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橙橙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01 四维空间，重新定义“存在”

如今，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特点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属性之一，数字时代注定重新定义“存在”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在现实和虚拟世界呈现自己的方式。互联网解开了物理世界的空间束缚，但在虚拟世界，物质化和实体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公众深陷在互联网之中，恨不得将自己的身体虚拟化，进入屏幕里的世界。

无处不在，互联网的新属性

我曾经说过，在葡萄牙写明信片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数字化已经悄然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说法有失妥当，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灵光乍现其实早就已经发生过。那是在新千禧年年初的都柏林，我和大学同学挑了一个工作日的晚上，陪着导师一同进城游玩。一帮性格迥异、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与他们敬仰的导师一起玩乐，那样尽欢的夜晚怎么看都不可能早早结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对于当时那个20出头、涉世未深的我来说，那个夜晚似乎让我体验到了人生所有可能的光鲜，浮华一梦，不忍猝醒。

从基欧酒馆出来的我们依旧觉得不够尽兴，于是决定转战马路对面另一家名为“地穴”的酒吧，我曾听闻导师经常在这家营业至深夜的酒吧里招待自己的朋友。酒吧狭窄的楼梯通向地下，服务生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不大的地下室里。酒红色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照片上方是一排排书架，摆满了书刊。在酒吧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巨大的香槟酒杯、几盏昏暗的落地灯和几个花瓶，每个花瓶里都插满了怒放的花朵。稍显局促的内堂映照在酒吧里那面巨大的镶金镜子里。酒吧书架上躺着一本《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³⁾，整个酒吧犹如一幅来自其中的精致插画。酒吧里的桌布洁白如雪，酒客们在精心布置的卡座里开怀畅饮，空气里弥漫着欢声笑语。

我们一行人把酒吧当中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导师慷慨地为我们点了一瓶香槟。只要不是极度迟钝的人，都难免会在面对这样的殊荣和待遇时觉得飘飘然。作为一行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处于彼时彼地的现实感。地穴酒吧以及酒吧里所有的服务生，无疑都在当下的空间中。但是眼前的现实却被一阵从腿部传来的震动打破了。我心虚地伸手摸进裤袋里，偷偷摸摸地瞄向桌底下的手机。发来信息的是一位南非晶石经理，他正在我头顶这座城市中的某处晃悠，偶然想起了我。这个经理是我到都柏林之后第一个交换号码的陌生人，我在爱尔兰展开新生活的另一个维度，轻易穿透了地穴酒吧装饰华丽的墙壁，把我从氤氲的同窗情谊中拽到都柏林夜晚的街头。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香槟，每个人的杯中都斟上了酒，但我的思绪却依旧游荡在黑暗的街头，盘算着自己的心事。

心有它所欲，眼前留不住。很难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部手机以及手机另一端那个向我推销晶石的南非经理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让我在千禧年初一个美好的都柏林之夜厚颜无耻地当着同学、老师的面，止不住地发短信。我没有发现慷慨请客的导师起身向我靠过来，想和我碰杯，我膝盖上不体面的小伎俩在他面前暴露无遗。等到后知后觉的我抬眼瞥见，却为时已晚，导师收回了酒杯，缓缓地坐了回去。祝酒碰杯可以说是社交场合调动气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由此，很少有什么比失败的祝酒更让人难堪的了。一个同学毫不掩饰他对我沉迷手机的嘲弄之情，坐在他身旁的导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劳伦斯，别偷偷摸摸的。”就像儿时父亲严厉的说教一样，这声训斥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以至于那次风波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与他人共处的场合被抓到发短信都会让我觉得十分不体面。

在地穴酒吧被导师指责偷偷摸摸，让我对多维生活从一开始就留下了梦魇。新千禧年的头几年，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新旧习惯交替，新纪元的降临伴随着日常生活里纷繁复杂的琐事。时光变迁，地穴酒吧里那部在桌底下躲躲藏藏的手机和桌上百态的我们都未曾料到，当年酒桌上的尴尬会在不远的将来跨越酒吧的围墙，数字设备会登堂入室，成为社交生活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但是在当时，我的心不在焉让周遭的人感受到了冒犯，我的貌合神离破坏了相聚的氛围。同学和老师抓到了同时“身处两地”的我，我一面端坐在盖着白布的酒桌边，一面又身处另一个维度中——一片可以感知却又没有实体的不毛之地。在那里，常识中用来衡量空间的广度、深度和宽度都没有了意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电影《4度空间大师》（4D Man），无论是片名为《邪恶力量》（The Evil Force）的英国版本，还是叫《恐怖大师》（Master of Terror）的美国版本，说的都是这部于1959年上映的科幻电影。电影的主角是一名醉心研究的科学家，他试图让自己的手能够穿越金属，最终却获得了随意穿越墙壁的异能。失了心智的科学家利用新获得的本事到处引发骚乱，但如果你觉得是能够随意进出银行金库的能力让他患上了失心疯，却也不尽然。

在电影中，穿越障碍物的本领对身体损害非常大——会加速这位科学家的衰老，最终让他的肉体不堪重负。然而，主人公悲剧的源头却不是在四维空间穿梭的能力，使其精神堕落的打击与其说来自肉体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发现心仪的姑娘爱上了自己的哥哥而由此引发的深深妒意。电影表面上讲了一个有关超级能力与堕落的道德寓言，实则不过是一出发生在二维世界里的三角恋。对于我在书里要讨论的问题来说，这部电影的主题并不重要。穿岩走壁的四维人为我们审视数字时代的自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类比对象。

四维人的肉体获得了在四维空间里穿行的能力，他得到的实惠不啻于开门撬锁。异化的身躯不受物理障碍的限制，如同一把血肉钥匙，能够打开任何物质。由此，四维人的身体不再受到三维世界物质存在法则的束缚。数字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与四维人类似，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故事比一部B级电影⁽⁴⁾还要复杂精彩得多。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人类在时间中的存在需要有身体作为物质基础。而在互联网世界里，身体存在的界限可以被忽略，我们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譬如平日里我们坐在某个人身边，却能透过屏幕向另一个不在场的人微笑，我们的思绪、形象，以及当下的所感所想都可以在某个人的口袋中化为具象。

在已经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对如何界定人类的身体和是否在某处出席的标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带来的“无处不在”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属性之一，这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意义上不合群、孤僻和离群索居的定义造成了冲击。我们可以身在一处，却神游四方，完全脱离于周遭他人的存在，犹如电影里进入四维空间的四维人。不过，那个爱吃醋的疯子科学家与我们不同，他只能穿过墙壁，而我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面墙的两边。

人们已经习惯于探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犹如讨论赏心悦目、惊世骇俗的特技表演一般。我在最近出席的一场午餐会上和别人谈论过数字时代生活中一些怪异的现象，还没等我说完，一位穿着得体的老先生就听出了我言语中对数字化时代的隐隐质疑，他放下自己手中端着的意大利宽面试图反驳我。“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说，“我每周都要和我16个月大的孙女FaceTime⁽⁵⁾，她吃完晚餐之后，会边跟我道别边抱抱iPad。”显而易见，在更多人有机会奔向世界各地的今天，FaceTime成了新的家人相聚时刻。对于这位祖父而言，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到孙女的生活中，享受天伦，又何必太在乎孙女抱的是他还是iPad呢？

人们需要的是相聚的感受，相比之下，相聚的形式倒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位老先生有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他们已然接受了这种“无界家庭”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尽管如此，他们对于数字时代的拥护反而为我描述这种生活方式的怪异之处提供了素材：一个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孩子把怀里的iPad当成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爷爷。冷冰冰的机器成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身体的替代品。我很好奇当老先生和他的孙女视频聊天时，他的孙女如何能够在看见爷爷熟悉的面庞，听到熟悉的声音之后抱着爷爷的头像，同时内心不甚欢喜：她怀里抱着的不过是一块冰冷的板子而已。小孙女也许还太小，还分不清iPad里的影像与真人的区别，这不打紧。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声情并茂的iPad算是爷爷身体的一部分吗？如果算，那么那块架在婴儿高脚椅上的长方形方块，应当算是爷爷身体的额外延伸，还是爷爷本人？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来自何处，又终于哪里？我们一面继续着三维空间里的生活，沿着人行道穿过老旧的街区，看着身边的汽车川流不息，头顶长云当空，有时又雨后天晴，砖墙湿滑，路灯昏暗。另外一面，我们都在涉足另一块奇异的土地，一片无始无终之地。我们需要怎样的体格才能同时适应两种不同世界的生活？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有谁又能说明白人在数字世界穿行时究竟是何感受？

我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想要从中找出一些能够用于比拟数字世界里空间特征的物象，挠痒痒先生⁽⁶⁾立刻就跳了出来。我非常害怕看挠痒痒先生，尤其有一幕，挠痒痒先生浅棕色的手臂松垮垮地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伸进来，着实把我吓得不轻。“没准他那长长的手臂已经搭在你房间的门把手上喽。”罗杰·哈格里维斯（Roger Hargreaves）曾经令许多小孩对夜晚的到来如临大敌。如今，各式各样的数码产品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升级版的挠痒痒先生，我们挠痒的手指能够轻易穿过厚实的墙壁，仿佛每个人都成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四维人。对于我们来说，墙壁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坚实了。

看不见又摸不着的Wi-Fi和蜂窝网络正在重新雕琢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过去人际关系之间竖起的“柏林墙”已然千疮百孔，墙的两边到处都是地下通道。我们钻进这些地道，可以轻易到达墙后的某处。而远在天边的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这些通道，立刻来到我们的面前与我们相聚。就算现代人很少能在现实生活中碰面，他们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也是全副武装，并且个个箭无虚发。四维空间在你来我往的交火中杀声震天，对社交的需求化作一支支精准的箭，射向他人的裤袋、膝盖或手掌。挠痒痒先生这次不开门了，而我们都成了圣塞巴斯蒂安⁽⁷⁾，身上插满了来自社交生活的乱箭。

四维人令人恐惧的原因是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住他的躯体。超然的肉体自由让他不同于任何人，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样的情形也由于互联网和四维空间的存在而日益凸显。就在不久之前，社交生活的部分定义还曾经根植于束缚之中：社交多多少少都意味着与其他人纠缠在一起。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想要找乐子的人通常会去酒吧，因为酒吧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身在其中的人除了互相攀谈和互动之外，鲜有其他心思。对那些想要寻求暧昧的人来说，有着高速翻台率的酒吧是寻求新鲜感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主动出击，最差也可以守株待兔。那些善于在夜店猎艳的人，对那层让年轻情侣如入无人之境的力场敏感至极。只要你是一个钟情于参加各种轰趴的人，就不会讨厌看到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耳朵大喊的场景，尤其是对方为了听清而竭力张开的下巴，这些都是临场者能够感受到的力场以及快乐的源泉。

然而，某些手机交友应用，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附近潜在的猎艳对象的名单，当然名单上的每个人也同样在关注着猎艳的人本身，从前酒吧里那种独特的气氛力场变得飘忽不定，酒吧设定的界限则荡然无存。一些酒吧已经沦落为一夜情的专属地，不再像从前那样鱼龙混杂，多姿多彩。陌生人随时可以带着毫不掩饰的意图，循着网络进入你的生活。来自两条街外某个人的短信可能像鸽子一样突然飞到你的窗前，但充满期待的关系往往稍有不慎，就会让人在结尾时落得灰头土脸。

在面对竞赛项目时，如今的人总是想尽办法利用互联网。我们超脱自身肉体束缚的能力惊人，以至《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⁸⁾这档节目不得不取消电话场外求助的环节。2010年，该节目的美国版率先移除了这个求助选项，因为多年以来，场外求助的对象与其说是参赛者的亲友，不如说就是搜索引擎。主持人梅勒迪斯·维埃拉（Meredith Vieira）对此无奈地解释说，几乎每个参赛选手所谓的求助对象其实都是“互联网先生”。英国版中这个求助方式被保留了更长一段时间。在后来的某期节目中，当一名英国参赛选手遭遇危机并提出求助场外亲友时，主持人克里斯·塔兰特（Chris Tarrant）不得不向观众证明，选手求助的对象处于绝对孤立的环境中，既不能使用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换作这档节目刚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额外的要求和证明显得多余且怪异。那些我们足不出户就会与世界脱节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

这种例子并不少见。还有一档名为《无的放矢》（Pointless）的智力问答节目，主持人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总会在这档午后竞猜节目里端坐在他的假电脑后面。这个节目依靠双人主持，奥斯曼负责在问题的答案公布之后为观众提供与之相关的统计数字或趣闻逸事。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无的放矢》的现场录制。现场观众里有人问暖完场的谐星为什么要在桌上放一台假电脑。“嗯，如果没有电脑，”那个演员耸耸肩说，“谁会知道奥斯曼是谁呢？”奥斯曼也曾经表示，“假电脑让我散发出一种权威的气息”。节目录制接近尾声，我们准备离开摄影棚走入仲夏的夜晚，在经过奥斯曼空荡荡的座位和他的道具电脑时，我感到心中涌起一股悲伤的暗流。

虽然可能是我太过敏感，但暖场演员的话不禁让我回想起《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翡翠城颁布的禁令：不要去看坐在幕布后面的骗子。在《绿野仙踪》里，幕布掀开的时候那个内布拉斯加江湖骗子还在着急忙慌地想要掩藏自己骗人的小道具，好在观众面前继续装大尾巴狼。而《无的放矢》摄制组玩的小把戏则正好相反。它仿佛是在大吼：“快看啊，我有一台电脑！”在桌子上放一台假电脑的目的是迎合观众脑海中对现代生活的预期，相较于一颗活生生、全知全能的脑子，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电脑才是解答万般疑难的正途。如果你想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仰仗这种技术产品。换句话说，虽然电脑是假，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多维世界的迷信却是货真价实的。

各色视频聊天平台——其中上线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应当算是Skype，构成了互联网生活中最生动形象的部分。就像那位神魂颠倒的宾夕法尼亚老先生，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沉迷在这些软件为我们带来的欢乐中，我们欢喜地用胳肢窝夹着家里人的脑袋，把他们从外面带到家里，或者让他们围着自己的房子参观，家人在我们手机里就像婴儿一样随着我们的步子上下晃动，恍如海上行舟。Skype是全球化势头正猛背景下，为了满足人类的社交需要而出现的一个优秀产品，但即便如此，Skype通话开始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总是自己。

有多少次在我们按下通话开始之后的最初几秒里，都会忍不住谨慎地斜着看几眼摄像头里的自己？撩一撩自己散乱的头发，或者缩一缩下巴，在看见对方之前，首先要确保自己光彩照人。另外，虽然视频通话能让我们见到一张久违而熟悉的面庞，但是无法进行眼神交流却让这种会面的社交意义大打折扣。你当然可以抬起头，让通话的对象感受到你和善温暖的目光，只是那样的话你就只能和冰冷的摄像头三目相对了。

无处不在的本事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活计，互联网不仅让我们的生活不堪重负，而且一旦我们对于社交生活的期待在数字时代落空，它带来的空虚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用电脑，并且沉迷Skype为你精心设计的功能不可自拔，那么你肯定会发现，自己每天的生活会时不时被社交圈里别人晒的新状态打断。Skype可不是什么善茬。有时候，你想要在家里安心工作，互联网却总是会不合时宜地闯进来：就像小时候妈妈教训我们的那样，现在的人总是在该睡觉的时候却不愿意关上手头正精彩的在线节目。在某些时候，接收这些短小烦琐的外来信息就像目睹夕阳西下天边渐行渐远的船帆，可远观却不可及，很容易让人心生抑郁。

而多数时候，社交圈里的人与我们徒有互动而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这同样是郁闷的来源。短信或者视频聊天软件的通讯录通常采用亮起或灰暗的头像系统区分在线和离线，面对一整列可以联系的人，我们却总是感到空虚和无聊。不仅如此，只要想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在一块屏幕面前摆着各种姿势就多少让人觉得别扭，就像已经停播的节目《这是你的生活？》（This Is Your Life?）⁽⁹⁾里在屏幕上助阵的亲友一样。在多数情况下，世故、腼腆或者忙碌促使我们维持着互联网里虚假的亲密关系。更现实的情况是，我每天总会看到一些曾经十分亲密的朋友在社交软件里的头像亮起，这些多年没有联系的名字占据了我的工具栏里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又在某个时候悄无声息地暗下去。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去猜测，头像的主人现在身在何处，又在做些什么。

出生于1936年的小说家拜厄特（A. S. Byatt）曾经写过，虽然她无法理解街头那些沉迷手机的人，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街上的陌生人总体看起来比以前的行人要高兴得多。如果你读过尤金·麦凯布（Eugene McCabe）的短篇故事《阿那郝连安家的音乐》（Music at Annahullion），可能就会对Skype的成功发自内心地怀有感激之情。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一座偏远的农场里，在那儿苟延残踹的三个中年人是同一家的三个孩子，无穷无尽、无孔不入的寂寥压倒了二姐，她在某一天发出感慨说：“真希望我们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个世上。”Skype和寂寥一样让人不堪重负，虽然很多人在读完尤金的故事之后，仍旧会觉得Wi-Fi路由器才是拯救阿那郝连安农场三兄妹的利器。

很难说互联网为什么如此消耗人的精力，对于我自己而言，视频聊天的问题在于它让人无休无止不得停歇。以往在通电话的时候，虽然没人喜欢在电话里和别人陷入尴尬的沉默，但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下被电话线牵住的两人也许正好能够体验什么叫无声胜有声。电话里的沉默就像一条结实的麻绳，牢牢地把两个人绑在他们共同的世界里。诚然，通话难以为继的情况不会让人高兴，也是所有人极力避免的，只是它并不总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如洪水猛兽一般。但一旦事情发生在Skype上，情况就不同了。我总是能够感觉到在Skype上闲聊的时候陷入沉默是一项百口莫辩的罪过。沉默的心意能够顺着弯弯曲曲的电话线传达给话筒那头的人，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同样的心意却很难穿透电脑的显示屏。

细想之下，也许有人会发现，相较于传统的电话，视频通话其实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会面，也因此它需要投入比打电话更多的精力。如果不是Skype，可能我们也不会发现原来交流中友好的停顿意味着与他人感受同一种气氛，共情需要的仅仅是与他人在同一个地方面对面，比如同处一室，共同看见屋内的摆设，感受到穿透窗户的温暖阳光，共同体会这些就可以为两个人的谈话平添几分别样的味道。人们无疑能够更充分地利用Skype，而不仅是用它来聊几句天而已。Skype的视频功能够使你在读书、做饭，抑或是收叠衣服的同时，时不时地登进系统然后对显示屏里的朋友打上几声招呼。许多人忽略的正是这种会面方式的迷惑性。与朋友的视频会面到底发生在哪里？你是否身居此间，对方又身在何方？我们是在显示屏发生的这头，还是那头？对于这种“不算是面对面”的会面方式，一直存在一个不受关注、也极少被讨论的问题：别人视频里的人真的是你吗？分身术可不是谁都会的本事。

分身有术，“这里”还是“那里”

在过去，我们把一个人可以无处不在的能力称为白日做梦。挠痒痒先生总是会出现在热闹的地方，无处不在，无乐不欢。与之不同，在现实生活中的三维世界里，一个人如果想做随叫随到的及时雨，那种马不停蹄赶场的生活除了带来无尽的孤独感之外，不会有任何社交意义。19世纪末，正统的英语作家对描写和刻画人性的孤寂尤为热衷，他们认为孤寂是人性的基本构成之一，这种风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小说《淑女本色》（The Portrait of a Lady）里，作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最满意的一段文字描写的是一个夜晚，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彻（Isabel Archer）独自坐在空荡荡的会客厅里，身旁只有苟延残喘的篝火，她的脑海里满是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和他们失败的婚姻。

在这个场景里我们能够看出什么？首先从写作技法上来说，这一段描写可谓前无古人。它的情节推动完全依靠主人公的内心思绪，而非外在事件。詹姆斯就像在拍一段野生动物纪实，他的镜头欣喜地捕捉到了一种常见但又长期游离于人们认知之外的物种：孤寂的人类。伊莎贝尔浸淫在自己的思想里，深挖自己的心绪，让刻意隐藏的不快和悲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段情节里，伊莎贝尔独自孤坐，只身面对自己灰暗的生活。她反复地想着丈夫，回忆他过往做事的动机以及做人的心术，这让丈夫的形象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不堪。伊莎贝尔最后得出结论：“他就像一个在海滩上闲逛的胆小鬼航海家，假装期待海浪涌起，却从来没有真的想过乘风破浪。”

詹姆斯向我们描绘了如何通过思考他人的生活来反思自己。伊莎贝尔明明一直想的是自己的丈夫，却鬼使神差般地想起自己应当“坚持自我”。詹姆斯在这里把人类刻画成了平静与呼啸的结合体，尽显他的高明：虽然伊莎贝尔的身体孤单而平静地坐在会客厅里，周围只有昏暗的蜡烛相伴，但她的神智毫无疑问没有安稳地留在那个房间里。詹姆斯告诉我们：“伊莎贝尔行走在所有这些卑劣可憎的猜测中，直到她完全迷失了自我……然后她终于冲出了这座迷宫，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但伊莎贝尔的神游并没有让她超脱肉体，反而让她感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被囚禁感。伊莎贝尔明白了丈夫是如何让自己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的。“高墙四起，”詹姆斯写道，“她从未能够逃离，余生也将在四周围墙的囚禁下度过。这座屋子就是她黑暗的未来。”

在另一个场景里，伊莎贝尔不过是一个坐在火炉旁边的普通姑娘。但通过描绘这个静坐在偌大会客厅里的姑娘脑海中浮现的现实世界，另一个与外界人事全无关联的场景跃然纸上。他人的存在往往会打断我们深入内省的思绪，在伊莎贝尔试图进入沉思的时候，她的丈夫一直陪伴在场，这让她心绪不宁，难以集中精神。人对于同类的存在有着天生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詹姆斯之后，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们前仆后继，着力在作品中刻画着两面一体的人物，他们内心自省、神秘而封闭，外在又往往圆滑世故。这种套路化的创作犹如在搭建一座夏日祭晚会上的华盖，或者电影《证人》（Witness）里门诺教社区的谷仓。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写下下面这段话时，显然不曾想到在遥远的未来会出现像Facebook这样的东西。

即使从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来看，也没有谁在所有人的眼中是一样的。人不同于账本，也不是遗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的社会人格，其实诞生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笔下早起去城里为筹备的派对买花的达洛维夫人，觉得自己“恍惚间，似乎在孤身一人前往无人的海边”，甚至感觉自己“同样属于这个世上素昧平生的人；而对于自己的亲人与朋友，她就像一阵弥散在他们之间的薄雾，他们将她托起，犹如树木枝头托举的雾气，她见过那样的景象。而她并没有因为有枝可栖就停滞，她的人生，她自己，都在不断探索和延伸。”

尽管对人与人之间的互联性了然于心，但是伍尔芙描写的角色却对人的边界性异常敏感。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的丈夫在伍尔芙第一部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中亮相时，不禁感慨道：“我们都不过是漂泊在汪洋之上的冰山，何其孤独！”在《奥兰多》（Orlando）里，俄罗斯女士萨沙成了一个若即若离的角色：“无论她说什么，不管她表现得如何开放或是搔首弄姿，她总是有所隐瞒；无论她做什么，不管看起来多么果决，她都有所保留。”

萨沙的神秘感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她对自己外邦人身份的无奈，但伍尔芙试图传达的信念，似乎是我们每一人都是行走在世间的外乡人，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而事实可能的确如此，悲伤而动人。达洛维往会客厅的窗外看去，透过邻居家的窗户看到隔壁老妇人在自家的一举一动，她觉得孤寂是人类“最神秘”的情感。她给这种情感取了一个名字，称它为“灵魂的隐私”，她觉得，“我在这个房间，而你在另一个房间。宗教从来没能改变这一点，爱情也没有”。

那Skype可以吗？Skype解决孤寂感的方式，是试图把一个房间塞进另一个房间里。毕竟，社交媒体有一句非常流行而响亮的口号：同处一室，你我无间。正如伍尔芙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延伸。但也有人反对说，这种延伸根本无法代表我们本身，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依旧不多也不少，由我们的身体所界定。那么，这是不是说即便我们在网上收获了那么多的关注和点赞，那么多的点击和转发，那么多的顶和踩，每个人也不过还是那座漂浮在汪洋之上的冰山？

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革命性冲击，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是这样描写的：“生活在当下的这代人，他们曾经会乘坐用马拉动的有轨电车去上学，而现在他们生活在城镇或市郊，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头顶的云朵还是当年的模样。世间硝烟弥漫，到处杀戮横行，他们能拿来与之对抗的，仅仅是自己渺小和脆弱的身躯而已。”今天发生在服务器“云”端的数字化革命，虽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但它似乎把人引向了渺小、脆弱和孤寂的反面。数字时代的孩子们热衷互相侵占他人的空间，并从中汲取生活的养分。他们以互联网世界中的纷繁社交衡量各自的能力，就像肌肉细胞用承重测试本身的韧性。

数字时代雄心勃勃的未来，注定将重新定义“存在”的意义，重新定义我们如何在现实和虚拟世界呈现自己的方式。当作家兼导演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被问及他对未来社会的看法时，他稍作迟疑，反问了一个网络经济从业者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怎么确定我的身份？”

我所知的有关于我身份的一切，都源于我的实体。当我的身体在这儿的时候，我就在这儿……要紧的是我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首先要确认我是否在场，而我是否在场则是由（我的）身体界定的。

米勒对自己的理解完全站在三维世界的视角，他对现实的理解犹如来自乘坐马拉电车的过去。而今天的我们忙于维护和应付自己在互联网世界里的新身份，正在目睹“这里”和“那里”的定义发生剧变。无处不在的生活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不过这种瞬间移动的本领反而让人时常心生缺席的感觉。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同时参与多个社交场合，但你是否曾经怀疑过，这种所谓的社交其实并没有让你真的去到任何地方。这个时代还在摸索如何定义和处理这种新的空间关系，如何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已经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如何能把心思放在别处的同时，让自己看起来还留在原地。

我是那种会在公共交通上偷偷观察坐在对面陌生人的老派家伙，我们来看一个我曾经偶然目睹的情景。那天在伦敦皮卡迪利铁路线上，我留意到一位母亲侧身靠向了她旁边的座位，并与她看上去刚成年的儿子小声争执着。我听到她轻声提到了“不成熟”这个词。“妈，我不想和你在列车上谈这事……你每次都这样。”然后我听到那位母亲提到了钱；她的儿子开始读自取的免费报纸，想要从铺在他膝盖上的体育版里寻找一点儿清静。面对儿子不甚热情的态度，那位母亲缩回了她的座位里。没过多久，她又笑盈盈地凑了上去：“我们别谈刚才那事了……那太扫兴了。”她从自己包里掏出一张纸，像购物清单一样把它摊开、展平，高高举到儿子的面前，然后开始佯装朗诵纸上并没有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这名少年不像那种会买她母亲故意卖蠢的人情，然后一笑了之的人。他的冬帽上缝着一块小小的、红色的切·格瓦拉剪影，脖子上挂着一副在青少年中很流行的黑色蓬松双筒耳机。那位妈妈不停地大声朗读，满脸堆笑，而他的儿子盯着纸上的折痕，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远远地观望一场聒噪而乏味的表演。

母亲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不感兴趣？没关系，”她轻轻地说着，同时收了收胸前的围巾，稍微有些寒心于儿子的冷漠，“看书吧。”她叹了口气，开始用手指翻阅一沓《都市快报》，她的眼睛深陷在拱形的眉骨下，草草地扫过每一页杂志，对那些根本没看进去的内容做着夸张的反应。她身边的儿子也兴趣索然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报纸。看着他们两个极力装作在看书，我都能想象到他们脑海中充斥的白噪音。

没过多久，母亲放弃了装腔作势，她把杂志丢在一边，掏出手机，开始专注地在手机上输入文字。而她的儿子依旧低头盯着膝盖上的报纸。没过多久，母亲的嘴角不自觉地流露出被手机吸引后深深的笑意。她时不时因为对手机的专注而眉飞色舞，和儿子之间的气氛也逐渐趋于缓和。她的儿子拉了拉膝盖上的牛仔裤，然后又拽了拽裤子的腰身，翻动杂志的速度也逐渐变得自然。我一开始摸不着头脑，想不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平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随即我就意识到，两人关系的缓和是因为母亲已经“离开”了。

如果用载人航天技术来打比方，那么智能手机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航天器，天体物理学家会告诉你，智能手机帮助注意力逃脱地心引力所需的加速度要远远小于传统的阅读。列车上的母亲自得其乐地沉浸在手头的聊天软件里，互联网无孔不入、让我们无处不在的副作用可见一斑：面对近在咫尺的同伴，我们却经常貌合神离。现代人的社交生活如同一场持续不断的拉锯战，我们习惯了在别人的视野里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和这个人聊上一分钟，然后马上奔赴与下一个人的谈话：“我想跟你问一下……”“稍等，我回一下这条短信……”“比尔·默里（Bill Murray）有没有演过《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我们来看看IMDB⁽¹⁰⁾怎么说……”你充满歉意的“稍等”一般会让别人等多久？如今，间歇性的消失已然是普通人见怪不怪的生活常态。

我们生来就不安于落地扎根，犹如亨利·詹姆斯笔下坐在壁炉旁边的伊莎贝尔，思想总是极力想要挣脱皮囊。你也许会说，意识是每个人穿越时空的通行证，但是我们通常更愿意徜徉在自己的思绪里。青少年的不安分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放飞自我最常见的法宝是兜里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我算不上是音乐发烧友，我的流行音乐启蒙是布兰迪（Brandy）和莫妮卡（Monica）的《我的男孩》（The Boy is Mine）。但回望那段青葱岁月，我能看到自己稚嫩的耳朵里塞着耳机，随着耳朵里传来的韵律节奏蹦跶在大街上，音乐每每都能把我带到另一个惟妙惟肖、无拘无束的平行宇宙里。

我会现身温布尔顿⁽¹¹⁾，精神和肉体与玛蒂娜·纳夫拉蒂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¹²⁾合二为一，我们双剑合璧，在赛场上无往不利。画面一转，当熟悉的电视剧主题曲响起，我又出现在了黄金档的节目里，烟雾升腾中一张帅气的脸庞浮现在荧幕上，我的名字从底部徐徐升起。在最低调的幻想里，我会想象所有令我垂涎和仰慕的人聚集在一家夜总会里，只为一睹舞台上搔首弄姿的我。

要说至今为止最恬不知耻的白日梦，那就是我曾经幻想过如果底特律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天灾，作为享誉国际的当地艺术家，我的名气让我有幸与成就相当的麦当娜和艾米纳姆⁽¹³⁾一同受邀出席一场慈善音乐会。演出的效果无与伦比，我们的“底特律三人组”轮流用各自的风格演绎艾米纳姆的《迷失自我》（Lose Yourself），兴致所致，情到深处，舞台上的我们难以自禁，相互亲吻，整场音乐会的氛围完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不得不说，我曾经年复一年地借着白日梦的传送门逃脱现实。就连《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的主题曲，当它前奏里嘈杂的电吉他响起，也偶尔会让我浮想联翩。

时光逝去，我的传送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当时我还不得不为听上两首歌而徒劳地拍着那块砖头的背板。当时，恰逢年轻一代的职业网球运动员中兴起了一阵风潮，他们喜欢在赛前进场时随身佩戴自己的MP3，我看在眼里，而我的老式音乐播放器也看着我。它大概是看穿了我移情别恋又举棋不定的小心思，妒意盛极，含恨而去。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安迪·穆雷（Andy Murray）和萨比尼·利斯基（Sabine Lisicki）的名字都在我当时的“记过名单”上。

以小见大是观察自然亘古不变的法门：稻花香里听蛙声，王谢堂前燕弃巢，丰年依旧，物是人非，今年的帝王蝶群如期而至，是铺天盖地还是可数寥寥？作为当年安大略湖地区网球巡回公开赛青年组的落选选手，身负9个温布尔顿站空想冠军头衔的我，对网球单打赛场上的细微变化异乎寻常地敏感，单打赛场是典型的个人荣誉修罗场，置身于封闭的竞技环境考验着选手的自处能力。在我眼中，网球选手自处方式的变迁紧跟互联网的发展，彰显着社交生活中对“在场”和“缺席”的意义理解。

网球比赛历来非常考验选手的自处能力，比赛中的运动员必须身在赛场，心无旁骛。作为最个人化的竞技体育赛场之一，网球比赛的舞台上要求参加演出的每个演员都必须全情投入，孤军奋战。竞技场上的孤军奋战是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犹如歌剧中的演员必须目无观众一样。昔日比赛中，任何不和谐的介入都逃不过选手和观众雪亮的眼睛。1999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决赛阶段，玛蒂娜·辛吉斯（Martina Hingis）越过球网到施特菲·格拉芙（Steffi Graf）一侧的场地质疑球的落点，全场观众对辛吉斯标志性的目中无人报以了激烈的嘘声，裁判裁定格拉芙获得额外的一分，以示对辛吉斯的处罚。

在辛吉斯越线事件的10年前，也是在法网上，莫妮卡·塞勒斯（Monica Seles）在比赛开球之前向对手吉娜·加里森（Zina Garrison）赠送了一束鲜花。欧洲体育频道解说这场比赛的两位评论员当即认为，加里森应当投诉塞勒斯的行为。网球选手在比赛中积累的孤立感往往会在终了的那一刻化为完全的宣泄，辛吉斯惜败于格拉芙后得到了母亲的安慰和鞭策，雅娜·诺沃特娜（Jana Novotna）抱憾温布尔顿后泪洒肯特公爵夫人的肩头⁽¹⁴⁾，而这种悲伤的力量也是她们日后重返赛场的支柱。

耳机的出现给网球场的这份孤立感上搅起了几许波澜。截至2013年年底，女子网球最顶尖的两位选手——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和维多利亚·阿扎伦卡，都与Beats by Dre耳机公司达成了合作赞助关系。我曾经注意过，威廉姆斯总是在入场的时候把耳机挂在自己脖子上，不过随后就会摘下来，似乎并不打算用它。个人音乐播放设备不能算是纯粹的数码技术，不过它在网球场上的出现却是数字生活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侧面印证。我们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有随身听和CD机，但是我不记得有哪位网球选手曾把它们带到过赛场上。

运动员近来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在四维社会里，我们已经对剥离自己部分的存在感到习以为常。日常生活中需要全神贯注、身心统一的场合越来越少，现代运动员们对注意力完全集中的认同感已大不如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随身听问世之初曾引发过担忧，人们担心这种机器会模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线。一面沉浸在音乐里，一面在街上赶路或者搭乘公交的行为在耗费了颇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大众所接受。即便如此，这样的做法在当时也被主流社会视为不良青年的标志。

如今，便携音乐设备是老少咸宜的数码产品，我们对它的解读也从彰显使用者反社会人格的标志，转向了为我们提供片刻安宁的数码移动设备。虽然可能人人都是白日梦想家，但是过去如果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躲进音乐的世界里，很容易被别人视作为人处世不够圆滑或者脑子有问题，也会有人走到眼前冲我们挥手。但是在今天，我们却能容忍别人随时参与和离开一场对话，都能习惯身在眼前而思绪飞到天边的那个人。

兜售现实化的虚拟身份

互联网诞生之初，时空便捷性是网络先驱和早期拥护者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东西，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互联网反倒成了把人同时束缚在不同地方的诅咒。就像那位趁着在厨房里吃饭的空当还要见缝插针地和孙女视频聊天的老先生一样，互联网先驱们当初的预期与今天的现实正好相反：互联网将成为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让人类挣脱自己的肉身。人们当时懵懵懂懂地认为，互联网是由物理世界进入虚拟宇宙的门票。使生活虚拟化的诱惑是早先人们对互联网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6年，作家兼活动家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发表了一封题为“电子世界的独立宣言”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地抒发了对互联网未来的无比乐观之情。这封公开信的收件人为“工业世界的各国政府”，巴洛在信中警告他们，工业社会管理和控制民众的传统手段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将没有市场。“你们对财产、言论、身份和社会背景的法律定义不再适用于我们，”巴洛在信中写道，“和你们不同，肉体不再是我们的身份标签，所以物理世界的规则在这里没有约束力。”不过，虽然巴洛被摆脱物理身份的前景深深吸引，他对网络模糊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先天矛盾却心知肚明。“互联网世界无边无垠却又无始无终，它无所不包却又是无人之境。”

如今，距离巴洛发表这封公开信已经过去了20多年，眼前的互联网正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牵扯我们的生活：对于人类的肉体而言，互联网解放了物理世界的空间束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在虚拟世界，物质化和实体化的趋势却在愈演愈烈。换句话说，曾经无名者横行的无主之地、无人之境，如今却受到了多方围剿，人们正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实体化虚拟世界，给每个身在其中的幽灵打造一块可供识别的标签，在现实世界，这块标签则相当于乔纳森·米勒所说的“生命燃烧的火油”。这一切手段的目的旨在验明身份。四维人类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磨得一身老茧在所难免。

网络诞生之初，我们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连接此处和彼处的空间转换工具，仿佛让我们拥有了移形换影的本事。空间超越也是公众纷纷为它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1994年，微软前卫地以一句疑问句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今天你想去哪儿？”一年之后，微软发布了一款名为Internet Explorer（IE浏览器）⁽¹⁵⁾的浏览器，名字里透露着一股浓浓的野性气息。IE浏览器从诞生伊始就和死对头Netscape Navigator⁽¹⁶⁾（网景浏览器）较上了劲，竞争的结局是微软大获全胜，把昔日名称中同样充满旅行遐想的前辈兼对手踩在了脚底。

2003年，当时还不是万人迷的史蒂夫·乔布斯发布了苹果自家的首款浏览器，也许是自觉免不了与旅行有关的俗套，乔布斯把苹果的浏览器命名为Safari（游猎）。互联网最初吸引大众的主要特点，正是它营造了一个鼓励个人创造力和尝试不同新鲜事物的虚拟空间，可能连微软公司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初的口号有多么贴切。人们可以在网上寻找各式各样不同的体验，沉迷得不可自拔，“今天你想去哪儿”到后来几乎演变成了“今天你想去哪儿醉生梦死”。不仅如此，势单力薄、人微言轻的个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抱团取暖，发光发热。作为一块区别于现实世界的法外之地，互联网很快引发了认知方面的危机，只不过这个危机不是“我是谁”，而是“你是谁”。

说到互联网里的身份识别，很多人能够想象的情景是一个中年宅男在网络世界里假扮女生，晃着一条电子马尾辫混迹于各个女学生论坛之间。现实中的偏执狂们在网络世界里全副武装，他们最称手的武器被我们称为“马甲”：马甲是指网络上档案信息千篇一律的虚假账号，常常有人痴迷于用马甲在聊天室里挑起话题性的争端，博取关注。我曾经短暂体验过互联网上这种诱惑力十足的自由，当时我和好友克拉拉两人挤在她宿舍的一张凳子上玩一款在线的看词猜句游戏，我们起的用户名叫糖糖。我从那次并不算愉快的游戏体验里学到了两件事：第一，与克林顿－莱温斯基性丑闻有关的题目逃不过我的法眼；第二，在得分后和竞争对手调侃打趣肯定会招致恶言恶语，如“你去死吧，糖糖”。

互联网匿名活动的兴盛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大背景不无关系，揭露他人隐私的习气风靡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八卦消息对他人的性别和性取向尤其感兴趣。那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其实是一条狗。”随着这句话的走红，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二元的刻板标签很不可靠，例如男性和女性、是狗和不是狗，并且太容易成为虚拟身份的幌子。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治层面。举个例子，如果在网上自称同性恋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那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又是在为谁争取怎样的权利呢？学者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迫于舆论的压力而把自己划分为“女同性恋”，她表示自己并不认为在生活中有区分“女同性恋”和“传统性取向女性”的必要，考虑到这些概念都脱胎于保守的传统观念，巴特勒无奈地把自我标榜为女同性恋称为“不得不犯的错误”。

和身份认同危机相辅相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不是人们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而注定将成为现实世界的政治映射。研究互联网的哲学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一直认为，网络世界的最初构想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里的黄粱美梦”，互联网不是人们想象中推进民主权利进程的“虚拟世界市政厅”。如果我们必须把现实世界的身份带到网络世界，那互联网奉行的政治不啻于实名民主。由于匿名招募公众支持的难度很大，通过部分牺牲互联网自由性行使公民权利的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巴特勒所说的“不得不犯的错误”，两者在多此一举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莫罗佐夫为互联网吊唁的恸哭声犹在耳畔，许多人却发现虚拟世界市政厅的遗址是一处辩论和控诉的绝佳场所，人们进入互联网，不再是为了逃避现实，反而是为了站出来高声疾呼。

公众在互联网世界浸淫得越深，就对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一一照应越发笃信，恨不能将自己的身体虚拟化，进入屏幕里的世界。网络世界的神秘感正在逐渐褪去，日常生活中上网和去一趟市郊之间的差别正变得越来越小，公众期望在虚拟世界里看到和物理世界相似的规则和情景。如今，我们已经与巴洛当年掷地有声的呼喊渐行渐远：“网络世界不属于任何国家。互联网不同于任何已有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你们没有这个本事。互联网的建设是所有民众自发行为的总和，你们没法对它指手画脚。”

2013年年末，英国政府的国家网络安全规划项目发动了一场名为“虚拟市井生活”的运动。地铁电视上每天滚动播放着一系列动画短片，动画里的角色总是会给心怀不轨的窃贼留下显眼的提示。例如，一户人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钥匙在花盆底下”，又或者有人用口红在玻璃窗上画出“抽屉最下层有贵重物品”等。官方网站上这些荒谬的动画短片意在用现实生活类比人们糟糕的网络安全意识。比如在一个短片里，一名女士抱着一堆私生活的照片从冲印店里匆匆跑出来，随即就把它们分发给了在旁边咖啡厅进进出出的陌生人。

英国政府的官网解释说，他们希望通过这场运动“强调在虚拟世界里也不能放松现实世界中的安全意识”。英国国家网络安全规划项目为民众着想的初衷有目共睹，只是多少有家长式管理的嫌疑。撇开这些不谈，运动中略带责备意味的口号——“这些你不会在大街上做的事，又何必在网上做呢？”，无疑暗示了现实正是虚拟世界类比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听说“互联网”时，我们可曾料想，这种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逐渐普及的新奇事物，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世界的明喻，每当有人进入一次互联网的世界，我们就把互联网往现实世界的方向拉近了一分。

民主进程并不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主导动力，相比于政治力量，商业团体为互联网现实化做出的努力更多，也更乐见其成。如果我们回头仔细梳理一下近年来互联网商业化的脉络，你会发现，在2011年左右，各大公司旗下的浏览器开始兜售起不一样的卖点。2011年，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提出了一条雄赳赳气昂昂的宣传口号：“你就是互联网的缔造者！”谷歌公布了多条宣传视频，在其中一段名为《杰斯·泰姆》（Jess Time）的广告片里，主角是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女孩，宣传片记录了她在学校宿舍开始集体生活头一个月里的喜怒哀乐。杰斯通过谷歌视频，把独立生活的点点滴滴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在老家的父亲。这段广告的卖点是展示杰斯虽然身在远方，却能像昔日一样与父亲朝夕相伴，这种微妙的感觉犹如抓拍一列驶离车站的火车，里昂车站那列渐行渐远的火车被永远定格在冲出车站的一瞬间。

还有一个宣传片，它的主角是一个失恋的男人，他为了挽回旧日相好而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份煽情的礼物：他发送的链接里有往日他们约会地点的照片，过山车翻越轨道顶端的视频剪辑，甚至还有用谷歌地图截取的分手当天两人坐过的公园长椅。Chrome以此展示了自己重现昨日的本事以及情感维护者的角色，谷歌对于自己的定位不再是位置区域的领航员，而是个人记忆的保险箱。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视频门户网站，许多父母开始热衷于为自己年幼的孩子建立在线相册。浏览器不再是为了把你带向哪里，而是为了时刻提醒你是谁。现在的孩子还没识字就已经在视频网站上有了属于自己的视频专辑。

谷歌试图用制作精良的广告片宣扬传统和保守的家庭和情感观念，但是商业广告背后的现实远没有它表面那样的温情脉脉，比如《杰斯·泰姆》的女主角借着广告片的人气在现实生活中做起了卖挎包的生意，销量喜人。与之类似，在另一支广告片中不屈不挠面对房地产大鳄的一对夫妇，也凭借人气开起了自己的热狗餐厅。即便无法抹除互联网的商业性本质，谷歌也在尽力以避重就轻、陈旧迂腐的家常温暖粉饰太平。“宿舍女孩”朱莉·迪恩（Julie Deane）的挎包生意已经做到了伦敦和纽约，香肠餐厅界大亨“大家的厨房”的当家夫妇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妈咪和爸比”。国际品牌就这样打着平凡无奇的旗号，与渺小的私人生活融为一体。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供应商们竭尽所能向公众兜售现实化的虚拟身份。毕竟，商家眼中理想的客户绝对不是口味难以捉摸的千面人，而是古板专一、能被一眼看穿癖好的普通大众。换句话说，商家希望顾客像他们购买的商品一样固定可靠，从这个角度看，顾客和商品在供应商眼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消费者站在左边，商品站在右边，双方都安安静静闭上眼，只要等着商家从中匹配双方的功能和需求即可。你的脑海中是否会闪过许多电影片段的蒙太奇，在那些片段里，主角在经过路边商铺的橱窗时突然被什么东西牢牢地吸引住，久久地停在原地，那就是供应商们最想要见到的情景。试想，如果上网的顾客们都变得挑三拣四、品位游移不定，那商家要如何为市场量身定制自己的产品？

一直以来，消费主义观念在现实世界的兴盛往往有赖于对大众价值观念的限制和引导。作为现实中消费主义在虚拟世界的翻版，自然免不了要淡化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差异，以便模糊两者之间的界线。这不过是商业在四维世界玩的老把戏。相关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以2014年护肤品公司妮维雅的网络宣传为例，当时妮维雅推出了一档系列节目，节目的内容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帅气小伙飞奔于住所周边，并用生活小窍门帮助街坊和路人：比如把臭气熏天的鞋子包好放进冰箱里除臭，用衬衣裹住冰块后放进干衣机里防止衣服起皱等。

每期节目的基调都轻松欢快，气氛铺垫总是渐入佳境，每期节目介绍的窍门也都各具特色，而万年不变的只有高潮处打出的一段字幕：“妮维雅，给你的肌肤最温柔的呵护”。妮维雅广告中生动展示的日常小窍门如今有了一个专门的叫法：实用小妙招。这个叫法让人感觉日常生活是一段编译过的计算机程序，想要生活变得更高效、更规律就可以用侵入代码的方式实现。“想要生活充满惊喜？那就黑掉它。”妮维雅广告如是说。

如果英国政府说虚拟的市井生活和现实生活几乎无异，而妮维雅又告诉你，你脚上穿的运动鞋可以被“黑掉”，那么在互联网世界复刻我们现实中的身份乃至血肉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就算我们心不在焉、灵魂出窍也不会被当成对别人的冒犯，但是我们在数字世界里的身份、对互联网的理解却没有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无拘无束、百花齐放。政治和商业的保守主义思潮导致了虚拟世界的现实化，早期互联网百家齐鸣、天马行空的未来并不受保守主义的待见，它们希望看到的是网络对现实世界的映照，一个由古板、可预测、可量化的个体组成的消费型社会。

当这种观念的保守主义与数字生活的激进方式，即时空维度的跨越能力发生融合时，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公众开始追捧商业品牌的宣传造势。虽然互联网的世界无所不包，无边无垠，但我们不管到哪里似乎都带着身上的标签，一个时刻提醒我们是谁的标签。互联网没有宣告独立，我们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访问者。我们只是互联网世界一个个小商铺的老板，在虚拟世界里经营着现实人格的分店而已。

你会选择一辈子隐姓埋名吗？

曾经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的Facebook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新闻播音员要再过多久才能明白在Twitter前加‘社交网络’四个字完全是多余的？”这条个人主页上的牢骚为我博得了许多关注，人们纷纷留言叫好，点赞的用户里甚至冒出了一些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人。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变得格外明媚，剩下的时间里我总是忍不住回头去刷新主页上的互动，活像一个扑在烤箱窗口上窥视蛋糕慢慢隆起的孩子。如今新闻报道已经习惯对Twitter直呼其名，但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爱彼迎还没有摆脱它“私人公寓度假租赁平台”的冗长头衔。但是近来，当度假回来的朋友向我诉说他们一路上的逸事时，总是会提到：“你知道那个新玩意儿吗？那个叫……爱彼迎的东西？我们这一路上都多亏了它。”爱彼迎正在竭力将自己日常化，几乎可以肯定，微软办公软件的拼写检查很快就会把“Airbnb”下的那条红色波浪线去掉了。

越来越多的在线服务平台开始要求用户提供模板式的网络身份信息，即我在前文提到的现实人格在虚拟世界的分店，爱彼迎就是其中之一。从爱彼迎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想要进入一个交互对象都是虚拟用户的社区，今天的互联网要求我们必须在虚拟世界里坦诚自己的现实身份。我们必须花心思经营自己在网络世界里真诚、亲切的个人形象，以便在面对陌生人时让别人通过查看我们的历史记录而认可我们。

这种社交模式不啻于为早期互联网无拘无束的形象鸣响了丧钟，只有爱彼迎的宣传口号在荒野枯坟间回响，依稀能够听到几分IE浏览器巅峰时期的盛世余音：“万事无忧：下一站你想去哪儿？”人们选择出门旅行的普遍原因，是想暂时摆脱眼前的生活，体验新鲜的经历，做一回惬意的异乡人，当一名神秘的过路客。但是如果一路上带着爱彼迎，我们就永远甩不掉想留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成了我们的旅行必需文件，虚拟世界的面具怎么也带不到脸上。

当你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时，爱彼迎大概已经像吸尘器一样普及了，了解一下它们的功能将会给你的生活带去极大的便利。当然，爱彼迎也有可能像其他互联网公司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在经营不善之后迅速凋零在市场的寒潮里，从此无人问津。倘若如此，我有必要在这里向后来的读者介绍一下爱彼迎：爱彼迎是一家提供短期私人住宅租赁服务的平台，它很好地迎合了旅行者对“独特”而“廉价”的住宿的需求。

由于缺乏合同义务的约束力，租客一觉醒来往往看不到诱人的水果、燕麦片和酸奶，更别说开火做出来的热食，甚至是大陆风味的精致早餐，爱彼迎的英文名Airbnb⁽¹⁷⁾中略显多余的那个“b”（我不禁想起了辛普森爸爸烧烤邀请函上的BBBQ⁽¹⁸⁾）俨然已经沦为装饰。所以如果你决定把自家的屋子挂到爱彼迎的租赁平台上，你要面对的将是同周边的一众邻里一起争夺旅行者的眼球。你必须上传屋子内饰的照片，并尽可能地把图片修得明快、亮眼，就像网上交友的人上传的正面照那样。

爱彼迎鼓励人们从里里外外“出卖”自己的房子以换取经济利益的模式多少有些浮躁的意味，与其说它在倡导一种贝都因式的浪漫游居观念，不如说它是西方社会住房危机的体现。以爱彼迎最常受到政策质询的纽约市为例，尽管政府不待见，当地的房东却称是爱彼迎相对廉价的租金让他们的房子得以脱手。相应地，游客也说要不是能在爱彼迎上找到相对经济和舒适的住所，他们很可能不会选择造访纽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彼迎是一种非常实用、有前途的酒店行业创新模式，只是，为了经营这件生意，“客从远方来”的主客之道，迎门接风的待客之礼都要被置于何处才好呢？如果你能回到2011年左右，应该还能清楚地感受到人们在这方面对传统情怀的认同，当时的爱彼迎在网络上每每都会被人们和持械入室抢劫挂上等号。人们忌惮于爱彼迎的商业模式，房东和租客都担心自己成为对方的盘中美食。租客对陌生房子的原初恐惧大概可以追溯到童话故事（“第一只碗太烫，而第二只又太冰……”⁽¹⁹⁾），房东通常也不愿意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尤其是那些自称肺活量超大的陌生人⁽²⁰⁾。

我一直租住在一栋三层公寓的顶楼，往下走两层是一家很小的外卖比萨饼店，棒约翰外卖员每每给我送餐，都会把车停在他家门前，令我不甚尴尬。在我的房子和一楼的比萨饼店之间是一间公寓，从我搬进这栋楼的那天起，它的门上就没有装过门把手和挂锁。二楼公寓中住着一位母亲和他成年的儿子，女主人的儿子整天无所事事，烟不离手，最喜欢做的就是到处寻衅滋事，扯着嗓子与人吵架。我曾经同意他们把一辆自行车放在狭窄的门厅里，那辆自行车占据了至少80%的空间，他们以为我宽容大度好说话，因此对我喜爱有加，殊不知其实我只是胆小怕事，不想招惹是非。我很少跟他们打照面，却总是能听到他们的动静，凌乱嘈杂的脚步声、嘎吱作响的开门声以及紧随而来的摔门声。

终于在我搬进公寓后的第一个情人节，他们搬了出去，据说要搬到西边一处更大的公寓里。“现在你可以清静清静了，”那位母亲跟我说，“之前真是对不住你了。”当时我正好碰到拿着行李站在街上的她，路上停着一辆后备箱大开的货车，故障信号灯不停地闪烁，比萨饼店的外送小摩托仿佛在旁边瑟瑟发抖。他们搬走两年之后，依旧有他们的信件不期而至，多半是紧急事务或者公共医疗服务行政署的来函。

二楼的公寓空了好几个月，随后突然有一天，门上出现了一个门把手，楼梯间里又响起了脚步声。我有两次在楼梯上分别碰到了两个不同的人，但他们报上的名字却相同，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擅自占用这间公寓的外人。住在伦敦东区的房东随即赶来清走了他们，随后的几个月，公寓楼的平静常常被时不时造访的不速之客打破。在那些梦魔的夜晚，心惊胆战的我把一根擀面杖别在床垫侧面的把手里，脑海里充斥着关于楼下神秘来客的疯狂幻想。

第二年夏天，一封封写给“某教授”的信开始出现在公寓里。一天早晨，我被过道里的犬吠声吵醒了。公寓里搬进了一名作家，她穿着一身连体工作服向我打招呼，告诉我粉刷完地板之后她就要回去继续写她的书。我回到自己的住处，不置可否地把擀面杖放回了抽屉里。作家把公寓当成了自己的临时落脚点，这倒是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她告诉我，她打算在出门期间从爱彼迎上找一些临时租客。所以，结局就是我的楼下一如既往的像人来人往的闹市，新的租客总是不期而至，又很快拂袖而去。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对母子还没搬走的岁月，二楼的门锁形同虚设，陌生、嘈杂的说话声隔墙可闻，还有很多拖拽旅行箱的声音。伴随着陌生人的进进出出，他们给公寓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我所住的公寓楼，从一座不为人知的、专门收留手头拮据的社会边缘人士的破败建筑——信件经常丢失，锅炉经常罢工，物业爱搭不理，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旅行爱好者们的香饽饽。

我搜索过爱彼迎的公寓列表，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教授邻居的姓名和照片，照片里的她带着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笑靥如花。在爱彼迎上，我可以同时看到租客和她之间的相互评价：多数评价都是双方间善意的套话，当然也有几条评论是她生动地控诉某些租客糟糕的行径，包括有人损坏了房子里的亚麻织物，还有人在厕所里留下了一泡尿。我在教授的顾客好友列表里看到了一个留有印象的男子，我记得他曾经斜靠在比萨饼店外的那棵树上，我可以访问他的主页，浏览他最近居住过的位置，我还可以看到他去了一所大学，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寻找灵感。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如今虚拟世界思潮影响最深的作家非埃德温·艾勃特（Edwin A. Abbott）莫属，他在1884年创作的小说《平面国》（Flatland）既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又是一则描绘跨维度旅行的奇妙寓言。顾名思义，《平面国》讲述了一个三维世界的物体造访二维平面世界的故事，在二维世界里，线条和三角形是平民，圆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阶级。故事的主角，即一个球体，对二维世界的居民们描述了自己看待它们二维的感受：“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口中所说的‘固若金汤（其实仅仅是四面环绕而已）’，你们的房子，你们的教堂，你们引以为傲的箱子和保险柜，是的，哪怕是你们肚里的蛔虫，你们的五脏六腑，在我眼里都是豁然洞开、一览无余的。”

爱彼迎的生意恰恰需要这样的一览无余，从四维角度饱览三维世界的一切。我的公寓楼下就有一个“平面国”。它的天花板被掀开了，只要我想，就可以窥探到屋子里的一切。我不用走正门，就能看到它室内的桌椅摆放，看到它用的哪种地毯。而房东在爱彼迎上给出的差评往往会涉及租客露骨的隐私，比如没有妥善处理的排泄物和污迹、下水道口堵塞的头发等，清楚地反映了某些租客的恶习。

爱彼迎的流行和走红是互联网时空便捷性的体现，背后是我们对安全感的需求。无论我们去哪儿，都希望有家的熟悉感。现在，哪怕我们离家千里，也可以把陌生人的毛毯拉到脖子底下，用手机或者笔记本的荧光屏在冷寂的夜里聊慰乡愁。如此说来，四处延伸的互联网的确在对抗离别愁绪、背井离乡的悠久历史难题上帮助了我们。孤身一人的恐惧历来是童话故事青睐的题材。《美女与野兽》恐怖气氛的内核是两个陌生人同处一室内所激发的戏剧冲突。女主角贝儿的父亲为了回家日夜兼程，筋疲力尽的他误打误撞走进了野兽的城堡，城堡富丽堂皇却少了几分家的烟火气，设施齐全但又无人居住。

童话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城堡里温暖的空气让饥寒交迫的他缓了过来，一阵汹涌的饿意袭来，但是环顾四周，偌大的城堡除了闪着华丽的光辉却空无一人，他也没法讨要一口吃的。”终于，贝儿的父亲找到了一间适合安顿的房间，里面还放着一顿诱人的晚餐。第二天早上醒来，城堡里依然没有一个人。离开之际，贝儿的父亲在城堡的花园里采了一支玫瑰，想着把城堡主人这份理所当然的慷慨送给自己的女儿。正是在这一刻他碰见了野兽，他的偷窃行为让野兽大为震怒。

野兽是一位受到诅咒的王子，他可以代表网络中隐藏肉身的每个人。虽然魔法只是改变了王子的外表而非脾性，但是在他看来，贝儿的父亲俨然一个喜欢偷窃的惯犯。听完这个不速之客断断续续、支支吾吾的解释和道歉，野兽的心软了下来。“你看着像个老实人，”野兽低声咆哮道，“所以我相信你，你可以回家。但作为条件，你必须在一个月内带着你的一个女儿回到这里，只要你的女儿肯留下，我就还你自由。”野兽就像几千年后才出现的诸多互联网公司一样，给了贝儿的父亲一个月免费试用人身自由的期限。只是这里的附加条件可比“第一个月免费试用，第二个月全价订购”要来得严苛得多，如果贝儿的父亲不能说服女儿到城堡里当座上宾，那自己就要一辈子沦为野兽的阶下囚。

野兽的交换条件相当于爱彼迎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口中“信任经济”的雏形。所谓信任经济，是互联网公司依托公众分享住房、车辆等传统个人资源的经济运作方式。贝儿的父亲相当于匿名的买家，野兽对他的信任就相当于这场交易中的无形产品。但事实上，野兽神通广大的监视和绑架本领让这份“信任”显得无关紧要，与现在商家和企业们成天吹捧的“信任”如出一辙。野兽在临行前的警告，让贝儿的父亲信守承诺的誓言以及野兽对誓言的首肯显得流于形式：“别妄想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如果你胆敢食言，我定会亲自把你捉拿回来。”野兽不仅长得有主角相，对陌生人了如指掌的本事也不是龙套角色能有的。

能被人追踪的匿名者不算是匿名者。切斯基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里谈到了爱彼迎的经营策略，听起来不禁让人想到野兽的说辞：“你可以把爱彼迎的运营模式叫作‘共享经济’，或者信任经济。我个人认为这种经济模式有它的独到之处。未来的一年内，爱彼迎上所有的用户都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公开他们的电子邮箱和现实中的真实身份。”爱彼迎为自己的房东购置了天价保险，并要求租客的信息透明化，这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信任”，爱彼迎的租赁模式本质上不过是陌生房东和租客之间的算计和博弈而已。

《美女与野兽》的插曲《欢迎贵客》（Be Our Guest），是迪士尼对爱彼迎商业策略的完美诠释。这首歌是野兽城堡里的家具摆设们唱给女主角贝儿听的。迪士尼在MV里展示了一番欢腾的景象，瓶瓶罐罐一起起舞，贝儿在家具们的簇拥下只身赴宴。烛台欢快地唱到：“收起你的苦恼悲哀，锅碗瓢盆将你款待。”茶壶大婶热气腾腾，香槟木塞“砰砰”作响，厅堂里的物件对贝儿极尽投怀送抱之能事。现实生活中，爱彼迎的用户就像贝儿，房东们偶尔落脚或者干脆从不光顾的房子便犹如野兽的城堡。在这种情景里，迎接租客、在深夜与他们谈心的就只有屋内的物品，轻盈温暖的羽绒被、拖家带口的水壶一家子、德高望重的餐具套件都是好客房东的代言人。在介绍住宿标准的页面上，爱彼迎这样形容自己的服务：“每一天，我们的房东都为全世界数千名旅行者提供梦幻般的住宿体验。”

关于家和家的感觉，弗洛伊德有一箩筐的东西要说。德语中描述家庭感觉的形容词是“heimlich”，在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等人的启发下，弗洛伊德强调它的内涵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直白。“heimlich”的字面意思是“家的感觉”，形容熟悉的事物和地点所散发出的亲切感、舒适感和愉悦感，以及它们带来的温馨与坦然。但是，同样是这个单词也被用来形容隐秘、私密，甚至是阴谋算计。德语中曾经用“Der heimliche Rat”（神神秘秘的官员）形容枢密院的官员，意指他们是权术斗争的佼佼者。家庭的亲切感与权术计谋扯上关系，也许和“家”的作用包括隐藏我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有关。弗洛伊德感兴趣的地方在于，“heimlich”的反义词“unheimlich”，也是用于形容私密、阴谋算计的单词。他曾经总结说：“‘heimilich’有两个自相矛盾的含义，其中一个含义与它本身的反义词‘unheimlich’相当。”

与“unheimlich”相当的英语单词是“uncanny”，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这两个单词的含义都可以用来形容眼前“似曾相识”的陌生情景，或者更玄乎的说法是，熟悉却又无从亲近。所以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家”即“他乡”，就像野兽华丽的城堡：闲适、健谈的蜡烛投下深深的阴影，烛光映照的下午茶时间本是大家开怀畅谈的时刻，而城堡里的家具物件却总是三缄其口，对客人彬彬有礼，实际上却拒人千里。

爱彼迎的铺子就这样在“他乡”开张了。授权的房屋必须里外通透，让用户可以在爱彼迎的网页上浏览室内的照片，即便如此，公开透明的房东信息却不是隐私和安全的绝对保证。弗洛伊德曾说：“见不得光的隐私和秘密应当永远是隐私和秘密。”我不应该知道卫生间里租客留下的那泡尿！爱彼迎的评论区俨然成了个人隐私的广播站，陌生人们手牵手，仿佛相识多年的挚友。实际上，爱彼迎的所有业务都建立在颠覆人际之间的陌生与熟识之上。爱彼迎希望客户在陌生人的屋子里感受到自家的温暖，为此，他们需要把“熟悉却又无从亲近”的感受降到最低限度。换句话说，他们要设法消除房东和租客之间的陌生与不信任感。

由于在租房中“未知”是“不可信”的代名词，所以爱彼迎在网页上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我们的房东都像米歇尔一样可靠。”这里提到的米歇尔是个看起来非常老实的人，照片中，她站在自己现代感十足的厨房里，周身布置着鲜艳的雏菊。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忽略米歇尔的左肩，在她身后可以模糊地看到三把挂在磁性条带上的菜刀。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不是免除伤害的绝对保证，所以切斯基对社交关系的浅薄理解无疑是把刀尖对准了自己的用户。切斯基曾说：“有的人‘会选择一辈子隐姓埋名，’那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迎合互联网的身份认证，相应地你也就无法享受它所提供的便利。而那些愿意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我们在树立一个互联网的新品牌。”

有的人会选择一辈子隐姓埋名？无稽之谈！且不说大多数人有没有时间和精力过上真正的隐士生活，切斯基似乎笃信公司品牌和历史两者之间的等同性。虽然公司品牌经常借用“传统”：吉卜林先生（Mr. Kipling）优雅地穿过一片光影斑驳的果园，下一个画面是一名古朴的中年村妇搅着锅里鲜红色的意面酱汁，但这些不过是商家给不光彩的流水线产业当烟幕弹的惯用伎俩而已。如果品牌不是历史的同义词——如果我们说历史应当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切斯基的确需要更努力地“创造”历史了。

虚拟身份的流水线化，既是爱彼迎的首要目标，又是它前进路上的阻碍。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虚拟身份不被捏造呢？别人要如何确定这是我？那些害怕虚拟身份造假的人，往往会呼吁对四维世界的身份进行三维世界的实名验证。比如，爱彼迎在2014年要求美国国内的用户扫描并上传自己的身份证件，以此杜绝用户网络身份中所有的虚拟成分。作为对该决策的回应，切斯基解释说：“我们认为匿名不利于培养良好互信的氛围。”对于一名“信任经济”的先驱而言，切斯基似乎过于低估人类的诚实和正直了。实名验证的初衷是为我们打上企业品牌的烙印，网络行为和言论相当于公民新的生物验证标识：Facebook上体现社会担当的沉思，Twitter上亲民和善的状态，数量可观的关注和被关注，它们密集交织成一叶芦舟，只有编织够密才能负载我们现实世界中累赘的肉身。

电影里，学会穿墙的科学家在现实中发明了一种密度极高、不可穿透的金属，将其取名为“cargonite”。四维人用这种金属来实现实体化和歇脚。电影最讽刺的地方是主角在无限自由与绝对拘束之间的取舍与摇摆，这种双面生活对居住在四维世界的我们不无启发意义。数字技术的出现让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穿越时空，实体世界不再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阻碍。不过没多久我们就发现，虚拟世界依然有牵绊，实名身份是到哪儿都丢不掉的包袱。从这儿瞬间移动到那儿？可以，前提是我们要带着自己的网络名牌。想要穿过眼前的墙壁，就得在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我会怀疑四维世界的意义在哪里，它不过是复制了我现实世界的身份和生活而已。在那些互联网对虚拟身份的条条框框几乎让我的幽闭恐惧症阵阵发作的日子里，我试着从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²¹⁾身上寻求慰藉。希尼在2013年去世之前，给妻子玛丽发的短信是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后文字。希尼最后的那一行字是一句拉丁语：“Noli timere”（不要害怕）。如果希尼的诗篇也曾鼓舞过你，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让希尼的临终短信成为现实的一切：地下铺设的光缆、世界上第一座完工的信号基站、襁褓中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²²⁾，没有这些，就没有希尼在四维世界发送那条短信的动人时刻。你可能也会想，多亏希尼生在了这个年代，这个有互联网的年代，他才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在临终前握住玛丽的手。

希尼曾为爱尔兰苦修士圣凯文（St Kevin）的苦行生活做过一首诗，不啻于对网络时代最好的写照，诗中的圣凯文寸步不离隐居的山洞，他会从窗口“伸出摊开的手掌”。圣凯文伸手当然不是为了拿起一台黑莓，他托起一只乌鸦，鸟儿“安静地落在他手掌上歇息”。与乌鸦的接触让圣凯文“接入世界、知晓天地”“不禁潸然”。圣凯文与世间生灵产生了联系：“凯文触到了温暖的鸟卵，感受着乌鸦胸脯的起伏、羽翼的纹理，还有整洁的羽毛和爪子。”我想起了那个抱着iPad的小女孩，她的数字神经犹如圣凯文的手掌，让她能够感受到几百公里外的爷爷。

四维世界不是冰冷无情之地，所以不要害怕。希尼去世前的20年出现了最早的网络聊天软件，在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美国在线即时通讯上，一位丈夫给自己的妻子发过这样一条信息，那是1993年1月6日，泰德·莱昂西斯（Ted Leonsis）⁽²³⁾写道：“别害怕……是我。爱你，想你。”即时通讯的新发明看来对当时的人震撼不小，人们搞不清到底自己是在这儿还是那儿，希尼在诗歌集《电灯光》（Electric Light）里这样写道：“你在那儿却又不在那儿，这就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