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炫：隋北通儒，被诬伪经（下）韦力撰
对于这件事，其实在唐代就有争议。当年唐玄宗诏集群儒来修订《孝经》，当时就引起了今文和古文，以及《郑注》和《孔传》孰优孰劣的大论战，当时左庶子刘知几在给玄宗所上《〈孝经注〉议》中，就提议要用《古文孝经孔传》：“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唐会要》卷七十七）
刘知几在这里也提到了刘炫编校此书的情况，但他没有说刘炫伪造此书，他只说刘炫对该书随意进行删改，并且刘炫还写出了一篇《古文孝经稽疑》。
如此说来，刘炫是位谨严的学者，他得到了这么一部古本并没有进行随意的删改，而是另外写了一篇校记，以此来发表自己对原本的意见。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刘炫伪造了《古文孝经孔传》，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司马贞说：“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
司马贞首先认定《古文孝经孔传》是假的，该书根本不是孔安国的作品，而刘炫却称这部书很有价值，所以司马贞认为刘炫是位妄人。
既然两派的意见如此的针锋相对，那究竟修订《孝经》时，要本着《郑注》还是本着《孔传》？这件事只能让唐玄宗自己来下决断，他当然也无法确定这两书孰优孰劣，于是唐玄宗就采取了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将《郑注》和《孔传》一并来使用。
然而到了后世，还是有人认为刘玄伪造了该书，张心澂在《伪书通稿》中记录了一些前人的说法，比如明郑瑗说：“予尝论《书》与《孝经》，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孔安国作传。而《古文尚书》至东晋梅赜始显，《古文孝经》至隋刘炫始显，皆沉没六七百年而后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旧矣。”
因为《古文孝经》到了隋代刘炫这里才大显于世，郑瑗就凭这一点断定《古文孝经》不是出自孔壁，而清代的崔述也是这么认为者：“《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于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后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于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
郑瑗和崔述的所言，只是说《古文孝经》到了刘炫才出现了，但并没有说是刘炫伪造者。而康有为则直接说，这部书就是刘炫伪造出来的：“安国之《传》亡逸于梁世，而刘炫之伪《孝经孔传》出焉，亦与王肃伪《古文书》同，则非歆所及知矣。”
但是他何以知道如此，以康有为的论述方式，他当然认为没必要解释。但也有人说，伪《古文孝经》不是刘炫伪造的，其真正的伪造人乃是王肃，比如陈熙晋在《河间刘氏书目考》中说道：“孔衍《家语后序》：‘孔安国为《古文论语训》二十一篇，《孝经传》三篇，皆壁中科斗本也。’案：许冲所撰一篇，安得有三篇之传乎？《家语》及衍此序均王肃所为，则《孔传》当亦肃所为矣，不得谓光伯伪作。”而盛大士也持这种观点：“《隋志》所载王肃《孝经解》久佚，今见于邢昺《疏》中而多与孔传相同。是必王肃妄作，假称孔氏，以与己之臆见互相援证。唐司马贞指斥孔注俚鄙不经，刘炫诡随，妄称其善，或遂疑为炫作，而不知刘炫得于王劭，劭与炫或皆被欺于王肃。”
那究竟情况如何呢？焦桂美认为，这件事不好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她还是觉得刘炫不太可能伪造出这样一部书：“是后出之伪孔传《古文孝经》究出谁手为千年聚讼之焦点，前人之说大约执以上两端。其中是非，虽迄今难断，然笔者认为后出者虽未必由刘炫伪作，然炫曾得见之并对其进行改造或为事实。”（《南北朝经学史》）
唐代之后，《孝经》的这两个注本都失传了，后来《郑注》从国外传了回来，但《孔传》直到清代才发现日本的翻刻本，此本称为“太宰淳刊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日本又发现了刘炫的《孝经述议》残卷，此卷中记载着刘炫校勘《孝经》的一些结论，比如有：“‘能从法者臣民’，谓民之善者能顺从上法也。准上句言明君忠臣，则此当说良善之意，‘臣’字似误，但不知所以。”
对于这段话，陈启智在其专著中说：“对《孔传》之误，只是质疑，并未擅自改动，而仅在其误之后，加上自己的评议，如‘传非经意’，‘其言非经旨’等等，多达二十余例。甚至于《孝经》成书因由，也胪列了十条理由，反对《孔传》的说法。假如是刘炫伪造《孔传》，何必如此自找麻颊，自己批驳自己。”因此，陈启智得出的结论是：“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所谓的刘炫伪造《古文孝经孔传》，纯属不实之辞，应当予以推倒。”
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刘炫伪造古书的可能性很小。一者，这是因为他聪明绝顶，对此他也很自负，《隋书·儒林·刘炫传》中称：“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并举，无有遗失。”
看来，刘炫视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同时他还有分心术，能够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嘴里还能读着文章，眼睛同时还能数数，而别人跟他说话，他还依然能够正常地回答。这等聪明之人也认为自己的一生“大幸有四”、“深恨有一”，这里只录他的这“一恨”：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釐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看来，他很痛恨许多典籍失传了。既然有着这样的心态，他怎么可能自己伪造一大批古书呢？所以陈启智说：“刘炫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志趣说‘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釐改僻谬’。对传世的经典和前人注疏中的错误还要‘釐改僻谬’，又焉能再伪造一部比‘僻谬’更甚的伪书？”
虽然对刘炫有着这样那样的说法，然而他的著作却受到了后世的高度关注，比如黄焯在《诗疏平议·序》中说：“唐贞观中，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二刘疏义，并迥绝前世，孔氏据以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远明姬汉，下被宋清，后有新疏，盖无得而逾矣。”
唐孔颖达在撰修《毛诗正义》时，用的就是刘焯和刘炫的底本。其实情况不止如此，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其中有“三经”采用的都是二刘的观念，除了《毛诗》另外两经是《尚书正义》和《春秋正义》，对于这一点，孔颖达在序言中都一一点出，比如他在《尚书正义序》中说：“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而在《春秋正义序》中也称：“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何、苏宽、刘炫。然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使后之学者，钻仰无成。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因此，清陈熙晋在《河间刘氏书目考》中总结道：“唐初《五经正义》据刘氏以为本者三，六朝之中一人而已。”
从实际情况看，孔颖达所编的《五经正义》有很多地方都是抄刘焯和刘炫的原文，清钱大昕指出：
唐初《正义》，曲狥一家之言，《书疏》多采刘焯、刘炫二家，如《尧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则用鞭久矣。日来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疏云：“汉废除肉刑，宫刑犹在。近代反逆缘坐，男子十五以下，不应死者皆宫之。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唐人修书，不当仍称大隋，盖沿二刘之文而未及检正也。
此文中提到了“大隋”，因此钱大昕认为这是编辑没有进行修改而直接把二刘的原话抄了下来，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此与《舜典》‘鞭作官刑’及《武成》‘罔有敌于我师’，疏皆称‘大隋’，乃隋儒语也。此经疏名虽系孔颖达，其实皆取之顾彪、刘焯、刘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经删净处，元文犹有存者。”
既然刘焯和刘炫在经学史上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那何必还要把那么多污水泼到他们的头上呢？这只能说后代学者在很多问题上不宽容，他们忽略了二刘在经学史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只是关注一些捕风捉影的疑点。
关于刘炫的墓，《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中载：“刘炫碑，后周人，居此传经史，后学之人为立碑，见存。”看来，在宋代时，刘炫的墓和碑都存在。而曹景年在其《考述》一文中写道：“《金石录》卷三载：‘隋文儒先生刘炫碑，大业元年。’但刘炫大业元年尚在世，故此碑极可疑。《畿辅通志》卷四十八记载：‘刘炫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南。’如今碑与墓都已杳无踪迹。”然而我在沧州地区寻访之时，孙建先生告诉我，刘炫的墓依然存在。这让我听来当然很高兴。
刘炫故里和墓位于河北省沧州市西二十公里的崔尔庄镇景城村。对于这个具体地点，孙建先生告诉我，这是出自纪晓岚的所言。而后他拿出了一册《阅微草堂笔记》，他称这是自己所读该书的第三本，因为前两本都翻烂了。他请我在这本书上写一段题记，我翻看此书，里面批校几满，其用功之勤，让我叹服。我因藏书涉猎百科，其实哪一样都没有弄彻底，这样的结果，就如同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的痦鼠，虽然样样都会，但最终还是“五计而穷”，然而明知如此，可是因爱书使自己无法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想想也真令人感叹。而面对这等专一的孙建先生，我当然不好意思在他的书上落下字迹。
我的这趟沧州之行得到了梁振刚先生的大力帮助，他不但帮我安排了行程，还给我介绍了多位朋友。而孙建先生乃是当地有名的文史专家，他虽然人很年轻，但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这给我的寻访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沿途是一望无尽的枣树林。之前先去瞻仰了尹吉甫墓，而尹墓的周围也同样是大片的枣林，然而眼前的这片枣林看上去要比尹吉甫墓旁边的枣树要粗壮许多。尹墓周边的枣树已经采摘过，因为树上还挂着星星点点的漏网者，顺手摘下几枚，入口即感到香甜无比，在市场上买到的枣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味道。
沧州小枣果真名不虚传，中午吃饭时，我赞扬了沧州小枣的美味，饭后车上又多了四箱枣，让别人理解到这么多的弦外之音，真有点不自在。看来，在这等热心的朋友面前，千万不能夸某种土特产是如何之好。开出不到半小时，在路边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冷库，墙上写着大红字“阅微万吨冷库”，看来又进了纪晓岚的地界。
文保牌
前行不远，就进入了景城村，在村边上见到一个50米见方的大土台，车停到了旁边，孙建介绍称这就是传说中的刘炫墓地，然而旁边立着的文物牌却写着“景城遗址”。土台约两米多高，上面种着一些枣树，然另一半却是空地。
一块高高的台地
登上土台拍照，突然身边窜过一只灰黄色的土狗，顺着狗跑过来的方向看去，原来它在追一只猫，狗的身后传来了呵斥声，一个中年男士登上了土台，他看到我等站在上面，眼光马上变得警惕而戒备，孙建马上跟他提到本村的某人姓名，那人紧张的面色立即松弛下来，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名字是他表哥。
介绍人
孙兄介绍我是北京来的，专门来看这个土台，请他给我讲讲这个土台的故事。此人自称叫纪根平，是纪晓岚的第七世孙，纪在去世前留有遗言，不允许后世再有做官的人，但他现在本人在村里当电工，孙建笑称：那你也算是吃皇粮的了。此人说，这个土台可能是刘武周金銮殿的遗址。我问他何以见得，纪根平神秘地告诉我：“1978年，我二哥当小队会计，偶然在土台的侧边发现了一个洞，他顺着洞进去了，里面很大很长，可以跑马，有一次在洞里玩时，有一面墙的砖的倒了，把他砸死在了里面，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洞口给填了。”
墓下面有一个洞
仔细辨认
他边说边把我等带到了洞口旁。这个洞口就在土台的侧面有一块塌陷了下去，上面长满了荒草。纪根平还说刘武周有四个闺女，分别住扎在四个庄子里头，这里有问题的时候，四个闺女就会带兵前来就驾，现在这四个村庄，前些年还有这四个闺女的墓，后来墓都被挖掉了成了四个大坑。当时，东南和北面都有城墙，而唯独东面城墙是假的，是用布做的，被某个大将用箭一射，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灭了这个城。纪根平又说这个土台原来面积要比现在大一倍，都逐渐被村民一点点的挖土去垫了宅基地。
台地原貌
打招呼
转到了另一侧
这段故事听来倒是引人入胜，但唯一的遗憾是无法确认这个大土台跟刘炫的关系。虽然找不到相关的文字介绍，然而把这里目之为刘炫的故里却完全没错，毕竟这里还有古城墙在，而当年这位大经学家在年幼之时，应当活动于此地。想到这一层，让自己的疑惑之心也就渐渐平息了下来。
孙建先生
从景城遗址驶出，在村边小路旁有见到一块文保牌，上面写着“纪氏墓地”。刚才进村时，我就隐约地看到了这个文保牌，以为就是刘炫墓址所在。孙建说，这是纪晓岚祖上的墓地，并且是他自己通过不断的努力，才给此处立上了文保牌。我对他的这种努力充满了敬意，这才是一个文化使者的良心所在。孙称，纪家先祖到纪晓岚父亲这一辈都葬在这里，按照资料记载，到文革前此处有纪家祖人的坟墓1194座，然而现在这片墓地上能看到坟头的不过十数座而已。孙建说是在文革中砸烂推平的，他说自己在近几年经常看到村民家的猪圈或院子里头使用的石条就是纪家坟墓上的墓碑。
这片枣林也是文保单位
文保牌后面列出的数字让我想象着当年规模之宏大
当然，我更关心孙建在这里是否发现过跟刘炫有关的遗物。他说，那个时代太遥远了，所以没有找到过任何相关的实物。能够看得出，孙建也对此颇感遗憾。
枣树下的坟丘
落红满地
走近墓地内，这里已经种满了枣树，而在树下却落满了红枣，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拾捡，看上去有很多已开始腐烂，密密的枣林中远远望去，红红的一片，我想到了那句诗，顺口把它改成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