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里达来说，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是怎样的存在？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3章 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 （1949—1952）
1949年9月末，令人期待又恐惧的奔赴巴黎的时刻来到了。这是杰基第一次真正的旅行：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乘船，第一次坐火车。
乘“阿尔及尔”号轮船横渡地中海如同进了地狱，严重晕船，20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呕吐。在马赛什么也没看到便立即向巴黎出发。经过漫长一日的火车旅程抵达了法国首都，这许多书籍和电影令他为之梦想的抵达却是可怕的失望，“瞬间的黯淡”<1>。多雨肮脏的巴黎，一切都显得阴郁灰暗。“从白色之城阿尔及尔，我到达了阴暗的城市巴黎，因为马尔罗（Malraux）尚未经过，尚未将之美化。”<2>但最阴暗的还是圣雅克街123号路易大帝高中，他于10月1日第一次迈进它的大门。
德里达是第424号寄宿生，他同所有寄宿生一样注定要从早到晚穿着蓝色的罩衣。纪律严明，作息时间苛刻。巨大的宿舍里没有丝毫隐私，床与床之间甚至没有帘子。卫生条件极差：只有冷水洗漱，哪怕正值隆冬。食堂的饭菜糟糕而单调，因为依然处在战后的匮乏中。杰基觉得自己像个囚徒。在开学前孤独的几天里，童年时代上学的恐惧感重新降临，“在这阴森的寄宿学校，整整一个星期的悲痛和孩提的泪水”<3>。
开学后不久菲尔南·阿沙洛克的来信一定给他留下了奇特的印象。阿沙洛克希望老朋友已经参观了巴黎，他还认为杰基能待在这儿“运气不错”。问他看到了“著名的圣日耳曼德佩雷街区”和“让-保罗·萨特长驻的皇家圣日耳曼饭店”了吗？他去看了圣日耳曼俱乐部和老鸽舍剧院吗？不错，巴黎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存在主义者出没的地方离圣雅克街很近，但寄宿生们的出行有严格的规定。阿沙洛克还说，在阿尔及尔，占据人们头脑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拳击手马塞尔·塞当（Marcel Cerdan）的死“让全城陷入惊愕，包括不热衷体育的人”<4>。
剩下的是让杰基十分期待的课程。这难道不是法国最具声望的高中吗？其高师升学率不是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吗？但即使在这方面，路易大帝高中也令他失望。这里更受青睐的是认真而不是出色，大多数课程的教学方法仍然是相当经院式的。
如果德里达在路易大帝高中的竞争对手，即旁边的亨利四世高中上学的话，他的哲学老师就会是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这位老师是将海德格尔介绍到法国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收信人。但在路易大帝高中，他同所有高师预科班的同学一样，一周要听六个小时埃蒂安纳·博尔纳（Étienne Borne）的课，此人远不具前者的魅力。他曾是阿兰（Alain）的学生，埃玛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崇拜者，人民共和运动（MRP）的骨干。他是天主教徒，频频在《十字架》（La Croix）和《精神》（Esprit）上发表文章，以至被人称为“主教的学舌者”。他的外貌和举动有些滑稽：他很瘦，总在试图保持平衡，同时不断摆弄手表。讲话似乎使他极为痛苦，让人觉得“每说完一句话他就会死掉”。他“痉挛地”舞动着手臂，“为了强调一些词而重重地吐出前几个辅音”<5>。不过这一切都不妨碍博尔纳是个好教师，他教学生们掌握论文的艺术，并学会就任何主题进行20分钟的演讲。
从德里达一开始交作业起，博尔纳就赞赏他的哲学素质：“有分析的天分，对问题敏感，讲究遣词造句”。满分是20分，德里达的得分是12．5分到14分，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十分令人满意。但博尔纳对他的点评常常很严厉。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参照越来越多，这让博尔纳颇为恼火：“您使用的存在主义语言有待澄清”，他在几份作业的边上批注道，并无情地划去了所有在他看来无关主题的东西。
学年开始时，杰基经常与同样来自阿尔及尔的让-克洛德·帕里安特讨论问题。帕里安特回忆道：“对哲学的共同趣味使我们接近，同时也在我们中间激起某种完全是智性的竞争。我对认识论问题的兴趣让他惊讶，而他所引用的存在主义哲学（克尔凯郭尔）或现象学（他已谈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还记得一次讨论，主题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一定十分宏大，他刚刚开始学术上的训练，但他的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理解对科学的思考何以能够阐明哲学问题。’当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影响我们的真正友谊。我在他身上察觉到真正的思想深度，但其所表达的形式让我感到陌生。”<6>
在当时的路易大帝高中，寄宿生与走读生界限分明，在人数众多的高师预科班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团体。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对圣雅克街另一端的索邦大学（Sorbonne）的轻蔑，后者与由这些专科大学组成的法国高等教育的圣殿相距甚远。
德里达几乎没有机会结识走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家吃午饭，下午下课后便立即离开。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米歇尔·德基（Michel Deguy）、多米尼克·菲尔南德（Dominique Fernandez）都属于这些出身优越、衣食无忧的巴黎人。而寄宿生，比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让·贝勒曼-诺埃尔（Jean Bellemin-Noёl）、皮埃尔·布尔迪厄，则常常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外省人。他们永远穿在身上的灰色罩衣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在许多方面他们就是高师预科班里的无产者。
除了这严格的社会分野，来自阿尔及利亚这件事倒显得微不足道。这遥远的来源地甚至好像带有一种异国他乡的威仪，特别是1949年秋从阿尔及尔来的三名学生——帕里安特、多麦克和德里达——要比大多数来自小地方的外省人显得自信。帕里安特回忆道，他们不只一次在同学们面前编造些阿尔及尔的俏皮话：“黝黑结实的杰基很会讲阿尔及尔下层民众特别是港口渔民的方言。他父亲的办公室就在通向港口的坡道上，他一定常去那里。”身为犹太人也并无大碍：战争刚刚结束，在路易大帝高中这样的地方，犹太人的身份既非困扰也无甚荣耀。有些学生有时也会发表反犹言论，但只是泛泛而谈，并不针对他们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
所有当时的人们都承认，寄宿生的生活条件并不舒适。“1949年，法国的生活水平尚低，我们的寄宿学校还是老式的：我们住在巨大的宿舍里，床头有个小衣柜，门口有几个盥洗池。晚上九点半熄灯。饭菜极糟，菜式单一，我们几次绝食抗议。这种集体生活让德里达比我们中的大多数更受罪，况且他的健康问题使得这里的饮食更对他无益。”<7>对寄宿生的纪律要求像对待小孩子一般严苛。舍监监视着所有微小的举动，哪怕只是去圣雅克街和苏弗洛街拐角的面包店买半根面包充饥。德里达和同学们不止一次因为小小的迟到或未经批准的出行而受罚。他们对那些通常与自己同龄的滥用微权的学监们充满了怨恨。
强制的群居和艰难的生活条件迅速加强了寄宿生之间的关系。在点心时间，小饭馆的味道飘荡在学习室：从外省收到食品包裹的人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几周之后，杰基开始与几个同学结下友情，其中有来自黎巴嫩的罗贝尔·阿比拉舍德（Robert Abirached）。罗贝尔回忆道：“德里达和我都来自地中海边，同其他人的气质略有不同。我们更爱讲话，这让我们更接近。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叔父在巴黎，而且有趣的巧合是，这两个叔父几乎是邻居。他们都住在离蒙玛特尔两步远的菲利科斯-齐姆街。我们经常一起星期天去他们家里饱餐一顿，哪怕要忍受无聊的谈话。回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无数可笑的故事讲给对方听。”<8>在杰基称为齐姆的叔父家里，杰基有时会见到1947年就来到巴黎的哥哥勒内：他正在为完成药剂学业实习。勒内第一次在路易大帝高中门口再次见到身穿灰色长衫的杰基时忍不住吃了一惊：那个叛逆的少年、文学期刊的热心读者此时有着囚犯的样子和气色。
这一年德里达的另一位密友是来自埃克斯-雷-班的让·贝勒曼-诺埃尔。他讲道：“我大概很让杰基安心，因为同他相反，我脾气和缓。我睡得很好，什么都能消化。我们常常让夜里值班的人在清晨五点叫醒我们，好在上课之前足足地学习两个钟头。我们把毛巾挂在床栏上，巡夜的人就会拍拍脚把我们叫醒。我有时候把杰基的毛巾替他挂起来好逼着他起床学习。他从没学过希腊文，但知道以后会有用，我于是每周为他启蒙两到三次。作为回报，他为我解答哲学问题。我中学在一个宗教学校，从没听说过黑格尔和叔本华，更不必说尼采和胡塞尔了。大多数时候杰基能够非常清晰地回答我的问题，但他有时会突兀地停留在一点上。他有非常原始野性的一面，会突然间返归内心。”<9>
两个年轻人的亲密关系并不限于学业。在课后和学习之前，他们有时召集大家打扑克，两人对此都极擅长。“我们发现了一种玩法，能从几个有钱的走读生身上赚点钱，比如安德烈·杜伯夫（AndréTubeuf）、多米尼克·菲尔南德、米歇尔·德基。我们让他们互相竞价，这样我们出去时就能多点零钱了。”
出去的机会很少。寄宿生每星期四有三个小时的自由。他们通常借机去学院街和尚皮翁街拐角的尚皮翁电影院看场电影，那儿的电影票很便宜。德里达很久以后说：“电影伴随着我困窘黯淡的学生生活。因此电影对我就像毒品、兴奋剂、逃亡地。”<10>像在阿尔及尔，这都是些娱乐至上的美国片，看过就忘，远非经典。
得到许可的时候，贝勒曼-诺埃尔和德里达会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出去，并小心赶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回来。他们在河边漫步，试着找些便宜书：就在那儿他们发现了自己最早拥有的弗洛伊德的书。他们还流连于两处钟爱的咖啡馆——马修和卡普拉德，位于圣米歇尔大街和苏弗洛街拐角，就在卢森堡公园对面。贝勒曼-诺埃尔回忆道：“我们谈文学和哲学，也谈体育或姑娘。我们接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两个都已懂得性事，这在当时的学生中还很少，在预科班就更罕见。那些男生入校时都是童男，我们可不是。我是因为在一座水城长大，有这样的机会，他是因为阿尔及尔的妓院。杰基把这经历当成优势。在圣米歇尔大街能碰到许多年轻姑娘：打字员、售货员，有些比女学生更容易接近。杰基那时候就已颇具诱惑力了。……与此同时，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感和宗教感，一种对绝对的渴望，这从他私下里写的东西看得出来，他有时会让我读这些文字。我还记得一首诗，瓦雷里式的开头，克洛代尔式的结尾。只有前两三小节是规则的，随后便越来越不合节律。早在那时他就已无法服从任何规范了。”
当时德里达同贝勒曼-诺埃尔的交情足以使后者请他到家里过复活节：埃克斯-雷-班因而成为德里达发现的第一座巴黎之外的法国城市。在这预科班的第一年里，另一件事让两个年轻人更为接近：小有名气的路易大帝高中剧团决定排演席勒（Schiller）的剧目《唐·卡洛斯》。由于排练在较为舒服暖和的音乐教室进行，贝勒曼-诺埃尔和德里达便自告奋勇扮演士兵。在他们的心目中，排练主要是为了延长晚上的时间。
就在排演期间，德里达第一次见到了热拉尔·格拉奈尔（Gérard Granel），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德里达还会常常与之相遇。格拉奈尔学业出色，人称“哲学王子”，他前一年已升入高师，回来就是为了在剧中担任主角。他的傲慢与骑士风度让德里达既着迷又恼火，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次结识的情景：
这甚至不能称为“初次相识”，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看到我。……这种不平衡使我留在阴影中……预示了我们日后的友情中一些命定的东西。……在《唐·卡洛斯》里我只是个小配角，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无名“西班牙大个子”，留着黑胡须，身穿镶着绒边的黑色短上衣。在我这无名小卒看来，他本身就是荣耀，光芒万丈，哪怕正跪在灯光下。<11>
到年底时，杰基同贝勒曼-诺埃尔稍稍疏远，同皮埃尔·富歇（Pierre Foucher），特别是米歇尔·莫诺里接近起来，后者在以后十年里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莫诺里在路易大帝高中已寄宿两年；他曾在高师预科班一年，后因为结核感染放弃了第二年的学业。他羞怯善感，爱吹管风琴，喜爱戏剧，反复阅读《大个子莫勒》，还是个“去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学生。一天晚上，杰基和他在吉尔贝书店后面的一家希腊饭馆里结下友情。从此他们之间常有长时间激动的交谈，还有在圣米歇尔大街和河边沉默的漫步。杰基将刚刚出版的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重负与神恩》送给米歇尔，米歇尔回报一本带有彩色复制画作的小书《凡·高》。杰基常使米歇尔惊讶：他觉得杰基一出生就已博览群书，甚至包括柏拉图全集。<12>
的确，德里达的哲学笔记令人生妒。在第一学期他的哲学成绩得了全班最高分，平均成绩14分，埃蒂安纳·博尔纳的评语也赞誉有加：“有学养，有天分，善思考，成效优秀。”第二学期他是第二名，大概排在帕里安特之后，但平均分达到14．5分，评语皆为奖掖之语：“一流的哲学素养。”但不幸的是，哲学远非唯一重要的课程。当时高师的入学考试不分专业，而竞争之激烈又使人不能忽视任何一科。德里达的历史、地理及法语的成绩尚好——具有“有待发挥的可贵潜能”，而英文“尚未达到要求”，德文“还需努力”。<13>至于拉丁文，德里达在翻译上较差，法文翻译成拉丁文只得了2．5分。要想通过考试必须同拉丁文成绩优秀的几名同学共同练习。
尽管成绩不均衡，这一年的杰基还是确信自己吉星高照，迟早能通过考试。有一天同贝勒曼-诺埃尔散步经过于姆街的高师时，他向朋友保证，两人有一天都会进去，这预言日后果然成真。另一次，在万神庙广场，他在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曾在《娜嘉》一书中赞美的伟人大饭店前停留片刻后说：“我怎么也得在那儿住一晚上。”
在准备考试以迎接这些好事来临时，他大把吞吃一种名叫马克西顿的苯丙胺药，这种药当时可以随便买到，萨特也曾大量服用，但它更加扰乱了本来就不安稳的睡眠。杰基发着烧出现在阿贝-德-雷贝街的大教室里，对着试卷半睡半醒。他的笔试成绩太差，令人无法接受。不管怎样，他几乎没有希望：预科班第一年落选被认为是正常的。很少有人能立刻考上。对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尝试就像训练。另一个参加考试的理由是可以旁听通过笔试的同学的面试，比如帕里安特。哲学的面试考官是弗拉迪米尔·扬科勒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和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是德里达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这位《知觉现象学》的作者。
夏天在埃尔-比亚度假时，德里达同米歇尔·莫诺里大量通信。寄宿的日子令二人同感抑郁，而回到家乡亦无法让他们满足。杰基很难再找回同儿时玩伴的默契，此后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变了质的阿尔及利亚人”。
对我也一样，暑假漫长单调，了无生气。我真是迫不及待想回去，哪怕不是为了学习和忙碌的生活，只是为了远离家庭，回到巴黎的冬天，回到你和其他人的身边。这儿的气候让我倦怠，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疏远而充满误解，或者是本能的和动物性的。更有甚者，这一切甚至常常不再使我失望，真是令人消沉到极点。<14>
只要可能，杰基总会陪着父亲出车，特别是去他尤为喜爱的卡比利。“这是一周最累但最有意思的日子。”其他时间里他则感到“前所未有的萎靡不振。……我随性作乐：打桥牌，打扑克，开车，坐火车，同我模糊地知道是庸俗的人们为伍”。家里过于丰盛的饭食很快使他在巴黎减下去的体重又增加回来。这新的形象令他不悦，他在寄给米歇尔的照片的背面写道：“瞧，我变成了庞然大物。我同‘自己’再无共同点，我为此而悲哀。”
两个年轻人在夏天的通信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讨论各自阅读的书籍。莫诺里推荐的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的《日记》无法吸引德里达。
请你原谅我的狂妄，我想对你说“私人日记”这种体裁对我始终有着过于强烈的诱惑力，它使人轻而易举地流露弱点，而我个人对自己过于克制，对此难以容忍。
比如，我这几天在重读收于“七星”丛书（la Pléiade）的纪德的《日记》，我必须经由一个无穷无尽的决定论之网来解释纪德。也就是说，我必须将他一笔勾销，才不会觉得这是一部即便不算智性败坏，也是愚蠢而天真的作品；而纪德在几年前还令我敬仰不已。<15>
不过，德里达还是怀着狂喜之情重读了《窄门》，还发现了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认为他十分出色。
按照惯例，杰基进入预科班第二年。大多数同学还和他在一起，新换了老师。哲学课的变化很大：阿兰的弟子莫里斯·萨文（Maurice Savin）取代了民主派基督徒埃蒂安纳·博尔纳。萨文来自费奈龙高中，人们说他被调离是因为他对姑娘们的兴趣过于浓厚：有些女生仍然以各种理由来路易大帝高中门口找他。萨文深具文学禀赋，热爱戏剧，常常在《现代》、《法兰西水星》和《圆桌》上发表文章。他在课堂上有时会提到普鲁斯特（Proust）、拉威尔（Ravel）、巴什拉（Bachelard）和弗洛伊德，同时告诫学生们不要在考试中引用这些名字。
尽管莫里斯·萨文多少有些现代派的取向，但他似乎并不像博尔纳那样欣赏德里达的风格。杰基的第一篇论文只得了满分20分的11．5分，这在路易大帝高中算是成绩平平。其评语严厉而认真：“不可否认，执笔人有哲学家的素质。关于历史方面的表述有太多的哲学。被概括的哲学无甚意义，因此您的开头部分使我迟疑甚至不快。但进入分析部分后，虽然语言过于‘专业’和晦涩，但您的文章变得生动有趣，表现出许多潜质。”在一段的确流于雕琢的段落旁边，萨文批注道：“我承认很难理解。请为读者着想……”德里达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用两页半篇幅的“附注”结束了作业。那是一些很短的格言式的段落，同论文的走向全不相关。最后一句占了一行，同主题相去甚远：“爱：投身于无量，于疯癫。”萨文的评语点到为止：“有趣但无用。”<16>
在预科班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杰基的确时有陷入疯癫之感。寄宿生活的管理比前一年还要让他痛苦。寒冷、糟糕的卫生条件，恶劣的饭食，私密感的匮乏使他难以忍受。有些晚上，他因为陷入情绪低谷而无法学习，甚至无法与同学交谈。
只有与莫诺里日益强烈的友情能让他忍耐下去。他们在音乐教室一起学习的时候——米歇尔有权持有钥匙，他们写作小说和诗歌，小心翼翼地投稿。但随着时间流逝，杰基越来越被一种严重而不明确的“疾病”困扰。他处在神经衰弱的边缘，睡眠很差，无法进食，常感恶心。
1950年12月，德里达的情绪降到最低点。因为不明的原因，他在圣诞节期间没有回家，独自待在巴黎——很可能在叔父家，因为宿舍关门了。他陷入一场真正的情绪危机，远离朋友，焦虑不安。在一封给莫诺里的开头已不幸丢失的信中，他试图解释自己的烦恼。一段时间以来，他感觉自己行进在“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难以到达，更别说了解的地方”。米歇尔好几天没有回信，事情并未好转。杰基前所未有地沉沦，也许想到自杀。现在，危机最深的时刻似乎已过去。
是啊，风暴已过去，因为最糟的情况就是风暴经过。我几乎决定这学期回阿尔及尔去，如果能同行政部门协调好的话。你的来信先是动摇随后又坚定了我的决心。我会在星期三见到你。我无法执笔，今后也将难以执笔。<17>
就在杰基回埃尔-比亚的家里休息之前，两个年轻人在巴黎短暂重逢。杰基整个第二学期都待在家里，冒着荒废整个学年甚至被开除的危险。开始的时候他无法写字，更别说学习。随后他开始了同米歇尔·莫诺里几乎天天不中断的通信，所有信件值得有一天全部发表：它们对德里达成长的重要性可同年轻的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通信相媲美。脆弱的杰基在阿尔及尔没有一个真正的对话者，他毫无保留地吐露心迹，之后再未如此。米歇尔虽然对困扰着朋友的神秘病苦感到不解，但还是表现出持续的善意：“由于我极度无知和缺乏洞察力，对你讲到的疾病我只有模糊的体会。”他劝杰基努力学习，并寄给他拉丁文翻译练习。那时的杰基还做不到这些，给最好的朋友写封信已是考验。
我在这儿的生活十分悲伤，难以为继，将来我会详细讲给你听。所有我能写下来的，所有我能说出来的都将无法表达这可怕的经验之万一。……我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自然而然的出路。啊！要是你能在这儿……
我所能做的只有流泪。……向着世界哭泣，随着上帝哭泣。……我几乎无能为力，米歇尔，为我祈祷吧！
我很不好，米歇尔，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接受这将我们分开的距离。所以，我也放弃试图穿越这距离的努力。<18>
渐渐地，剧烈的危机开始减弱，让位于“沉重而平静的忧伤”。杰基离开巴黎已三周。他开始读书学习，“等待赎罪的两个月过去”。为了避免再次沉沦，他想在复活节假期之后不惜一切代价成为走读生。此时他请求米歇尔“经常”给他写信。他希望后者帮他询问如何能够在社会保障餐厅就餐，那儿的饮食要比路易大帝高中的食堂更适合他。他也希望他寄来高师和索邦大学的拉丁文、法文和哲学史的考试内容。虽然他提出了很多要求，但两人的交流并非是单向的：米歇尔在哲学上感到困难，杰基便寄给他“一些关于美学的笔记”帮他丰富论文的写作，还说明自己对这些笔记并不满意。这50页的笔记让朋友得到了当年的最高分，更增加了对他的钦佩。
尽管有寄宿生的种种限制，米歇尔·莫诺里还是尽力为杰基的归来作准备。他开始寻找朋友微薄的收入能够负担得起的出租房间。他找到一个熟人，是学校卫生检查员，允诺写一封许可信让杰基能在社会保障餐厅就餐。米歇尔还给他寄了些练习，尽管觉得他很难在阿尔及尔进行拉丁文翻译：“你需要这暗淡的墙壁、缺页的字典，这灰尘和陈旧烟草的呛鼻气味，还有煮饭锅的咕嘟声。”<19>
杰基的信仍然充满感伤，但渐渐变得不是那么阴暗了。
只有六个星期了，然后我们又能一起出门，一起散步，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也一起在长长的互诉心声的间隙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将能倾诉书信无法表达的东西。米歇尔，我们能享受到宁静而彼此信任的欢乐吗？没有你我几乎不相信自己可以，但有了你我可以吗？……永不会放弃你，也不许你那么想的挚友。<20>
让·贝勒曼-诺埃尔也在忙着。他寄去了考试内容，还有高师笔试的时间表。让·多麦克则在一位名叫贝拉尔的夫人的家族的朋友那里找到一间很便宜的保姆房间。这房间位于拉格朗日街17号，离路易大帝高中很近，房间没有暖气和自来水，但光线充足，还有独立的楼梯。杰基立即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仍感脆弱，但已不再掩饰想要离开埃尔-比亚的急切心情，因为回家并不比寄宿制更让他好受。
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开始我尚能忍受，想着我学业会有进步，健康也将大为改观；而且那时我刚刚离开你，你还在我眼前，我们的通信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觉得自己很远，十分遥远。……米歇尔，别忘了我，我只有你的友谊。<21>
不巧的是，就在杰基即将回到巴黎的时候，米歇尔正在夏特勒饶的家里度过整个复活节假期。在最后一封信里，杰基谈到自己最近在重读《恶心》。在他刚刚经历了折磨之后，这本书对他有了新的意义。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世界对我显得不同寻常，让我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如奇迹般显现。我不再知道什么是自然或什么是自然的，面对一切我都痛苦地感到惊讶。至于我用的词，我采取的态度，我的姿势，我的思想，它们奇特地越来越像《恶心》里的罗康坦。我到现在一直自以为已理解、吸纳并超越了他的经历，事实上远非如此。……区别在于罗康坦没有朋友，也不想有。而我，米歇尔，我寄希望于你。<22>
杰基终于回到巴黎，从4月2日开始如释重负地过起走读生活。现在，下课后他可以自由安排学习和生活了。但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像个病人，睡得很早，只吃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的饭食。他努力学习，但仍不足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缺课如此之久，他第二年的成绩惨不忍睹——除了哲学，萨文认为他是个“扎实勤奋的学生”，尚“有希望”。法文课尽管“天赋很好”，成绩却“仅为中等”。其他科目的成绩均是平平，太多的作业没交。<23>
1951年5月28日，杰基在极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参加了笔试。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又大量吞食了苯丙胺和镇定药，他再次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考试的紧张感是最后一击。他写不出字，第一场考试交了白卷，只好放弃。几天之后，绝望的杰基向老朋友菲尔南·阿沙洛克倾诉了痛苦。他担心路易大帝高中在他如此混乱的一年之后不接受他进入第三年的预科班学习。而回到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是耻辱：他将不得不放弃对大学生涯的希望，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他做了最后的努力，找到法文教师蓬斯（Roger Pons）。蓬斯在很多方面属于老派，比路易大帝高中的许多其他教师更加传统。但他也许对杰基的处境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无论怎样，这次见面至少在心理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杰基在一年之后通过考试后给蓬斯的信中写道：
除了许多别的回忆，我感激的心情还让我记得1951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因一桩觉得无法弥补的事而沮丧万分。……我去请求得到您的建议，特别是鼓励。与您告别时，我放下心来，决定继续努力，尽管我以为永远无法摆脱那失败。能对您承认吗？如果不是那天早晨的拜访，我将不会继续在预料班学习，大概也不会在其他地方继续学业了。<24>
在圣雅克街另一头的索邦大学，一些教师对德里达的个性显然不那么感兴趣。他得通过好几门学士学位课程：在哲学通史考试中，他关于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题目只得了丢人的5分，而满分为20分。亨利·古耶（Henri Gouhier）的评语极尽讽刺，想必直刺其心：“答案因晦涩而出色……高超的技巧练习，无法判断其智力水平，但同哲学史无甚关系。需攻读笛卡尔（Descartes）。对马勒伯朗士无评判能力。等他愿意接受规则而非在应该了解的地方杜撰的时候再回来。失败对这位考生有好处。”“接受规则而不是杜撰”：这就是给未来哲学家的规划。如果说这傲慢的语气和因循守旧的态度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特征的话，它们所表现出的却是法国的大学在很长时间里对德里达的态度。其后的一切成功都无法令他忘却这样的句子。
7月初，杰基再次返回阿尔及尔。他大多数时候乘船，但有时也用便宜些的旅行方式：“作为半公开的，或至少是‘非正常’的旅客，乘坐那种看上去很不可靠的运输机。”这样的飞行很不舒服，而且颇为吓人：“半坐在成箱蔬菜中的小板凳上。”<25>
一到家他就给亲爱的米歇尔写信，后者也在高师入学考试中失败，沮丧不已。杰基认为能通过考试说明具有某种智力与愚蠢的奇特而复杂的混合：“那是种最廉价的奇迹。”他知道朋友不顾父亲反对想要离开路易大帝高中，进入索邦大学。想到无法再与米歇尔朝夕相处，他既担忧又悲伤。
像前一年一样，杰基感到阿尔及尔的夏天令他精神麻木。
我读书很少；我试着写作，但每次都放弃。我心比天高，但力所难及。对于无才者，思考是永无创造力的啊！
疲倦随着炎热降临；沉重的疲倦，就像我在考试时所感到的。<26>
他认为自己注定要长久忍受这无法治疗甚至无法理解的精神上的极度疲劳，故而有“这令人厌恶的无聊感，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担忧，没什么能动摇它，它蔑视一切。偶尔才有读书的兴趣或者毫无灵感的热情”。读书漫无目的，从《圣经》到萨特，还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克尔凯郭尔、提耶尔·莫尼埃（Thierry Maulnier）、埃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让·华尔（Jean Wahl）。“别被这么多的名字吓着：每本书都读不过七八页。我不会用别的方式读书了。”<27>但他将对其中的一些作家始终保持忠诚。他耐心地阅读柏拉图：“如果有足够的力量，我会为之充满热情。”他还怀着真正的幸福感重新发现了弗朗西斯·蓬热：“从没有人让我感到这么少的……惊讶。我为此激动。我会带给你《散文诗》。”<28>
阳光与大海渐渐重新发挥作用。杰基再次同少年时的伙伴塔乌松和阿沙洛克交游，但他感到一种愧疚。
这些天我任由自己被一帮伙伴弄得昏头昏脑，他们不顾我的意愿拉我出门到处逛，还开着我的车。大海、阳光、舞会、酒精、速度等带来了浑浑噩噩。重新体验年轻时的这些东西（别笑话我，我的年轻时代同路易大帝高中巴黎式的学生生活截然不同……），让我对之彻底厌恶，而且我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我有任何闪失。<29>
几周过去，双方通信渐少，德里达担心起来。如果米歇尔拿走友情和信任，杰基相信自己很快又会变成“一条卑微的小蚯蚓，自负、狭隘而萎靡”。他比以往更需要朋友的支持。
这儿有无数的考验刺激着我，夺去我的力量。即使在最为沮丧的时候，我也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状态。我睡不着觉，有时候夜里起来光着脚走遍每个房间，为的是听到家人熟睡的气息，祈求一点安宁或信心。为我们祈祷吧，米歇尔。<30>
莫诺里一直是奉行教规的天主教徒，这时正在一所修道院隐修。这正好让德里达有机会确认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不如说自己的焦虑。
像很多时候一样，我希望能模仿你，但我做不到。首先因为某种宗教“背景”让我无法这么做。其次，更主要的是我还太过软弱，如果不是太过焦虑的话，以至会将祈祷、沉默、必要的安宁、企盼和冥想变成精神上的懒惰。虽说这懒惰也许能够终结那可怕的折磨（结束与终点），但我尚未感到，大概也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有接受此种懒惰的权利——如果这预测不算太拙劣的话。<31>
1952年10月初，杰基终于回到巴黎。开始在路易大帝高中第三年的高师预科班学习之前，他必须面对那些学士课程考试，对此他几乎没做准备，非常害怕。通过考试让他松了口气，尽管成绩极为一般。随后他再次进入已轻车熟路的路易大帝高中。学年一开始他就同班里最年轻的同学之一米歇尔·欧库图里耶（Michel Au-couturier）结下了友情。后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最初的相遇：“德里达——我们那时候称他德尔——属于预科班里自视甚高的一群。他让我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总是令人愉快，而且同我在一起时几乎带着保护者的姿态。他有时对我说，我的金发让他想起两岁时死去的小弟弟诺尔贝。”米歇尔·欧库图里耶对杰基的才华印象极深，以至有一天在给姐姐玛格丽特看班级合影时说：“找找看能不能认出来那位哲学天才！”欧库图里耶在第一年就一举通过考试，和杰基一起进入高师，他们的友情将在那里加深。<32>
而米歇尔·莫诺里只在开学的头两个月待在路易大帝高中。他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在万圣节那天离开了他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预科班。他在夏普塔勒高中找到一份“寄宿教师”的工作，同时在索邦大学完成古典文学学位，并撰写题为《阿洛伊修斯·贝特朗与散文诗的诞生》的论文。这并不妨碍两个朋友仍然保持亲密。他们约在拉格朗日街的小房间或者离圣拉扎尔火车站很近的夏普塔勒高中门口见面。米歇尔有时拉着杰基去阿特内或埃贝托剧院。虽然比前一年好许多，但杰基仍然抑郁。在他“秘密而混乱”的信中，他为自己的沉默、恍惚和偶尔的无礼道歉。米歇尔·莫诺里在他的目光下有时觉得自己被肢解，“变得一无是处，只是个无用可笑的小东西”。“你的友谊迫使我谦卑。”<33>他给德里达写道。
在这预科班第三年期间，杰基同皮埃尔·富歇接近起来。后者也成了走读生，在与杰基同一个街区的卡特法日街租了间房，距植物园很近。同富歇的友谊不像同莫诺里那么感情化，更多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富歇说：“在预科班的第三年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早晨一起骑车去学校。午饭和晚饭一起去波尔-罗亚尔健康餐厅。它同路易大帝高中的餐厅比起来好多了：食物更好、更健康，气氛更愉快。总的说来，我们并非十分快乐，这大概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问题。我们刚刚摆脱战争和匮乏，没有任何职业规划，对未来的设想远没有什么玫瑰色彩。不过自从摆脱了寄宿的约束后我们的生活明显少了许多痛苦。我们常去看电影。有时候打桥牌，他几乎同喜欢扑克一样喜欢桥牌……我还记得1952年5月1日那天，杰基带着一束铃兰花来找我。这在两个男孩子中间很少见，我很感动。”<34>
至关重要的仍然是准备考试。虽然走读生活带来一些诱惑——有人说他同一名已婚女子有染——杰基这一年还是很勤奋认真地学习，没有忽视任何一门功课。皮埃尔·富歇回忆道：“大多数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他我才开始真正学习。我帮他学习拉丁文，因为我比他强；他帮我学英文，他水平很好。我在中学最后一年的哲学老师很糟，因此我的哲学较差。有个星期天晚上，因为不知道怎样结束一篇论文，我请杰基帮忙，他对我口述了整个结尾。博尔纳发还作业时，给出的评语毫无歧义：文章平平，但最后两页相当出色！”
几年过去了，路易大帝高中的哲学教育越来越难以满足德里达。他开始勤勉地阅读海德格尔，但无论博尔纳还是萨文都同海德格尔无相近之处。总的来说，预科班的学生甚少能接触到重要的作品，他们学到的更多是如何使用论辩法以及如何掌握论文的修辞法。因此，德里达自修海德格尔的作品。但在1950年代初，海德格尔的作品还很少有法文版。只有《什么是形而上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以及《存在与时间》的几章已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知道这些译本很难令人满意。1938年，亨利·科尔班将“Dasein”（“此在”）的概念译为“人之现实”（réalitéhumaine），这个译法后来因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而流行开来，而德里达后来认为这是个“在许多方面都怪异而糟糕”的翻译。<35>但当时德里达的德文十分有限，无法独立阅读原文。
距离1952年春天的高师入学笔试越来越近了，他不再像前两年那样焦虑。他这一年的成绩十分令人满意，无论教师还是同学都不怀疑他的成功。拉丁文仍然时好时坏，但第二学期有了“决定性的进步”。他在英文上被认为“非常认真”，尽管由于健康原因他常常缺课。在法文方面，这位“很好的学生”只需要小心“烦琐化的倾向”和“过度咬文嚼字”。
他的哲学成绩一直很好，这时开始出类拔萃。发还论文时，不擅夸奖的博尔纳常常表扬德里达的文章。第一学期他只拿到第三名，但平均分达14．5分（“各方面都极出色，有非常好的哲学素养”）。第二学期他名列第一，获得了路易大帝高中罕见的16分（“稳定出色的成绩，确定无疑的哲学素养”）。考试前夕，博尔纳让杰基准备最后一篇论文，主题显然是特意为他设定的：“您有哲学精神吗？询问自己，您相信文学和哲学精神是无法调和的吗？”博尔纳没有给这篇文章打分，只写下了这样褒扬的评语：“全文经深思熟虑。您应该能够通过考试。”
这一切都不能消除德里达的焦虑，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在最后一刻崩溃。这一次将是悲剧性的：如果再次落败，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将永远向他关闭。苯丙胺的诱惑仍然强大，但他试着不再大量服用。在第一科考试的前夜，他无法入睡，叫醒了租给他房间的两位老妇人，他同她们这几个月来相处甚欢。他喝着浓茶同她们聊天，最终重新回去躺下。
笔试相当顺利地结束。随后的几个星期，德里达准备口试。他更加担心，害怕失去自控。就算是有天赋且用功，进入高师可也永远不是稳操胜券的。在班里，只有塞尔、拉米（Lamy）、贝勒曼-诺埃尔、卡里夫（Carrive）、欧库图里耶这几人同他一道升入高师。其他出色如米歇尔·德基和皮埃尔·诺拉者均被淘汰，并为此终生难以释怀。
德里达终于通过了考试，他向法文老师罗日·蓬斯详细讲述了其中的种种。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此我们发现德里达是个出色的叙述者，尽管他后来称自己没有讲故事的能力。
我的考试最平常不过。唯一值得记述的就是口试，我表现平平，以至落后了十名。实际上我笔试得了第六名，比第一名落后4．5分，尽管我的哲学成绩十分令人失望。
在德文和古代史的口试中我落后了很多，我的应答很差，估计刚过零分。法文口试我得了很高的12分，但一切都让我不快。比如评委，至少他们的外表让我失去了愉快作答的兴趣。卡斯特克斯（Castex）先生带着先知般的神气，说出的判断却平庸、简短且肤浅。我同另一位评委对答较多，他更加严格，但在他四周和他的思想中漂浮着那种浸淫着官方文件、公证书甚至是中学会考手册的琐细陈旧的气息。
在这次口试中，德里达遇到的题目是摘自《百科全书》的一页狄德罗的文字，“一段颇为无趣的文章，一切都浮于表面，清晰准确”。他对这段文章的分析已经是德里达式的了，就好像他研究方法的大线条已然确定下来。
我认为这段文字是个陷阱，多疑而谨慎的狄德罗将自己的意图藏在字里行间，而从形式上看一切都是模糊的、潜在的、间接的、拐弯抹角的、复杂化的、隐含的、轻悄的……我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去发现每句话、每个词的一系列含义。我创造出一个精于曲笔的狄德罗，一个文学的独行侠，经得起反复推敲……
但同评委的对话似乎很困难，其中之一谢赫（Schérer）先生对考生提出反对意见。
——这段文章说到底很简单，您用自己的意思将之变得复杂和累赘了。比如这句话，只有这一点是明确的……
——在明确的意义上这篇文章并不存在，它在我看来毫无文学旨趣……
卡斯特克斯眼望天花板，忧伤地笑了；谢赫指着面前的纸说：
——没人不让您从一开始就把这话说出来。
归根到底，名次并不重要，关键是考上了。德里达自认尤其在意高师从此能够向他提供的物质保障——他将得到入门教师的薪水——还有家人的释然。把他送到巴黎对家庭来说是相当沉重的物质上的付出，三年来，这一直令他烦恼。
在这封长信里，德里达礼貌而优雅地对罗日·蓬斯的教育表达了谢意，尽管或者说多亏了他的某些简单粗暴。
我以不可饶恕的巨大狂妄相信，在预科班里，除了您本人和博尔纳先生，没有一位老师教给了我并非我早已了解或者能自己学会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其他人，当他们传授些什么的时候，教会的只是一门职业，一种技巧，一些客观有用的知识。我感到，在您身上，从您那里，我学到的当然是职业的一部分，但还有超出职业的东西：智力的诚实与谦虚，兴趣和严谨，不为虚假的深刻或似是而非的特征所欺骗，竭力以简单的方式抵达确定无疑的判断，将最大的善意与最大的清醒相结合。我从最早交给您的作业中学到了关于严谨的风格与智识的艰难一课。我今天仍然会倾向于当时盲目相信的混乱而夸张的所谓抒情性，但幸好对之有所控制。您的一些评语是如此尖刻，但我为什么从未感到受辱和被冒犯呢？那是因为有您在场。<36>
考上高师绝不意味着任何保障。口试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路易大帝高中同学、酷爱诗歌的克洛德·博纳弗瓦（Claude Bonnefoy）邀请德里达到位于图尔附近的普莱希斯的家族庄园里去。德里达大概并不知道自己置身于怎样一个右翼的圈子。克洛德的父亲勒内曾是皮埃尔·拉瓦尔政府的情报处长；他被判死刑，后于1946年减为终身罢免官职并没收财产。晚宴时，许多维希政府的旧人在座，其中一位女宾突然说：“噢，犹太人，我从远处就能感觉到他们，先生……”德里达大声反诘：“是吗？不错，我就是犹太人，夫人。”桌子周围立刻笼罩了一层肃穆的寒气。
几天之后，德里达给同学写了一封长信。他以坚定、沉稳的语气解释说，自己无权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尽管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肤浅的”。他的“犹太身份”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决定他，而且他对此从不声张，除了遇到明显的反犹表现时：这十分接近萨特在1946年发表的《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中表明的立场。德里达借此机会将法国的情况同他亲身经历过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几年前我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任何反犹暗示都会让我怒火中烧。我会做出激烈的反应。……这一切有所平息。我在法国认识了一些不曾表现出丝毫反犹情绪的人。我了解到在这个问题上智慧与诚实是可能的，在犹太人中间不幸流传的说法——“非犹者即为反犹者”——并不真实。这个问题对我变得不是那么迫切，成了次要的了。还有些非犹太人朋友教我将反犹主义同整个决定论联系起来。……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似乎更难以逾越，更加具体和可怕。在法国，反犹主义是或者希望成为一种教条，一系列抽象思想的一部分。它像所有抽象的东西一样危险，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不那么明显。归根到底，反犹的法国人只在针对他们并不认识的犹太人时才是反犹的。<37>
德里达确信，“若一个反犹主义者足够智慧的话，他便不会相信自己的反犹主义”。他希望再有机会同他的朋友及父母讨论这一事件。在回信中，克洛德·博纳弗瓦似乎并未领悟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我们庄园里所有的人都为那些话感到悔恨……这种话大概经常像口头禅一般脱口而出。”他将局势翻转，强调父母的困难处境，说他们此后成为“被正式抛弃的人，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仿佛为了让德里达忘记那句讨厌的话，他提议杰基撰写文章或小说向《巴黎人》投稿，这是作家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正准备创办的一份报纸，后者是克洛德父母的朋友，也出身于同样为纳粹合作者的圈子。德里达不会参与，但这件事似乎丝毫没有改变他和克洛德·博纳弗瓦之间的关系。
在艰苦的考试和漫长疲劳的返回阿尔及尔的旅途之后，杰基听凭自己沿着“通向此刻日常生活的天然坡道”滑下去，尽管不无负罪感。
疲倦、炎热，家庭在此刻完全令我迟钝。我无法阅读或写作。我只对轻松的娱乐感兴趣，无聊的游戏、阳光和大海……我感到这个假期我将一事无成。我暗淡而干涸。我还能恢复吗？<38>
他十分希望米歇尔·莫诺里能来阿尔及尔度过夏天的一些时光，但这是不可能的，倒是皮埃尔·富歇和邻居皮埃尔·萨拉赞（Pierre Sarrazin）来待了几周。“我们在阿尔及尔见到的杰基同在路易大帝高中十分不同，”皮埃尔·富歇回忆道，“他身穿阿尔及尔犹太人的服装，但与我们相处融洽。他的家庭由祖母和母亲主导，是个团结的大家庭，十分热情好客。星期天我们在兹拉达和金沙滩举办大型野餐。我很欣赏这个大家庭的和谐默契与宽容。平时我们常常陪他父亲出车到卡比利。总是由杰基驾驶，他开得飞快，十分享受，就像那个圈子里的年轻人。他有种自信，几乎是优越感。”<39>
这个夏天，杰基同两个伙伴一起发现了好些他此前不了解的阿尔及利亚城市和地区。晚上他们去电影院、赌场或长时间打牌。但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厌倦了这两个皮埃尔不间断的兴奋吵闹：“我没有力气总是带他们出门，我需要安静。”<40>他渴望孤独，终于把他们送到一个叔父家待几天。每一次被抑郁攫住时，他总是转向米歇尔·莫诺里。
多希望你能知道此时我是多么沮丧、茫然、干涸。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寻找一些精神或灵魂的新鲜气息，找到某种东西，哪怕多少类似于兴味和热情，一点内心的情感，同他人或自己交流的意愿。没有，没有，没有……迟钝、麻木、神经衰弱、委靡不振，这是灵魂的衰竭。<41>
他不想读书，更不想学习。也许是阿尔及利亚的氛围使他如此。他不敢完全放松，但情愿像加缪在《婚礼》中出色地描述的那样沉沦于当下。“在某种意义上，但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生活舒适得让人不愿读书，也或许就是不愿思想。”
但这个阿尔及利亚将很快成为回忆。
注释
<1>这是埃莱娜·西克苏的话，她在几年后经历了同样“小小的流放”。参见Si près，Galilée，2007，p．45。
<2>Franz-Olivier Giesbert，“Ce que disait Derrida”，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7／philosophie-ce-que-disait-derrida／1038／0／31857．
<3>Jacques Derrida，Lemonolinguisme de l'autre，op．cit．，p．75．
<4>菲尔南·阿沙洛克致德里达的信，1949年11月4日。
<5>XXX［Pierre Nora］，“Khâgne 1950”，Le Débat n°3，juillet-août 1980。这里还借鉴了让·贝勒曼-诺埃尔和米歇尔·莫诺里的描述。
<6>同让-克洛德·帕里安特的访谈。
<7>同上。
<8>同罗贝尔·阿比拉舍德的访谈。
<9>同让·贝勒曼-诺埃尔的访谈。
<10>Jacques Derrida，“Le cinéma et ses fantômes”，in Antoine de Baecque，Feu sur le quartier général，op．cit．，p．57．
<11>Jacques Derrida，“Gérard Granel”，in 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Galilée，2003，p．314-315．
<12>同米歇尔·莫诺里的访谈。
<13>路易大帝高中档案，简报1949—1950。
<14>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夏）。
<15>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夏）。
<16>这篇论文和其他许多论文一样被德里达终生保存，现藏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特别收藏处。他保留了在一些文章末尾加一段长长的附言的习惯，比如他为《现代》杂志创刊50周年撰写的文章：“‘Il courait mort’，salut，salut”，repris in Papier Machin，Galilée，2001。
<17>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0年12月底）。
<18>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1月）。
<19>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1951年2月）。
<20>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2月）。
<21>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3月）。
<22>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3月）。
<23>路易大帝高中档案，简报1950—1951。
<24>德里达致罗日·蓬斯的信件草稿，1952年9月10日。
<25>Catherine Malabou et Jacques Derrida，La contre-allée．Voyager avec Jacques Derrida，op．cit．，p．284．
<26>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年7月10日。
<27>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年7月16日。
<28>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29>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30>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1年10月2日。
<31>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1年夏）。
<32>同米歇尔·欧库图里耶的访谈。
<33>米歇尔·莫诺里致德里达的信，无日期。同米歇尔·莫诺里的访谈。
<34>同皮埃尔·富歇的访谈。
<35>“Les fins de l'homme”，conférence de 1968，reprise dans Marges，Éditions de Minuit，1972．
<36>德里达致罗日·蓬斯一封信的草稿，1952年9月10日。
<37>德里达致克洛德·博纳弗瓦一封信的草稿，无日期（1952年8月）。
<38>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无日期（1952年8月）。
<39>同皮埃尔·富歇的访谈。
<40>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2年8月15日。
<41>德里达致米歇尔·莫诺里的信，195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