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将拉开帷幕，世界目光再度聚焦北京。本次大会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开展文明间相互对话、互学互鉴，增强亚洲文化自信，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这是一个文明交流的大平台，也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将为我们带来丰厚的文化体验与更为开阔的世界性视野。了解他人，方能更好观照自身，在此，围绕亚洲文明，回顾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历程与经典案例，从多个方面展现丰富多彩的亚洲文化图卷。

从“天下”到“中和”

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多个历史阶段，都有着强烈的和平交往意愿与友好往来的传统。古人并没有今天的民族国家观念，但中国传统所维护的“天下秩序”，让这个位居中原的国家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在这频繁的交往当中，中国始终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主体国家。

开辟向西之路

西汉武帝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让汉朝与西域和中亚地区有了直接的联系。张骞之行不仅涉足了大量西域国家，还初步了解了西亚乃至南亚的国家情况，比如位于今天伊朗的安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条支、位于今天印度的身毒。这些地区的名字都被写入了史书，成为古代中国人初步了解国外情况的最重要资料来源。

不过，张骞通西域的开辟之功虽大，却因当时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有限，维持长久而稳定的对外交往有一定困难，再加上中原帝国政局的不断变化，一些官方的和平交往难免出现中断。但经过两汉之际的变乱与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古代中国恢复了强大的国力，并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拥抱整个天下。

东汉时期的班超再通西域，让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再次打通。值得一提的是，班超的部下甘罗，曾奉命出使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后汉书》有记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但因为种种原因，甘罗最后只到了波斯湾一带。尽管如此，这也是有记载的古代中国人尝试前往欧洲的首次记录，而且行程覆盖整个中亚和西亚，对传播中原帝国的声望起到了巨大作用。

唐朝的“世界主义”气质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隋朝之后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更加漫长的中央帝国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隋唐时期十分迷恋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并多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学习，这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另一个重要的文明交往壮举，是与印度的交往关系。就当贞观之治在国内初现的时候，玄奘法师开始了艰难而孤独的西行之路，但在当时的唐朝西部，政治局势并不稳定。玄奘法师无法穿越吐蕃和青藏高原一带，只好选择一条更远的路，经过西域和西突厥控制的区域，从西面绕过高原地带进入印度。637年，玄奘法师在印度一带周游列国。此时，古老的中国终于与印度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对位于恒河流域的戒日王朝、位于印度中部的遮娄其王朝有了大致了解。而且，从史书上的记载看，此时的中国已经知道了位于南亚南部的斯里兰卡，当时它的名字叫狮子国。

虽然玄奘的西行之路是为了学习佛法，但实际上传播了唐朝兼容并包与自信开放的精神，让华夏的盛名传播到异域。正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言中所讲，“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中国了解国外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让异国了解了我们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增进认识，这是真正的文明之旅，是展现礼仪之邦形象的绝佳机会。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气质，有唐一代，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构建了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天下秩序。它与后来的朝贡体系相似，但并非依靠武力霸权来维系，而是诉诸于文明观念。以儒家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当时不仅为中国所推崇，也被周围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所效仿。

将视野投向海洋

唐之后的宋代不仅是儒家文明的出色继承者，还实现了通过经济贸易来维护对外关系的新思路。

宋朝在版图上远不如唐朝，但内部经济稳定期却很长，尤其是北宋和辽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关系，这让东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直至11、12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宋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虽然这个判断有些绝对化，但也的确证明了宋代人出色的经贸能力。

事实上，直到北宋靖康之乱前夜，宋朝还通过经贸往来不断壮大自己的财政与社会治理能力，甚至一度夺回了祁连山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建立了陇右都护府。这个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夺回河西走廊甚至西域的象征意味，但很快被女真南下的现实锤击所中断。不过，位居南方的南宋依然没有放弃与亚洲各国的往来，并依托强大的海上贸易，与不少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即使到了明朝初年，宋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还留存着很多历史痕迹与美好声誉。

南宋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就体现了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宋代泉州与日本、高丽、占城、渤泥、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麻六甲（今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锡兰、波斯、大食都有联系”，尤其是阿拉伯商人大量汇聚在泉州。大量的商贸往来，让南宋的世界视野转向南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中国与南亚、西亚各国的交往。

经过蒙古南下和西征后，整个亚洲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后世对蒙元帝国的统治有不小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蒙元把当时星罗棋布的亚洲各地区更紧密地粘合在了一起，并通过商业贸易的形式，打通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屏障。

海上丝路的延伸

明朝继承了前面历朝各代的开拓精神，并且用更强的进取心来维系对外交往的秩序。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在数百年后来看，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在比哥伦布航海更早的远航实践里，郑和船队纯粹是为了和平与商贸而行。在当时，一些国家担心大明船队对本国有武力威胁，甚至采取了不明就里的反对与拒绝，但最终还是经过妥善解决，让他们明白了郑和一行人的来意。

《明史》明确有记载：“（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

郑和的远行，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延伸，并且有更明确的联络天下诸国的意识，其功勋可以比肩张骞通西域。其实，当时明朝面对的外部环境并不简单，占据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北方的瓦剌势力，对明朝还存在一定的威胁，而已经碎裂成许多小国的印度，也不具备玄奘取经时的政治环境。郑和船队远行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存在不小的风险，而且当时的航海技术有限，多数时候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这也是为了及时上岸寻求补给。不过，这也有助于他们与岸上的国家、人民做商贸与文明的交流。郑和之行是古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对外友好往来之一，其中的故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以礼待人 和平交往

纵观中国古代与亚洲各国的交往时，可以看到，和平交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从张骞到玄奘，再到郑和，以礼服人与和平逻辑，是他们对外交往的重要准则。即使面对冲突，“先礼后兵”“和谐共处”的理念也让很多矛盾得以化解，甚至化干戈为玉帛，传为历史上诸多佳话。

正如前文所述，古代中国依靠天下秩序来维系文明的传播，而在整个天下秩序里，“中和”的观念是特别重要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代中国将这一观念视为天地万物关系之根本，只有在保持自身高度繁荣文明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和睦的关系，在相互尊重与包容中寻求合作、发展，才让中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盛世，并在历经挫折后，仍保持文明之火生生不息。

只有开放才能强盛

什么是文明？著名学者张信刚认为，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人类开始聚居，建立市镇，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工作，例如手工业、祭祀、战斗等等，这迎来了文明的开端。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文明大致是指在一个大区域内比较持久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文明（人与自然界）、政治文明（人和人）、精神文明（人的内心）；而范围小一些、时间短一些且更抽象一些的即为文化。例如，中华文明是“文明”，而龙山文化就叫“文化”。文明的交往，主要指两种或以上的文明大规模、长时段的碰撞和交融，而文化交流可以是不同文化的人相互切磋。

在其《丝路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张信刚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主线，在纵向的时间段上，全面梳理了史前至公元1500年之间欧亚大陆上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而在横向上，从中华文明到中亚，再到欧洲，不同的文明渐次登场，交相辉映。

清晰的概念有助于展开理性的论述和分析，在四个早期文明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河谷文明、印度河河谷文明都早于黄河河谷文明。但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最强。

张信刚认为，欧亚大陆的历史主题，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在两者的冲突中游牧文明往往占得上风。原因在于，“草原民族在军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一是习惯于迁徙，能够快速地调动；二是他们每个人都善于骑马，因为经常需要去打猎，所以每一个牧民都会弯弓射箭，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士兵。所以在战争中，草原民族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先天的优势。”

由此，正因为匈奴对汉帝国构成了很大威胁，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希望联络西边的大月氏人包抄匈奴，并得到西域宝马。但是，张骞公元前139年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住软禁10年，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公元前129年，张骞逃脱，但月氏人向南迁徙到了今日的阿富汗北部。张骞看到这里有来自中国的布和四川生产的邛竹杖，而这些东西从印度运来，因此，他猜测中国西南方有另一条路可通印度。但是，月氏人不愿打仗，张骞只好在公元前128年回国，路上又被匈奴人扣留一年多，直到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汇报的情况，使得汉朝廷对西域和匈奴有了详细了解，汉武帝从公元前121年至前118年几次对匈奴用兵，将匈奴赶出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19年，张骞再通西域，主要是去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几百人用500头牛驮运了许多丝织品，丝绸由此传入帕米尔高原以西，并继续西传到罗马。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书里提及了丝绸之路，并把张骞回国的公元前115年当做丝绸之路的开始。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东段从洛阳、长安到敦煌，中段从敦煌到撒马尔罕（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段由撒马尔罕到地中海。自此，中国的纺织品等货物远达欧洲，而很多物种也从西域传入中原，例如葡萄、胡桃、葱、蒜等植物，以及充满异国风味的音乐、舞蹈等等。

除了北方草原和绿洲丝路，古代文明第三条交往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其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文明交往，主要是通过西亚和中亚间接进行。

大约公元68年，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帝国的僧人安世高来到中国，用了23年的时间将小乘佛教经典译成中文。月氏僧人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前后）来到洛阳，将一些大乘佛经译成了中文。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就十分喜欢大乘佛教。

至南北朝时期，法显（约337-442）于公元399年以62岁的年龄从长安出发，5年之后到达印度。他学习语言三年多之后，又在恒河流域游学三年多，回国时已经年近八旬。印度人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17年，公元401年到达长安，他翻译了很多佛经。而唐代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国人更是耳熟能详。正如《丝路文明十五讲》中所说，在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上，印度是输出大于输入，中国则是输入大于输出。

唐代是中国最开放的朝代，长安聚居了众多胡人。李白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以及波斯人。让唐代衰败的安史之乱，主要组织者安禄山、史思明和支持者就是在华的粟特人。在中世纪，长安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且最繁华的城市，而波斯文明圈东部的撒马尔罕是中亚河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中世纪时的居民主要是粟特人。这两个城市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连接，商贸和文化交流不断。

由于张信刚在中东行走多年，《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起源与扩张，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叙述最为精彩。书中揭示，中国的穆斯林有一部分是唐宋时期由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来的，这部分人世代与汉人通婚，使用汉语，被称为回族；还有一部分是阿拉伯帝国扩张到中亚之后，由陆路进入中国的，这部分人主要居住在新疆或其周边。在两者的交流中，中国伊斯兰教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伊斯兰文化在医学、天文、立法等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比如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十分先进，明代下西洋的郑和及副手马欢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

16世纪之后，中华文化逐渐开始停滞，变得封闭和排外，由此可以看出开放与交流的长远意义。张信刚在书中，也由衷推崇唐代的开放，反对一味强调封闭和保护自己的传统。只有开放，才能强盛。

来源：北京晚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 作者：黄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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