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城 | 沈阳地名与历史沿革
沈阳故城
方殿春 张克举
一、引言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而作为地理实体的标志和符号的地名的命名，则是有着一定含义的。我国古代基本遵循下面两个原则：第一，据该地的历史传说、物产资源、自然景物的特点得名的所谓“因事名之”的方法(《越绝书·地传》：“练塘者，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第二，以自然山水为坐标，即“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命名方法(《春秋公羊传》何休注。)。
沈阳的得名也正是依照上面的原则。沈阳最早又曰沈州，是因城南有浑河(沈水)而得名，即沈水之阳。
二、沈阳一名之由来
沈阳城大约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辽、金时代曾经称为沈州，元代称沈阳路，明代称作沈阳卫。此沈字，皆因城南之浑河曾一度曰沈水而得名。
浑河，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隧入辽水。”《水经注》亦记：“小辽水，出高句丽县辽山，西南流经辽阳县与大梁水合。”至辽代，据《辽史·地理志》云：“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浑河在东梁、范河之间。”
可见，无论是辽水、小辽水或是浑河，都是对此河不同时期的称谓，而从辽代始叫浑河，一直沿用至今。但《元一统志》中云：“浑河在沈阳路，源出贵德州东北，西南经沈州南十五里。旧称沈水，水势湍急，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此“旧称沈水”系指何时，即沈水之名究竟始于何时，《辽史·地理志》中已称浑河，叫沈水起码应先于《辽史》此条所记的时间。查《辽史·太祖本纪》神册六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可知神册六年时辽代沈州已建置。
关于辽代沈州，《辽史·地理志》载：“沈州，……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那么，辽代沈州即是渤海沈州的移置。但在《新唐书·渤海传》里不见沈州名，又据《辽史》注释所引《元一统志》的九县名称，有沈水县应属潘州。对这一点，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中分析较详。我们认为辽代改为沈州，绝非是误潘为沈，因大量的辽代史料与出土刻石均称沈州。这里也不排除《新唐书》在撰写或刻书时有错误的现象，但首县沈水有误则是不可能的，否则不会出现辽代取沈水县为沈州之名的偶合情况。现暂肯定《新唐书》记载是正确的，为何辽代不用潘而用沈?推之，汉称契丹为蕃，蕃、潘二字音相近似，故契丹正为避此之讳，而采用其首县沈水一名，来宽慰初移渤海之民，以达到侨立的效果。
总之，辽太祖初年沈州已置。按沈(渖)字，有水意，所以，浑河称沈水也应不迟于辽代初年。
沈水即今之浑河，古时又称为辽水、小辽水。辽金的沈州、元沈阳路、明沈阳卫皆因此而得名，沈阳正是发端于此。
(注：沈阳因沈水而得名,实际上沈水并不是今天的浑河,而是南运河的一部分。《辞海》说，沈水距旧城五里而出，故又称五里河。这条河是从今天的小河沿地区通过泉水冲击形成的一条河流，最终在今五里河地区汇入浑河。所以，这条河流才是沈阳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三、沈阳的历史沿革
考古资料表明，远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一带劳动、生息、繁衍。近年来在沈阳北郊新乐宿舍发现一处原始社会的居住遗址，出土许多珍贵文物，证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一支文化相当发达的土著民族活跃在这一带。进入阶级社会的商周之际，这里属肃慎分野。战国时期归燕国管辖，当时七雄之一燕国曾在这里屯兵戍边。
秦汉时隶属辽东郡，著名的燕秦长城在它的北、东外围通过。从此，这里的人口开始聚居。从目前在市区或郊区所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数量(金殿士：《沈阳南市区发现战国墓》，《文物》1959年第4期)，都反映了当时人口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随着人口的增多，这一地区出现了城邑。沈阳地区见于古籍中最早的城邑是汉代，即汉代的候城。尽管历史上诸家对候城的考证，所论各异，但其说都主张在沈阳市附近。如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谓：“候城，今沈阳北。”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云：“候城，承德南”，承德即沈阳。《满洲历史地理》谓：“候城，今之奉天。”还有人以考古资料为据，认为候城即沈阳东南上伯官村故汉城址。
据史料记载，直至辽代，于此建沈州。
《辽史·地理志》：“沈州，昭德军，中，节度，……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统州一县二，乐郊县为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辽史·地理志》。)按《辽史》太祖神册四年俘蓟州三河之民移于此，侨立三河县后，改为乐郊县，乐郊之名始于辽，金沿用，后废。乐郊县为沈州治。
金代为沈州，昭德军，又更名显德军，后毁于兵火(《金史·地理志》。)。
元代，成宗时改为沈阳路(《元史·地理志》。)。
明代为沈阳中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置卫，洪武二十四(1391年)年建沈王府，永乐六年(1408年)迁于山西潞州。东有东牟山，南有浑河(《明史·地理志》)。
清初，曾在这里建都称为盛京(满语称“谋克敦”，即兴盛之意)。顺治十四年(1657年)设奉天府于盛京城内，故沈阳又有奉天之称。康熙四年(1665年)设承德县，宣统三年(1911年)废承德县，合并于奉天府，所以沈阳又曾一度称为承德。
民国初年沿清制，民国2年改奉天府为奉天县，同年4月，因省县同名，复用承德县，后因与直隶(河北)承德重名，遂改名沈阳县。1934年设奉天市，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沈阳市，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后，沈阳才真正获得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沈阳曾经是中央直辖市。1954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沈阳为辽宁省省会所在地，一直至今。
四、沈阳城的演变
上面我们概述了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然而最早在沈阳城范围内修筑城垣，也就是说最早的沈阳城究竟是建在什么时代，从文献记载来看，是从辽代的沈州城开始的。但《沈阳县志》中说：“唐睿宗时，渤海大氏置沈州，辖于定理府，古城在县治东南二十里，周围二里零二百步，东西二门，又古城在浑河左岸，北为天柱山。”此外《满洲源流考》同持此说，均将渤海之沈州、东牟山与移置之后的辽代沈州混为一谈，实不值一辨。
辽代始建沈州城，金、元、明以及清代的城址皆在辽代沈州城基础上沿用，或是重修而发展起来的。
辽代沈州之所以被确定为今沈阳城，其主要依据如下：
《沈阳县志》中载：“承德县治东北隅，即古乐郊县。”乐郊县即辽太祖俘蓟州三河民而置三河县，后改名为乐郊县，为沈州治。乐郊县旧址当在清沈阳城的东北角，故沈州在清城范围内无疑。此其一。
据“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的石函刻铭文中有“沈州”二字。又记：“辽乾统七年……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胡醇、丁军：《沈阳白塔地宫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此塔即在今大北门至小北门中段，沈阳第一三八中学(原白塔小学)院内。与清代的沈阳城，仅一道之隔。塔位于清城九门，也就是明代北城门镇边门的西侧，所以城内南北大街出北门与城外东西向的北顺城街交汇，形成“T”字路，即是铭文中所谓的“三歧道”，而塔在“T”字形路的西侧，故为“三歧道侧”。从而我们又可进一步推测出辽代沈州也应是四门，这同目前已可确定的辽代州一级的城址多为四门的形制是相同的。明城北门的位置正在辽城北门的位置上，同时说明金、元、明三代沿用了辽沈州城，没有增拓。此其二。
从已发掘的辽代李进墓(《辽李进墓发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二卷第9期。) 所出石棺上的阴刻铭文，知墓主李进为沈州人，死后应葬于城外，而李进墓埋葬地点在今小西门外，这就成为研究辽沈州城方位的又一个佐证。此其三。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从沈阳故宫院内文化堆积层来看，其上层为辽代，下层为战国至汉，这是研究沈阳及沈阳城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辽代的沈州城是在清代沈阳城的范围内。
金代沿用辽代沈州城，开始甚至连城名都未改变，后来才改为沈州，显德军，隶东京道，金末毁于兵火(《金史·地理志》。)。
元初洪福源率城降，各镇守司徙降民散居辽阳、沈阳，修城郭，置司存侨，中统初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理沈州(《元史·地理志》。)。元修葺金沈州城而继续使用，这一点还可以从元至正十二年《城隍庙记》碑阴刻记中得以证明：“(城隍庙)院地……北至城隅。”(《满洲金石志》。)元城隍庙旧址，坐落于今鼓楼商店北，即属古城的西北角。元成宗时，改为沈阳路，元代的沈阳路沿用了金的沈州城。
到了明代，东北的兀良哈等部和女真族经常威胁边境，出于战争的需要，沈阳城的战略位置越发显得重要了。
为此，明代初年加强了这里的防范措施，除修筑明边墙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命辽东指挥使闵忠在原元代沈阳路土城的基础上改建砖城，其规模并没有增大。改建后城的规模为九里三十步，其城墙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城周有护城河二道，河宽三丈，深八尺。城墙四面各辟一门，东西、南北各门相对，形成了相互交叉的十字大街，把整个城区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叫做永宁、迎恩、镇远、靖边。而每一门又另有一个名称，南为保安，北为安定，东为永宁，西为永昌。在隆庆、万历年间曾重修，当时除将北门改称镇边门外，其余均未做改动。后来清代改建时，改四门为八门，但北门镇边门没有拆除，只是用砖把它封闭起来，正因如此，后来才引出了关于九门的许多神奇的传说。
九门即明代的镇边门，它的位置前面已做说明，有意义的是从这一门的位置，我们可推断出明代当时南北大街的位置，大致应该是清代九门(即沈阳市第一三八中学东侧)，过中央路、铜行里、省文化厅西侧的伟光里一线。而东西向的大街则应在沈阳大舞台至故宫、天乐电影院、水里、大红袍胡同一线，其出口正值清代大东门与小东门中间的位置。这样看来现故宫院内东北隅即为明代十字大街的交汇点。现存的中心庙也在此处。故推知，从辽代至明代，城内的十字大街也一直沿用未变。
以上我们复原了明代的沈阳城，从中又可看出明代以前辽、金、元各时期沈阳城的规模。至于清代沈阳城，专节讨论如下。
五、清代的沈阳城
清初最早的都城叫兴京，即新宾老城，又叫赫图阿拉城。后迁往辽阳东京城。当东京城还没有完全竣工时，清太祖努尔哈赤毅然决定再迁都沈阳，诸大臣都表示反对，太祖则持坚定不移的态度。《满洲实录》中描述此事曰：“太祖帝欲自东京迁都沈阳，与贝勒诸臣议，诸臣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即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太祖高皇帝不许曰：‘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水而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筹此熟矣，汝等何不从耶!’庚午，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至沈阳。”
如此可以看出太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定决心迁都沈阳的。以沈阳为都，对其入关前的准备工作，是有其战略意义的。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从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以后，遂开始对明代的沈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约用了7年左右的时间才最后完成。改后的城周为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比明城增加了三百零二步，墙加高一丈，计三丈五尺。改明代四门为八门，其中镇边门未拆，成了第九个门。同时设门楼八座，角楼四座，并在瓮城增设了木闸设备。八门亦各有一名，从东南起依次为天门(小南门)、德胜门(大南门)、抚近门(大东门)、内治门(小东门)、福胜门(大北门)、地载门(小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门额外书满文，内书汉文。其中内治门也就是小东门直至解放初才被拆除掉。城墙上筑女墙，女墙七尺五寸，留垛口六百五十一个，加强了防卫措施。
到崇德八年(1643年)，又在城外四面修建塔寺。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南塔广慈寺，北塔法轮寺。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在城的外围增筑圆形的外廓墙，又曰关墙。墙高七尺五寸，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城墙与关墙中间地带称为关厢，厢内设立八关，即小南关、大南关、大东关、小东关、大北关、小北关、小西关、大西关。随着厢内八关的出现，与八城门相对应，关墙四周又辟八门，称为边门，即小南边门、大南边门、大东边门、小东边门、大北边门、小北边门、小西边门、大西边门。
从这八个边门的具体位置可复原清代当时关墙墙周的范围所在。城内井字大街向外通向八个边门所形成的街道呈放射状。现存最明显的东华门至大西门、大西边门这条大街，基本上是按当时的街道走向而改动不大的。从大北门、大北边门乃至东北大马路，以及其他各路线也多少可以看出原来的一些痕迹。有的地段则被现代化的建筑所破坏。由于清城的街道由明代的“十”字形变为“井”字形，故全城被分割成九个自然区，正中为宫城所占，其余八区则为八旗旗人分居。
六、清沈阳城平面布局及其含义
前已谈及，清沈阳城改建，从天聪五年开始辟门改街，崇德八年至顺治二年增建四塔寺，直到康熙十九年筑成外廓城垣，前后约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使沈阳城布局日臻完整起来。清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沈阳已被定为陪都，此时清廷还再三增修沈阳城，当然其用意是多重的，不单是为了满族人入关后，在关外保持原有的根据地，留有后退的余地，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完成原沈阳城整体布局的设计规划，使该城具备内方城、外圆廓、四方有四个塔寺的形制。以街道而言则是，方城内井字街，从方城至圆廓有八条放射状的大街相通，这样使整个城平面宛如一平置的车轮状。
沈阳城的这种平面布置是十分新颖的。缪东霖《陪京杂述》云：“按沈阳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廓圆象天，方城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这里，以阴阳家意思去解释沈阳城的布局，未免有点过于牵强。沈阳城的这种特殊形制，是由于宗教意识的影响所形成的，尤其是佛教含义表现得更为突出。
公元8世纪，天竺僧人莲华生等把密宗传入我国的西藏，并与西藏地区的本教融合，形成了喇嘛教。经过后弘期的复兴，于公元13世纪已传入蒙古地区。到明永乐年间，历宗喀巴的改革，使格鲁派(黄教)兴盛起来。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佛来贡，遣使迎至盛京。”(《清史稿·太宗纪》)另据《沈阳县志》记：“初，崇德二年(1637年)，征察哈尔，林丹汗达赖实执嚢鞬以从师，有喇嘛默尔根随载至盛京，敕建实胜寺，居之。今俗称黄寺，又称皇寺。是喇嘛教传入沈阳之始。”以上两书虽然时间不同，但都载明，清入关前通过对蒙古地区的用兵，将战俘的蒙古名僧、喇嘛，虏挟至沈阳，从此喇嘛教为满族所吸收，且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致笃为国教正宗。
喇嘛教源于密宗。密宗的法门，有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之别。金刚界以《金刚顶经》、胎藏界以《大日经》为经典。同时，密宗在修法时要建立曼荼罗，意译叫坛、坛场、聚集或轮圆具足等。轮圆具足，轮为车轮，如车轮之毂、辋、辐等，诸相圆满具足。曼荼罗谓如来的真实功德，圆满具足，而无欠缺。《大日经》曰：“曼荼罗是轮圆之义。”
清沈阳城平面布局的这种形式是与胎藏界曼荼罗的含义相吻合的，即方城与城内的井字街道部分为轮毂，从方城至圆廓间的放射状的八条路为轮辐，那么，环形的外圆廓就相当于轮辋了。
此外，关于城外的四方塔寺问题，我们认为它表示密宗的五方佛〖CD2〗五智如来。每一塔寺各处一方，留中央则为大日如来的居处，就是清故宫所在的位置，并以此暗示着清朝皇帝如同大日如来，独尊无上。因之，这种做法的含义又属金刚界曼荼罗。
以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使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得到倡导。尽管萨满教不具任何的教义，信奉“万物皆灵”，但萨满教对清朝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极其深刻的。其中包括在沈阳城的改建上，也掺和了一些反映萨满教的特色，如城四角楼下的仙人洞以及堂子、清宁宫等一类特殊用途的建筑，都标志着清人信奉仙灵的思想意识。当然，这一套专门用于萨满教祭祀的场所，早在赫图阿拉城就已经出现了，同时清北京城也有遗痕，但可以说在沈阳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类似城西北隅的仙人桥等传说，皆说明沈阳城的建筑中也具有浓厚的萨满教因素，这也是清沈阳城的又一个特点。
诚然，清沈阳城的布局及建筑除受佛教、萨满教的影响之外，当然也有一些道教的痕迹。譬如《沈阳县志》曾云：“怀远门两扉各三眼。……俗因呼鬼门。”怀远门亦谓大西门，即方城的西南隅，属八卦方位的坤二宫位。坤象以“≡≡”为示。门扉上的六眼是取此六断之意。又按道家的“休、生、伤、杜、景、死、警、开”八门推之，死门直坤，位在西南，主死丧葬埋。若有丧死，罪大辟者，从此门牵出。所以，坤二宫的怀远门，俗呼鬼门的含义应系出于此意。
七、结语
上面我们论及了沈阳各个时期的历史，并着重介绍了清代沈阳城的基本状况。这座古城正是这样历经多次的变迁演变，几个朝代的更替，逐渐扩大完备发展到现在的。正因为它的历史悠久，特别是作为清代的陪都，故所遗留至今的古代建筑遗迹十分丰富，这对研究我国东北地方史，尤其是清代初年的历史，都是比较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沈阳城的平面规划，由于吸收了某些宗教色彩，当然主要是受佛教和萨满教的影响，致使沈阳城的布局、设施上出现许多独特的新因素。正因为如此，清沈阳城模拟胎藏界曼荼罗的做法，不仅是清朝时期的杰作，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中的一项独一无二的创举。
沈阳城在其改建时，融合着一定宗教成分，这是它的特殊性。然而，沈阳城基本还是遵循我国历史都城传统规划的内容，即大体具备外城、宫城和面朝后市等特点。沈阳城的宫城，即内方城部分，井字形的主街道，将整个方城区划为九个区域，皇室宫廷只占据中央的一个方域。因清代军政合一的制度，统分八旗，恰巧余下的周围八个方域与八旗编制的数量相合，让每旗各守一方。可见，皇室居处与八旗间有着严格分界。无形中，宫廷内有宫城墙，外有八旗军队的双层庇护，更加戒备森严。清代初时，据《柳边纪略》中记：“城中有钟鼓二，百货集其下。”钟鼓大街辟于故宫北侧，正合“面朝后市”的中国城市传统规划原则。
因此，只有掌握了沈阳城的全部历史，尤其是清代沈阳城的平面布局的真正含义，才能充分认识它。清沈阳城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同时也是我国宗教艺术中的精华。清代沈阳城是我国传统的建筑方式与宗教艺术相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