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本小说，带给许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希望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三章 故 事
20世纪70年代，电视布道者和基要派（fundamentalist）机构创建者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关注。1979年，他创立了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并使之成为美国保守派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到了1984年，他一方面是托马斯路浸信会（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的牧师和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Lynchburg）宗教意味极浓的利伯缇大学（Liberty University）校长，另一方面还在电台和电视台上主持《旧日美好福音时光》节目，并主掌其相关的出版社。福尔韦尔和他虔诚的信徒都坚持基督教《圣经》的字面真理，并拥护严格意义上的神创论（creationism），与此同时坚决反对堕胎和同性性行为。福尔韦尔生动的布道给他和追随者们套上了《圣经》人物的光环：抗击困难，面对诱惑，反复跌倒，最终在神的恩典下凯旋。《圣经》的读者很容易识别这一套路。这就是福尔韦尔的吸金大法：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献身。但它也塑造了福尔韦尔对他个人的人生故事的呈现。
以他对会众（congregation）所做的有关种族融合的解说为例。福尔韦尔否认自己曾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在1968年之前，他一直支持在自己的宗教机构中实行种族隔离。他还否认国会、法院或民权活动家在60年代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公开反对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于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说的：
我感到自己被进军南方的北方白人欺负了，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无端冒犯；他们要求我们在社区的运转和我们生活的安排上对他们言听计从。我很生气，最高法院、国会和总统突然间就接管了一度授予各州的权利，而我大声抗议日日涌向南方的傲慢的、扰乱秩序并时有暴戾的示威者。我立下决心，坚决维护我们决定如何共同生活的权利，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Falwell 1997: 312-13）
但是，他说，上帝早已在暗中破坏他对种族隔离的坚持。他讲了这个故事：
1963年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坐在位于林奇堡主街上的李·巴卡斯（Lee Bacas’s）擦鞋店的后仰椅上。老规矩，每周六上午10点，我都让年长的黑人男子刘易斯（Lewis）为我擦鞋。他可以用我在他椅子上现身的时间来对表。
“牧师先生，我上周在电视上听了您的布道，”刘易斯一边擦拭我鞋子上积累了一星期的灰尘，一边说，“我着实喜欢您的布道。”
“谢谢你，刘易斯。”【1】我答道，并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身材精瘦、肌肉发达、年约六十五岁的男子，灰白的卷发中镶嵌着他熠熠生辉的笑脸。“你和主相处得如何？”我明知故问。
“很好，”他笑容可掬地说，“主是美善的，对吧？”
每个星期，刘易斯都会和我分享他的信仰。而每个星期，我都会在离开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他的事工（ministry）。而在那个周六的上午，刘易斯问了一个他从未问过的问题。“随口问一下，牧师先生，”他轻声说，这样别人就听不到他，“我什么时候能够加入您在托马斯路上的那家教会呢？”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直接击中肚子的拳击手。多年来头一次，我无言以对。越来越多的黑人家庭在电视上或广播里听我的布道，他们偶尔会来托马斯路拜访，但他们之中从未有人提过刘易斯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
“我不想给您找麻烦，牧师先生，”这位老人擦完鞋，边说边将我从椅子上扶起，“但我真的很喜欢您的布道，要是有一天可以加入你们就好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以及之后的几个月，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没有合适的理由拒绝刘易斯加入我的教会。他体贴至极，并未求我给出解释，因为他知道没有解释。我有借口，但我没有理由。（Falwell 1997: 317-18）
【福尔韦尔将这一时刻描述为“神在我内心深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Falwell 1997: 315）。但他在1963年听到的声音在许多年之后才得到回响：福尔韦尔于1967年创办了种族隔离的林奇堡基督学院（Lynchburg Christian Academy），而托马斯路浸信会一直到 1968年才接纳了首位黑人成员。不仅如此，尽管面临其他宗教领袖的压力，林奇堡基督学院到了1969年开始接收黑人学生。刘易斯本人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他所在的黑人浸信会（Falwell 1997: 320–21）。尽管如此，福尔韦尔说：“神可能是在用国会、法院、咄咄逼人的游行者和他们嘈杂的示威来引起我的注意，但祂用刘易斯那安静的、充满爱的声音打开了我的心扉，给我和我的事工带来了持久的改变。”（Falwell 1997: 321）
在布道时，福尔韦尔经常借助于惯例式理由，多次从神学中寻找准则，间或做出创世科学（creation science，他的教会的进化理论的替代品）的技术性说明。但他反复设计结构上与擦鞋师傅的轶事相仿的日课：某个人的行动或言辞使这位信仰基督的主人公觉察到自己的不足，备受煎熬的主人公寻求神圣启示，并最终做出改变（Harding 2000）。他讲述了故事。
讲故事的不限于电视布道者。例如，访谈者经常会引出故事。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贝蒂·戴森（Betty Dyson），结婚十一年，有两个小孩；对于其爱情经历她向访谈者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至于我为什么嫁给了这个人，他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正确人选。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相识，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我们没多久就确信，我们想结婚并共度一生……
他和我父亲像得可怕。我和他母亲也像得可怕。他是那种我觉得自己可以共享很多东西的人，我们想法类似，观念接近。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有许多是一样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Swidler 2001: 114-15）
如斯威德勒所言，在做出这样的表述时，她的访谈对象借鉴了广为流传的文化类目（cultural repertoires）；但在不拘泥于准确性或连贯性的情况下，她们创作了自己的故事。关于人们如何相爱与结婚的故事永远与解释有关，且至少具有一丝辩护的色彩，并随听者不同而不同。
故事的功用
故事为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提供了简化版的原因—结果说明。借助于普遍易得的知识，而非专业技能，故事让这个世界易于理解。就如在福尔韦尔为其机构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理由所给出的说明一样，它们经常具有辩护或谴责的言外之意。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叙述，而根据一本通用的研究手册，叙述是“对一个事件或一连串事件的表述”（Abbott 2002: 12）。这种特殊类型的叙述包括行动者、他们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引发的后果。故事通常凸显作为行动者的人。即使主要角色不是人——如动物、神灵、组织，或暴风雨等自然环境特征——其行动仍旧与人类似。相应地，他们的故事经常评功论过。
当人类开始创作故事时，他们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也随之而来。在我们的复杂世界中，原因与结果总是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同步因果、增量效应、环境影响、失误、无心的后果与反馈使物理、生物和社会过程成了只有魔鬼或上帝才能给出详尽解释的杰作（Tilly 1996）。故事排除了这些棘手的复杂因素。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敏锐地道出了经历与有关经历的故事之间的差异：
当你处在故事之中时，故事就根本不是故事，而只是一团乱麻；一声阴沉的咆哮，一场雾里看花，一堆玻璃碴和碎木屑的残骸；就像一座旋风中的房子，抑或一只被冰山撞毁或卷入激流的小船，所有船上的人都无力阻止。只有在事后，当你说给自己或是别人听时，它才变得像一个故事。（Atwood 1997: 298）
即使在讲述真相时，故事仍然极大地简化了相关过程。为了便于理解，它们分离出少数行动者、行动、原因与后果，而且对责任认定的阐述远远好于一般的科学解释。它们很容易分成小块：主语、动词和（有时还有）宾语的简单组合：
安托瓦妮特跑步
或
萨姆打弗利西蒂
这种基本结构使得故事中的信息易于以不同的方式重组，或分离出一小部分来细致考察（Franzosi 2004）。身为教书匠，我每天都依仗故事。它们让我有可能每次讲授一个元素或关系，而无须展现混乱场景的全貌。无论是真是假，它们方便了人们的交流。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对故事的重要分析之一。在谈到悲剧时，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贵形式，并描述了两种合适的剧情：
情节（Plot）或简单或复杂，因为它们所表现的行动明显如此二分。根据我们的定义，所谓“简单行动”指连贯、整一的行动，主人公命运的变化不涉及突转（Peripety）或发现 （Discovery）；所谓“复杂行动”，则涉及突转或发现，或二者兼而有之。突转与发现都应当出自情节本身的结构，从而得以成为先发事件的必然或可能后果。两桩事是前因后果（propter hoc），还是仅为此先彼后（post hoc），是大有不同的。（McKeon 1941: 146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突转”是对一种状态的完全逆转，就像前来安慰俄狄浦斯（Oedipus）的信使最终却告知他父母的身份。“发现”是从无知到有知的重大变化，是对之前被掩藏的某件事情可怕或美妙的认识；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发现（信使的告知）产生了突转（俄狄浦斯成了一个杀害生父并睡了生母的男人）。亚里士多德抓住了这个故事的精髓：一个或几个行动者；为数不多的行动，这些行动改变了当事人的意识状态，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行动；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性；一个引发某种后果或教训的整体结构。
故事将主要后果归因于具体的行动者（甚至是未出场或神圣的行动者），从而遵循了个人责任的通行规则：X做了这件事，并因此为所产生的后果接受夸赞或指责。其戏剧性结构使其有别于惯例。事实上，故事更类似于古典戏剧。它们一般保留了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而没有在时间和地理设定之间跳跃。它们涉及有限的角色，这些人的外在行动导致了一切后续行动及其主要后果。故事多有寓意。
千万不要以为故事只是严肃的讲道。它们可以带来好消息或坏消息，令人捧腹大笑，增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还能起到教育的作用。我曾经喜欢给我的四个孩子讲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现在还在试着给他们的孩子讲类似的故事；至少讲故事的爷爷从这种交流中得到些许欢乐。
塑料袋清洁员伊恩·弗雷泽（Ian Frazier）的经历是一个欢快的故事。他解释了自己和同伴如何想起清理城市街道两旁树枝上的塑料袋。尽管弗雷泽是一位广受尊敬的作家，他这样讲述自己塑料袋清洁员的副业：
树枝上塑料袋的问题至今已经困扰我十多年了。如果说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小心你所注意到的东西”。我当时住在布鲁克林；我注意到街边大树的高枝上有许多塑料袋在人们够不着的地方扬扬得意地摇曳。留意引向琢磨，琢磨引向了一项发明：抓袋器，一个倒钩形的设备；一旦接上一根长杆，就可以有效地清除树上的塑料袋和其他杂物。我的朋友蒂姆·麦克莱兰（Tim McClelland）在下城的布鲁姆大街（Broome Street）上开了一家珠宝加工店，他在那里捣鼓出了第一个样品。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当然要用它；于是我们立刻搞了一个抓袋的丰收庆典。（Frazier 2004: 60）
弗雷泽继续谈到他、蒂姆·麦克莱兰和蒂姆的兄弟比尔（Bill）如何先走遍纽约城，再走遍整个美利坚，在许多当地官员和环保人士的协助下，清理了全国各地树枝上的塑料袋和其他杂物。但上面这段话已经说明了一切：它回答了“你怎么会想起清理塑料袋”这个问题。答案如此发展：
留意→琢磨→发明→制造→使用
它甚至含有某种寓意：对于必要性的感知乃是发明之母。
我们已经看到，惯例在确认和修复社会关系以及为行为提供合理性方面贡献卓著。但故事承担了其独有的作用：将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融入日常生活。小说和戏剧以故事为主，但传记、自传、新闻报道、布道、演讲以及许多类型的对话亦复如是。正如见经识经的人擅长给出符合社会场合的惯例，并挑战有悖惯例的理由，处于成长阶段的人也要学习在不同场合讲不同故事。
同样，不同的关系与行为对应了不同类型的可信故事：告诉听众自己为什么在演讲中忽然断了思路，不同于告诉你最要好的朋友。“对不起，我忘了讲到哪儿了”，对听众可能奏效；对于朋友，可能有必要说“我注意到，第二排的一个红褐色头发的女子看上去对我的话很不开心”。
和惯例一样，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平等与否、亲密与否，有效的故事也大有不同。下级对上级讲的故事，相比上级对下级讲的，通常对详尽阐述和自我辩解有更高的要求。平等的同伴更多地在他们的故事中插入对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明晰确认。位于亲密—疏远范围的疏远端的双方一般会对他们交换的解释的长度和复杂性严加限制；而位于亲密端的双方，详尽的解释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往往引向对关系的进一步反思和再确认。
故事如何起作用
做一个简单的练习。选两个你经常消磨时日的场景。不要选人们通常运用准则或技术性说明的场景，比如法庭和实验室。候车室、通勤列车、咖啡馆和员工休息室都是不错的选择。注意人们在谈论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时所发生的事情。比较一下在这两个场景中你观察到了什么。我敢说你的笔记本会揭示出日常解释的这些特征：
人们通常会以故事来解释所发生之事；他们不会满足于普遍原理（“骄兵必败”）或惯例（“她点儿背”），即便他们的故事以普遍原理或惯例结尾。
故事只有少数角色，只包括这些角色为数不多的行动，将发生之事视为这些行动的后果，且发生在单一的时间和地点。
行动者的秉性（而非纯粹的偶然或命运等）会导致他们的大多数或全部的行动。
当叙事者同时也是核心的行动者时，秉性在其中将更为突出。
故事忽略了大量的可能原因和必要条件，尤其是对任意已发生之事的互相竞争的解释。
少数主干故事（master stories）——A辜负了B，B备受打击；C和D僵持不下；等等——反复重现，从而听者经常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故事通常具有某种寓意，至少对一个或更多的角色评功论过。
挑战者提出的问题时常关乎对功过或秉性的归属认定（“你确定他是这个意思吗？”），而较少质疑故事的整体原因—结果结构。
场景不同，故事的讲述者所用的具体惯例和说法大相径庭。
总之，在回应日常生活中要求解释的事件时，理由的给出取决于在理由给出者所处的社会场景中通行的标准化故事的类型。
与惯例类似，故事发挥了四种不同的关系性作用：新关系的建立、既有关系的确认、有争议或变动中关系的协商、受损关系的修复。多数情况下，它们确认既有的关系；当人们不得不同时向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两个人解释同一个行动时——例如，在配偶和其他购物者同时在场时把超市里的食品洒落一地——时常能见证他们所感到的尴尬。但故事也涉及协商。就如在双方事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求职者发现面试官是大学同学。关系的修复通常少不了故事，如果一个朋友有意无意地将另一位朋友的不利信息透露给第三方：“你怎么可以和他们说这些？”
和惯例一样，故事的选择对当事人以后的关系有明显的影响，且往往涉及对某些行为的辩护或谴责。如果我告诉你，一位共同的朋友欺骗了我，我同时也就是在和你结盟，并警告你不要在金钱、敏感信息或重大责任方面信任这位朋友。正因如此，这种故事经常令我们不快，有时还会激起我们挑战讲述者；如果接受了故事，我们就要承担其后果。
但许多故事具有积极后果。当民权静坐运动1960年开始在美国迅速扩散时，参与者经常讲述自发参与的故事：忽然之间我们看到了机会，于是不约而同一起行动了起来。后来，社会学家热衷于追溯地点和民权运动参与者之间原先就存在的关联（参阅 McAdam 1988，Morris 1984）。但在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坚称他们是心血来潮。好吧，但也不尽然：心血来潮，带着一些关键限定条件。弗兰切斯卡·波莱塔（Francesca Polletta）不仅访谈了几十位民权运动参与者，还从校园报纸、其他出版物和学生非暴力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NCC）的档案中梳理了当时的讨论。她发现“自发性”存在重要的限度。
如果更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标准故事有两个反复出现的特点：明的方面，故事着重解释在静坐示威及相关事件中，学生及其校园发生了什么；暗的方面，故事指出，我们这些参与民权运动的学生是自相融贯的政治行动者。“在学生讲述和复述的关于静坐示威的故事中，”波莱塔写道：
自发性标志着脱离成人领袖、紧迫性、地方性倡议的独立性，基于道德律令而非官僚主义的计划而行动。在许多讲述者对公共（或多或少）场合静坐示威的叙述中，自发性是关键主题，这些叙述向参与活动的学生和潜在的参与者本人描述了他们的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建立起集体身份认同，学生以此为名义采取高风险的行动。静坐示威的故事——其叙述形式至关重要——未能指明动员机制，而这又激发了行动。它们在能动者和能动性上的语焉不详（而非清晰明确）成功地调动起了听者。（Polletta 1998a: 138；另参阅 Polletta 1998b, 2002, 2005；Polletta and Jasper 2001）
“语焉不详”并未精准捕捉到这些故事的精妙之处：叙述遗漏了诸如民权组织、教师、教会这样的关键行动者，以及他们的介入和结果。尽管忽略了相关的能动者、行动与原因，这些故事并不缺少能动者：“我们”占据了行动的核心。“我们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其主要后果。在社会运动的里里外外，关于“我们”如何集体行动的故事反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宣称对正面成果做出贡献，并断言存在某个值得关注的行动者（Abell 2004, Tilly 2003a）。故事简化了行动者、行动、原因与后果。删繁就简使故事的逻辑明晰起来。
作为修辞的故事
我至此一直在简化自己对故事的解释，就好像导演在一言不发的电视摄像机前的独白。这种自说自话的形象掩盖了一个事实：故事永远发生在对话中，而其他人经常会介入故事的讲述。即便在听者遥不可及的极端个案中（例如杰里·福尔韦尔的广播与电视节目《旧日美好福音时光》的追随者），言者仍以听者可能的反应为参照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能再次给我们启发。这次，派上用场的是他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指出，辩证法将逻辑命题与提炼自严密证据的归纳结合起来，无懈可击地证明一件事情。修辞类似于辩证法，但为了说服别人，将论证和例证结合了起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辩证法和修辞都不是科学，因为后者要求建立起无可辩驳的普遍原理。
亚里士多德式的修辞有三种类型：
政治修辞：对某个行动提议表示倡导或反对
法庭修辞：对某个人做出指控或辩护
典礼修辞：对某个人提出赞扬或谴责
在所有三种类型中，有效的修辞所依赖的不仅是严密的逻辑，还包括对人的性格与情感的透彻了解。它取决于言者、论证和听者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就修辞提出了一种关系意味极强的说明。
在即将结束讨论时，基于对听者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对演说家提出忠告：
关于戏谑（jests）。它们在论争中似乎有几分用处。高尔吉亚（Gorgias）曾说，应该用戏谑摧毁对手的正经，用正经摧毁对手的戏谑；他说的没错。《诗学》对戏谑做出了分类。某些戏谑与自由人相称，另一些则并非如此；务必选择和你本人身份相称的戏谑方式。反讽比插科打诨更适合自由人；反讽者开玩笑是为了取悦自己，插科打诨者则是为了取悦他人。
收场白（Epilogue）有四个部分。你必须（1）使听者对你产生好感，同时对你的对手抱有恶感；（2）放大或淡化关键事实；（3）激发听者一定程度的热情；（4）唤起他们的记忆。（McKeon 1941: 1449-50）
可以直接得出两条结论。首先，修辞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修辞者对如今听者对讲者及其论点的反应的预估有多准确。其次，同样的论证和讲者对不同的听者效果不同。两个结论都导向同一条训诫：了解你的听众，并观察其反应。
由于《修辞学》是写给希腊城邦相当于电视布道者的人，也就是公众演说家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提出对他而言可能是不言自明的第三点。在《政治学》中，他坚持人类固有的社会本性。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向前推一步，我们不难注意到，多数修辞性的作品并不出现在单方长篇大论的过程中，而是在双方的对话中。不仅如此，另一方的能言善辩者通常会介入论证，对其走向做出预测、确认或挑战。经验丰富的修辞者则会持续观察其他在场者对其故事做何反应。
记者通过学习成为修辞高手。他们打着客观报道的幌子行游说之实。他们经常通过援引权威来为自己业已成型的解释做后盾以增强其故事的可信度。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提及权威可以使听者对记者的故事产生好感，同时对其对手的故事抱有恶感，放大或淡化关键事实，激发听者或读者一定程度的热情，并唤起他们的记忆。记者亚历山德拉·基蒂（Alexandra Kitty）指出，征引权威可以（1）增强故事的真实性，（2）证实内幕，（3）弥补记者不在场的缺憾，以及/或者（4）履行记者报道官方信息的职责。诉诸权威，基蒂说道：
可以给一篇新闻报道带来真实感。在报道一起银行抢劫案时，目击者的讲述也许扣人心弦，但也可能具有片面性，甚至不准确。如果是一位地方检察官或执法人员来讨论这一案件，故事的分量将大大加重。顾客曝光商业欺诈，说服力远不及政府一纸公文。普通民众的可信度远逊于有头衔者。（Kitty 2003: 349）
尽管我算不上什么权威，但还是有记者时不时打电话要我为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把把关。当记者就他们正在写的故事向我提问时，他们很少问及事实。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试图从我这里套出几句可以引述的只言片语，来强化他们的既有结论。他们寻求的是修辞上的帮助。
我们很少认为医生是修辞学家。但医生也时常利用修辞，尤其是有坏消息要传达时。第一章引述的问诊指南揭示了精通修辞术的医生是如何查验其听者的。指南中有一个过程叫做“疾病教育”：
关于患者的病症，有六个教育步骤：（1）引出患者对病因的认识；（2）做出基本诊断；（3）对患者得知诊断后的反应做出回应；（4）了解患者对疾病的知识；（5）做出详细诊断；（6）了解患者对问题的理解程度。（Cole and Bird 2000: 36）
该过程描述了一场对话。开启这场对话的医生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宣布科学结论。她和病人进行对话，试图说服病人接受一个故事以及随之采取的行动。
在此过程中，医生经常不得不传达坏消息。经验丰富的医生在传达坏消息时会细细审度听者。在说出那个性命攸关的字眼之前，他们通常会让听者自行揣摩。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转述了哈克特（Hackett）与韦斯曼（Weisman） 的早期研究，并给出了这样一个形象的例子：
一位妇女向医生抱怨自己经常头痛，被告知她的“神经”出了问题。她问为什么自己会神经紧张。［医生］将问题抛回给她。她答道：“我神经紧张，因为我在一年内减了60磅【2】；牧师每周看我两次，过去他从未这样；我婆婆对我好了很多，尽管我待她更刻薄了。这难道不会让你神经紧张吗？”停顿片刻，医生说：“所以你觉得自己快死了？”她说：“是的。”医生回答：“你确实快了。”然后她笑了起来，说道：“嗯，我终于突破音障（sound barrier）了；终于有人告诉我真相了。”（Maynard 2003: 16-17）
【当然，谁在这场对话中做了更好的修辞另当别论。但关键在于：这个简短的故事——你已病危，而你迫近的死亡解释了你周围其他人举止的突然变化——出现在一场微妙的对话之后，而不是来自一场独白。
借口、道歉与指责
即便是再寻常不过的故事，也往往蕴含了对自我和他人的褒贬。但如果至少一方试图重新协商或修复双方的关系，借口、道歉和指责将凸显出来。我和老友约好共进午餐，结果我迟到了四十分钟。如果他仍在等我，我就不能以纽约人的惯例式理由“地铁错乱了”来应付他。我用故事来修补我的迟到给他和我们之间的友谊造成的伤害。但如果这位老友最近背叛了我的信任，把我的糗事讲给了第三方，我的说法多半会有所不同：我气坏了，差点就不来了，最后还是决定和他做一个了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重新协商甚至终结双方的关系。
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波·布朗森（Po Bronson）收集了大量包含借口、道歉与指责成分的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布朗森出版了关于硅谷的两部小说和一部非虚构作品，它们都很畅销。他随后开始考虑改变方向，并将他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思考写进一本新书。这就是《这辈子，你该做什么？》。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在工作中做出突兀而重大转变的人的故事。它还以高度个人化的笔触记载了布朗森寻找这些人的过程，描述了他和这些人的对话及旅行，并收录了许多未能如愿转型的人，以及一位对自己的工作心满意足的工程师。布朗森写道：
我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多了不起的人。我从未指望他们会如此坦诚相见。我没料到自己会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么多。我不知道这本书会成为自己新声音的载体。在儿子出生、“9·11”大劫难与双方父母染疾的情况下，我没想到自己还会想要完成这本书。所有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仿佛是对我相信自己的本能的回报。（Bronson 2002: 362）
布朗森把自己融入别人的生活中，有时会戳穿这些人的自欺，审视他们的生活，在人和他们的工作之间寻找充实、丰富的联系，引出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因为讲故事者通常会强调自己和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但同时也在协商自己和布朗森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访谈者兼新朋友的关系。
例如，卡尔·库兰德（Carl Kurlander）本来在杜克大学进修医学预科课程，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忽然把他送到好莱坞，使他成为电影《七个毕业生》的编剧。电影拍摄期间，他和演员安迪·麦克道尔（Andie McDowell）外出共餐。他向她承诺，“电影拍完后，他要搬回老家匹兹堡，着手写作关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短篇小说，发自内心的、深刻的、真实的小说 ”（Bronson 2002: 131）。他食言了，至少食言了很久。库兰德听说布朗森写书的计划，便联系了他，一个目的是告诫他抵御住自己已对之臣服的好莱坞成功的诱惑。他创作的青少年情景喜剧《救命下课铃》让自己名利双收。他公开表示对自我背叛的羞愧。“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布朗森点评道，“他都是一位成功人士——他收入颇丰，并且在业内广为人知。但以卡尔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人生目标。”（Bronson 2002: 131）
这之后，出乎布朗森的预料，库兰德接受了匹兹堡大学为期一年的教职。布朗森亲自去了一趟匹兹堡，对库兰德做了新的访谈，并旁听了库兰德为该大学电影研究专业师生所做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根据布朗森的叙述：
进入车内，我问道：“你难道不担心，自己的好莱坞嗓音变成象牙塔嗓音？三幕剧结构（Three-Act Structure）被弗赖塔格三角（Freytag Triangle）取代？取悦对象从电影公司老板变为写艳诗的女同诗人？”
他停顿片刻，从另一个方向做出回应。“你看，你怎么能这么说？不知为何，你没办法像我一样醉心于这样的地方。但我为什么不能？你在这儿待了一天，你从影子里看到的比我三个月看到的都清楚。”
“我只是希望你别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天啊，我要是像你这么真诚就好了。真的。你就像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一样。”
“不要现在又来推崇我。”
再次停顿。“我该怎么做？”他问道。
“不忘初心？”
“好的。”
“不要为他们的赞许而活。不要为任何人的赞许而活。”
“每个人都想得到赞许。”
“你这是狡辩。”
“本来就是！”
“没错，但你可以暂时不去想它。不是永远不去想，而是有一阵子不想就好。”（Bronson 2002: 134）
在这段对话以及二人在书中的其他交谈中，我们看到两位故事专家协商相互之间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并经常在做解释时诉诸借口、道歉和指责。故事成了他们建立、确认、修复和重建关系的工具。
讲述人生经历
波·布朗森的书告诉我们，究其本质，故事通常与传记有关，它至少讲述了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完整的传记通常包含多个故事，每节一个，它们有时会汇成一个宏大的故事。它们同样简化了行动者、行动、原因与结果。这无疑是传记和励志书屡屡登上畅销书榜的一个原因：它们遵循一种易于识别、通俗易懂的解释模式（Plummer 2001）。它们讲故事。
当然，传记也可以采取准则的形式，就像圣徒们的模范人生一样。传记也可以成为技术性说明，就像心理学或医学专家试图破解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或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类人物的秘密。丹尼尔·贝尔托（Daniel Bertaux）和凯瑟琳·德尔克鲁瓦（Catherine Delcroix）将所谓的“家族个案史”（family case histories）转化为系统的社会史研究手段，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性说明。在魁北克的拉瓦勒大学（Laval University），他们让自己的学生挑选一个祖辈两代或三代都在当地生活的年轻人，追溯这个人包括所有祖父母的家族关系，然后前推至他的后嗣及其兄弟姐妹的后嗣。诸如出生、结婚、死亡登记的公开记录提供了有分量的证据；但学生们还必须从其他各种来源加以补充，包括访谈。贝尔托、德尔克鲁瓦和学生们重新讲述了家庭史，捕捉到了魁北克历史的一鳞半爪。
从六十个学生和他们选中的历史见证人开始，这项研究使魁北克社会变迁的重要证据重见天日：
作为一个整体，六十个家庭的个案史涵盖了魁北克省逝去的七十载，透视了社会与历史变迁的诸多方面。绝大多数老一辈人都在小农场工作，甚至有一位樵夫（coureur des bois）娶了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到了下一代，农民基本上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筑业、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工人，魁北克和美国东北部皆是如此：家庭规模大大缩小，上班的已婚女性人数迅速膨胀。再到第三代，教育、社会工作、医疗健康服务行业的从业人数大大增长。但最令人击节叹赏的是这部宏大集体历史的细微之处：经过多样的、当地的、偶发性的调解以及动议、努力、戏剧性事件、胜利、境况和巧合——有喜有悲——社会历史变迁实际是如何发生的。（Bertaux and Delcroix 2000: 72-73）
贝尔托、德尔克鲁瓦和他们的学生开创了一种在社会变迁的系统分析中插入故事的方法：将大量事件串接成一个无法在单一事件中展现的故事（Tilly 2002a）。
这甚至可以用于自传。自传式准则是一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形式，采取简历、求职面试、竞选演说以及荣誉社团申请表的形式。自己写的技术性说明更为罕见，但并非无例可循。例如，社会学家有时会请同仁写自传，让他们对塑造或至少影响了自己人生经历的社会过程做出分析（参阅 Berger 1990，Riley 1988）。即便如此，依然会涌现出借助故事为自己辩护的冲动。正如社会学家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Irving Louis Horowitz）所言，自传是“一种使人们认真看待领袖言行的策略，是一种引人关注的自我呈现”。在霍罗威茨看来，自传“为他人言行提供了榜样，并同时揭示出一个人的真面目：值得效仿的道德楷模，或引以为戒的失足浪子 ”（Horowitz 1977–1978: 173；关于霍罗威茨本人在哈莱姆区的戏剧性童年故事，参阅Horowitz 1990）。在这种意义上，大多数社会学家其实并未有效地将自己的人生转换为社会学解释对象。他们有强烈的倾向将他们自己典型化，以某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而自居（Tilly 1993）。
我个人最欣赏的以专业眼光进行的自我审视并不来自社会学，而来自历史学。1980年前后，乐此不疲的学术组织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说服了七位最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请他们将自己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借此，诺拉说：“历史学家试图成为研究自我的历史学家。”（Nora 1987: 5）在《问学谏往录》（Essais d’ego-histoire）中，他设法说服了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乔治·迪比（Georges Duby）、拉乌尔·吉拉尔代（Raoul Girardet）、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和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用历史放大镜审视自我。例如，肖尼如此展开他的历史学家的自我分析：“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我是一个已故女子［la morte］的儿子，时间的神秘感自童年就萦绕着我。”（Nora 1987: 61）肖尼的母亲在他只有九个月时就去世了。一直到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在家中相片上看到的神秘“白衣女子”就是这位已故女子，他缺席的母亲。肖尼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逝去时光的终生探密。
并非所有作者都给出了如此丰富的人生细节。“很长一段时间，”乔治·迪比如此起笔：
事实上，一直到定稿之前，为了保持距离感，我都打算以第三人称来写。我放弃了这一构想，因为我担心这会看起来自命不凡。这里要郑重澄清一点：我不是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我只在这份自我历史中展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工作者的自我（ego-worker）， 或者说作为工匠的自我（ego-artisan）。因为我只字不提绘画、戏剧或音乐，因为我对这些喜好缄口不言，我生命中的这些重要内容无人知晓。（Nora 1987: 109-10）
作为法国历史研究者，我认识所有作者，或至少见过他们。在读这些自传时，我发现自己同时是评论者、历史学者和偷窥者。通过作者的故事，我从构造精巧的窗户中窥探了作者的创造性人生。作为一种技术性说明，自传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故事，具体表现为简化了的行动者、行动、因果关系与道德含义。
无论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自传通常将许多故事串接起来，其结果可能仍是如此多的故事，但有时也会整合成洋洋洒洒的宏大故事：一部人生辩词（apologia pro vita sua）。我们可以将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的颠覆性贡献归为这种类型。除了少数对自己左翼政治人生的回忆，以及一篇关于自己都市色彩浓烈的家族与乡村关系的精彩（且明显未完成）之作，塞缪尔从未写过正式的自传。但几乎所有他写的东西都倚仗自传；他的个人反思与观察和社会史的批判性解读交织在一起，其中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史，三十年来他都是个中的行家里手。
塞缪尔在1995年4月被确诊为癌症。短短二十个月之后，他于1996年12月溘然长逝。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未完成手稿，历史学家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与塞缪尔的遗孀艾利森·莱特（Alison Light，非历史学家）合作，将其中一些遗稿汇编成一部蔚为大观的文集《孤岛故事：解析英国》（Samuel 1998）。塞缪尔和编者为英国史的爱好者留下了一卷值得反复品读而非囫囵吞枣的书。通过来回品读，塞缪尔的人生与作品变得鲜明起来。书中的故事俯拾皆是，其间暗藏着隐微的自传。读罢此书，读者将由衷地叹服塞缪尔的洞见，被书中闪烁的智慧吊足胃口，产生在空白处记录问题、质疑或赞叹的冲动，并惊叹于自己所学到的一切。读者仿佛听到了塞缪尔的慷慨陈词。
塞缪尔是历史研究的伟大开创者。他同时还是一位智慧收藏家（intellectual packrat）。他在不同的纸上归档了引文、摘要、笔记、剪报、复印件与奇思妙想，这些都成为他后续写作的原始素材。他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遍布脚注、引语和典故；一个句子经常蕴含大量思想，几乎要无力承载：
另一方面，“英国人”（British）现在是一种较为时髦的说法（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因为它不像“英格兰人”（English）那样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所以受批判传统者（heritage–baiters）攻击的可能较低；但还有一个原因，在如今后殖民时代和旧时帝国主义时代的用法中，它具有多民族的含义，因此更能表现出一个多元信仰、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Samuel 1998: 49）
就如这句话所表明的，塞缪尔经常在立论的同时挤兑他的对手（此处同时包括传统的倡导者和批判者）。他的文笔生动风趣（尽管略显尖刻），这可以从上文三行之上的另一句话看出来：“英国文学的教学表现为传教士式（missionary position）的性爱姿势、高层政治的狭隘眼界以及文学界如小饭馆一般的温文尔雅。”他的许多故事以接地气的说明代替了他人冠冕堂皇的理论。
我们阅读塞缪尔，与其说是为了论证，毋宁说是为了洞见；与其说是为了理论乃至叙事，毋宁说是为了前因后果和上下关联。在历史洞见、前因后果和上下关联上，塞缪尔可谓无出其右。试举一例。琳达·科利（Linda Colley）认为是英国的激进新教带来的国家团结的力量。作为回应，塞缪尔不仅回顾了1536年以来新教徒与其他英国人决裂或内部分裂的诸多时刻，还引述了哈斯拉姆·米尔斯（Haslam Mills）对其姑妈的描述：“当警卫盘查时，［她］不会说‘英格兰人’，也绝不会说‘英国人’，而只会说‘卫理会教徒’（Methodist）。”塞缪尔的故事经常以独特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历史行动。
一个暴徒的自传
拉斐尔·塞缪尔在自传上投入最多的并非是他自己的人生，而是另一个人的。从1973年到1979年，塞缪尔对前伦敦暴徒阿瑟·哈丁（Arthur Harding）做了多次访谈，后者在访谈开始时已是八十七岁高龄。在他编辑的哈丁口述史的前言中，塞缪尔声明：“这些篇章是对耗费了六年光阴的人生回忆的录音整理。有关它们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故事——及其成型过程中的意志对决——将收入本书的姊妹篇（《东区的底层社会：贝夫诺格林西南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Samuel 1981: viii）据我所知，这部姊妹篇从未付梓：这发生在塞缪尔身上并不奇怪！但塞缪尔说的“第二卷”收录了一系列质量上佳的自传性文字。它们展现了20世纪初伦敦底层的犯罪世界，并将其与穷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尽管描述了数不胜数、光怪陆离的轶事和人格，大部分自传仅包含一个或几个行动者、少量通过觉知状态的转变导致进一步的行动、时空的延续、引致某种后果或教训的整体结构。它们可以被看成是故事。
哈丁生于1886年，在东区这个伦敦穷人区里的最贫穷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在哈丁出生后没多久就抛弃了家人，除了偶尔伸手要救济，从来没回来过。他的母亲新婚不久就被一辆失控的送奶车撞跛，且同样酗酒成性。一直到阿瑟足够高大和强硬，能够震慑住当地酒贩，她才戒了酒瘾。但为了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她一辈子都在简陋的家中工作。尽管如此，幼年阿瑟主要由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哈丽雅特（别名“麦蒂”）（Harriet［Mighty］）照料。能干的麦蒂做了一些颇为红火的零售生意，包括一些违法生意。后来，她们母女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高利贷。
从九岁到十二岁，阿瑟主要住在巴纳多博士（Dr. Barnardo）的孤儿院里，但之后就回到了东区的大街上。少年阿瑟终日在大街上晃荡，从事种种非法勾当，如扒窃和扒货车（van-dragging）——从货车后备厢上偷东西。他还成为街头打架者和执法者，不时勒索保护费。哈丁的大部分收入长年来自非法活动。由于重大犯罪行为，他入狱十年（1911—1916年和1917—1922年）。在整个犯罪生涯中，他三十二次作为被告出庭，其中二十七次获得释放或被免予起诉。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但在塞缪尔记录他的人生经历时，哈丁出狱已经快五十年了。他回顾的是自己七十年前的昭彰罪行。
在哈丁的自传性故事中，对他人的描述其实比对自己更多。他往往将认识的人归入一种类型，给这个人配以一种特征，然后讲一个小故事。例如，在一段关于他曾与之共事的犹太罪犯的描述中，哈丁回忆道：
另一位是杰基·夏因博姆（Jackie Shinebohm）。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扒手——面相憨厚，没人会怀疑他。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十四或十五岁。我在贝夫诺格林路入口处的咖啡摊注意到他。我对他说：“你干吗的？”他答道：“我是个扒手。”我立刻知道他值得信赖，是个守规矩的家伙。他没有父母，一无所有——有一段时间睡在我在直布罗陀花园的住所。杰基1922年死于爱尔兰。他当时和一群扒手在一起，大概四五个人。他们已经疏通了警察，所以不会受到干涉。他正在和几个都柏林刑侦局的家伙交谈，似乎新芬党的人（Sinn Feiners）盯上了他，跟在他后面。他们尾随他到旅馆，开枪打死了他。那只是一个无心之过。他们以为他是一个间谍。（Samuel 1981: 77）
在少年时代的最后几年，哈丁开始和同伴一起环游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扒窃“远征”。在回忆一次远征威尔士的经历时，哈丁说：“和犹太人暂住是最安全的。他们在俄罗斯时对警察印象不佳，所以不喜欢给警察提供信息。你可以信任他们，因为意地绪语有一个动词结构‘你不可’（Thou shalt not）——他们不应伤害他人。犹太人非常好客，他们似乎不介意我是一个‘约克’（Yok）【3】。”（Samuel 1981: 78）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典型元素：一个（或几个）行动者、角色、行动、结果，并往往伴以道德结论。
但哈丁本人在故事中经历了几次转变。他不久就在自己的履历里加上了持枪抢劫，尤其喜欢在非法赌场抢劫，因为参与赌博的犹太人不可能报警。尽管如此，伦敦警方彼时掌握了他的全部记录，并严密监视他。“1908年，”他回忆道：
我被判入狱十二个月，依据是《预防犯罪法案》。我什么都没做。我被当做可疑人物关了起来。出狱后，我下手狠了许多。人们把我当成瘟疫，唯恐避之不及。连警察也对我避而远之。我开始殴打许多被视为“恐怖人物”的流氓。我处于生涯的顶峰。连警察都说，我是布里克巷的恐怖人物。许多人知道我随身带枪，这是我出名的原因，但我并不需要用任何武器来让别人闻风丧胆。想要钱的话，我们早就发了——布里克巷的所有人都怕我们。但我并不在乎钱。只要我母亲和姐姐一切都好，这就足够了。（Samuel 1981: 117-18）
到了二十五岁左右，哈丁从扒窃转向“劣品投掷”（snide-pitching）： 换假币。他说，这比扒窃安全，因为如果了解法律，就算被当场抓住，你通常也可以脱身（Samuel 1981: 80）。他的姐姐麦蒂将假币寄到他和同伙计划下手的镇上，他们则用这些假币在当地的商店里购物和找零。在换假币的生涯中，哈丁和警察有过一些惊险遭遇，但他在监狱里长期服刑主要是由于两条其他罪状：聚众持械袭击一个皮条客，此人的竞争对手寻求哈丁的帮助；流通赃款。
在第一个案子中，按照哈丁的说法，他的同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是武力袭击过猛，而是在被打者控告他们后将枪械带到了法庭上。在第二个案子里，他的母亲确实从劫匪那里收到了那笔钱，劫匪将钱存入她和女儿经营的圣诞储金会（Christmas Club）【4】。尽管坚持说自己不知道这笔数额巨大的存款是不义之财，哈丁怀疑它们是赃款，并把这笔钱花在自己信赖的人那里。当英格兰银行追查一个收了五英镑钞票的酒吧老板时，他指认了哈丁。在那时（1916年）， 哈丁的一长串犯罪记录对他十分不利。尽管罪名存在争议，他最终再次服刑五年。
这终结了他的犯罪生涯。哈丁于1924年结婚，不久当了父亲。他在1926年因打架再次犯法，但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监狱。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在马拉松式的六年访谈中，哈丁多次改变基本立场。但从录音整理来看，故事的整体结构大致如下：童年的艰辛砥砺了一个年轻人，他在特殊环境下成长，将家庭成员看得很重（或许他父亲除外）；他多次遭到当权者的不公正对待，但最终认识到犯罪活动递增的代价与递减的回报，娶了一个贤惠的老婆，成为一个守法公民。颇具故事性的一生。
疾病的故事
即使是生病的故事，如果讲得得法，也能鼓舞人心。据艾利 森·莱特说，《孤岛故事》几乎一半的内容完成于拉斐尔·塞缪尔短暂的癌症治疗期（Samuel 1998: xii）。也有人以重病本身为故事主题。编辑、评论家、散文家兼小说家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即为一例。布鲁瓦亚尔的最后一本书和塞缪尔的遗著有相似之处。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布鲁瓦亚尔对他父亲的致命病症与死亡文学有过精彩论述。布鲁瓦亚尔在1989年被诊断为转移性前列腺癌。尽管立刻接受治疗，他还是在十四个月后溘然长逝。
确诊后不久，布鲁瓦亚尔就着手写作一本关于自己的癌症经历与相关治疗的力作。他最终完成了三篇文章和一系列日记。这些文字在1992年（外加两篇早期文章及其遗孀、心理治疗师亚历山德拉·布鲁瓦亚尔［Alexandra Broyard］的后记）汇成《病人狂想曲》一书。在序言中，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评价道：
我从未见过关于疾病的如此直率——没有任何粉饰、逃避、感伤或膜拜——同时又如此深刻、机智、发人深省且振奋人心的文字。作者（他同时是一位评论家和艺术家）仿佛就在我们面前，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拿起笔杆，从容淡定地挑战病魔，直面死亡，向死而生。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笔耕不辍，秉笔直书，铢分毫析。他握笔在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去世前几天，他仍坚持写作日记。（Broyard 1992: xii）
显然，布鲁瓦亚尔不只是写了一个开诚布公的故事；他写的是一首关于疾病、死亡与弥留之际的散文诗。由于他侧重谈论自己的想法，这本书包含了一些我所读过的最动人的故事。
布鲁瓦亚尔的下面这段话会引起许多病患者的共鸣：
父亲去世时，我曾尝试就此写一部小说，但发现从头到尾写得太礼貌了。我对死亡有着过多的善意，这让死亡变得无法忍受。我意识到，人们现在正对我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对我谨小慎微。每个人对我都好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说真心话还是在迁就我。他们好像在和一个孩子说话，而我想让他们别再这样了。我不再能认出他们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但不是以这种形式。治疗师欧文·波尔斯特（Erving Polster）将窘迫定义为一种惊慌失措，不知如何自处的光芒（radiance）。我们需要给病人家属、朋友以及和病人终日相处的人写一本书，告诉他们如何对待这种光芒。如果善加使用，他们的光芒可以给病人带来更多好处，而不是辐射（radiation）。（Broyard 1992: 22-23）
布鲁瓦亚尔当时写作的正是这本书：一本展示如何在病痛中发现光芒的书。但在上面这段洞幽察微的文字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带有亚里士多德式意蕴的强有力的故事：人们温柔以待，担心伤害我；但这样做，他们正是在伤害我。
但布鲁瓦亚尔同时在寻找对自己病情的非技术性解释。和许多病人一样，他谈论了自己病症的可能根源，并由此反思自己当初做了什么才能躲过一劫：
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我的第一反应是百感交集——开玩笑是后来的事了。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不知道这是百感交集还是开玩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萌生了挑出在我看来比别人更有可能患上癌症的女性及行为的想法。在口服避孕药发明之前，体外射精被广泛采用，这使它成为怀疑对象，并且口交似乎增大了前列腺的压力。说完这些之后，我想澄清，我绝不把自己的癌症归咎到这些女性身上——不管我做了什么，都是我自找的。对此我没有怨言。我不会做任何改变，即使我能预知后果。尽管这种与女人有关的致命愉悦只是幻想，它是癌症病人的世界的一部分，而我不想对自己的世界做任何剪切。（Broyard 1992: 26）
尽管如此，布鲁瓦亚尔还是编织出了一个精妙的故事：作为创造性契机的绝症。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像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那样对患病过程做出饱含深情的描述，他肯定不是第一个将疾病视为蕴含自身独特挑战的新世界的人。道格拉斯·梅纳德阐述了跨越疾病门槛的感受：
一位右腿确诊为癌症（滑膜肉瘤）的医生向我们描述了这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在公共电视网的一个名为“患癌的医生”的节目上，他拄着拐杖走进一家医院，用一顶棒球帽遮盖住秃头，坐在床上，接受化疗和检查。医生如今成了病人。在画外音中，他说：“一年前的十月，我被告知只剩六个月的生命。一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活着，并拥有一个新世界，它是旧世界的延续，但本质上是一个新的世界。”坏消息可以引领一个人进入“新世界”，这不仅在医生的话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而且表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成为病人的画面中。（Maynard 2003: 11）
布鲁瓦亚尔可能会反对公共电视网过于乐观的报道。但他肯定会跟这位患癌的医生讲述关于突破极限的故事。读完布鲁瓦亚尔的书后，患前列腺癌的作家罗伯特·沃恩·扬（Robert Vaughn Young）在日记中这样倾吐：“终于有人写出了我的激动，解释了为什么我所看重的东西有了变化。”（Young 2001: 6）故事所做之事可能平淡无奇，但它们未必不能鼓舞人心。
我的一个女儿，分子遗传学家基特·蒂利（Kit Tilly），在《病人狂想曲》出版不久就买了一本送给我。她在书中夹了一张正面为一间希腊修道院的明信片，反面写着：“希望你别觉得这本书不正常。我读起来不忍释卷。”她知道我几年前从一场黑色素瘤中生还下来，于是不免拿我的经历和布鲁瓦亚尔相提并论。我们都没有料到，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医生在我身上发现了转移性前列腺癌，之后又两次发现和治疗淋巴瘤。我留下了从未有勇气戴在头上的假发，作为对化疗阶段彻底秃头的留念。
布鲁瓦亚尔的书几乎彻底遗落在我的传记书架上，我写了一本自己的书——无关疾病，而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历史——以此在淋巴癌治疗期间专注于生命与希望（Tilly 2004a）。我把它称为自己的癌症书。现在，淋巴瘤似乎已从我身体里消失，但顽固的、隐形的、转移性的前列腺癌细胞仍隐藏在体内某个没有前列腺的角落，现在重读布鲁瓦亚尔，我体会到了更强烈的喜悦、痛苦和慰藉，还有一丝内疚：他已不在人世，我却幸免一死。在我经过疾病历练的眼中，布鲁瓦亚尔的故事是向死而生所激发的创造力巅峰。
我自己的阴郁故事恐怕会让你忘了它们想说什么。故事具有社会职能。它们不仅帮助解释了令人困惑、出人意料、跌宕起伏、疑云密布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还有助于确立、重新界定或挑战社会关系。故事的修辞元素——它总是将言者和听者联系起来——足以展现这一点。但故事惯常依赖既有社会模式，内含关于给出者和接收者关系的信号，以及它们有时对自尊具有强大影响，这三点凸显了以上观点。不妨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为了写一本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下向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书，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凯瑟琳·纽曼对一百五十多位曾经的富人做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从丰衣足食到捉襟见肘的中落历程。
在那本书的开篇，纽曼讲述了戴维·帕特森的故事（第一章曾提到过他），后者是一位不久前从加州调动到纽约的电子行业管理者。在遭受重创的公司关闭了他所领导的部门后，他也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和就业前景。帕特森损失惨重：他在费城的一个蓝领工人云集的贫民窟长大，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一直是全家人的骄傲和自豪，拥有一套大房子和两辆豪华轿车，老婆和两个孩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现在他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纽曼用一个又一个故事串接起帕特森的变故。在仍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管理职位时，他坚持一套说法：生意就是生意，市场逻辑是无情的，自己公司的问题是在一个不稳定的行业中必须承担的代价。但他的故事最终转变了侧重点：
但在持续数月的朝不保夕、郁郁寡欢和战战兢兢之后，个人问题的经济原因开始淡出视野。戴维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做错了什么？他经常连续几个小时趴在桌子上，反复用手摩擦额头，终日吞云吐雾，审视自己的深层性格，纠结究竟是这个还是那个性格缺陷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能看出他的焦虑吗？人们在街上对他避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面对他的绝望吗？他是否由于太过强势而冒犯了潜在的雇主？打击接踵而至，答案也变为“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计算机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有起有落被彻底忘却。戴维的性格成为他沉沦的罪魁祸首。（Newman 1988: 6-7）
别人的故事让我再次想起自己的经历。我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德国移民家庭的孩子，由于他的父亲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拖拉机厂因工伤致残，他不得不高中辍学，养家糊口。在从事底层工作的同时，父亲上了夜校，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继续学习会计，并来之不易地得到了一份低层白领工作。当大萧条在1929年爆发时，他是芝加哥一家大型照相机公司的助理信贷经理——迥异于戴维·帕特森的部门领导职位，但比他跛脚的农民兼工人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要富裕得多。随着公司裁员，父亲没多久就丢了工作。
我在几年之后才开始有清晰的记忆。但大萧条使我父亲全家老小长期失业，临时或兼职工作数不胜数，且多次变动住所，包括一次举家寄居外公的地下室。（我外公在20世纪20年代和五个女儿及第二任妻子移民自因罢工而陷入瘫痪的威尔士煤矿，幸运地在经济崩盘之际保住了芝加哥地区阿华田工厂高级机械师的职位。我们在大萧条期间喝了不少阿华田。）
穷困、挫折和屈辱延伸到了孩子身上——总共五个子女——我们穿着缝缝补补的衣服，吃着政府补助的玉米糊，采摘蒲公英当沙拉吃，争抢任何能找到的兼职工作。我们五兄妹从来没有戴维·帕特森那种对市场理性的信任，但也没有像他那样转而自责。在意志坚定的父母的影响下，我们给自己讲了一个正派家庭挺过难关的故事。然而，我们同样要借助于故事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生活的关系。
故事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发明，在自己的领域——社会关系的安排——可以和犁在农业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和犁一样，故事无须太费力就可以深入挖掘。从本质上看，故事无法让纯粹主义者（purists）满意：它们用极度简化的原因和结果将复杂的生活浓缩成简单的情节。它们强调普通生活的戏剧性、悲剧性、道德性、不道德性、胜利与挫折。尽管比惯例含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故事对准则和技术性说明嗤之以鼻，以至于准则和技术性说明的职业给定者经常要把信息转换为故事。当大多数人认真看待理由时，这些理由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
【1】此处引文有误，已据福尔韦尔原文改正。——译者注
【2】约27公斤。——编者注
【3】意地绪语，意为非犹太人。——译者注
【4】一种一年制无息存款业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