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岩茶座》 第524期

文/刘 国

朱德麟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6年时间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老师曾说：“《我的老师》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

引用文学巨匠的这段话做我文章的开头，有蹭名人之嫌，但他确实说出了我写《我的老师》的初衷。

曾拜读过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冰心的《我的老师》，更是读过无数篇我的学生写的《我的老师》。

很长时间，当我要亲笔写我的老师时，虽有一肚子感动的事、感恩的话，却因文字表达水平有限，很难落到纸上，生怕把一段厚重的师生情写成了流水账，故珍藏于心多年。

酝酿多日，今天决计提笔记录下我与恩师朱德麟先生一段真挚的师生情缘。

我已年逾花甲，曾也是一名老师，今已退休，赋闲在家，闭目养神。

回忆自己的读书、教书生涯，朱德麟老师的身影在我的脑海时时浮现，朱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恩师、是贵人、是知己，更是我人生路上的导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定西地区会宁县的“王妈妈”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朱老师一家于1970年春离开定西县城落户到我家所在的景泉公社金滩村六队。

朱老师和我们队上王户人家沾亲带故，在那样一个揪心时代，也算是投亲靠友了。

有人说，荒谬的时代，没有正确的生活。但朱老师始终是一位坚强的乐观者，面对逆境，不抱怨、不自弃，执著于生活，给迷茫者以榜样。

初来乍到，从未到过农村的朱老师对农活很是生疏，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力适应农村生活。

依稀记得发生在朱老师身上的一次小“事故”：有次挖洋芋，他不小心磕破了我二妈的头皮，吓得脸色苍白，一时慌张，丢下镢头就跑……

今天想来，那些年劳动中磕磕碰碰是常事，不觉得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恰恰说明朱老师在农村生活的艰难。

1972年春季，他被聘请为我们金滩小学的社请老师，自豪地走上讲台，开始了他人生中教书育人的光荣职业。

朱老师也非常珍惜教书这份工作，对教学一丝不苟。一时间，在村子里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交口称赞。

1975年我小学五年级，朱老师是我们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语文和算术一肩挑。

记忆中的朱老师年轻、乐观、温文尔雅、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少骂学生，更谈不上打学生了。

朱老师教书特别认真，该背的课文，他要学生一个一个到他面前背，直到每个学生背会为止。对有些学习跟不上的学生，放学后，他会留下来单独辅导。

吃完晚饭或节假日，朱老师还要把我们六队的学生娃娃聚在一起课外辅导。从事近40年小学教学的我，每当回忆起这一幕，不知多少次泪目。

“扫盲”时期，二十一、二岁的朱老师教我的爷辈、父辈们在“扫盲班”读书认字，老师循循善诱，使我的长辈们从目不识丁，到能识文断字，可谓劳苦功高。

朱老师虽然积极乐观，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来自城里的一家过得不比我们好多少，有时甚至更艰难。

朱老师一家成员有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共计四人。朱老师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农村女人会的烙饼、蒸馍、擀面、炒菜这些厨艺活，他样样会干。

冬天里朱老师还要铲填炕（烧炕的草皮）。记得，老师往家里拉添炕的路是一段上坡路，一人拉车上不了这段坡路。冬天早晨上学我们庄上几个同伴有意绕路去给老师推架子床车，车子推到家，老师给我们学生娃娃端馍、倒水，倍受感动。

一同去学校的路上，少了拘束，和老师有说有笑，轻松自如，倍感亲切。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触手可及。

我上初中时一度有厌学情绪，学习成绩不尽人意。

朱老师知道后，专门到我家来“教训”我：“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混日子里！长大了要当放羊娃吗！学习上一定不能放松，有文化才会有出息……”

老师的一席话触动了我，之后静下心来，专心学习。1978年初中毕业毕业，我以不错的成绩考取了定西一中，还分到了一中尖子班。

1979年秋国家落实政策，朱老师和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城里安排了正式工作，告别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

朱老师被分配到定西螺钉厂工作，几年后，又调到盐务局工作。

1980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落选，情绪十分低落。

朱老师骑自行车近百里，找到我家。他又一次鼓励我：“整作精神，明年补习，考不上绝不打退堂鼓，补习费我给你掏。”

那时的补习费只有5元钱，但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字，他当工人的月工资不过30元。

虽因种种原因，我没再补习，但老师要为我掏补习费的事，让我没齿难忘，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铭记于心。

带着遗憾，我离开了校园，到农村帮父母耕种自家的责任田，期间还做过杂七杂八的小买卖。

半年后的1981年春季，我和当年的朱老师一样被聘请为金滩小学的社请老师。

走上讲台的第一天开始，我以朱老师为榜样，尽量关爱每个学生，让学生得到老师的温暖。践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理念。

回忆往昔，问心无愧，没有误人子弟。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记忆犹新。有一天我进城去见朱老师，当我把自己当社请老师的事告诉老师时，他激动地说：“好！太好了！这下有希望了，争取转正，千万不能放松学习……”老师话语铭刻于心，至今让我心怀感激。

在金滩村，感激、感恩朱老师的人远不止我一人，还有陈刚、刘龙、刘伟、刘小红、刘平、李莉……后来，见到金滩小学毕业的他的学生，每每谈起朱老师曾经的教诲，无不留下赞美之语、感激之情。

金滩村今天50至60岁的人，大多是朱老师的学生，如今，这些学生中有工程师、副教授、县级干部等精英人士。

虽不能说朱老师桃李满天下，但经过他教育的学生们却因他而受益终身。

机遇难得，当社请老师一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陇西师范，之后的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陇西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巉口中心小学当老师。

1987年8月我被调到定西城里任教，进了城，和朱老师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渐渐地朱老师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真可谓良师益友。

记得，老师曾对我认真的说，你现在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了，应以陶行知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名言为座右铭，做个学生爱戴、人人尊敬的好老师。老师衷言牢记于心，时刻践行。

1990年前后的一天，和老师一起聊天，无意间老师给我讲起了他的家事和心中的苦闷，老师说：“文革期间，父亲被不明不白地打成‘历史反革命’，实属冤假错案，但因无人‘点头'，至今没有平反……”

和老师聊起家事，才知老师的父亲朱老先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

朱老先生，名刚，字钧，他是定西城里家喻户晓的、有名的大书法家。民国时期，朱老先生在定西田粮处工作；解放后，在定西粮食局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朱老先生被错误地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之后，朱老先生就失去了工作，直到1990年冬月朱老先生去世，也未等到一纸公正的平反公文。

这是一段阴差阳错、不问青红皂白的历史。从老师的话语中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历史对老父亲不公正的待遇是埋在他心里永远无法释怀的痛。

时间飞逝，转眼间就到了本世纪的2007年，这年，让我无比痛心的是，恩师年仅56岁于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与我的父亲同一日撒手人寰。

这是一个让我痛到难以呼吸的巧合。

古人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一日失去两位亲人，让人肝肠寸断。

恩师离去，既未看恩师最后一面，也未送恩师最后一程，使我永远无法释然。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扪心自问，我给老师又回报了什么呢？

今天，让我感动欣慰的是，恩师的一双儿女都很挣气，女儿定西东方红中学英语老师，儿子市政府工作，且都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儿女的幸福生活可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朱老师曾任教的小学改建成了村委会

一路走来，当我迷茫时，恩师是我指路的明灯；当我生活窘迫时，恩师是我救星；当我执著于教书育人这个神圣的职业时，恩师又是我的知己。恩师虽已远去，我与朱老师的师生情终将是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记忆。

难忘恩师，恩师难忘！

2023年6月落笔于定西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致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