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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项元汴天籁阁与中国书画的鉴藏和传承

文 | 夏雨 刘云峰

编者按:项元汴和天籁阁是明代书画收藏的重镇,其收藏之丰,堪称半部传统书画史。难能可贵的是,天籁阁虽为私人藏馆,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公共美术馆”的特征,众多书画家莫不受其雨露,得益匪浅。项氏与其天籁阁也是嘉兴独有的文化名片。

2022年5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嘉兴市委主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阶段性成果展在嘉兴美术馆开幕,“项元汴时代”是其中的一个篇章。本文通过分析项元汴家世、收藏、交游、文化贡献等因素,全方位呈现项元汴的艺术人格、创作、艺术品收藏与文化传承的贡献,以期读者深切感受四百多年前艺术品收藏大家的艺术和人文情怀。


嘉兴,古称檇李,位于钱塘之北、太湖之南、沪苏杭之央。南宋以降,浙江嘉兴为畿辅之地,富庶丰饶、学风兴盛,一时间贤才辈出。至明中晚期,民间收藏盛极一时,海内风雅人士取道嘉兴,必访鉴藏大家项元汴,登其藏书楼“天籁阁”。

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名绘、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在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书画鉴藏重镇,影响了仇英、董其昌等一众书画大家。此外,项元汴在鉴藏之余兼工书画,始创“嘉兴画派”,为嘉兴地区的书画传承提供了助力。天籁阁旧藏涵盖了上起东晋“二王”、下迄“明四家”的书画,在“收”与“守”之间支撑起半部以晚明为节点的书画史。


一、应时而生——项元汴与天籁阁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等,明代嘉兴人,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晚明的艺术鉴藏家。他博雅好古,为了购置藏品,往往不惜一掷千金。据康熙十六年(1677)《嘉兴府志》记载,项元汴“尝得铁琴一,上有‘天籁’字,下有孙登姓氏,因以名阁”。“天籁阁”遍藏历代法书、绘画、图书、金石、彝器、墨砚等精品,数量之巨、质量之精,堪称古今私家收藏翘楚。


图1  嘉兴项氏族谱(部分)


1.嘉兴项氏家族


项元汴出身名门望族世家(图1),祖籍河南。项元汴兄项笃寿在《子长公遗训》中提到:“余家世居洛阳,自宋大理寺宏斋公讳晋随驾南迁,始居嘉兴。三传至学士默庵公讳相及弟汝用讳栋,弟兄笃于孝友。绍定二年,筑堂于瓶山之右,西山真氏为作孝友堂记,载在郡志。七世传八一公讳宏度,是为新谱始祖,又五世传信人公讳永原,又三世传至大司马襄毅公讳忠、素臣公讳质、献臣公讳文,余之曾祖即素臣公也。”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清钞本《嘉禾项氏宗谱》对嘉兴项氏来源描述如下:“南迁始祖晋,字弘斋,仕宋为大理寺评事,高宗南渡扈跸而来,侨居嘉禾之胥山。”

二者皆以项晋为嘉兴项氏的始迁祖。自项晋(字弘斋)随宋高宗南迁至嘉兴之后,项氏一直为嘉兴的大族。至宋末元初,项家出了位学者项宏度(约1214—1295),字秀行,号八一,以雄才高赀甲于里中,志行高洁。


进入明朝,项宏度后裔项忠(1421—1502),字荩臣,为正统七年(1442)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右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太保,谥襄毅。他文武兼备,军事上戎马一生,文学上也卓有成就。他辞官回乡后,与里人梅江、姜谅等创立檇李耆英会,著有《唱和诗集》《藏史居集》。

项忠“以文学振家声,以武功戡国难”,为明代项氏一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项忠的榜样作用下,项氏一族在明朝出现“五世进士”“三世进士”,且登榜的时间贯穿于明朝始终。项忠有弟项质,字素臣,不仕。

项质生子项纲,即项元汴的祖父,曾知山东昌邑、河南长葛,为官清廉。项质子项铨,即项元汴父亲,字近溪,“自少已恂恂,治生臆算,盈缩无爽,然素长者,故人多厚之。寔始大其家,以光昭于襄毅矣”。通过经商理财,逐渐积累巨额财富。


传至项元汴这一代时,项家靠经营“质舍”(典当行),跻身全国一等富豪之列。项元汴十四岁接触收藏,一直到他晚年成为名满海内的大收藏家,其天籁阁的收藏与宁波范钦的天一阁不相伯仲,但是在书画方面,数量更丰、品质更精。项元汴将鉴藏作为一生的事业与追求,天籁阁浩如烟海的藏品中,许多为书画史上的精品佳作,后世收藏难以望其项背。


2.天籁阁的诞生


嘉靖年间,伫立于水道枢纽嘉兴的天籁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着各地慕名而来的名士贤达。《嘉禾徵献录》记载:“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可见,天籁阁在当时不仅是书画鉴藏与流通的中心,更是书画家、士人朝圣的殿堂。


天籁阁的旷世收藏于“天时”“地利”“人和”中顺势而生。明代中后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们纷纷以拥有古董书画来标榜风雅,民间收藏随之兴盛。与此同时,由于明朝皇室忽视对书画艺术的鉴藏,导致大量内府收藏通过皇帝赏赐、折俸和宦官盗窃三种方式不断外流,为民间收藏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这一时期,内府财政衰微,大量古董书画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为民间收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元代文人画滥觞于江南地区,这里具有深厚的文人画传统以及民间收藏和鉴赏风气。


明中后期经济、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对典籍、书画的需求。一如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

嘉兴古属吴越之地,有悠久的藏书传统,史称“士慕文儒师古好学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北宋时期,嘉禾名士赵衮的赵公园便藏书达万卷,海盐的卫公佐也有千卷藏书;南宋文学家岳飞之孙岳珂藏书故实,为官之余,收藏了大量晋唐至南宋的历代名人手迹、石刻等;元代海宁的马宣教、平湖的张纮,都是当时收藏界的精英。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运河便利的交通,嘉兴书籍、书画交易与收藏更加热火朝天。据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苏州、无锡、杭州等地的书画家、书画商人常常乘船载图书、书画至嘉兴出售。这一时期嘉兴的私人收藏达到巅峰,闻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不胜枚举,天籁阁为其中典型。


图2  天籁阁位置图(《万历秀水县志》,天籁阁图片为作者贴注)


图3  嘉兴项家旧井“灵光井”


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曾作诗回忆昔日的天籁阁:“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

据嘉兴地方志记载,天籁阁旧址位于嘉兴城内“灵光坊”(图2)。瓶山西侧是项元汴曾伯祖项忠的居地,此地旧有项家祠堂,位于瓶山大门口人行道的“灵光井”实际上属于项家老井(图3)。目前在瓶山西侧、汤家弄以东的地块已开始复建天籁阁。

虽然天籁阁早已无迹可寻,但从项元汴存世的《梵林图》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其建筑风貌。民国时期的收藏家徐宗浩于仇英《桃村草堂图》题跋中写道:“子京有‘桃花源里人家’一印,其地即项氏栖隐之所。”可见不论是隐逸之地还是藏书楼,都体现了项氏对精神乐园的追求。

另据《嘉禾项氏清芬录》存《项元汴种竹图》一轴云:“天籁阁边竹本无,东禅乞取种墙隅。老僧慨许成佳话,居士欣然作小图。不受炎风侵榻满,仍延清月入窗孤。南方首夏北方季,气候炎凉若此殊。”这段天籁阁的环境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曾经修竹缤纷、桃林掩映的天籁阁。


二、藏尽天下——天籁阁的旷世收藏


项元汴的天籁阁不仅在布置上“修竹缤纷,荫樾如垂”,所藏书画多为历朝历代流传有序的名家真迹。据嘉兴图书馆馆长沈红梅女士考证,目前可考的天籁阁书画收藏共有1400余件,涵盖460多位历代书画家的作品,其中书法644件,绘画784件。


<北宋>赵佶  瑞鹤图卷  51cm×138.2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在项元汴天籁阁的收藏中,以六朝绘画享誉海内。由于年代久远,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绘画极少,然而天籁阁不仅藏有六朝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的传世名作,还藏有这一时期戴逵的绘画,这些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籁阁的保管和收藏。

天籁阁旧藏的唐五代绘画,有李昭道的《蓬莱宫阙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幹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黄荃的《长春花鸟》等。天籁阁尚有丰富的宋画收藏,不仅藏有以董源、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宋三大家”的山水画,还有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四家”真迹。

与此同时,文同的墨竹、苏轼的偃松、扬无咎的墨梅、赵孟坚的墨兰、米芾父子的“米氏云山”,乃至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翎毛》和《瑞鹤图》,皆成为天籁阁的珍藏。

元代山水画颇受明清文人推崇,在项元汴的收藏中,有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秋山暮霭图》,以及“元季四家”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吴镇《嘉禾八景图》、倪瓒《虞山林壑图》、王蒙《秋林万壑图》等。元代墨竹成为文人画家常见题材,李珩、柯九思、吴镇的墨竹,皆为项元汴所藏。


<唐>韩滉  五牛图卷  20.8cm×139.8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元>黄公望  快雪时晴图卷  29.7cm×280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项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也没有错过与同时代优秀艺术家交流书画、互通有无的机会。在明代绘画中,天籁阁所藏多数的是“明四家”的绘画。项元汴与吴门画派的关系密切,他青年时期曾有幸拜访吴门画派核心人物文徵明,并得其指点,与“文氏二承”于书画鉴定、收购方面往来密切。

项元汴所藏文氏父子的藏品中,有文徵明为鉴赏家华夏创作的《真赏斋图》以及文嘉在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时为其所作的《寿墨林山水图》等作品。

此外,项元汴的旧藏中有一幅沈周与文徵明合作的书画《沈周画韩愈画记图》,上有文徵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项元汴与文氏父子的书画交流,也体现了迟暮之年的文徵明对这位年轻后学的认可。


<元>吴镇  嘉禾八景图卷  纸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文徵明 真赏斋图卷 36cm×107.8cm 纸本设色 1549年 

上海博物馆藏


项元汴与“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虽无交集,却颇赞赏他们的书画,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题跋:“唐子畏先生风流才子,而遭谗被摈,抑郁不得志。虽复佯狂玩世以自宽,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间,时或及之。此图此诗,盖自伤兼自解也。噫!予亦肮脏负气者,览此不胜嚄唶,岂但赏其画品之超逸已哉!时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项元汴跋。”

项元汴作此跋时年仅15岁,却在唐寅的笔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后隐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画”中,项元汴看到了画家超脱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伤兼自解”的品评,可见他年轻时就流露出独具慧眼的品鉴天赋。

项元汴对仇英有知遇之恩,不仅收藏了他的《汉宫春晓图》《独乐园图》等多幅传世作品,还为仇英的绘画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此外,天籁阁的收藏中还藏有诸如明宣宗、边文进的宫廷花鸟画,虽然所藏不多,但也体现了项元汴多样包容的收藏理念。


<明>文嘉在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时为其作《寿墨林山水图》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唐寅  秋风纨扇图轴 

77.1cm×39.3cm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款识:

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晋昌唐寅。

钤印:

游方之外(白) 会心处(白) 唐寅私印(白) 龙虎榜中名

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朱) 项子京家珍藏(朱) 天籁阁(朱)


在天籁阁浩繁的珍藏之中,项元汴对法书收藏丝毫不输于绘画。所谓“法书”,是古代对名家墨迹的敬称,是后人研习书法时足以为“法”的范本。

明谢肇淛在札记《五杂俎》中从鉴赏和保存的角度区分了藏画与藏字的区别,他说:“藏画与藏字一也,然字帖颇便收拾,堆置案头,随意翻阅,间即学临数过,倦则叠之,自赏字证,力不劳而心不厌。画即不然。卷子展看一回,即妨点污,卷折不谨,又虞皴裂。壁上大幅,尤费目力。藏则有蠢鲟之虑,挂则有霉湿之忧。卷舒经手,则不耐其劳,付诸奴仆,则易至损坏。有识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宫尝以十幅古画易一古帖。米于二事皆留心者,轩轾若此,其见卓矣。然古画易得,古帖难求,更难辨也。”

米芾以十幅古画换一古帖,可见法书收藏之珍贵。项元汴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绘,更有历朝历代的法书真迹。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开列了文人书房雅物清单二十三类并加以排序,其中“晋唐墨迹第一”“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鲜于虞赵手迹第四”“祝京兆(祝允明)行草书第九”。虽为李氏一家戏言,却反映了晚明江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


项元汴的收藏趣味不仅受制于时代,同时也影响着时人。在其所有书画藏品中,已知最贵者为王羲之《瞻近帖卷》,耗费二千金,可见其宝贵之至。

天籁阁旧藏晋代的法书名迹,多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传世法帖,即便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晚明,也甚为罕见。因为嗜古之趣味且家富资财,项元汴往往不惜血本,所收王羲之法书数量远超其他藏家。

此外,天籁阁所藏书法、法书精品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到盛唐的张旭、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应有尽有,尤其是元代书坛巨擘赵孟頫,项元汴所收数量极多,成为天籁阁旧藏书法的一大特色。


随着晚明文氏家族影响的式微,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艺术中心圈,逐渐向董其昌所在的松江地区转移,而项元汴和他的收藏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项元汴凭借其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财力,使得天籁阁的藏品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仅促成了嘉兴文化艺术交流圈,还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董其昌、李日华等人为代表的书画名家、鉴藏家。


三、青史传名——天籁阁的历史贡献


明中后期,项元汴的天籁阁收藏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官员和风雅之士,渐渐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收藏、鉴赏为中心的文人交游圈。项元汴为人亲善好客,他常常把所藏的书画珍品、名贵古籍与书画家、收藏家及友人一起研究把玩,为这些艺术家提供摹古学习的机会。不仅如此,项元汴坚持虚心求学,也练就了高超的鉴赏能力。


明代中后期,许多文人书画家都曾有过造访天籁阁的经历,苏州吴门画派的文徵明父子,“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明末画坛领袖董其昌,鉴藏家詹景凤、华夏、李日华等人皆为天籁阁的座上宾。这也使得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项氏收藏为中心的文化艺术交流圈。


项元汴与吴门地区的书画核心文氏家族世代交好,文徵明是明代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鉴藏家,比项元汴年长55岁,因此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算长。

项元汴一生对文徵明推重有加,他一共收藏了二十多幅文徵明的作品。例如,文徵明在耄耋之年两度为华夏作《真赏斋图》并书《真赏斋铭有叙》,为华夏立传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真赏”的鉴藏观,后来这两件作品皆由项氏继承,而“真赏者”也成为项元汴有别于沽名钓誉之辈的一个象征。对项元汴影响更深远的当属文徵明的儿子文彭和文嘉,他们作为项元汴的艺术顾问,经常以信札的形式为项元汴提供鉴藏意见,互通有无。

《读书敏求记》记载:“项墨林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在文氏父子的影响下,项元汴的鉴赏水平逐步提升,渐渐成为江南地区文人收藏圈的核心人物,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书画家加入了项元汴的交游圈。


<宋>佚名  司马光独乐园图卷


项元汴将自己的宝物对知音好友们悉数开放,扶持了一批如仇英、董其昌等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元汴与仇英相识于青年时期,仇英比项元汴年长27岁。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著录了仇英的《沧溪图》,称项元汴“馆饩仇氏十余年”,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

项元汴不仅将仇英奉为上宾,给予丰厚的待遇,还提供了大量南宋画院以及元代的绘画真迹供其临摹,影响了仇英及绘画风格的形成。项元汴曾藏有宋《司马光独乐园图》,董其昌《昼锦堂图》画题云:“宋人有《温公独乐园图》,仇实父有摹本,盖画院界画楼台。”

仇英的《独乐园图》笔法精炼独到,设色明净秀丽,构图疏密有致,既将亭台楼阁刻画得精妙入神,又传达出“一箪食,一瓢饮”的人生意境,成为天籁阁的重要藏品之一。同时,仇英也为项元汴临摹或创作了许多清丽俊逸、造微入妙的画作,如仇英《水仙腊梅图》便题有“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的款识。

此外,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曾经是天籁阁的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是仇英的得意之作,项元汴在拖尾处标有“子孙永保价值二百金”,这在当时属于极高的价格,足见仇英在明末收藏界的地位。


与“明四家”在明中后期的成就与声望相比,董其昌与项元汴结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画坛新秀,他比项元汴足足晚生了三十年,但二人的交往并没有受制于年龄差距,反而两人在艺术上极其投缘,项元汴更是把董其昌引为“同味”,将珍藏的法书名绘一一提供给董其昌临摹。

董其昌《墨禅轩说》载:“三五年间游学就李(指嘉兴),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得益于天籁阁收藏的历代书法、法帖,董其昌在传移模写中融会贯通,学古摹古而不泥古,其书法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自成一格,于赵孟頫之后成为书坛又一楷模。董其昌在天籁阁览遍历代名作,造就了他清隽高雅、含蓄灵秀的绘画风格,成为日后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也为他日后绘画南北宗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项元汴过世后,董其昌仍然保持与项氏家族的联系,晚年身为艺坛领袖的董其昌多次取道嘉兴,与项氏家族成员品评书画、欣赏项氏新晋的珍藏。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青年时期在天籁阁有幸一见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

壬寅年除夕,项元汴之子项晦伯(德明)将《鹊华秋色图》赠予董其昌,董作跋曰:“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不减伯时《莲社图》。每往来于怀。今年长至日,项晦伯以扁舟访余,携此卷示余。则《莲社》已先在案上,互相展视,咄咄叹赏。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剑久判雌雄。遂属余藏之戏鸿阁。”

万历三十三年(1605),董其昌在湖北武昌官舍晒画,二作题跋,赞赵孟頫此画兼王维、董源二家之风,“唐人之致”“北宋之雄”。崇祯二年(1629),75岁的董其昌再次提笔:“恵生携至金阊,舟中获再观。”表明董氏后来又将《鹊华秋色图》转手惠生。

翌年夏,董其昌受惠生所托抄录《鹊华秋色图诗》,诗文描写了弁阳老人周密对该画的喜爱,董其昌对此感触甚深,继而又题下第五跋曰:“弁阳老人,在晚宋时,以博雅名,其《烟云过眼录》,皆在贾秋壑收藏诸珍图名画中鉴定。入胜国初,子昂从之,得见闻唐宋风流,与钱舜举同称耆旧,盖书画学必有师友渊源,湖州一派,真画学所宗也。”

耄耋之年的董其昌在最后一跋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宋代鉴赏家周密的称赞,并指出赵孟頫因与周密交好才“得见唐宋风流”,以此来表达对赵孟頫以及“湖州一派”的肯定。

可想而知,周密之于赵孟頫恰如当年项元汴之于董其昌,如果没有当年董其昌在嘉兴项府遍观“晋唐墨迹”,又何来明末融通古今、书画双绝的画坛巨擘?董其昌《鹊华秋色图》的五次题跋中虽未提及项元汴的名讳,却流露出董其昌一生与项氏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代米芾言:“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能自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尽管米芾的评价有些厚古薄今,但也为我们清晰地区分了“好事者”和“鉴藏家”的区别。

项元汴在嘉兴地区的鉴藏活动并非简单的金钱交易,天籁阁配备了优秀的书画家、鉴藏家以及装裱工,收购的藏品从装裱、修复、临摹到销售都有行业精英为其掌眼、服务。

项元汴将一生的心血付诸书画收藏,所费不赀,也不遗余力提升自己的鉴赏水平。他十四岁起便开始接触收藏,藏友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高度肯定了项元汴的鉴赏水平,认为“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


<明>项元汴  柏子图轴 

84.6cm×26.5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

柏子图。项元汴写于幻浮精舍。

钤印:

墨林居士(白)  项元汴印(朱)


<明>项元汴  墨荷图轴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

款识:

多情有恨无人见,月晓风清言堕时。墨林道人。

钤印:

项元汴印(朱)  子京父印(朱) 项叔子(白)  墨林山人(白)


项元汴的一生以鉴藏闻名,而其书画方面的成就却鲜为人知。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这样评价项元汴的《林塘》扇面:“此君艺事,种种有味。以其挟多赀,故江湖间止传其收藏好事耳。”

项元汴创作的《柏子图》《墨荷图》等作品笔法率意生动,设色简朴,清新雅逸,自成一家。

项元汴的兄弟、子孙也从天籁阁的收藏中获益颇多,其中项元汴孙项圣谟的书画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兼有“宋画之风,元画之韵”,徐邦达在《古书画概论》中说道:“嘉兴项圣谟,山水紧追宋元,功力精深,自成一家,不受当时华亭、浙江等派影响。”项圣谟的作品以山水居多,尤以松树画得最为传神,有“项松”之称,代表作品有《大树风号图》等。

在以项元汴为首的嘉兴文化交流圈中,逐渐演变出具有地域风格的“嘉兴画派”。由于项元汴与吴门画派之间的联系,也有学者将嘉兴画派称为吴门画派的支系。项元汴延续了项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学和家风。与富可敌国的收藏相比,项元汴的日常生活十分简朴,他赡养族人、赈灾济贫。

明神宗朱翊钧曾因项元汴的事迹特下玺书召他入朝为官,但项元汴坚辞不就,一生以隐士自居,自言:“吾自为节缩,正有所用之也。”其一生超然物外,翩翩墨林间,于显与隐之中彰显了文人雅士的气韵和风骨。


<明>仇英  水仙腊梅图轴 

47.5cm×25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

明嘉靖丁未(1547)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冰缕芳葩蜡缬枝,托殊水陆契风姿。月明相对如相语,只恐人间金玉之。癸未(1763)新春御题。

钤印:

十洲(朱)  仇英实父(朱)  神品(朱)  长安(朱)  项元汴印(朱)  墨林秘玩(朱)  项子京家珍藏(朱)


1645年,清兵攻入嘉兴,项氏家族的一部分收藏被千夫长汪六水掠夺而去,一部分几经辗转陆续落入清鉴藏家安歧(1683—1745以后)和其他一些藏家手中,而后大多流入清宫,乾隆皇帝也因此十分赏识和推崇项元汴。

他南巡时曾多次到访嘉兴,对着天籁阁旧址感慨万千,留下许多诗句,如“天籁颜书屋,名因檇李彰”“所收皆活书,那数项家藏”。感慨之余,乾隆还下令史官将项元汴编入正在编修的《明史》中,并作诗《天籁阁》:“檇李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楹。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以感怀天籁阁昔日的成就和光彩。


目前,项家曾经的藏品多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部分为国内其他博物馆和国外博物馆珍藏,或流散于私人藏家手中。这些藏品因项元汴妥善的收藏和保管得以留存,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证。

尽管昔日满载“法书名绘、鼎彝玉石”的天籁阁早已不复留存,但项氏及其子孙好古、惜古的鉴藏精神却为中国艺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项元汴时代虽已成历史,但项元汴与天籁阁对中国艺术史所做的贡献将名垂青史。正如清代吴聚泉诗记:“城中天籁已灭阁,海内犹存项墨林。”


小结


董其昌在为项元汴撰写的《项墨林墓志铭》中云:“公蒙世业,富贵利达,非其好也,尽以收金石遗文、图绘名迹,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对项元汴一生的收藏事业做出了极高评价。

项元汴以一己之力,收藏了半部中国古代艺术史,赓续了中华文明的文脉。他与画工、僧人、民间手工艺者以及年轻的后辈皆能平等地交往,以自己丰富的收藏促成了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其作用和影响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


(夏雨: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刘云峰:嘉兴博物馆保管利用部主任)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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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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