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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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梁德惠
提要：移民语言已成为当今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分析要素，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1990～2022年国际学术界对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的研究数据表明，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趋势，研究重镇在北美，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人类的迁移与语言的全球分布、移民语言与人类认知研究、移民语言与社会融入、移民语言与健康、移民语言与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移民语言与公共服务等六大领域。进一步分析可发现，相关研究多以公平、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规范成熟的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质性研究也较常见，思辨性研究则较少。研究结果显示，各种类型的国际移民对移入国均具有积极的价值，而语言能力是移民十分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对此，中国学术界应予足够重视，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国内现实的理论框架，探讨合理的来华移民语言政策，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多语言环境建设水平和多语言服务能力提供助力。
关键词：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语言；来华移民语言
一、引言
人类在地球表面的迁移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的迁移有自然的原因，如气候和自然灾害等，这一点跟其他动物大致相同；也有人为的原因，如战争、宗教或政治迫害，以及经济、教育等。跨国迁移的人口被称为“国际移民”<1>，联合国的定义为“在非出生国生活超过12个月的人口，不包括观光旅行等短期流动人口”<2>。联合国数据表明，2019年国际移民数量为2.72亿，占世界人口的3.5%。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国际移民滞留在外不能返回自己的国家，同时因工作机会减少、学校关闭以及各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估计2022年的国际移民比2020和2021年减少了一半。<3>
尽管如此，国际移民数量仍然是亿级的天文数字，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移民浪潮之中。2020年，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国际移民为104万，而2005年约为68.4万，<4>15年内增长了约52%。疫情之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向好以及国际影响力增强，未来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有望进一步增长。移民人群数量庞大，未来新形势必然对移民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人口因素对语言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斯波斯基2019；李嵬，孙德平2019），因此我们对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5>进行研究是必要的，这也是国家治理对语言学界提出的新课题。
国内学术界对来华移民的语言研究，多来自国际中文教育界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一些针对国际移民社区语言生活的研究（俞玮奇，韩进拓2021），而其他类型来华移民的语言研究甚少受到关注。虽有学者呼吁重视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王春辉2016），但目前学界重视不够，发文量不大，研究角度也不丰富，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显不足，恐难帮助解决未来移民形势变化产生的现实问题。
移民语言研究是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分支。本文将聚焦国际学术界针对移民语言问题的研究，从研究基本状况、六大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以期对中国国际移民语言研究有所助益。
二、移民语言研究的基本状况
语言能力是移民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技能，影响着移民的劳动力价值；同时，语言影响到移民的社会融入，也影响到移民的就医和健康。语言也是移民的文化符号，对输入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挑战。移民的语言问题虽然热度没有其他主题高，但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Web of Science是国际公认的反映各学科研究水准的引文数据库。我们以immigration和language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检索范围限定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时间为2022年10月14日，去除无关文献，共获得有效文献2918篇。我们主要关注发文量趋势、作者国家和地区分布以及关键词，以期揭示对于移民语言研究，时间发展线是怎样的，重镇在哪里，主要领域是什么，基本观点有哪些。
（一）移民语言研究的发展时间线
以时间为线索的发文量变化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图1显示，1990～2022年30多年间，移民语言研究总体呈现出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按发文数量可分为3个阶段：（1）起步期（1990～2006年），年发文量为个位数到30多篇；（2）稳定发展期（2007～2016年），年发文量在60～140篇；（3）快速发展期（2017年至今），年发文量在228～315篇，<6>比上一阶段翻了一番。
分期依据的指标主要是发文量，发文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此领域热度的增长，也意味着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的进一步拓展。
（二）移民语言研究的重镇分布
数据显示，全球共有84个国家和地区对移民语言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贡献较大的前10个国家依次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意大利、巴西、荷兰（见表1）。
美国发文量最大，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约为第2～10名发文量的总和。从开始年份看，美国最早，始于1992年，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也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他国家均为本世纪初开始。
通过大规模数据统计，从发文量和开始年份两项指标看，美国和加拿大是国际移民语言相关研究的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这些国际移民语言研究的重镇均在北美。
（三）移民语言研究的热点
国际学术界最早对移民问题展开研究的是英国地理学家雷文斯坦，他1885年的论文《移民法则》（Law of migration）开创了移民研究的先河（Ravenstein 1885）。国际移民研究主要有全球化、汇款、跨国主义、移民评估和高技能移民等几个热门主题（段卓廷，唐赫2022）。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人类迁移，对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主要是输入国）的影响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关的主题，如移民政策、移民的社会融入、移民的健康问题、移民与社会管理、移民与经济发展、移民与人口发展等都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与语言相关的研究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用“关键词”考察相关研究的热点主题，将主要关键词按照其内涵进行再分类（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移民语言研究文献所关涉的人群主要是移民（包括移民的输出和输入，以输入为主）、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构成的群体，既包括成年人也包括青少年；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环境、文化和价值观念、教育、政策、司法、身心健康和医疗服务以及劳动力资源等几个大类。可以说，移民语言研究早已超越了语言和语言教育领域，移民语言成为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分析要素。
三、国际移民语言研究的六大领域
本文将被引次数作为学术影响力指标，被引次数越高，表明该文献学术影响力越大。我们对被引次数超过50次（高影响力）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关于移民语言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大领域。
（一）人类的迁移与语言的全球分布
语言与人类的迁移有着天然的联系，语言像基因一样，提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关于人类迁移的线索。Gray & Atkinson（2003）在《自然》（Nature）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对87种语言的矩阵与2449个词条的分析得出了印欧语最初分化的估计年代范围，即距今7800年至9800年之间，验证了安纳托利亚理论，即印欧语是随着农耕文明的传播而扩散的。而针对亚洲人口的人类基因研究表明，遗传血统与语言归属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大多数人口显示出种族和语言群体内的亲缘关系（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 et al. 2009）。对马达加斯加人口的遗传学研究结论“跟语言学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即婆罗洲南部巴里托河周围的语言是马达加斯加语言现存的最近的亲属”（Hurles et al. 2005）。
语言人类学家采用计算生物学方法研究人类语言特征的多样化过程及与人群迁徙的关系，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如“使用词汇数据和贝叶斯系统发育方法构建了一个400种语言的发展系统。语言树将太平洋奥罗尼西亚人的起源定位在了大约5230年前的台湾”（Shapiro et al. 2011）。类似的，对加拿大、埃塞俄比亚、菲律宾、美国、大洋洲等地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同样也帮助我们构拟了人类早期的迁移路线，语言和基因研究在构建人类史前迁移轨迹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
语言人类学是典型的文理大交叉的新学科，综合运用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大数据技术进行研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李辉教授团队的有关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他们先后在《自然》、《科学》（Science）以及遗传学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50篇，涉及人类生物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法医人类学等领域，有关成果对东亚人的起源和迁移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例如，该团队2004年在《自然》上发表的成果认为，针对中国人口的遗传研究表明，汉族语言和文化是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扩散的，符合“人口扩散模式”，而不是“文化扩散模式”（Wen et al. 2004）。团队还在2015年出版了研究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李辉，金力2015）的著作，2017年又出版了研究中国西北及周边的语言和基因（Xu & Li 2017）的著作。
从史前文明到现代社会，人类从未停止迁移。越来越多的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历史上的人类迁移造成了人类基因的流动以及语言和文化的扩散。语言随着移民的流动而扩散，语言也随着移民的接触而发生变化；反过来，语言的状态和分布情况也与基因一起验证了人类迁移的历史。
（二）移民语言对人类认知研究的价值
移民行为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但造成了语言全球分布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语言接触，从而对词汇、语音、语法和语用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一点语言学界早有研究。移民行为对儿童语言学习和对成人认知的影响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
例如，针对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美国青少年移民的追踪研究表明，“抵达美国的年龄（AoAr）部分地预测了语言表现的差异，早到的人比晚到的人达到了更高的熟练度。然而，这种AoAr效应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发生，而且只存在于考察6个要素中的2个。语言环境比抵达移民地的年龄对移民的语言能力影响更为明显”（Jia & Fuse 2007）。针对成年移民美国的老年西班牙裔的研究也显示，他们使用西班牙语回忆早期经历，使用英语回忆后来在美国发生的事，“根据不同的背景进行双语编码也是移民语言稳定的特征”（Schrauf & Rubin 2000）。对侨居丹麦30年的波兰移民的语言研究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可能存在着“文化和语言特有的语义和概念存储机制，它支撑着对自我经历和世界知识的记忆”（Larsen et al. 2002）。
印度的双语与痴呆症关系的研究也显示，痴呆症患者中双语患者发病时间比单语患者晚4～5年，且双语因素是独立于教育、职业和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素（Alladi et al. 2013）。该研究还显示，三语并不比双语在痴呆症问题上具有优势。虽然该研究的病例并非国际移民，但双语对脑功能的价值对移民语言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终生使用双语有助于提高认知储备，推迟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出现，这与双语者更有效地利用了大脑资源有关（Hämäläinen et al. 2017）。
对移民双语能力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类大脑认知机制的认识。
（三）移民语言对社会融入的价值
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多数研究都认为移民对其移入国主流语言的掌握情况，影响了其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一般来说，移民对其移入国家的语言掌握得越好，双文化认同就越容易实现，其社会融入程度也就越高。
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2018年研发了测量移民融入程度的量表，量表共6个维度<7>，语言是其中一个独立的维度，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被用于测量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Harder et al. 2018）。在该量表中，关于移民的英语水平有4个题目，涉及听说读写4项技能——“我可以阅读并理解报纸上我熟悉主题的简单文章的要点”“我可以把我的经历、感觉和事件写下来”“谈话时，我可以谈论熟悉的话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听广播或者电视节目并理解我熟悉的主题的要点”。有意思的是，在该量表的简版中，只保留了说和读两项，可见在研究团队看来，说和读的能力是更为核心的影响要素。在简版量表中保留最为核心的要素，才能使其仍然保持较好的效度。其他研究也表明，英语口语是美国新移民文化适应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Nwadiora & McAdoo 1996）。
国际移民有着双文化背景，在双文化认同过程中，语言能力也是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针对第一代中国移民所做的双文化身份认同模型研究中，语言能力也被当作一个考察要素（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个体差异、语言能力和双文化认同程度可以预测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Chen et al. 2008）。
（四）移民语言与健康的关系
移民的语言能力影响了移民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那么移民的语言能力对身心健康是否造成影响？移民的语言偏好<8>被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作为研究移民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风险因素之一（Ortega et al. 2000），其背后的逻辑是移民的语言偏好反映了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
针对全美亚裔的研究显示，“亚裔男性的英语熟练程度与精神障碍有关。精通英语的亚裔男性与不精通英语的男性相比，其终生和12个月的精神障碍发生率普遍较低”（Takeuchi et al. 2007）。另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的华裔和韩裔老年移民中，英语语言能力和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方面存在差异。华裔和韩裔老人的健康状况比全国的标准要差，研究的8个健康衡量标准中有6项结果比较差，这与他们的英语能力水平比较低有关（Mui et al. 2007）。有语言障碍的移民一般来说压力更大，特别是在他们作为移民的初期压力更大。压力和语言障碍的综合影响导致这些移民的健康状况较差（Ding & Hargraves 2008）。
传统研究认为，第一代移民由于语言障碍而精神压力增大。但另一项针对美国拉美裔移民的研究显示，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还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出生长大、英语流利的第二代拉美裔移民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第一代移民，男女均如此。这是因为除了英语水平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第一代移民英语水平低，导致药物使用失调的风险也低，因此总体上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同时，第二代移民英语水平高，获得教育和收入的增加也可能会增加遭受歧视和偏见的经历，这些都会增加精神困扰（Alegría et al. 2007）。
移民语言往往被公共卫生领域研究者当作移民的族裔特征和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替代指标。美国公共卫生学者研究了说不同语言的移民群体与肥胖的关系（Sundquist & Winkleby 2000），与儿童哮喘的关系（Brugge et al. 2007），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Sundquist & Winkleby 1999），与癌症发病率的关系（Gany et al. 2006），与高血压的关系（Moran et al. 2007），等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和英语能力在解释不同移民群体的健康差异方面具有突出作用（Akresh & Frank 2008）。在心理压力方面，研究显示新移民的压力水平与有效的英语口语和就业状况显著相关（Nwadiora & McAdoo 1996）。
（五）移民语言与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美国学者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是巨大的，最近几十年移民及其家庭的到来减缓了一些美国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衰退（Hirschman 2005）。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移民输入国也是基于经济发展需要和人口状况引进国际移民的。移民的流入国语言水平影响到了移民的就业状况，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工作机会的获得、劳动安全、工作场所内的种族歧视等，并最终影响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
针对在美国的苏联家庭的研究表明，较低的英语水平往往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更倾向于居住在俄语社区内，将下一代当作他们与社会沟通的语言和文化中介，这也增加了儿童的心理压力（Jones et al. 2012）。
将移民的语言与其工作相联系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言技能要求较高的医疗行业，如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对移民护士的研究比较多见。其他行业较为少见，如对出租车司机等服务型行业的移民也偶有研究（Facey 2004）。荷兰学者针对来自欧盟成员国或候选国的护士的研究表明，尽管荷兰政府提供了荷兰语培训，但是荷兰语仍然是这些护士找工作的主要障碍；找到工作后荷兰语仍然是他们工作时最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他们不愿意留在荷兰工作的主要原因（de Veer et al. 2004）。英国针对来自印度次大陆国家的护士的研究也显示，“移民护士面临的语言问题不仅来自语言上的困难，而且还来自使用当地和口语化的词汇、不同的口音以及沟通敏感问题时的困难”（Mahajan & Stark 2007）。芬兰的研究也显示，语言障碍是导致移民护士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Heponiemi et al. 2019）。对从印尼移民日本的护士的研究也显示，明确的海外移民计划跟语言能力有关（Efendi et al. 2021）。澳大利亚的研究还显示，来自非洲的黑人护士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遭受的歧视经常是隐蔽的，有可能以英语口语水平为理由行歧视之实（Mapedzahama et al. 2011）。除了目的国语言水平对移民就业情况的影响以外，美国华裔学者还研究了移民美国的母语为汉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伴随着声调辨别受损的患者<9>多从事不需要语言交流的重体力劳动，具有更低的社会经济地位（Yang et al. 2012）。
（六）移民语言与公共服务的互动
移民语言与医疗服务也是一个受到公共服务领域关注的话题。移民、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形成的少数族裔，因为语言障碍导致的沟通壁垒和对当地医疗体系的不熟悉，都阻碍了他们在出现心理和健康问题时获得有效的帮助。如战争创伤或拘留状态所致的心理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Halcón et al. 2004），罹患重病就医时医生与之沟通困难等（Smith et al. 2009）。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拉美裔特别是拉美移民<10>比非拉美裔的白人感染新冠的风险更高，感染后也往往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因为语言障碍无法与医护有效沟通，所以更少就医，死亡风险更大（Cervantes et al. 2021）。加拿大华人普遍选择说汉语的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因此对多语言多文化的社区，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应考虑服务提供者的族裔特征（Wang et al. 2008），社会应该提供更加符合他们习俗的医疗服务（Papadopoulos et al. 2004）。美国的研究也认为，建立特定族裔的医疗子系统可以帮助语言和文化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医疗服务（Yang & Kagawa-Singer 2007）。
除了医疗服务外，语言问题还关涉对受虐待移民的救助和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关照。如针对美国讲俄语的“邮购新娘”群体的研究显示，她们在遭受家庭暴力、经济限制或其他形式的虐待时，因为语言障碍不能及时获得社会帮助（Crandall et al. 2005）。针对加拿大照顾残疾或老年家庭成员的家庭照护者的研究也显示，因为语言障碍、远离祖国、缺乏文化敏感性等原因，家庭照护者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社会应该建立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更加适宜的服务体系（Stewart et al. 2006）。
美国还研究了家里不说英语的青少年群体。研究显示在美国的所有种族的新移民青少年中，家里使用的语言不是英语的孩子面临更大的社会心理风险（如与同学疏远或被欺负）和父母风险（如感觉父母不能或者不愿帮助自己），但这种风险可以通过预防服务得以降低（Stella et al. 2003），因此在学校对新移民儿童提供预防性的教育和服务是必要的。
此外，在移民教育、出入境和入籍政策、法律制订等方面，移民语言也占有一席之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
四、讨论
（一）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显示，在补充劳动力资源、发展科技、促进贸易以及建设多元文化等方面，各种类型的移民对移民流入国具有积极的价值。
从长远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相应地，中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必将随之增强。但现代社会中，国际移民不是自由流动的，主要是政策的产物，移民的跨国迁移受到严格的入境政策限制。因此，依据本国的人口状况、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移民政策，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国际移民作为流入国的少数族裔，通常居于社会中较为边缘的地位，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就是语言障碍。移民对流入国语言的掌握情况，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而又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状况，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对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无论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还是劳动力价值的角度，抑或是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建设的角度，语言能力都是国际移民十分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学术界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学术界此前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价值多是从语言教育和中国语言文化推广的视角去探讨，而来华移民的汉语能力所附带的多重价值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
（二）国际移民语言研究的基本特征
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国际学术界对移民语言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态势。移民语言通常被作为族裔的替代指标，广泛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研究。研究者往往以“说××语”作为某一群体的代表性特征进行移民研究，而并非关注语言本身。这表明，移民语言对多学科多领域具有指标价值，用来标记具有某种特征的特殊族裔。换言之，移民的语言是其族裔的核心特征之一，语言保留意味着其族裔特征保留良好，语言转用则意味着其族裔特征丧失或部分丧失。
移民语言研究以公平、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事实上，如前所述，开展移民语言研究的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一些移民流入国，移民大量流入这些国家，一方面补充了当地人口资源，总体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也带来了治安、教育、健康、就业、社区融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不公平甚至不平等的状况。对移民群体的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些现实社会问题的关照，也是为追求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社会正义。对移民语言问题的认识，总体上倾向于认为移民应当提升其流入国主流语言的应用能力，提升社会融入和文化认同的水平，从而获得更加公平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国际移民语言研究方法上以规范的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也较为常见，思辨性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规范成熟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总体上看，相关研究的方法是规范的、成熟的。此外，研究方向和热点丰富多元，涉及多学科，从多维度、多角度开展，十分精细，显现出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这对中国的移民语言研究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三）中国的移民语言研究展望
中国传统上并非移民输入大国，对移民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社会学领域，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移民现象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内容；基于人口学的视角，则重点关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人口流动规模、结构和趋势特征等。从空间地理学的角度看，主要关注国际移民的空间分布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国际移民在华管理、社会融入和健康福利等微观层面的问题”（梁在，王楠2021）。
国内学术界对移民语言的研究除针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有关研究外，多数领域较少涉足。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结论看，移民语言是关涉劳动力价值、身心健康、社会融入等多领域的枢纽性因素，因此对移民语言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语言学界理应承担的责任。
以服务国家治理需要为宗旨，需要构建适应中国国际移民现实的语言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用以指导和规划移民语言研究。
以满足国家发展的人力需求为目的，需要探讨如何制订合理的来华移民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如对入籍、居留许可和不同类型签证提出不同的汉语水平要求，包括如何针对第一代移民进行汉语培训规划，如何对第二代移民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如何对在华国际学校的汉语教育提供支持，等等。
以提高移民融入度为目标，需要对移民语言水平与移民群体的健康、心理、职业技能、经济状况、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关系进行综合立体的交叉学科研究，深入理解移民语言对移民劳动力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移民群体需求的多样性。
以公平、和谐和人本为价值取向，需要全面调研不同移民群体的地理分布状况，摸清移民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城市多语言环境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多语言环境建设水平，切实提高多语言服务能力。
对移民语言的研究将是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为主，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探索，社会语言学、人口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都可在来华移民语言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结语
后疫情时代，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经济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中国人口总量降低，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资源恐怕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如何引入高技术人才以助力科学研究，如何引入专业人才以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如何引入劳工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短缺，等等，有可能成为未来10～20年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学界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开展有关来华移民语言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并对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做出规划和政策建议。
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语言对移民的关键性价值已被证实。中国的来华移民语言相关研究也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必要组建学术团队，进一步开阔视野，借助新技术深挖大数据，进行语言、教育与城市地理、人口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丰富研究成果，践行公平理念，满足国家治理需要。
注：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 2021 年度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