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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狗,又称“番狗”的河曲藏犬(藏獒)的形成历史

忠义而不驯

有理由相信,一个自然家犬品种的变迁史与和它相关民族的变迁史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尝试通过探讨古羌人的变迁史以及河涅地区的历史从而探讨所谓“羌狗,又称“番狗”的河曲藏犬(藏獒)的形成历史;再尝试通过探讨吐蔷人的历史从而探讨西藏番狗Do-Khyi(藏獒)的形成历史。


一.河涅地区的历史河曲藏獒,

原产地为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玛曲县及周边地区。玛曲,藏语“黄河”之意,位于黄河上游,即所谓的地区,

古称锡流域

明清时期以河曲马闻名。当地的藏獒犬,亦借原产地以为名。

河涅,一般指黄河上游和涅水流域,通常也包括大通河流域,即古人所称的“三河间”。汉武帝时,霍去病西击匈奴,在今西宁设西平亭,始称涅中,又称羌中。·吐蕾传》云:“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涅”,唐代所称之河涅乃泛指西戎之活动地域。


西羌见于《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故禹兴於西羌。”西羌在哪里?《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微外蛮夷,西北接郜善、车师诸国。”《嘉庆一统志》云:“析支在河州边外河曲之地”。河州位于今甘肃临夏县,河州边外河曲之地,即今青海东南境。河关之西南应包括兰州西南部及青海东部地区,即黄河上游的逃河、大夏河、涅水流域。《括地志.岷州》说:“陇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则陇山以西也属羌人之地。这些古羌人的活动地区恰好是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辛店文化遗址,还有卡约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河涅地区有不同的文化。根据考古发现,距今5800年至2500年前,有发源于黄河中游


的向西发展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后续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有距今约3300年至2500年向东发展的寺洼文化(氏羌文化)。据历史文献,古河涅地区自夏代到秦末为诸羌文化;自汉初至西晋为诸羌文化、中原文化和匈奴文化的交界圈;晋代至南北朝为来自辽东的鲜卑文化、本地羌氏文化、来自西域的梵教文化和中原文化混合的吐谷浑文化;唐初直至民国主要为吐蓄文化。宋代,党项人与来自东北的女真族分据河涅地区约一个世纪。元代,来自北方的蒙古萨满文化和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进入该地区。明代在河涅地区军屯,藏、回、蒙、汉文化并存。明末清初,来自天山以北的西蒙古部落统领整个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近3百年,藏文化仍居主要地位。民国期间,回族马家统治青海近40年,各种文化并存。目前的河涅地区主要分布有藏族(藏传佛教)、土族(藏传佛教)、回族(伊斯兰教)、蒙古族(藏传佛教)、撒拉族(伊斯兰教)、汉族等。汉代以后,羌人逐渐迁徙到岷江上游地区。隋唐以后,河涅地区留下来的游牧羌人完全藏化。羌人就这样退出了古河涅地区的历史舞台。


我们看到古河涅地区在历史上受多种文化的影响。隋唐以后,氏、羌之名渐趋少现,原始的氏、羌文化在当地逐渐消失。很自然地,在各种文化侵入的同时,当地的自然犬种会与相伴而来的外来犬融合,除非这些外来文化没有畜养家狗的历史。


我们猜测,位于海拔3300至4800米、属于高寒草原的河涅之河曲地区,相对于海拔较低适于耕牧居住的地方,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古羌人最早进入这一地区,吐谷浑时期开始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从近年的人口统计数字看,玛曲牧区二万多人口都属藏族,因此河曲地区并没有逃过唐初吐蓄王朝占领该地区后推行的“吐番化”。如果玛曲居民此后一直维持吐蕾文化不变,则其犬种自此成型。也就是说,现在玛曲牧区的河曲藏犬,往上追溯,可能最远也只保存了唐代受吐蕾文化影响后的基本特征不变。

二.古羌人及其家犬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陆续发现了一些史前人类遗址。循着这些考古发现提供的人类活动线索,我们寻找河涅及相关地区的家犬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印记。


有研究认为家犬源于中东大约12000年前的一个小型犬科动物骨架化石;这个研究还否定了东亚地区是家犬发源地的说法,虽然东亚的狗的基因类型最为丰富。(《Nature》2010年4月8日,RobertK.Wayne)。但国内最新的研究结果仍认为现代家犬主要由东亚长江以南的灰狼驯化而来。(《现代家犬的起源》罗理杨)。


位于青海海西小柴旦湖南岸的小柴旦发现了距今约23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物。它的发现表明,在晚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青海就已经有人类活动。青海海南的拉才村和红山嘴等处也发现了属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在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都没有提及发现家狗的遗存。


1)河涅地区的考古发现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以大地湾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角度看则不然。大地湾原始社会新石器早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7000年,生存地域主要在陕、甘两省的渭河流域,波及泾河、西汉水流域,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西安半坡文化1000年以上(《甘宁青考古八讲》李怀顺等著)。在文化上半坡文化延袭承传了大地湾新石器早期文化。

大地湾遗址距今约7800年~4800年前,位于甘肃东部的陇西秦安县邵店村,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早期、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文化的遗存。在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泰和最早的彩陶。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地湾四期石岭下类型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归入马家窑早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约距今5500年~4900年。其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的渭河及西汉水流域的谷地,密集而广泛。


在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址出土的犬纹彩陶壶上,绘有狗和斗狗的形象。同仰韶文化过渡到早期马家窑文化的先民继承了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一样,这几只5000年前的秦安彩纹斗狗,若按国内研究者认为现代家犬主要由东亚长江以南的灰狼驯化而来的观点看,当属古中华田园犬。此时此地,它们无疑可看作是“羌狗”的先祖。


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中部的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马家窑文化分早期马家窑、中期半山、晚期马厂等类型。马家窑文化指黄河上游

晚期文化。根据出土的粟、泰、彩陶、石器等遗物和其他方面的分析,考古学界认为马家窑文化

是向西发展的一种类型。马家窑人类以旱地为主。主要种植粟、委等大田农作物。此时的马家窑人仍继承

的特点,不能算作羌人,但他们生活的地域已由大地湾文化时期的陇右向西转移到了黄河上游的河涅地区。

马家窑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前2900年。遗址主要分布

在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也有不少遗存。

附近及黄河沿岸西至青海的贵德盆地以及涅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与河西走廊

以东地区均有分布。遗址发现有些氏族墓葬中用整只的猪、狗或羊随葬。按马家窑文化是

向西发展的一种类型的说法,则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的狗遗存与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址发现的犬纹彩陶壶上的犬可能是远古同一部落人群在不同时期畜养的同一种犬,仍属古中华田园犬。


半山类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50年~前2350年。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和县洮河西岸的半山遗址而得名。半山类型由马家窑类型演变而来,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逐渐西移。半山时期,仍以农业为主,采集和狩猎活动为辅。


马厂类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年~前2050年。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墟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大致相同,只是更为向西,发展到了河西走廊的西端玉门一带。马厂类型和半山类型相承,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内涵包括马厂类型、

等时期的遗存。在考古勘查中发现了一件镶有泥塑狗的彩陶壶。


可惜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马厂泥塑狗的特征部位--耳朵及尾巴被损坏。但根据损坏的外形,我们仍不难判断,这是一个竖耳翘尾、身躯粗壮的狗形象。与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彩陶壶上的狗相比较,在时空上相差了1000年左右,但仍然是一脉相承,竖耳翘尾,只是生活的地区从黄河中游进入了黄河上游的河涅地区。


马家窑文化的考古发现说明以下事实:距今5300年前,古河涅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他们源自黄河中游,与华夏先民同源,生产以农业为主。他们畜养的狗不是现在的藏獒,但从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看,马厂狗可能参与了以后河曲藏獒的形成。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狗的遗骨与现在的河曲藏獒及中华田园犬作DNA比对,或许会有所发现。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古“羌狗”可能是现在河曲藏獒的最早祖先,但它在现代河曲藏獒的血缘成份中可能只占很小的比例。


齐家文化大约距今4230年~3700年前后(相当于夏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齐家文化上承马家窑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两省境内的黄河、洮河、大夏河、渭河、涅水流域。齐家文化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是粟,人们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畜牧业相当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狗、牛和马等,其中养猪业最为兴旺。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的马下领,数量不多,在火烧沟遗址中也有埋葬祭礼用的马骨(《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傅罗文等著)。考古发现的玉器取材有相当数量采用新疆和田玉。和田玉的使用,说明古河涅地区与西域在4000年前左右即开始有往来。


我们注意到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中没有发现家马的遗骨,基本同期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文化遗址发掘也没有发现家马的遗骨。这与两者都起源于没有驯马历史

的有关。承传自马家窑文化的齐家文化开始出现家马。家马的出现,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时的齐家人从西域的游牧部落引进了家马并开始畜养。这为后来古河涅地区游牧羌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果齐家人从西域引进了家马,那我们同样有理由怀疑,这时候的齐家人也可能从西域引入了家犬。我们注意到河西地区的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晚期基本同期,而四坝文化受齐家文化和西亚文化的深刻影响。家马和冶铜业在齐家文化的出现,也许说明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有相当的交流,齐家文化的家犬杂合了西域犬的基因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齐家文化的冶铜业发达,其中发现的青铜镜背面的纹饰,与年代在其之后殷墟出土的铜镜相似,有学者认为,河涅地区是中原铜镜的起源地。一些研究指出,夏商周时期的玉器工艺也都源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表明,在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初期,河涅地区的某些氏族部落,返回东方参与了华夏族的形成。《后汉书西羌传》云:“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築之乱,夷入居邰、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詩經商頌》日:“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以上记载,印证了当时华夏部落与河涅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往来。

殷墟遗址出土的马遗骸是中原考古史上可确定的最早家马。而家马也是在商代晚期才突然大量出现(《也谈家马的起源及其他》陈星灿)。《史记索隐大宛列传》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五代时期赵品所画的《调马图卷》,马夫为身穿胡服深目高鼻的西域人。这说明古代中原一直有从西域引进良马的传统。但在西汉未打通河西走廊之前,西域的马须经过陇山以西的羌人部落才能进入中原。

如一些学者所言,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原最早的家马和青铜技术一起由吐火罗人从西亚经河西走廊传入河涅地区,再传入中原。殷人与羌人之间有频繁的战争和文化联系,如果有马自西戎来,我们同样可以推测,西戎的狗也应随之被引入到中原。在殷墟发现,尤其在晚商和西周初期,祭及丧葬都要用到狗,殷人对狗有特别的需求。(《殷墟文化研究》杨宝成著,《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初步研究》李志鹏著)。

按此推论,殷商时期中原应该存在融合了“藏獒”血缘的狗,并应表现出其中的一些特征。孔子说:“视犬之字如画狗也”,从殷商甲骨文“犬”字的写法,可见殷人畜养的狗并没有表现出目前河曲藏獒垂耳或卷尾的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殷商时期,河涅地区的藏獒未为殷人所认识,或者说还未形成。事实上,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查遍东汉以前的陶狗,几乎找不到垂耳犬的作品。


“獒”字在现有挖掘整理的甲骨文中没有被发现过。一般认为“獒”字最早出现在东周春秋以后的古典文献中。西周青铜器《九年乖伯篡》,其铭文曰:“唯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来见,献.…….”。有人据此称金文“敖”与“獒”字通假,因此在青銅器時代已经有一種称为獒的犬。铭文中“眉敖”是一个臣服于周的部族,明显地此“敖”非彼“獒”,而且与犬无关。

《尚書.旅獒》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提。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据说这是最早有关藏獒的历史记载。崔泰保《有关藏獒的历史考证》也把它作为三千年前“西旅”羌人驯养藏獒的证据。《孔疏》引东汉郑玄注:“獒读日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东汉人将“西旅獻獒”的“獒”解释为“酋豪”,而不是獒犬,因而东晋梅喷的《尚書.旅獒篇》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书。由“西旅獻獒”而言三千年前羌人有“藏獒”,不足为凭。


辛店文化时代大约距今3400年~2800年前后,属于

文化。辛店文化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因发掘地为甘肃

辛甸而得名。辛店文化源于马厂类型。早期遗址分布于黄河、洮河、涅水的交汇地带,而后分布于洮河、涅水以及黄河沿岸,分布面偏西,再后分布区域更为偏西,达涅水中上游一带。在甘肃永靖蓮花台遺址,出土大量牛、羊、馬、狗、鹿的動物遺骨。豬仍然被人們畜養,但羊已普遍取代豬。《说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此之谓也。但考古学者认为他們在某种程度上,仍属定居的农业人群。从马家窑文化到辛店文化,我们似乎看到上古时期河涅地区的古羌人从农耕狩猎部落转变为游牧部落的轨迹。


寺洼文化距今约为3300年~2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县寺洼山村而命名。主要分布在今兰州以东,并扩及今陕西千水、泾水流域。其中发现有火葬墓。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装饰品及马牛羊的骨骼。青铜器有戈、矛、镀、刀和铃等。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在寺洼遗址内,除寺洼文化外,也有丰富的马家窑文化遗存。但有考古学者认为,寺洼文化与目前已发现的其它文化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它与辛店文化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火葬葬式的出现,说明河涅文化与中原文化开始分离。寺洼文化被认为是原始的氏羌文化。这也意味着至迟在2500年前羌人之犬与中华田园犬开始各自独立发展。


卡约文化大约距今3600~2500年左右(《对卡约文化青铜器一种分期意见的看法》张文立),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到西周晚期。卡约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青海省涅中县卡约村而得名。该遗址是一座至少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村落。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流域。卡约文化的分布区域非常广,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涅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涅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带。出土遗物有粟和麦类,还有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等。当时人们大体上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也是其重要的生产活动。在男性墓葬中通常随葬铜刀、斧、戈、矛以及石、骨、铜质的箭头、箭镀等物。葬俗比较多样,其中有若干火葬葬墓(《史前羌族的火葬习俗》许红梅)。


在青海涅源县大华镇中庄村出土了一件属卡约文化遗存的青铜杖首,上面有一只犬和一对牛母子。从与牛对峙的在青海涅源县大华镇中庄村出土了一件属卡约文化遗存的青铜鸠杖首,上面有一只犬和一对牛母子。从与牛对峙的表现看,该犬属比较凶猛的狗;与小牛渎比较,此犬应是身形较大的狗。由于铜锈和拍摄角度的问题,难于从这只青海涅源犬的头部判断此犬的品属,但根据颈部较长的特征看,此狗不属我们所说的藏獒。也就是说,在大约3000年前,青海湖附近还没有我们所说的藏獒。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氏、羌活动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我们可以断定这些生活于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时期,活动于河涅地区的诸部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古羌人。古羌人文化的形成受中亚、西亚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中原文化分离,与诸夏部落成为异族。羌氏文化卡约遗址和寺洼遗址出土的铜制戈、矛、镀、刀等,反映出当时与其他部落的频繁战争,这和殷墟卜辞及历史文献提及当时与羌人和西戎的战争相一致。“羌”在殷商甲骨文卜辞中频繁出现。卜辞有曰:

“伐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用羌人300做祭牺牲品。

“贞,于庚申伐羌。”--征伐羌方。

“伐成申王卜贞,田羌,往来亡灾,王占日吉,兹御,获鹿三。”--~商王在羌方田猎。

《后汉书西羌传》云:“时为羌无弋爱剑者,秦厉公(公元前476~前443年)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爱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遂俱亡入三河间。.....至爱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后临渭首,灭狄<原>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依这段历史记载,大约在卡约文化晚期,距今约2450年前,被俘的羌人无弋爱剑从秦地(今陕西凤翔一带)逃回三河间,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几十年后,约在公元前384年,其后人由于秦国日趋强大向西拓疆,于是带领羌人向南迁徙,到了赐支河曲一带(即现在的玛曲),其中的一支羌人离开赐支河曲西去,留下未走的羌人各为部落,游牧而居。


2)河西地区的考古发现

《史记大宛列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月氏人为原始印欧人种吐火罗人的一支(《关于W·B·亨宁及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研究》徐文堪著)。来自西亚的青铜文化在河西走廊与向西发展的马家窑文化交汇形成四坝文化。四坝文化的晚期,可能就是早期的月氏文化。月氏文化控制了河西走廊,西亚文化经河西走廊继续向东传播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河西走廊的月氏文化被后来的匈奴文化替代,至汉武帝西击匈奴、建立河西四郡时消亡。

四坝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属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相当干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因最早发现于张掖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四坝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瓜州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

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了羊、牛、马、狗和猪的遗存,以羊为最多(《甘宁青考古八讲》李怀顺)。出土的彩陶中的某些器型与彩绘图案和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受它们的强烈影响。四坝文化大量发现青铜,这一特征又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在民乐东灰山遗址中采集到了完整饱满的小麦粒,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四坝文化的特征、分布及历次重要考古发掘略述》范晓东)。小麦起源于西亚。四坝文化的西北,是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以前,位于阿尔泰山与天山间吐火罗人的克尔木齐文化。四坝文化遗存反映了四坝人与吐火罗人有密切的关系。四坝人在青铜技术、小麦传入中原地区时应起了传递作用。《隋书列传第三十二》说:“西域诸蓄,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直至隋朝,张掖仍然是中原与西域交往的一个重要门户。

在四坝文化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一个珍贵的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


如果四坝文化受齐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认为“羌狗”的某些特征应该会在三立犬带盖方鼎中反映出来。事实上,三立犬带盖方鼎的狗与马厂墟遗址出土的泥塑狗彩陶壶的“羌狗”一样,也都表现了一个相同的特征-竖耳。

三立犬带盖方鼎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3500年前生活在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的古羌人之犬不是藏獒。仔细研究三立犬大三角形造型的头部,如果裁掉竖耳,我们似乎看到他们与现代高加索犬及某些河曲藏獒相似的头型。三立犬与河曲藏獒和高加索犬有什么关系?

沙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前600年,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早期至战国初。因最早在甘肃武威民勤县沙井村发掘而得名。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古浪、民勤、水昌、张掖、永登等地。沙井文化是在甘肃发现的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


沙井文化的经济以畜牧为主。其文化特征有异于中原文化系统。该文化遗址多有以各种动物纹样为题材的装饰品,一般认为这属于斯基泰文化(公元前八世纪~公元三世纪)。永昌蛤蝉墩墓葬出土的弧背小刀,带有鄂尔多斯式铜刀的匈奴文化特征。从出土物的器型和墓葬中殉葬的牛、马、羊骨看,反映当时该文化圈的部落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不占主导地位。

沙井文化晚期,正是春秋时期秦国开始强盛的时候,《史记·秦本纪》云:“秦(缪公,公元前659~前621年)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羌人向东发展被阻于秦,向西北发展又受阻于月氏、匈奴,只有向陇西的西南方向,即今青海东南和川西北方向发展,最后成为秦汉以后氏羌族群的前驱。

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表明位于河西走廊的这部分先民在距今3900年~2500年,受中亚和西亚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河西先民的家犬-秦安大地湾犬的后代按理也受到了西域家犬的强烈影响。


三.吐火罗人与颜那亚犬

印欧人种又称高加索人种。1980年以来,在古称楼兰国的塔里木盆地

附近的小河-古墓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具有印欧人种特征的木乃伊。其中一具大约公元前1800年的“楼兰美女”木乃伊,经DNA检测确认是印欧人种。据考证,古墓沟墓地人头骨具有阿凡纳谢沃人的特征(《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著)。有学者断言:“距今4000年至3000年之间,塔里木盆地唯一的定居者是高加索人,也就是俗称的白种人。”除发现“楼兰美女”木乃伊外,该遗址还发现了随葬小麦,这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之一。(《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著)。我们知道,小麦起源于西亚。

根据研究报道,所有的家狗约在1.2万年前起源于中东。研究人员认为,狼的驯化最早发生在中东,但在犬类传播到东亚之后与东亚的狼之间又发生了杂交,所以现在的东亚犬类中也具有为数不少的狼来源基因。(《自然》2010年4月8日,RobertK.Wayne)。

与此相应的是,原始印欧人种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千纪中东农业文明扩张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畜牧业从南高加索地区向伏尔加河流域传播,原始印欧语也许就是这时在伏尔加河畜牧部落与顿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之间的某个地点产生的。”一般认为,印欧人起源于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对应铜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的颜那亚文化(《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陈致勇著)。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推测原始印欧人的颜那亚犬源于中东犬。而在中东农业文明进入黑海大草原所途径的高加索地区留下了高加索犬最早期的祖先一中东-高加索犬。

前面提到的月氏人和古楼兰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吐火罗人的某个分支。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种中的一支,公元前第三千纪上半期从操原始印欧语西北语组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向东迁徙。其中一支吐火罗人,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之间经欧亚大草原到达阿尔泰山南麓,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形成克尔木齐文化;从后者分化的一支南下楼兰,发展成公元前1800年~前1700年的小河-古墓沟文化(《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著)。“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样确认了在青铜和铁器时代,南西伯利亚占压倒性优势的是高加索人种定居者。可能有一支向东迁徙的库尔干人穿越了欧亚草原,他们或许在早期塔里木盆地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最后的研究数据表明在青铜和铁器时代,南西伯利亚人是蓝眼睛(或绿眼睛)浅色皮肤和头发的人群(赤狄、丁零和铁勒、吉尔吉斯)。”(《AncientDNA provides new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2009)

)。

“克尔木齐文化和阿凡纳谢沃文化处于同一时代”(《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著)。阿凡纳谢沃文化主要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至阿尔泰山北麓,遍及蒙古西部,新疆北部,以及哈萨克的东部和中部,甚至可能扩展到塔吉克和咸海地区。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第3千年下半叶至第2千年初,时代比南俄的颜那亚文化晚二三百年。“阿凡纳谢沃文化在形成阶段就同遥远地区发生了联系,主要同西方联系,直达伏尔加河流域,甚至可能还远及黑海沿岸,那里的居民体质形态也同阿凡纳谢沃居民极其相似。”(《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著)。

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以及新疆的克尔木齐文化都曾使用尖底陶器,而且这些人群的体质形态相近,说明它们相互间存在联系,克尔木齐人和阿凡纳谢沃人都起源于颜那亚人。

通过这幅迁徙图,我们可以看到,古印欧人曾经分批进入哈萨克草原和阿尔泰山南麓。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吐火罗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来到阿尔泰山南麓和天山北麓时,也带着他们的家犬--我们姑且叫做颜那亚犬的后代一起到来。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南麓和天山南北麓,发现了许多古代岩画,其中有大量关于狗的作品。如果其中某些岩画创作于克尔木齐文化时期,那么这些岩画中的狗,莫非是颜那亚犬的后代?


前面的古印欧人向新疆迁徙的路线图可能还忽略了一个迁徙路线。学界有另一种理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与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库提人(Guti)有关。库提人是公元前三千纪初从原始印欧人群分离出来的吐火罗人的一支,他们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西亚。约在公元前2191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面山区游牧的库提人入侵南部两河流域,灭亡了阿卡德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立了库提姆政权。库提人约在公元前2112年被赶走,继续向东方迁徙,最后到达塔里木盆地并建立了月氏国。这支库提人迁徙的路线是从近东的伊朗西部到达中亚的广阔地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这个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小河-古墓沟文化中为什么会出现源自西亚的小麦。在古印欧人经高加索进入西亚的时候,颜那亚犬可能又与早期中东文明进入南俄而遗留在高加索一带的中东-高加索犬的后代发生融合,我们姑且称之为颜那亚-高加索犬。


在靠近伊朗西部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000年的陶獒,表现为短毛、垂尾、方咀、大耳,像那不勒斯獒(Neapolitanmastiff)(《高加索、中亚牧羊犬的认识研究》李世安撰)。从地理位置和美索不达米亚陶獒的制作时间,我们大概可以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獒犬曾受W.B.Henning所说的库提人的影响,携带有颜那亚-高加索犬的基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吐火罗人经由西伯利亚或西亚的迁徙路线进入塔里木盆地,天山犬与颜那亚犬都有渊源。

当吐火罗人从西亚带着小麦,带着青铜技术,骑着马赶着羊群,在3500年前(至迟在四坝文化晚期)到达祁连山脚下的河西张掖时,可能同时也带着他们的家犬-颜那亚-高加索犬的后代一起到达。


在河西走廊的西边,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中部,距今大约3500年的和硕县新塔拉遗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的发现》

)和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距今大约3000~2800年的民丰县尼雅北方青铜文化遗址(《新疆考古十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了分属羌人文化和吐火罗文化的遗物。吐火罗人迁到塔里木盆地时,源于马家窑文化、属于蒙古人种的四坝土著人已经在河西走廊兴起。羌人土著文化与西方青铜文化重叠,说明两种文化在这些地方接触并融合(《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稍后,吐火罗人可能进入了河西走廊,征服了四坝土著人,并建立了《史记》所载在匈奴兴起以前(公元前174年)称霸西域的月氏国。月氏国位于现在的甘肃西北地区,《括地志辑校·岷州》云:“凉、甘、肃、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月氏人的牧羊犬我们姑且称之为颜那亚-吐火罗犬。

《魏书·列传第八十七》:“始屬宾(位于印度北部,今

一带)沙门曰昙无,东入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郜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凉州者,即今甘肃武威市。中天竺僧人昙无崩“亡奔凉州”的路线,也许就是吐火罗人从塔里木进入河西走廊并建立月氏国的路线。

《后汉书·西羌传》云:“赐支者,…....西北接郜善、车师诸国。”赐支河即今黄河上游,郜善即古楼兰国,古车师国位于天山脚下的吐鲁番市附近。《后汉书》的这段地理描述,用一个“接”字反映了河涅地区古羌人与西域吐火罗人的关系。

现代高加索犬的原产地为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指高加索山脉所在的广阔地区,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包括俄罗斯西南部(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北部地带(南高加索)。《高加索犬版型概述》的作者MarinaKuznetsova说,“最早提及高加索犬的资料是亚美尼亚人于公元2世纪前撰写的手稿”,“阿塞拜疆的平原版和山脉版的高加索的头部看起来和中亚牧羊犬相似”。

古印欧人向东方迁徙的历史,也是颜那亚犬在中亚和东亚的变迁史。现代的高加索犬、中亚牧羊犬、阿富汗猎犬、蒙古獒和河曲藏獒也许都流淌有颜那亚犬的血液。如果吐火罗人确曾带着颜那亚犬的后代从

北岸出发,经欧亚大草原到达阿尔泰山南麓;或越过高加索山脉,途经西亚和中亚,尔后进入塔里木盆地,出现在河西走廊,我们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河曲藏獒与现代高加索犬和中亚牧羊犬有很多相似的特征。


四.东汉武威犬与新疆天山岩画犬

《汉书西域传》云:“(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间”。两汉时乌孙的原居地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哈密、吉木萨尔地区则是他们主要居牧地。乌孙人于公元160年左右迁到伊犁河流域,与当地大月氏和塞种人相融,成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唐代颜师古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文化是塞人(Saka,又称斯基泰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若乌孙之先为塞种人,则秦汉时期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可能存在过颜那亚-斯基泰犬。乌孙复国西迁前为月氏所灭,则在汉初,月氏之颜那亚-吐火罗犬与颜那亚-斯基泰犬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可能有过融合。而在月氏、乌孙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这种融合就更加不可避免。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为汉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撒,河西走廊始为汉家所有。匈奴人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蔷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位于汉代“隔绝胡、羌”地带的河西武威郡(今甘肃省武威市),近年出土了两件东汉(公元25年~220年)中晚期的陶狗,大约制作于东汉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北匈奴亡命西迁,河西羌乱不断的年代。两只陶狗都有共同的特征-粗大的尾巴,这显然与卡约文化时期古羌人之涅源犬不同。东汉武威犬的祖先最早应可追溯到四坝文化和塔里木盆地的克尔木齐文化,可能与颜那亚-吐火罗犬、颜那亚-斯基泰犬或丁零犬有关。从东汉武威犬的体形看,属于牧羊犬或狩猎犬;从尾巴造型看,该犬应该不是短毛品种。粗大的尾巴似乎昭示了河曲藏獒逐步形成的过程。东汉武威犬仍是直耳犬,这和新疆天山岩画中的牧羊犬的耳朵类型一样。

汉武帝时,在居延(今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设都尉屯垦成边,归张掖郡太守管辖。《史记匈奴列传》记骤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上世纪在居延出土了大量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居延长城周边兵民自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至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270多年的社会生活情况。《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61页:“胡狗,直六百。”汉时的食犬价为百余钱,当时羊比犬贵,羊贱者百余钱,贵者五百余钱。而此胡犬比贵羊还要贵,这应该不是一般的狗。(《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徐扬杰)。贵应该有贵的道理,不是凶猛善猎就是高大肥壮,或两者兼而有之。东汉许慎《说文》曰:“肝,胡地野狗。”东晋郭璞(公元276年~324年)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说文》又曰:“狡,少狗也。从犬交聲。勾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汉代的胡犬不论其为“轩”为“狡”,似乎体型都不是很大。那么胡犬为什么这么贵?合理的解释是凶猛善守。宋人《集韵》:“肝,一说狂,野犬。犬所以守,故谓狱为狂。

”丁零胡犬在汉代之前人们就已经了解其优秀的品质。《史记赵世家第十三》记赵惠文王16年(公元前282年)苏厉为齐遗赵王书云:“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战国时已经把胡犬与代马、昆山之玉列为赵国之三宝。汉人在西北疆域居延的地方畜养胡犬者有之,则武威的大户人家畜养胡犬的可能性应该不小,东汉武威犬很可能就是当时所谓的胡犬。郭璞所言“似狐而小”的胡犬与东汉武威犬及新疆岩画中的畜牧犬的形象一致。如果东汉武威犬确属胡犬,则说明早期的颜那亚-吐火罗犬、颜那亚-斯基泰犬或丁零犬是竖耳的品种,体格不是很大,而且说明汉代丁零犬与南北朝时期的丁零犬不是同一个品种。(参看《北朝陶狗与丁零犬》)。

《后汉书西羌传》云:“涅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赢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美居止,遂与共婚姻。”匈奴冒顿杀月氏王,一部分月氏人南入祁连山,与河涅地区之古羌人融合,一部分则翻过帕米尔高原西去。则在大约公元前174年匈奴破月氏时,我们可以想象东汉武威犬的祖先颜那亚-吐火罗犬被月氏人带入了河涅地区,与羌人之犬融合,并参与了此后河曲藏獒的形成。

西迁的月氏人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首府在今阿富汗巴尔赫),分别建立了大夏国和大月氏国(都位于现在的阿富汗地区)。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贵霜王朝(《吐火罗史研究》王欣新著)。一位名为水之源的藏獒饲养者在网上公布了美国BioPet实验室为其从西藏原生地带回的藏獒所作的基因检测结果,反映了藏犬Do-Khyi和阿富汗猎犬血缘相近的事实。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两者都具有颜那亚-吐火罗犬的血缘,或藏犬Do-Khyi携带了阿富汗猎犬的基因。在RobertK.Wayne等人构建的家犬进化树上,萨路基猎犬(Saluki)和阿富汗猎犬(AfghanHound)居于进化树的根点附近,说明萨路基猎犬和阿富汗猎犬作为一个家犬品种,很早就出现了。


《后汉书》称涅中月氏人为“胡”而不为“羌”,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月氏人有印欧人种的成分。直到三国时,仍有月氏的一些部落生活于今新疆南部边缘昆仑山北麓一带。《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羌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

严格地说,现代的河曲藏獒属守护犬而不是畜牧犬和狩猎犬。藏人畜养藏獒的目的,在CCTV第10频道2009-11-24节目《德钦县牧民家中藏獒的饲养情况》,美丽的女藏民与记者的对话中有清晰的表达,即主要用于在牧民外出放牧时看护牧民营地的财产。

人类社会从原始采集狩猎社会发展到原始农耕狩猎社会,然后分离出原始游牧部落,再后来出现了私有财产社会。这与人类对犬的驯化过程是从狩猎犬到畜牧犬,再发展到驯养专长于看护人类财产(包括畜养的牲畜)的守护犬相一致。如果作为守护犬的河曲藏獒与阿尔泰山岩画犬有某种联系,那么它的形成应晚于阿尔泰山岩画犬。阿尔泰山岩画犬基本都是出现狩猎或者畜牧的场面。


阿尔泰山犬与东汉武威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一个粗大的尾巴。从其它可辨认的新疆古代岩画(《西域岩画资料狩猎、畜牧、农事图解》卫斯著)看,岩画中的狗几乎都是竖耳犬。这和现代的高加索犬和中亚牧羊犬俱为垂耳不同,但与夏商时期的四坝犬和东汉时期的武威犬一致。这些阿尔泰山南麓和天山南北的家犬或与猎人合作狩猎,或帮助看管牛羊家鹿并驱赶野兽,属狩猎和畜牧犬。从生存地域和民族历史看,这些阿尔泰山犬应该是2000年前丁零犬的祖先。河曲藏獒有可能在东汉武威犬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在河曲藏獒的形成阶段,莫非还有其他耳朵已经软化为垂耳的犬种参与了这一过程?


如果家狗的祖先是狼,狼有一双直立的耳朵,为什么会在约1万多年的家犬历史中形成了几种耳朵类型和几种尾巴类型?2011年02-19有一篇关于野生动物驯化的报道,该研究也许能为某些家犬从竖耳演化为垂耳的过程提供一些参考。报道中提到对野生狐狸进行驯化,繁育进行到第九代的时候,狐狸的耳朵出现了软化的迹象。我们注意到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中,家犬、家猪和家兔都有垂耳的品种,但与其有着共同祖先的野狼、野猪(耳尖而小)和野兔都是竖耳。这说明,某些家畜在人类的驯化过程中,出现了耳朵软化现象,或者变大而下垂,经过人类有意无意的选择繁育,于是形成了垂耳的品种。人的耳朵,大耳朵相对小耳朵是显性遗传,如果这个遗传规律也适用于犬类,那么垂耳(大耳)犬种与其他竖耳犬种混融时,垂耳性状将保留在新的品系中。我们将垂耳的公藏犬与竖耳的母土狗做繁殖实验,发现生产出来的小狗全部是垂耳或折耳犬。


中东埃及在3000多年前已出现垂耳的家犬。现代高加索犬最早的祖先中东-高加索犬是否在中东农业文明进入黑海大草原时就是垂耳的?正如我们在天山岩画看到的那样,或许公元前7000年的中东-高加索犬以及公元前2000年的颜那亚-高加索犬的耳朵仍未演化为垂耳的品种。目前看到中国境内最早的垂耳犬的物证是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陶狗。我们注意到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东西方交流十分密切,这些垂耳犬与中东垂耳犬有无联系?或者说公元6世纪前后出现在大漠南北的丁零犬引入了波斯犬和阿富汗猎犬的基因?


五.北朝陶狗与波斯犬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即公元前二十世纪由中西亚游牧部落开创的青铜之路,再次成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路线。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在中国境内,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439年~589年)开始出现垂耳的犬种。下面这个北朝陶狗从顿点不太明显,耳小腰细、深胸背圆、眼珠外突、骨感和肌肉感较强这些方面看,可能是一种中短毛长的猎犬。

在西安东郊唐朝金乡县主(唐高祖李渊孙女,卒于公元724年)墓出土的彩绘陶俑中,有一件彩绘狗陶俑。同时出土的还有许多与胡人相关的彩绘陶俑,如骑马抱犬狩猎胡俑,骑马架鹰狩猎胡俑,骑马带豹狩猎胡俑,骑骆驼胡俑等等。这件彩绘陶狗,应该是一只胡犬。此陶狗与上面的北朝陶狗的耳型相似,但尖嚎的嘴型更像猎犬类。

《北史·卷九十二》记载北齐后主高纬(公元565年~576年)时,“犹以波斯狗为仪同、郡休,分其干禄”,喜欢波斯狗到封官授禄的地步。《北史·卷五十二》又载:“(北齐南阳王)绰始十余岁,留守晋阳。爱波斯狗。尉破胡谅之,郯然研杀数狗,狼藉在地。破胡惊走,不敢复言。后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画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左转定州,汲井水为后池,在楼上弹人。好微行,游猎无度,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有妇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兒饲波斯狗。妇人号哭,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兒血,乃食焉。”更甚的是南阳王高绰以波斯犬噬食人为乐。北齐胡太后的宠臣和土开(公元

),先祖是西域胡人。北齐高祖皇帝高欢(公元496年~547年)的宠臣安吐根是粟特的安息胡人,曾祖时迁居酒泉。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能舞工歌及善音乐”的“胡小儿”康阿驻、穆叔儿、曹僧奴、曹妙达、何海、何洪珍、何朱弱、史丑多等十数人,从姓氏看为粟特胡人。“从目前所出土的粟特人墓葬来看,他们大多在北朝鲜卑人的宫廷里官居显要,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鲜卑粟特墓葬中的波斯神兽解读》意大利康马泰著)。胡人胡犬在北朝可谓倍受恩宠。

北魏《洛阳伽蓝记》云:“西夷来附者,处崎啦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来自西域的商胡贩客不可胜数。据一些研究的统计,《魏书》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来华。是以我们看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开始出现波斯犬的身影。《唐會要·卷一百》云:“波斯在京師西一萬五千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距鋪林。西南濱海。…….多名馬。駿者日行七百里。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这是唐宋时期对波斯犬的产地描述,将波斯犬称为骏犬。


隋唐人阎立本(约公元601年~公元673)的作品《锁谅图》,说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忠臣陈元达向后汉(匈奴族朝廷)皇帝刘聪(公元?~318年)冒死进的故事。画中的犬应是作者在隋唐时期所见到的胡犬形象,而且极可能就是当时朝廷贵族所喜欢的波斯犬。萨路基猎犬(Saluki),别名阿拉伯猎犬,原产地为伊朗和阿拉伯半岛(即古波斯的故地)。在数千年前的古埃及墓葬中发现当时已畜养了萨路基猎犬。“Saluki”的名字的可能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塞流西亚文明时期(《犬类百科全书》D.CarolineCoile著)。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萨路基猎犬与《锁谅图》的波斯胡犬非常象似,它们与前面提到的埃及木乃伊狗一脉相承,都是长腿瘦腰,尖嚎折耳,颈长并且耳背处的颈毛发达(埃及木乃伊狗的颈毛可能除掉了),它应该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北朝陶狗和金乡县主彩陶狗可能是其杂交的胡犬,显得耳小毛短颈粗。

我们看到萨路基猎犬、阿富汗猎犬和陕西细犬在体形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它们都是视觉猎犬。


法老猎犬(Pharaon Hound)产于地中海一带,据说可能是在2000年前

入侵埃及后,由胖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通过贸易从中东带到这些相对隔绝的岛屿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古代中东猎犬(也有DNA研究说该犬的历史并不久远,但与古埃及某些作品中的猎犬外形非常相像的品种)。

阿富汗猎犬又名喀布尔犬,出自阿富汗的寒冷山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此犬最早可追溯到埃及法老时代,源自中东的视觉猎犬(《犬类百科全书》D.CarolineCoile著)。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时期,帝国被划分为二十个省区,其中六个省区在现在的阿富汗境内,当时居住着雅利安人(《阿富汗史》珀西.塞克斯著)。原居住在甘肃河西一带,被匈奴打败西迁的吐火罗月氏人,在公元1世纪~3世纪,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并统治着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公元484年厌哒人打败波斯人,建立了包括波斯、印度西北部和中亚广大地区在内的厌哒帝国。阿富汗猎犬的先祖除了有颜那亚-吐火罗犬、颜那亚-斯基泰犬的基因,或许还带有厌哒人引入的丁零犬的基因。阿富汗猎犬未必要等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大食国占领波斯帝国后引入萨路基猎犬的血缘才得以形成。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唐朝人所称的波斯犬与唐代末期胡壞《回猎图》中的契丹猎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胡壞,唐末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幽州为唐代粟特人之聚居地,胡壞所画猎犬带有波斯猎犬的特征并不奇怪。

萨路基猎犬的身影此后仍出现在西域和蒙古草原上。元代劉郁《西域記》云:“皂鵬一產三卵者,內有一卵化犬,短毛灰色,與犬無異,但尾背有羽毛數垫耳。”这个西域传说中的短毛猎犬,尾背有些许饰毛,据考证为萨路基猎犬(波斯犬)。清代郎世宁所画的《十駿犬图》中,由蒙古科爾沁四等台吉升達里遜所進的“談星狼”,可能来自蒙古科爾沁草原,其耳根长毛和长嚎明显带有萨路基猎犬的特征。(《鷹背狗考》楊詠之著)。现代的陕西细犬仍保留了较多萨路基猎犬的特征。


《未完,后续继续更新》

2023-11-19

202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