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消失于山坡的少年
1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缓缓从小区门口驶过，停留在树荫下，打起了双闪。等在超市门口的我，知道这大概是绍田来接我的车了。
绍田姓孙，孙绍田。这是我第三次和他见面。前两次见，是上一次回乡，他出现在我和旧友相聚的酒桌上。
别的人，要么豪爽地喝酒吃肉，要么高谈阔论，唯独他，安静地坐在那儿，话不多。整晚的酒局，虽然他从头到尾都在，但却滴酒不沾。
为什么我会在手机通讯录里，将他标记为“绍田弟”。是因为，在上次我离开家乡之后，经常收到他的微信和电话。他录制了小视频，视频里是他带人在开垦自己承包的荒山，他发来图片，图片上。是他拍给我看荒山上新长出来的树苗。他每次打来电话，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多是些平常的问候，语音里的情绪，真实而自然，不像是初相识的人。
他一次次地唤我为“浩月哥”，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将他称呼为“绍田弟”了。
记得第二次见面，喝完酒之后，别的人都各自走了，他陪我散步回家。在路上，我们再次聊到了他为什么不喝酒的问题——在家乡，能喝酒而不喝，这是要承担很大的舆论压力的，他能扛住这么多人、这么多次劝酒，肯定有非凡的毅力。要知道，无论我自己不喝或者少喝的心有多坚决，坐到酒桌上后，很快也只有举手投降的份。
“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一事无成”，这是他给我的答案。我们行走在接近午夜的县城街道上，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夜空都亮了一下。很少有生活在县城中的人，说出这种带有锋利性与光芒感的话语。
“我想做一点事业，浩月哥”，他说，“我不想和别人一样。给我一段时间，两年，一年，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
那晚，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绍田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狱。他今年44岁，却被两次判刑，累计刑期26年，后来第二次刑期因表现良好而减刑8年，但也在监狱足足呆了18年。
人生最美好的那18年，被他葬送掉过。算了一下，去掉18岁之前的少年期，再减去在监狱的18年，他只有8年的时间，以成年人的身份与社会产生交集。
我们的那两次见面，是他第二次从监狱里面出来不到一个月。难怪，在我长达二十年的返乡生活当中，始终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
2
拉开车门，坐进略有些燥热的车里。绍田没有任何显得过于热络的样子，他平静得就像昨天傍晚我们刚刚见过一样。
我打量了他一眼，他穿着黑色的衬衣，袖口工整地扣紧着，戴着一付一点儿也不夸张的普通墨镜，手腕上，是一块我没法判断出价值的金色手表，再加上，车里播放的是经典老歌，这忍不住让我脱口而出一句话，“绍田弟，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从上世纪90年代穿越过来的。”
后来我想到，绍田会保持1990年代的打扮，是因为他与社会的接触与联系，他的审美，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第一次被判刑，是因为打架斗殴，替别人打架卖命，是他唯一能体现出自己“价值”的方式；第二次被判刑，是招待朋友后醉驾，触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入狱。而如果审慎一些，这两次坐牢，都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在进入中年之后，绍田对此进行过深深的反思与忏悔，但命运无法更改。以错误的行为，来保障自己活着并活下去，或者来赢得一些尊严，在我的家乡，这并非个例。
桑塔纳在县城里绕了几个街道，驶进了一个城郊的村庄，最后在一个门口停了几辆豪车的院落前踩了刹车。
绍田说，这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使用的一个会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是当地一个规模较大的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把会所开到乡村院落里，原本我以为，只有一线城市的富豪们才会想到这么干，没想到，绍田也弯道超车，提前向一线靠拢了。
一个很漂亮的院子。一棵很高大的桂花树，树荫占领了半个院落，桂花残余的香气，还在弥漫着。院子中间，是一条石板铺成的通往客厅的小径。靠近院东墙根，挖出了一条人工景观沟，里面懒散地窝着一些睡莲，有数条体型明显肥硕的金鱼，在悠闲地游来游去。
我对这个院子赞不绝口，绍田没有一句回应，似乎觉得我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他让我进客厅坐。客厅里，一名脸庞明显还带着一丝稚气的中年人，稳稳地坐在那里，给我们洗茶杯，泡茶，他是绍田的生意伙伴。
3
故事是从中午的饭桌上正式开始的。饭桌上加上中途赶来的一位老朋友，一共有四个人。临近开饭的时候，绍田的妻子来了，那是他新娶回家的，80后，坐在饭桌这几名70后中间，显得年轻许多。
我们倒上了白酒，绍田照例没有喝酒，倒上了一杯茶水。在简单地进行完山东那套标准的敬酒礼仪之后，我说“绍田，讲讲你的故事吧”。
故事乱如麻，从哪儿讲起呢，绍田不动声色，我知道他在梳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想要给出一个清晰一些的线索出来。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说“就从俺大（大，鲁南地区对父亲的称呼）对我说的一句话讲起吧”。
绍田有一个哥哥，他是家中的老二。在上初中时，父亲经常说一句话，“我们家穷到根上了，你们哥俩，如果不上进，最后肯定连媳妇都娶不上。”在过去，“娶不上媳妇”在鲁南地区，是对一个男人的最低评价。
哥哥面对父亲的打击，不以为然。但这句话却像响雷一样，在绍田心里炸完之后，留下千疮百孔的伤痕。他要努力，要好好上学，要挣钱，要有出息，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娶上媳妇。
在那个年代，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想要实现“娶上媳妇”的理想，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要么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跳出“农门”，要么敢于舍出一条命，卖力气挣上一点家底子。而绍田之所以经常被父亲唠叨，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学习不好。
学习不好，就只能通过劳动找回尊严。十来岁的绍田，想要赢得父亲的嘉许，他先是上山砍柴，砍一捆柴卖掉，挣上几毛钱。后来，又开始帮父亲卖豆腐，把父亲新做出来的豆腐，挑到县城里卖掉。
少年绍田拥有着同龄人都有的羞耻心，担心自己卖豆腐遇到熟人。他挑着豆腐担子躲避着人多的街道，在偏僻的巷子里穿行，也不敢大声吆喝。一挑豆腐经常卖不完，要沮丧地挑回家去，在父亲的叹息中，绍田心如刀割。
压垮少年绍田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天他在街上卖豆腐，远远看到两个女同学在走近。他扭过头去试图回避，但在女同学经过的时候，还是认出了他并喊出了他的名字。他弃担而逃，有些慌不择路。逃到家里，自然遭到了父亲的责骂，在那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家出走。
他描述了那个下午发生的情形：带着自己积攒的十几块钱，胳膊挎着简单只包了几件衣服的包裹，头脑一片空白但脚步却像发了疯似的奔跑上山坡，脚下是野生植物的牵绊，耳边是呼啸的风声，每一丝风都在发出让他惊心动魄的呼喊，告诉他前途未卜。
跑了许久，他终于敢第一次回过头时，看到的村庄，已经浓缩成小小的、墨色的一团，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4
“大连、抚顺、营口、哈尔滨、沈阳、牡丹江、大庆……”，绍田一口气说了东北三省他流浪过的诸多城市。他像三毛一样，住在大桥下，捡垃圾堆里的东西吃，路边乞讨，经常被饿得心里发毛、眼里放绿光。
为了混一口饱饭，绍田在路过某城一家工地时突发奇想，觉得只要能进入工地工作，挣钱多少不能保证，但一定能够填饱肚子。他找到工地工头，几经乞求，工地的工头答应收留这个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留他在工地上干杂活。
所谓的干杂活，其实是啥苦活累活都干。帮工友跑腿买烟，给垒墙师傅搬砖，挑水和泥，扎钢筋，打混凝土……绍田努力地博得工地上所有人的喜欢，很快所有人也都知道工地上有个勤快的小孩，他们喊他“小不点”，后来简称他“不点”。
有一天，“不点”搬砖磨破了手指头，几根手指血肉模糊，这一场景被路过的工地老板看见了，喊工头过来，了解情况后，担心因为使用未成年人会出问题，于是让“不点”到了后勤办公室，专门给老板服务，擦桌子，扫地，端茶倒水。老板外出会客或吃饭时，也会让他坐进自己的桑塔纳轿车里，带他见识社会。
我觉得，绍田现在的这份沉静，还有眼神里的那份淡定，包括语气中的那些平和，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一点点积蓄下来的。
“不点”很讨老板的喜欢，甚至开始进入老板的家庭生活。在老板和老板娘晚饭后休息前，他会给两个人端来洗脚水，等两人洗完之后，再端出去倒掉。有时候夫妻俩躺在床上看电视，也会叫他也到床上来，躺在他俩中间，让他一起看。
听到他讲述这一幕时，我们都忍不住笑。绍田没笑，说“他们真是拿我当自己孩子了。”“十多岁的孩子，就算躺自己亲爸亲妈被窝里看电视，也有点不合适了”，有人说。但绍田接下来的讲述，让我们相信，他的确遇到了拿他当亲生孩子看待的好人。
在工地呆了不到一年时，绍田得了一场奇怪的大病，老板把他送到了自己的母亲家，连治疗加照顾，整整四个多月，才让绍田康复过来，可以说，是这一家人，重新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在这期间，绍田曾回郯城老家一次看望父母，但上午到家，捱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呆不下去，他又像第一次离家出走那样，连夜也没有过，和父母一个招呼也没打，就又坐上客车奔赴大连了。
在那个时候，对他而言，他流浪的地方，他遇到的人，已经给了他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5
家与家，是不一样的。绍田在故乡的家，是一个四处漏风的“鸟巢”，而他在江湖上的“家”，有温暖，也有着血雨腥风式的危险。
在过去的年代，争抢工地的主要手段，不是文明的竞标，而是靠“实力”，之所以给实力打上引号，是“实力”当中，有很大的暴力成分。为了报答工地老板的收留之恩，也为了博得身边人的为他竖起大拇指，绍田加入了争工地的行为当中。
“不点”在竞争工地的过程中，很快大出风头，他个子矮，但行动如风，因为人聪明，很多次械斗中，他能够保全自己不受伤，但又能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很快，“不点”在异乡扬名立万，这两个听上去柔弱无比的字眼，成了让当地一些地痞闻风丧胆的名字。
绍田觉得迎来了自己人生最风光的时刻。他从以前每见到每一个人都谦卑地称呼对方“大哥”的人，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成了哪怕一些年龄比他大许多也喊他“大哥”的人。这样的滋味，具有某种成瘾性。直到因为参与一次集体斗殴行为，他被认定为首犯，判了一个重的，结结实实地在牢中蹲了十年多。
出狱后，没安份多久，又因为醉驾再次入狱十余年。
这是洗心革面的十余年。当年离家出走的少年，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监狱是座好学校。而一个能够反思的人，自己亦是一所学校。他开始教育自己。艰难的阅读，读古书，读经典，不求甚解，只求入眼、入心。他把路遥《平凡的世界》，完整地读过七遍。偶尔也写几句古体诗。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老老实实、勤奋努力，甚至有了些文化追求的人。
出狱后，他选择回到少年时两度逃离的地方，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在郯城的朋友迎接他重新回归社会的聚会上，在KTV里，有人在嘶吼着高声唱歌，有人趁着酒劲肆意地舞蹈，有人在用手机拍照录短视频，他什么也不做，滴酒不沾，一棵烟也不抽，安静得就像一名旁观者，甚至像一名入定的老僧。我知道，这样的人，一定是经历过内心漫长、痛楚的煎熬。
从2020这个被疫情笼罩、百业艰难的年份，跨入到2021年，这一年期间，他从两手空空，实现了连续完成自己人生的三件大事：付了首付买了房子，结婚，买了一辆车——这就是他说所过的，让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他。
“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出口。因为我无比确信，他是通过付出智慧、劳动，合法地得到了这一切。他有属于自己的魅力，会让认识他的人，成为他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帮助他。他的感情，纯粹，真挚，不带功利，但却意外地为他赢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他的朋友圈里，有一条他妻子用他的手机发出的视频，内容是这样写的，“这个对我执着又偏爱的男人，他不是最帅的，也不是最有钱的，却是把我捧在手心里的人，感谢先生的厚爱。”
视频里，她先是对着镜头微笑，然后手机摇向坐在司机位上的绍田，他如往常一样，不动声色中，带着些许若有所思。
6
我的家乡不缺故事。是因为我的家乡不缺绍田这样的人。
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浮浮沉沉，远走他乡，但最后大多又回到了他们这片他们出生并成长的土地上，把自己从一个连根拔走的人，再次变成一个重新又扎下根来的人。
有时候我走在故乡县城的街道上，看着这个城市的变化，会滋生出许多的感慨，我知道这些感慨，更多来自于那些隐身于城市背后默默生活着的人们。
他们在大多数的时候都缄口不言，但却学会了把每天的日子精确地分割好，一份用来拼搏、进步，一份用来生活、爱。
那天中午的饭局结束后，绍田开车把我送回了家。简单的道别之后，他要去自己承包的荒山上去看看。他栽种下的树苗，绝大多数都成活得很好，他要时不时地去确认一下，这些在贫瘠土壤里种下的树苗，还在蓬勃地生长着，不能被人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