贱南贵”，大致恢复到非洲猪瘟前的价格格局，炒猪团也随之基本销声匿迹。

蔡辉告诉我，经过2019年全国范围的抛售，炒猪团和私自放行的检疫员发了一笔国难财。而形式上的抽检本就容易漏掉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屠宰场，也几乎不会遵循将生猪送入屠宰场后，停食静养24小时的规矩，猪在死前是否被感染的状态无从用肉眼判断，便将肉存入冷库，待价而沽。但这些投机行为终难长久，因为他们都将面临相同的问题——没有猪了。

复产之难

张岩所在村的猪疫病过后一头不剩。据黄志统计，醴陵2019年损失了近一半的生猪。而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出栏生猪6.9亿头，农业农村部则显示，2019年前10个月的生猪存栏最大减少四成，推算下来，10月前中国便死掉了近2亿头猪。

被处理的猪既有已经出栏的肥猪，也包括未成熟的小猪，乃至用于繁育后代的母猪，生猪数量的恢复由此变得相当漫长。

“近些年来，我国每年对猪肉的需求在5200万至5500万吨之间，达全世界需求的一半。为持续满足这样的需求，2011年前后，农业部曾划定4500万头能繁育母猪的警戒线。近些年，每头母猪每年的产仔量上升到20只左右，警戒线下降到4200万头左右。”长期从事市场管理与经济研究的肇庆市某单位干部陈贤棠向本刊介绍：“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过后，11月农业农村部的公开资料则称，目前规模猪场的能繁母猪有600万头。而因为饲养母猪需要人工授精的输精设备、保温箱等专业装备，高昂的成本使大部分散小户不会饲养母猪，根据散小户与规模场各贡献一半比例的生猪推算，目前全国所有养殖场加在一起，至多有能繁母猪800万头。”

他为我计算恢复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由于非洲猪瘟的危险如故，能繁母猪的淘汰率比正常年景的1/4高得多；而此次疫情后，许多猪接种过不成熟的非洲猪瘟疫苗，接种后出现母猪难以怀孕、生产仔猪数量锐减、仔猪出现死胎、仔猪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几率大增等情况，即使所生猪仔一半为母猪，预计今年新增的能繁母猪也不超过500万头，所有的能繁母猪不会超过1300万头。”

最根本的缺口难以依靠现有的规模填补，猪价便不会彻底回落，于猪农始终有利润可言。而为了增加产能，自2019年8月开始，四川、广东等地相继推出鼓励生猪生产的政策，增加猪农借贷手段，放宽批地建猪场的限制；甚至农业农村部在12月19日发布通知，兴办动物饲养场所（养殖小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无害化处理场所之间选址距离的规定也被暂停执行。

猪农却并不“知趣”。虽然圈内流传着“养十头母猪，明年开宝马”的说法，可黄志从找他的客户那里发现，醴陵市内自2019年10月猪价前所未有的高开始，便有人动起复产的心思，但如今全市复产的猪农仅100多人，大部分复产不到一个月，而且只是往猪栏里投入一二十头猪，当作“哨兵”。

许多猪农丧失了养猪的勇气。“一家大型养殖公司来醴陵的镇上采样，发现连公交车旁都有非洲猪瘟的病毒。”黄志的所见，证实了樊福好的观点——猪农身处被非洲猪瘟污染的环境中，对养猪、杀猪场所之间的距离不加限制，会增加传染的风险。而相比此前曾在中国蔓延的猪蓝耳病等疫情，非洲猪瘟的风险目前并没有有效的疫苗做抵消。“非洲猪瘟病毒巨大，且结构特别复杂。现有疫苗大多会最终导致生猪死亡。”黄志告诉本刊，醴陵从2019年7月份陆续有猪农为生猪注射疫苗，一时保住了猪场，但过了两个月，肥猪仍旧大批死亡，有些猪场从700头锐减至50多头；“而幸存的母猪生下的猪仔又多死胎，哺乳期的仔猪死亡率也偏高，断奶时仅能存活五六只，比正常情况低了一半”。

从全国范围看，猪农担忧疫病死灰复燃，也不是空穴来风。蔡辉告诉我：“从一只作为能繁殖母猪的小猪仔27天断奶，直至13个月后它才能开始生产。”而相关业内人士依照农业农村部提供的全国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的环比和同比数据分析，自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出现以来，全国各地、每个季节都会有疫情发生，冬季、春节后、雨季又是爆发的高峰。“猪在冬季抵抗力最差，北方的猪舍尤其难以兼顾通风与保暖；低温带来的结冰和雨雪、泥浆，又大幅降低消毒的效果。春节后则人口流动大、监管薄弱的农贸市场繁荣，易于非洲猪瘟的传播。”

该业内人士将当年冬季至次年夏季作为一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周期，东北、华北地区已经跨越疫情周期，依靠涌益咨询的数据，他发现与2018年爆发疫情前相比，东北三省从2019年5月后开始恢复生猪存栏，直到10月恢复到最高，但冬季后疫情又严重起来。“截至12月25日的数据显示，冬季的疫情已将黑龙江今夏新增的母猪存栏全部消灭，并使母猪存栏创下2018年8月爆发疫情以来的新低。”

更多猪农即使有养殖的勇气，也已失去养猪的资本。“以前村里遍地猪苗，每只猪苗最贵800元，每头母猪最贵2000元。疫情过后，绕着村里转两三天也见不到一只小猪仔，醴陵下属镇里的猪苗如今每只1200元，母猪更是达到四五千元。”黄志说，相比生猪规模数十万，即使丧失上千头猪，仍能依靠把幸存的生猪卖出高价而获利的大型猪场，散小户养猪多有负债，且大型猪场大多针对病猪“拔牙”，散小户在恐慌之下更多选择清场，之后在猪舍里养鸡、养鸭。不约而同的选择，却又掉入另一个供大于求的循环之中。而猪农的作息与工人不同，许多人养猪本就因为养猪比外出打工收益高，出村务工是他们最不得已的选择，“张岩同村一位年近60的猪农如今去了外省的施工队”。

赢者通吃的未来

有幸未中招或选择复产的猪农，进入全新的养猪模式。张岩说，如今养猪的安全措施必须一环扣一环。猪舍必须上下两层，上层每个猪栏中的漏板将猪粪直接漏到下层。他在两个月前复产，复产前他用砂纸打磨猪舍中的栏杆，然后用火焰消毒器喷烧。除了进出的衣服都要替换、消毒外，疫情发生时，他看到乡间的八哥会叼着死猪肉到处飞，更是在猪舍四周立起捕鸟网。蔡辉也有几十头小母猪幸存，他用专门的车拉猪、拉饲料，绝不允许外面的车靠近猪舍，每天用烧碱清理三遍地面，“地上像下雪一样”。

黄志在村里走访时发现，猪农的专业知识不够，类似的严防死守仍可能存在盲点。即使是他千叮万嘱的猪农，复产前将猪舍内清理干净，猪舍外却没有用烧碱消毒。而在樊福好看来，最重要的是像张岩的捕鸟网所实现的生物隔离，把蚊蝇、鸟、鼠、人同猪隔开。“化学消毒不见得管用，比如清洗猪车时，苍蝇可能已经飞进了猪舍，而且化学药品对环境的污染也很大，有些地区因过度消毒，水中已经出现了甲醛、戊二醛等剧毒物质。”

在参差不齐的养猪方式下，像蔡辉一样有猪、有资金的幸运儿已属实少见，张岩能够复产200余头猪，源于他早早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两年前便与江西的大型养猪场合作，猪苗和饲料均由养猪场提供，成本在出栏后从收益中扣除，若养殖时受非洲猪瘟侵害，也能按养殖时长，获得每天8毛钱的补偿，虽不及每日实际付出的人工成本，却不至于负债累累。

但在疫情肆虐之后，张岩的养猪方式门槛并不低。与养猪场合作前，养猪场会派人到猪舍做详细考察，“目前为了更规范地生产，猪舍的规模必须在500头猪以上”。业内相关人士均表示，全球一半的猪在中国，但如今散小户养猪占据全国99%以上数量、提供一半猪肉产品的格局，在未来将彻底改变。“新的竞争格局将是赢者通吃，能确保把猪养活的优势企业将通吃不能把猪养活的各类市场主体退出后的巨大市场缺口。”

相关业内人士调研后发现，暴露在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环境下，只有猪舍完全封闭，饲料高温消毒、水超滤、空气高效过滤、恒温恒湿，达到ICU病房级别的“封闭式工业化的自繁自养”，才能确保把猪养活。能达到如此水平的养猪企业，可能性最大的是能够获得大量社会资金的上市公司，而因其对存活率的保证，社会资本又会进一步投入其中。美国养猪业的寡头公司，也许将是中国养猪行业的未来。“中国11家主要养猪上市公司2018年的出栏量合计为4810万头，仅占全国出栏量的6.9%。而美国前五大养猪公司占比接近40%，其中最大的史密斯菲尔德养猪场占到市场总额的18%。”

像张岩所依靠的“公司加农户”模式，在未来仍将面临分化。相关业内人士发现，目前全国所有11家上市的养猪公司中，10家公布了月度出栏量；7家暂不能确保养活猪的公司，基本都是“公司加农户”模式，而3家能确保养活猪的上市公司则两家自繁自养，剩下一家业界公认“公司加农户”做得最好的公司，也在自建育肥场，加速自繁自养。

对于资金不足的中小散户，近些年的环保要求已经消灭了一批小型猪舍。若想不被继续淘汰，黄志琢磨着“抱团取暖”。他谋划着自己出钱，也拉人入股，组成“养猪合作社”，投资、改建农村的养猪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教猪农们重新养猪。

养猪的模式与猪价的关系需经过长久的考验。目前来看，国家规定应急储备冻猪肉每年存储3轮，一轮最多存储4个月，储备肉必将受到猪肉总量缩减的影响。面对5000多万吨的猪肉需求，数百万吨的进口肉也只是杯水车薪。相关业内人士预计，猪价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春节后难以持续，而决定猪价今年下半年，乃至后年走向的关键，取决于2019年冬天至今年夏天之间，当前已经复产的生猪能否存活，若损失极少，则猪肉供应有望在今年三、四季度增加。

回到每个家庭的厨房，即便与养猪相伴半生的黄志家里，猪肉也买得越来越少。他认为人们在非洲猪瘟之前对猪肉的巨大需求，将一去不返。“过去每天中午花30元买猪肉足够吃，现在花50元买个肉菜也不够吃，以后吃鸡肉也不错。”黄志说。

（感谢杜偲偲对本文的帮助，文中张岩、黄志、蔡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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