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贺州的先民直到宋朝仍称呼俚僚
地方历史
广西钟山祭祀文化与节日文化源流
广西 贺州钟山 董全吉
【摘要】：楚人以龙或凤为图腾，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信巫鬼，重淫祀，且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盛行音乐和歌舞。并通过《秦史拾遗》所云：“道于潇永临封，为秦尉屠睢督帅征络越所辟也。”的萧贺古道“永州----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开的这一路径”传播至南越，以致南越的“信巫鬼，重淫祀”、“巫舞”、“歌舞”、“鼓乐“”，源于楚国并加以传承。西瓯、俚僚有取人首级以祭神祈福的习俗，唐之前贺州临贺、富川、桂岭地域的先人为俚人。钟山祭祀受到岭南巫道佛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的古风俗，“钟山“董家洞”传承西瓯风俗，神为大，自己次之。门神、灶神、土地神等诸神为‘大哥’，自己贬称‘二哥’”，也因西瓯如此“巫术盛行”，用首子祭祀之风，故“没有‘长’只有‘弟’”，从而传承延俗称呼故称“二哥”；南越“长子命祭神”、“猎头献祭”、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号 “鬼”，是对“巫神”与神鬼交往传递信息的恐惧。逐步引发的逃避之风并传承延俗称呼父亲为“吾叔”特殊称谓。因此，南越古文化在钟山的文化生活中，或多或少得以体现。也造就了钟山传承“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推动了地方的祭祀文化、饮食文化以及蔬果品种的培育。
关键词：巫鬼 淫祀 西瓯 俚僚 惯节
1、 钟山祭祀文化的源流
1.1、原始人类对日月与生的崇拜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关于“宾日”、“出日”、“入日”的记载，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加以礼拜。1976年青海东部出土的马厂型马家窑文化中有四圆圈“+”字纹彩陶壶、四圆圈“+”字网纹彩陶壶、四圆圈“米”纹彩陶壶、六圆圈“×”字网纹彩陶罐；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纹彩陶壶。其中“+”字纹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字完全相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三星堆遗址“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在广西大明山发现的古祭坛，还有花山岩画中的太阳轮和出土的铜鼓太阳浮雕为实物代表；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壁画上的太阳图案等，这些考古证明中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我国不少地区的岩画上也绘有远古先民崇拜日、月神灵的图案，其中以内蒙古阴山和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呈现出的拜日图最为生动，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情结。
太阳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视为丰产的主要赐予者。原始人类对生是一种永恒的渴望，而关注死是希望再生。太阳每天清晨从东方升起（重生），给自然以光明和温暖，傍晚从西边落下（死亡），给自然以黑暗与死寂，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以及给万物以生机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对“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的太阳产生了敬畏的心理，而萌发了崇拜太阳的思想，尊之为神，称太阳神。古代先民们对具有长生不死以及死而复生能力的万物非常崇拜，称之为图腾崇拜。后来，人们又逐渐把太阳人格化，同时视之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尚书·尧典》也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史记·封禅书》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汉书·匈奴传》所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论衡·感虚》云：“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仪礼·觐礼》：“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焚柴。”；《礼记·祭义》“祭日予坛，祭月于坎。”；《礼记·玉藻》“玄端而朝于东门”；《周礼·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正是有了日神信仰，才会使由本来很原始朴素的“阴阳”概念，上升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学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传·系辞上》）、“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
1.2、人类从对日月崇拜到自然与先祖的崇拜
早期人类认为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海山川、水火以及动植物类、男女生殖器等等，主要都是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就把它们奉为神灵，并且加以崇拜和祈祷。
自然崇拜的对象极为广泛，天神、地神、日神、月神、星神、斗神、 虹神、云神、风神、雨神、雷神、电神、河神、山神、石神、火神、木神、水神、门神、金神、灶神等皆以自然神崇拜，并出现了将自然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复杂现象。《周礼》上说：“大仲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天神的有上帝、青黄赤白黑五帝及日、月、星、斗、风、云、雨、雷、电诸神；地神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人鬼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本民族崇拜的圣贤、忠烈之士。春秋以降，巫风依旧，尤其以荆楚地区为甚。《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考古与古文献资料表明，对土地、谷物、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的崇拜，是先民的普遍信仰。“三星高照”福、禄、寿三星是源于远古对星辰的自然崇拜，它们的原型均为星宿。《淮南子·地形训》曰：“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通视，明庶风之所生也；赤奋若，清明风之所生也；共工，景风之所生也；诸比，凉风之所生也；皋稽，阊阖风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穷奇，广莫风之所生也”。后人格化如水神共工、火神祝融、风神禺疆、雷神姜源与夔（《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姜源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约期而生子”）、土神是厚土、木神句芒、金神蓐收……。天地神居家宅总门的门顶，称“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家神有门神、天地神和灶神。土神常见的有太岁、三煞、五鬼、大将军、金神、大小耗神、丧门、大小月建、白虎等。其他如五道神、城隍、土地。
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习，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女娲神话、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都是生殖崇拜文化的观念反映。考古发现：鱼成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蛙也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动物。所以，蛙被原始先民用来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圆圆的蛙腹与腹上的黑点正是怀孕的象征。
祖先崇拜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始于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某种追思和怀念。《礼记·祭法》载：“人死曰鬼”，原始人相信鬼魂不灭。据考古资料，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在原始社会早期就已经出现，常把自然的死亡归属于神秘的原因，甚至把一些病症也都认为是愤怒的神灵或不满意的死人所造成的，这就是产生鬼魂崇拜的基础。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祖先崇拜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从墓葬材料中看出，表现祖先崇拜的现象是多方面的。在中国较大的氏族墓地中，如山东大汶口、野店、王固等，死者的头向多朝着太阳升起的一方。中国南方的原始居民也有同样的习俗，属于江苏青莲岗文化的一些墓葬，头向也朝着东方。原始居民具有同样的让死者还生的意识。在所有的古代墓葬中，普遍存在以物殉葬的文化痕迹，这种现象是在灵魂不死的信念支配下产生的，而且也发展了供奉祭祀死者的礼仪。《礼记·祭法》中有“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新石器时代到夏朝已出土的许多陪葬日用陶器中出现食物遗存痕迹这一件事，及殷墟卜辞和周人重祭祖甚于祭天的记载，结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墓中帛画所表现的汉人死后世界观，及其它汉墓殉葬物的存在，“灵魂不减”的观念一直深具在中国人的宇宙观里。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不同，图腾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动植物，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几代祖先。所以说，祖先崇拜也叫灵魂崇拜，是原始社会灵魂观念进一步发展后而出现的一种对死者灵魂加以崇拜的宗教行为。从自然崇拜上升为人文崇拜。
在君主等级制社会出现不久，鬼神观念也开始了等级的分化，在百神之上诞生出至上神，殷人称之为帝，周人称之为天。《左传》昭公元年载：“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訲之”。
1.3、祭祀与巫祝
古代先民不但对天神、祖先崇拜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信仰。有遗迹例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太庙、社稷庙。殷商卜文，“巫”字像两手捧玉状，为事神之状。《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为了和神灵沟通，殷商时代最崇尚鬼神，兴起祭祀神灵之风。为了和神灵沟通，这时有了专营此业的巫祝。《周礼·春官》载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女巫、神仕”。《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礼记·曾子问》：“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郑玄注:“祝，接神者也。”；《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只(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郑司农云:“筴祝，远罪疾”。；《周礼·春官·小祝》：“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郑玄注:“禳，禳却凶咎，宁风旱之属”。贾公彦疏:“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三者即是禳……云‘禳，禳却凶咎，宁风旱之属’者，‘之属’中兼有弥灾兵、远罪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设祷祠禳却之”。《周礼》上说:“大仲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
《周易》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论语》云:“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又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先民通过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图腾、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维系团结，维系社会。从殷都废墟中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西周之前的殷人的鬼神观依然存在着多种崇拜的倾向，日月星晨、风雨雷电、山川河流都有灵魂，均具备降灾降福、佑人害人的功能。《礼记·曲礼上》载：“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随着对祖宗亡灵作用的美化，祖先崇拜在各种崇拜中逐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祠祭、家祭、墓祭等多种多样的对祖先的祭祀形式，特别是宗庙、祠堂作为祭祖的重要场所，其营建构造逐步受到重视。
古代的五礼，其中吉礼即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等的礼仪活动。如郊天、大雩、大享明堂、祭日月、大蜡、祭社稷、祭山川、籍田、先蚕、祭天子宗庙、袼禘、功臣配享、上陵、释奠、祀先代帝王、祀孔子、巡狩封禅、祭高禖等。
《周易·困卦》:“利用祭祀，受福也”。《春秋繁露·郊语》:“不畏敬天，其祸殃来至？”；《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物理论》:“祭天地，报往也”。《礼记•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风俗通义》引《孝经援神契》：“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 而祀之以报功也”。春耕前祈祷土地神保佑，因而“春祈秋报”。以一定方式祈求自然力或鬼神来帮助自己实现某种目的。如求雨，多拜龙王，拜祭不成时，便施巫术，抬龙王游街，曝晒龙王，把井水掏干等逼迫龙王下雨。《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先民祭天祭祖就是报本答愿的方式，对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的祭拜主要是为了祈求丰年，而对土地和谷物的崇拜尤其成为农业祭祀的核心，于是有社稷崇拜。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祭祀神农氏称呼祭先农。
《汉书·郊祀志》:“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孝经》载：“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虞舜时即有"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祭制，历代天子封禅祭天地，也要对山神进行大祭。《仪礼·郊特牲》日：“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陪以月”。汉以后的史书，多将祭祀载入《礼志》或《礼乐志》或《礼仪志》。还对古往今来的传统祭祀制度的沿革作了认真的考证。《古今图书集成》更是集古今祭祀文献之大成。
祭祀多种多样。郊祭 ：《孝经》载：“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封禅：“易姓而王，必升封太山，报告成”(《白虎通》)、“昔古圣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尚书中侯》)；告祭 ：《论语·尧曰》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祭祖与丧葬：按《王制》的说法，天子诸侯祭祖一年四次:“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统》)。故云:“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大传》)；“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坊记》)；《晋书·索琳传》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在宗庙、祠堂内逐步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祭祀活动。此外，社稷崇拜 、圣贤崇拜 、山川之祭、高禖之祭、将相之祀 等各类祭祀，尚有许多繁杂的名目。如秦时有陈宝、杜主；汉时有灵星、宛若、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马行等；魏晋南北朝及隋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司禄等；唐时有武成王、司寒、马祖、先牧等；宋时有九宫贵神、五龙、寿星等；明代有旗纛、城隍、司户、关帝等；清代有先医、贤良、文昌等。
2、楚国先祖与祭祀、巫舞与乐鼓对岭南的影响
祝融是楚国的先祖，楚国为苗蛮。《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 ”，《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头”；《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融即祝融，烛龙、炎融亦属于祝融。祝融部落在伏羲女娃、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各时期，部落一直延续存在，是最为古老的部落。即使在祝融部落分化以后，《晋书》:“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在炎帝时期，祝融也一度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迁徙至山东一带，造就蚩尤部落联盟的强大，到黄帝时期，参与黄帝部落联盟，在少昊时期，重黎之后的羲和，观象授时更加进步。羲和的传说很多，或一人或四人。据《尚书·尧典》所记，羲和实为四人，他们已能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观测星象亦由大火或鹑火发展为“四仲中星”：鸟、火、虚、昴。《尚书·尧典》、《史记·历书》等载，重黎的后裔还有羲和。祝融为天文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又为后来的颛顼历作出卓越贡献。《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志异门·288 南法》：“祝融之墟，威灵所萃，其间异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荆得名，岂无自而然哉？” 。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史记·楚世家》记有六姓。《世本·帝系》云：“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濮。颛顼娶于胜濆氏之子，谓女禄，是生老童。颛顼生僻，儒生卷章，卷章生黎。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老童生重黎及吴回，生陆终。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而不育。剖其左胁，获三人焉；剖其右胁，获三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铿，是为彭祖；其四曰求言，是为郐人；其五曰晏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后分化为八姓：《国语·郑语》“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季连是祝融之后，芈姓，又当从母姓，标志着一个新的氏族的出现。《史记·楚世家》索隐：“芈，羊声也。”《说文解字》释芈，“羊鸣也，从羊。”故芈姓的图腾可能是羊。羊即羌。《说文解字》：“羌，西戎，羊种也。……西方羌从羊。”，《世本》：“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嬇。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后汉书·西羌传》、《世本》宋衷注等考定，鬼方即西方之羌。《周易·既济》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后汉书·西羌传》亦谓“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商代《新获卜辞》还有“伐芈”的记载。可见芈即鬼方，即西方羌或其中之一支。陆终仍娶鬼方氏之妹，其后(末子)并以母姓为姓，既说明陆终其时仍为入赘婚。《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南北相通，此南祝融，亦当可认为北祝融。融，“从鬲，虫省声。”(《说文解字》。)虫即蛇，蛇即龙的原形。《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天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烛龙，人面龙身，衔烛以照幽明。《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楚辞·大招》：“北有塞山，逴龙<赤色>只。” 烛龙、逴龙,即龙，在天上。又：“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龙并流,上下悠悠只。”，从楚人著述或楚地出土文物，楚人的尊龙崇风现象则更突出，故以龙或凤为图腾。《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可见，五色并非瑶族所专有。
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水经注》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楚人南徙丹、淅一带。范围不断扩大。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南蛮，作为族名，只是一种泛称。《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敕/厘>姓。”，在尧、舜、禹三代，中原集团就对三苗攻伐不已，三苗退居南蛮，成为江汉地区蛮民。芈姓季连部与原来荆楚地区先民相融合，终于形成号称“荆楚”、“楚蛮”的民族。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因楚人姓芈氏熊，历代国君都冠以熊号。《春秋大事表·四裔》就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卢戎，即蛮，故南蛮实含蛮、濮、巴三族。《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熊渠不满足周朝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诗外传》将其纠正为：“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即苗蛮，南蛮集团亦称苗蛮集团。楚人属于苗蛮族。屈原在其《离骚》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故宋代郑樵所作《通志•氏族略二》：“蛮氏，芈姓，荆之后，因氏焉。”。
祝融被后世祭祀为火神、灶神。《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 ”，史称楚之先祖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类。《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是一些超越凡人、具有特殊秉赋的智者，“民之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立，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在湖北江陵等地出土了不少“镇墓兽”或“辟邪”之物(湖北荆州博物馆展出的有江陵雨台山出土的“镇墓兽”、江陵马山出土的称为“辟邪”一类的根雕)，实际上就是楚人尚鬼神重祭祀之风的实证。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灵王占卜不吉，“投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就是例证。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具艺术特色。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春秋时代，楚国也有文舞、武舞和优舞。故屈原笔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术之风的直接反映，招魂是楚国巫术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在乐器伴秦上，就有钟、磬、鼓、竽、瑟、参差(排箫)、簴等多种，其中尤以鼓为主。《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九歌·东君》：“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九歌·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五·乐部上》：“【省风 考俗】《左传》曰：伶州鸠曰：夫鼓音之舆也，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乐叶图徵》曰：乐听其声，和以音，考以俗，验以物类”。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五 乐部上》：“【五节 四会】许慎《五经异义》曰：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汉书·礼乐志》曰：有郑四会、楚四会。宋玉《高唐赋》亦云：声似竽籁，五变四会。【升歌 列舞】《仪礼》曰：主人升受爵，乐阕，升歌鹿鸣。张衡《东京赋》曰：雷鼓奱々，六变既毕；冠华秉翟，列舞八佾。【感天地 通鬼神】《汉书》曰：夫乐者，圣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万民；故听者无不虚己竦神，悦而承流。于是海内被服其风，光辉日新；而不知所以然。《礼记》曰：夫礼乐之行乎阴阳，通乎鬼神”。
楚国自从商初开国以来一直盛行音乐和歌舞。楚国文化很发达，尤其是音乐舞蹈水平达到很高程度。楚国设有专业乐官，歌舞团，有世世代代“伶人”一职的专业音乐舞蹈家族。“楚辞”兴起于战国后期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莫愁女，战国末期楚国歌舞家。后将古传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楚国流行平民化的浪漫音乐歌舞，《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湖南常德德山楚墓考古发掘资料）；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礼器最多的是鼎，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簴等)、舞具(盾等)。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
《诗·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迫使南迁，加上春秋战国时期与岭南的交流，钟、鼓等以及祭祀、歌舞传至岭南。
上文《史记·楚世家》：“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大戴礼记·帝系篇》:“颛顼产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山海经》云：“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祝融名重黎，吴回又称吴雷、吴将军。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从此祝融的“苗民”一支，“融吾”（祝融的一支）分化“犬戎”（瑶族），《后汉书·南蛮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结合上文《春秋演孔图》：祝融图腾“凤”“身备五色，鸣中五音”，五色非瑶族专有。槃瓠（瑶族先祖）在帝喾的唆使下与吴回（吴将军）发生战争，最终吴回首领死亡，被陆终首领取代。可见，槃瓠原在祝融重黎的黎部落分化，为苗蛮的一支。
岭南南越的“信巫鬼，重淫祀”、“巫舞”、“歌舞”、鼓乐，源于楚国的传承。《史记·孝武本纪》：“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南越笔记》：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风俗志》：元日设香烛，盛服拜天地。君亲及尊长，乡党交贺三日，而止迎春日。惟郡城竞看土牛啖饼水乡。则元夜自初十至十六，各门悬一灯，嬉游以为乐。清明祭墓新葬者，老少聚哭，远年则否。立冬复祭如初，名曰送寒衣。端午为龙舟竞渡，折艾插户，饮菖蒲酒，以角黍相饷，妇人制五色香袋佩之。中秋男女为赏月之会。重阳携酒登高。除夕扫庭户，祀神祗，家人毕集燕饮，别具殽饭达旦，谓之送旧迎新。……方书：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祭鬼。……楚人尚鬼，粤女多淫。”。
3、史上岭南巫术盛行
3、1、岭南的巫祝、俗鬼、敬鬼、鸡卜、南法、符箓
《汉书·郊祀志·第五下》:“是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
古代岭南“西瓯”巫俗浓厚，巫术盛行。东汉《论衡·言毒篇》:“热极为毒也,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故南越之人，祝誓辄效”；
唐《番禺杂记》载:“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蔑竹卜，俗鬼故也”。现转用竹签等来推断吉凶祸福。宋人《东轩笔录》云:“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清·张渠:《粤东闻见录》卷“好巫”条:“书符咒水，日夕不休”。
3.2、岭南以长子的“命”祭神的习俗
《墨子·第四十九章·鲁问》：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北宋《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四夷部十一·南蛮六》：“啖人国:《博物志》曰：楚之南，啖人之国。其亲戚死，刳肉，死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
东汉杨孚《异物志》曰：“乌浒，取翠羽、采珠为产；又能织班布，可以为帷幔。族类同姓，有为人所杀，则居处伺杀主，不问是与非，遇人便杀，以为肉食也。” 亦见北宋《太平御览》记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逈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地有棘竹，厚十馀寸，破以作弓，长四尺馀，名狐弩。削竹为矢，以铜为镟，长八寸，以射急疾，不凡用也。地有毒药，以傅矢金，入则挞皮，视未见疮，顾盼之间，肌肉便皆坏烂，须臾而死。寻问此药，云取虫诸有毒螫者，合着管中曝之，既烂，因取其汁，日煎之。如射肉，在其内地则裂，外则不复裂也。鸟浒人便以肉为殽俎，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辈，出射之，若人无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尽相担去者，便断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蹠为珍异，以饴长老。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亦见北宋《太平御览》记载。
三国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自古及今，弥历年纪。民俗蠢愚，惟知贪利，无有仁义道理。土俗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若见贾人有财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妇，兄亦卖弟。若邻里有负其家债不时还者，其子弟中愚者谓其兄曰：‘我为汝取钱，汝但当善殡葬我耳！’其处多野葛，为钩挽数寸，径到债家门下，谓曰：‘汝负我钱，不肯还我，今当自杀’。因食野葛而死债家门下。其家便称怨，宗族人众往债家曰：‘汝不还我钱，而杀我子弟，今当击汝！’债家惭惧，因以牛犊、财物谢之数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罢去，不以为恨”。亦见北宋《太平御览》记载。
唐代《朝野佥载·卷五》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
以祭神祈福的做法和杀长子“解而食之”的风俗，崇拜先祖灵魂和祈求灵魂转生，杀“长子”以祭祀。与灵魂崇拜和灵魂转生观念有关。
3.3、岭南取人首级以祭神祈福的习俗
上文“啖人”为以长子命祭神；然而与俚人不同的是所杀之人不是长子，而是猎人。所谓猎头，即砍人头以祭神祈福。
《西汉南越王墓》记载广州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的一件铜提筒，筒上刻有杀俘猎头的文饰图案。反映南越人杀俘，作猎头献祭的情况。
在中国广西左江流域发现的岩画中，有这样的图像，一条船上载着数人，多为人身鸟首，呈半侧身蹲式，有伸手曲腿似划桨状。这神话般的图像，可能就是反映了人们祭祀河神的宗教活动。然而，以人祭祀不是仅仅岭南存在，考古发现其他大多以“少女”祭祀为多。如祭河神、湖神、泉水神、井神等，以祈求平安，能给人类带来财富；以人祭祀，祈求获得更理想的生育能力以及期盼降雨等……祭河神是古代祈求当地不会有发生水灾什么的，一旦发生水灾就以为是河神在发怒，然后把小孩丢进去“侍候”河神，以祈求平安。
人类出于对“神”的无上崇拜、热爱，用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来奉献于他。如中国的一些文物点、南美的印茄人、非州的雪峰下、欧洲的考古发现等，存在大量的用活人当祭品的现象，用少女充当祭品的为数众多。在秘鲁大约公元1000年前拉姆巴耶克文化鼎盛时期，该西北部Chotuna-Chornancap考古遗址发现的证据显示，一座神庙内，里面共有33位女性的尸骨，尸骨均有被割伤痕迹，说明她们是人祭仪式的一部分（当然，秘鲁的土著是印第安人，相貌和中国人无大的区别。晚清康有为在秘鲁受到土著居民热情接待。断定 “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后引起了美国化学家道格拉斯 · 华莱士教授的注意。他对秘鲁土著和中国人的 DNA 进行了抽样分析对比，二者的遗传基因是相同）；在《不可不知的世界5000历史悬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记载：“在700年前的古墨西哥，一些部落的娃娃一生下来，就被指定为追逐死亡的精灵。在特定的时刻出生，他们的理解就是神选择了她，这个小孩会被送到其他人家抚养。这种小孩，从出生他们的使命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将自己献给神”。
《魏书·蛮獠传》：“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北齐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也有相同记载。
《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流求国，居海岛，……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战斗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也有相同记载。
《周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一·异域》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謨、阿段，妇人阿夷、阿第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递相掠卖，不避亲戚。被卖者号叫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撝捕逐，若追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
《周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一·异域》：“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继母、世叔母、及嫂（姊妹）〔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唐）刘恂著《岭南录异·卷上》：“又到野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愕无计，顷刻有百余野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义，即舁拽朋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义畏弩，亦不复至。”
《宋史·志第四十三·地理六》：“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当牵牛、婺女之分。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有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产。民性轻悍。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然岁有海舶贸易，商贾交凑，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
《明史·列传第二百五·广西土司》：“初，桂林、古田僮种甚繁，最强者曰韦，曰闭，曰白，而皆并于韦。贼首韦朝威据古田，县官窜会城，遣典史入县抚谕，烹食之”。
后汉时期，称呼古西瓯人为“乌浒人”。俚人属于三国时期开始称呼的南越人。而到两晋时期出现了僚人的分化。不再使用长子祭品，而是采用猎人为祭品。
4、“啖人”、猎头的旧俗源于“西瓯”，与贺州钟山一带族群演变
4.1、贺州钟山一带春秋战国时期称呼“蛮”
上文载：“南蛮，作为族名，只是一种泛称。”。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铭文：“用政（征）（蛮）方”； 周朝《诗·韩奕》说：“因时百蛮，奄受北国”； 《鲁颂·閟宫》有“淮夷蛮貊”的称谓。春秋时期，蛮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蛮、巴等，但不专指南方。南蛮的总称，出现于战国。战国时期《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 ；战国末期吕不韦道家著作《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西汉《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尔雅·释地第九》：“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汉班固《白虎通义》载：“东方为九夷，南方为八蛮，西方为六戎，北方为五狄”；（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蛮，南方曰蛮。”；北宋《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四夷部十一·南蛮六》：“○雕题国:《异物志》曰：雕题国，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
4.2、在先秦至汉代，岭南钟山地域一带称呼“西瓯”，广西分割为：“西瓯”、“骆越”。
先秦时期《逸周书·王会解》说，“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羹”。西汉《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的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这是越人风俗，与瑶族不同，是蛇、鼠各种动物都吃的。
《汉书·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记载：“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伇属焉。东西万余里”。
西汉刘安《淮南子•卷十八 •人间训》：“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4.3、后汉时期，称呼古西瓯人为“乌浒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东汉杨孚《异物志》曰：“乌浒，取翠羽、采珠为产；又能织班布，可以为帷幔”；魏晋左思的《三都赋》：“乌浒狼荒，夫南西屠。……摄乌号，佩干将”。晋朝宋《舆地纪胜·卷一O三》载：“阳朔县，有夷人，名乌浒，在深山洞内，能织斑布。”。
4.4、三国时期古西瓯人称呼俚人
此时期，瑶族没有进入岭南。同时，在南北朝时期，在巴州一带出现生獠、熟獠。又出现称呼诸僚、夷僚等称呼。
三国东吴《南州异物志》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自古及今，弥历年纪”；（唐）徐坚《初学记●卷八 州郡部○岭南道第十一》：“【端石 岑珠】《吴录》曰：端溪有端山，山有五色石，石上多香水。(南朝宋)《南越志》曰：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宝珠，径五寸，取还。夜光明照烛，俚人甚惧。以火烧之，虽小损，犹照一室。已上康州。”；清李调元《南越笔记》 ：“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谓包也。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汉书》曰九真蛮里，又曰归汉里君，是也。 熟岐稍驯善，其巢居火种者，为干脚岐，与熟黎同俗。牛生半熟者次之”。
4.5、晋时期后分化为俚（狸）、僚（獠）
晋·裴渊《广州记》曰：“俚獠贵铜鼓，惟高大为贵，面阔丈馀，方以为奇。初成，县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叉，执以叩鼓，竟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风俗好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南朝宋人沈怀远《南越志》：“桂州丰水县(今荔浦县)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晋·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日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魏书·蛮獠传》：“巴州生獠并皆不顺，……诸獠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周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一·异域》：“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棱亲识，即以实报之”。
4.6、隋朝，俚人归顺朝廷，对僚人开始讨伐。俚僚的融合出现对立。
《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也说：“毒箭有三种，岭南夷俚用焦铜作箭镞”；《诸病源候论》记载有岭南俚人制造的五种毒药。《本草拾遗》记载，石药味苦、寒，无毒，南方俚人很宠爱石药，指出石药主要产于贺县一带山中，形似碎硇砂，当地土人采集后用竹筒来贮藏。《北史·卷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列女》载：“谯国夫人洗氏者，高凉人也。……其苍梧首领陈坦、罔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南悉定。……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遣推讷，得其赃，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隋书·卷八十·列传第四十五·烈女》亦相同记载。
4.7、唐朝始出现生僚的记载，应属于瑶族的迁徙。唐朝开始较少记载“俚人”。
(唐)杜佑纂《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后汉建武中，交趾女子征侧、妹征贰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自立为交趾帝。使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至献帝，乃立为交州。领郡七”；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二·岭南道六》“桂州始安郡今理临桂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南越志》云：桂林郡本治阳溪，今移郁江口，有铜鼔瀬是也。……有终古藤俚，以为布”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又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播罗哀獠酋长多扶桑等率众内附，即此地也。盖生獠所居后，日就倾圮，无复故险”。说明，俚人已经基本归化。
4.8、宋朝的瑶族在贺州一带大量出现，而原始居民为俚人
北宋记载贺州与高州相隔遥远却同列一篇“岭南道五”，古同属俚人，习俗相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岭南道五》贺州临贺郡……风俗：俗重鬼，尝以鸡骨卜。汉书云：越巫以鸡骨卜。……又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豪渠皆鸣金，鼎食。所居谓之栅，节会则鸣铜鼓，大者广一丈，小者三四尺，好吹匏笙。俚人削筋竹为箭，以叶羽之名曰圭黎。……未至数十里，闻风吹如笙箫之音。巢竹土地有巢竹，丛如大戟。坚中俚人以为矛。篣竹有毒，人以为觚，刺虎中之则死。……高州高梁郡今理电白县。……风俗：其俗生时布衣不，死则尽财殡送。父子别业，兄弟异财，无故带刀，持矛执剑相侵，则鸣舂堂，鸠集子弟，和则杀牛市，则二日一合。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庆历三年(1043年)，桂阳监蛮徭内寇，诏发兵捕击之。蛮徭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徭人”；宋人朱辅《溪蛮丛笑》有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下·049 猺人》：“猺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静江府五县与猺人接境，日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猺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罗曼猺人、麻园猺人。其余曰黄沙，曰甲石，曰岭屯，曰褒江，曰赠脚，曰黄村，曰赤水，曰蓝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黄意，曰大利，曰小平，曰滩头，曰丹江，曰縻江，曰闪江，曰把界。山谷弥远，猺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猺人椎髻临额，跣足带械，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则青巾紫袍。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俗所尚也。地皆高山……” 。
4.9、明朝的僚人成为“獞”为主等不同称呼
《富川县志》嘉靖间县令符大宾始修，万历十一年1583县令周笃棐重修,三十九年1611张文耀县令三修。乾隆间县令叶承立四修,志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富川县：《一统志》：淳朴不尚华侈决科入，仕不乏士知学俗，尚鸡卜。《旧志》：城郭民戍杂居，音语最正。士子文章相师表，衣冠楚楚，礼让相先。……猺来自黔中五溪，散居富川者计二十六源。其居址屋舍，如鸟巢、兽穴。其俗啖血肉，婚不避姓，出入常佩短刀，负劲弩，淬药箭。或㐲间道啮行人，或攻掠乡村，或絷缚人归。……尔獞来自古田而散居于花山西乡诸村，俗尚与恭城同。抚民巢约有五十。半是猺獞，半是梧州流民。……大抵轻生好斗，易于窜徙不顾父母妻子。如大岷、小岷、槽碓、白冒等源，岩谷奥深，依凭险阻与恭城平乐诸抚巢相迩”。
《明外史·土司传》：“然广西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而无地无猺、獞。桂林之古田，平乐之府江，浔江之藤峡，梧州之岑溪，皆烦天兵大征而后克，卒不能尽草薙而兽猕之，设防置戍，世世为患，是不得而略焉。”
《明史· 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土司》：“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滇为埒。……二十二年，富川县逃吏首赐纠合苗贼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元善等，往来劫掠。广西都指挥韩观遣千户廖春等讨之，擒杀大孝等二百余人。观因言：‘灵亭乡乃瑶蛮出入地，虽征剿有年，未尽殄灭，宜以桂林等卫赢余军士，置千户所镇之’。诏从其请。……初，桂林、古田僮种甚繁，最强者曰韦，曰闭，曰白，而皆并于韦。贼首韦朝威据古田，县官窜会城，遣典史入县抚谕，烹食之。……洪武二十一年，广西都指挥使言：‘平乐府富川县灵亭山、破纸山等洞瑶二千余人，占耕内地，啸聚劫夺，居民被扰，恭城、贺县及湖广道州、永明等县之民亦被害’。……二十九年迁富川县于富川千户所。时富川千户所新立于矮石城，典史言：‘县治无城，恐蛮寇窃发，无以守御，宜迁城内为便’。从之。”。冯乘县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废，东境归江华县，西境入富川县。富川县治所开始迁徙至古富川县钟山镇。末明初·蓝智《富川县父老言猺人劫掠事 》闻知县徐元善于洪武二十二年等被害（县治在钟山镇）作诗：“……苍山几百里，尽是猺獠原。此乡本富庶，所忧盗贼喧。连年困劫敚，鸡狗那能存。圣化大无外，始知王道尊。畬耕入版籍，力役归民屯。……”，《明史•志第二十一•地理六》：“昭平府南少东。万历四年四月析平乐、富川二县地置。五年又析贺县地益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獞即旧越人。旧传有獠獞有狑獞，今诸獞概无分别。语音相类，性气粗悍，花衣短裙，俗尚与猺同。无编籍，多佃民，田不全。似猺之穴，居如南平东寨一带。计有周家湾东寨、西寨、小东寨等数十馀。獞村周、黄、陈、石等数姓，聚族丛居，自相姻娅……猺亦有数种，有熟猺，有生猺，又有白猺、黑猺。生猺在穷谷中，不与华通。熟猺与州民犬牙，或通婚姻。白猺大类熟猺，黑猺大类生猺，此其大较也。一曰獞，与猺杂处，风俗略同，而生理一切陋简。……器械同而勇捷过于獞，每出剽掠，皆冒称为猺。一曰狑人，一曰人，一曰狪人，一曰蛮人，有西原广原诸蛮，皆依山谷为生，其气习多与猺獞同。又有蜑人，……又有山子彝人……又有斑衣种……又有大良。……有版籍，较之民，尤淳朴。……此数种者，自为部落，不侵中国，其为患者莫如猺獞云”。
4.10、梧州话与梧州流民、蝴蝶歌
梧州的名称从唐朝开始出现。《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苍梧郡梁置成州，开皇初改为封州……苍梧旧置苍梧郡。平陈，郡废。”；《旧唐书·志第二十一·地理四·岭南道》梧州下 隋苍梧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梧州，领苍梧、豪静、开江三县。贞观八年，割藤州之孟陵、贺州之绥越来属。十三年，废豪静县。天宝元年，改为苍梧郡。乾元元年，复为梧州也。旧领县四，《宋史·志第四十三·地理六·广南西路》：“梧州，下，苍梧郡，军事。元丰户五千七百二十。贡银、白石英。县一：苍梧，下。熙宁四年，省戎城县为镇，入苍梧”。
唐朝时期，岭南仅有小部分的“生僚”，其中生僚部分为瑶民，瑶民进入岭南的边缘地带，故唐武德四年(621)，析贺州冯乘县其北境置江华县；到宋朝开始，瑶族大量迁徙至宋朝时期的贺州，冯乘县北宋开宝四年(971)废，东境归江华县，西境入富川县。证明瑶族基本被瑶族占领江华县。同时，也进入了贺州的临贺、富川、桂岭三县居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七卷》：“弘治十二年，首贼全文清伏诛。按《通志》：十二年，都御史陈金分兵擒贼首全文清，斩之。抚其馀党程运鉴等于擎田，梁彪等于罗溪，徐章等于罗臼，陈友文等于龟石”。记载的村名罗溪（属望高镇）、罗臼（属钟山镇）、龟石（属钟山镇），为钟山县原村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熟猺与州民犬牙，或通婚姻。”因此，瑶族称呼宋时期的方言为“梧州话”，同时，把明朝嘉靖始修《富川旧志》俚人“流入瑶山”也称呼为“梧州流民”。
正因为俚人为富川、钟山、贺州一带的古时候生活着“西瓯”、“俚人即乌浒蛮”，却不是瑶族的先祖。然而富川传唱至今的“蝴蝶歌”的歌词里出现：“秦军平岭南主帅尉屠睢与他们的“苍梧人”先祖作战，被“苍梧人”击杀于昭平北陀城，头颅在今富川县城北街大鼓庙示众后被扔进昭平县黑龙潭”。这是西瓯君部队对秦军作战，证明该富川人源于“西瓯”，不是瑶民。
4.11、清朝客家人迁入广西贺州
当然，广西客家人最早在清乾隆年间迁徙。包括迁徙至贺州、钟山一带的客家人。清嘉庆乙亥徐旭曾论述客家问题及客家文化的开山之作《丰湖杂记》载“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据此，基本确定是跟随宋帝到崖门。南宋末年，《宋季三朝政要》称闽、粤、赣交界地域的畲民武装为“畲军”。元代以后，“畲民”、“畲徭”。清康熙、乾隆、同治《景宁县志》均设“畲民”一目。畲民自称“山哈”，客家也经常称“山客”，“山哈”就是山客，是山里的客人，表明是外地迁往山里的客户。景宁汉族称以“客家人”，畲族称汉族为“民家人”；有以“南武侯织”作为先祖，《汉书》之《钦定四库全书·前汉书·高帝记》记载：“南海属尉佗未降,遥虚以封芮为耳。后佗降，十一年更立佗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长沙、桂林、零陵耳，十一年更立佗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今复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复遥夺佗一郡，织未得王也。” 织未得王也就未真正迁徙，封地南海郡，被没有得到实领；2003年，复旦大学对长汀客家男子所做的遗传分析表明，客家人父系血统中的畲族成分比较高，母系更是基本与畲族一致。（见《以史为证山区客家人来源于汉化的畬瑶》
https://www.360kuai.com/pc/9fc42bf5130b93fa4?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中山大学蔡贵庆、朱伟峰等人在《梅州客家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学分析》一文中亦指出：“梅州地区的客家人线粒体 DNA Region V 9 bp 缺失频率为0.2174，聚类分析显示梅州地区客家人与长汀客家人和中国南部人群有着较近的遗传学联系。”又根据台湾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相关基因检测和研究，认为客家人和客家话的主体皆源于古代荆蛮，另含畲、瑶成份较高，客家人母系基因与畲、瑶等民族基本一致，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又不停混入南方汉族的父系血统。客家人在南宋末期进入广东的历史，相对比瑶族还要迟缓。
“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客”；佃客、典计、衣食客以及作为官僚地主的听差和侍卫的“左右”，都没有独立户籍，而是注于官僚地主家的户籍中，称为“皆注家籍”。这在当时被称为“给客制度”，大概始自东晋，历宋、齐、梁、陈而未改。东汉默认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东晋不颁布给客制度，限额以外非法占有的佃客数。十六国和北朝世族豪强荫占佃客的情况同样存在。《唐律疏议》卷十七: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又卷二十二:“部曲、奴婢，是为家仆”。部曲经主人放免，即成平民。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可见，历代的“佃客”、“部曲”、“客户”的户籍制度，是不同族群的“户”，不是“族群”。以“客户”作为唯一的“客人”或“客家人”来源，就会出现概念外延的无限扩大；同样，《丰湖杂记》的“客人”与《搜神记》：“太守遥问：‘何处女子独游无伴？’女子答曰：‘女是客人，寄在城外，是以无伴。’”为旅客、《三国志·魏志·管宁传》：“中国少安，客人皆还，唯宁晏然若将终焉。”为指寄居在外的人，这都是不同的含义。以凡是外来迁徙者皆“客家人”是不符合历史的。
因此，贺州临贺、富川、桂岭的历史文化积淀最悠久的为“俚僚”，其后是“壮瑶”、客家人为后迁者。
5、神巫道的结合对岭南及古富川的影响
岭南与楚国《尚书·尧典》曰：尧“申命羲叙宅南交，曰明都”；《逸周书·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岭南通过潇贺古道与楚国及中原交流。《秦史拾遗》：“道于潇永临封，为秦尉屠睢督帅征络越所辟也。”；《读史方舆纪要·广西方舆纪要叙》：“宋潘美南伐，由道州而进克富川，拔贺州，而昭州、桂州次第举矣。”；《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湖广七》“潘美之平南汉也，由道州进克富州富州，今广西富川县。……从道州而风驰于富川、临贺之郊，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白象镇在县南。本白象堡（备注：江永有白象村）。宋开宝三年，潘美伐南汉，自道州而进，次于白象。或作白霞，误也。向置巡司于此，今革。”；道光《永明县志卷十》记载：“潘美伐南汉，自道州进，次白象”，明确岭南古道是：永州----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开的这一路径（详细分析见我2020年10月25日《岭南古道与“秦瓯战争”主战场》一文）。
上文论及“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此俗也就流传至岭南。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唐）莫休符著《桂林风土记》载：“张天师道陵宅：天师旧宅在贺州。道箓以为元中大法师，令以宅为庙。庙中有美异果实，有人食之无患，唯不可采，取必致祸也。”。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张道陵从淮入鄱阳湖溯信江入江西贵溪云锦山，三年而神丹成。六十岁时，前往南越苍梧郡富川白云山结庐修炼，“又去了河南嵩山”，隐居数年（见我2021年2月28日《论张道陵天师在岭南“丹灶山” 炼丹》一文）。
也在东汉时期。唐代莫休符著《桂林风土记》：“陈思应本名聿修，富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忽有异人求寄宿毕。聿修观其容止稍有异，乃尽礼延之”；《宋史·陈尧叟传》：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人。咸平初，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州驿。
苍梧郡广信人东汉末年佛学家牟子(170年～？)，名融，字子博。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他精通诸子百家，成为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极力推崇老子的“绝圣弃智，修身保真”的学说。三国初，著有《理惑论》(37篇)，糅合儒、道各家学说，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著。《神仙传》载：“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人也。……士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坐起，后四日乃能语。”。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道教刚创立的时代。成为巫术、道教、佛教的汇合处。
晋唐之际，道教从而与巫教产生了较大的距离。于是，巫道逐渐产生结合，而成为既巫既道、内巫外道之“道法二门”之巫教形态。道士代替了巫的大部分职能，如主持丧葬仪式、驱鬼求平安、超度亡灵等，成为操纵鬼文化活动的重要角色，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巫合一的局面。道教从此升上上层统治阶级庭阶，而巫教却在民间潜流不息。
6、“西瓯”淫祀风俗对 “二哥”以及称呼父亲“吾叔”的缘由分析
6.1、源于“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及对神的敬畏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 郑玄注：“五祀，门、户、中溜、灶、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故有五行之官，是... 门、户、中溜、灶、行也。”；汉王充 《论衡‧祭意》：“五祀报门、户、井、灶、室中溜之功。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欲食，中溜，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 。清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门神》：“夫门为五祀之首，并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祀之，失其旨矣。” ；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
《史记·孝武本纪》：“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何为大？“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古越人“西瓯”（后称呼乌浒、俚僚）人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周围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是有灵的。如上文所载，对自然崇拜的对象极为广泛，天神、地神、日神、月神、星神、斗神、 虹神、云神、风神、雨神、雷神、电神、河神、山神、石神、火神、木神、水神、门神、金神、灶神等皆以自然神崇拜，据不完全统计，道教诸神共计430位之多。诸如:菩萨、玉皇、玄女、财神、门神、灶神、海神、关帝、城隍等，还有众多行业神。《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因此对神的敬畏，自己不能与神并列，否则冒犯神灵。敬神，神为大。就有对土神、山神、水神、雷神、风神、门神、树神、火神、灶神、泰山石等诸神称呼“地主（神）大哥”、“树神大哥”、“门神大哥”、“灶头大哥”、“桥头大哥”、“佛子大哥”等。
我在《广西贺州钟山文明史源流考证》一文：钟山“董家洞”二哥，因敬奉神灵为大哥而形成。“钟山“董家洞”传承西瓯风俗，神为大，自己次之。门神、灶神、土地神等诸神为‘大哥’，自己贬称‘二哥’”。
为何，其他祭祀，没有这样称呼呢？是否与祭祀等有关？答案是确定的。
6.2、钟山 “二哥”及称父亲为“吾叔”与“西瓯”、“俚人”巫俗有关
对父亲的称谓因“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故有称“贵老”，钟山称呼为“同贵”，这没有什么大区别。然而，称呼父亲为“吾叔”，虽钟山“董家洞”一带基本很少称呼，然在古富川县的今羊头镇、钟山县钟山镇、公安镇以及贺州本地方言者皆有出现。这些基本属于古南越的风俗遗存所影响。“董家洞”的董氏的先祖并非南越土著，最早与元末顺帝二十五年董芝蓝公迁徙至富川，其后裔董俊庸公于明朝与其他董氏支系先祖相会，始伦序。但是，风俗、语言还是受到土著的影响。
网络有《广东人本地人为什么称呼父母为叔婶？》“原因有二：1，父母的生辰八字中有克子女的信息，为使子女能平安成长，要避开‘父母’这个称呼。2，小孩的生辰八字中有克父母的信息，为使父母得到平安，也要避开‘父母’这个称呼”；又在2021年3月12日在《畅游贺州自然风光微信群》告知，“贺县的部分本地人中也有把父亲的这样称呼的，客家人也有这样的称呼法；至于叫父母为吾哥、吾嫂的也有，据说这样的称呼法是有点迷信成分在里面——命中承受不起”。这些“称呼”缘由的解释都没有触及根源，也没有史料佐证。
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岭南道五》贺州临贺郡条，“风俗：俗重鬼，尝以鸡骨卜。……节会则鸣铜鼓，……好吹匏笙。俚人削筋竹为箭，以叶羽之名曰圭黎”。贺州、古富川（今钟山）原始居民为岭南“西瓯”及其后来的“俚人”，这贺州一带说本土语言的称呼父亲为“吾叔”，是与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原地区是有区别的，也与瑶族与客家源流不同。
上文《墨子·第四十九章·鲁问》：“长子生，则解而食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生首子辄解而食之”对长子当祭品。《魏书·蛮獠传》：“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北齐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也有相同记载。
西瓯如此“巫术盛行”，用首子祭祀之风，故“没有‘长’只有‘弟’”，从而 传承延俗称呼故称“二哥”。那么“吾叔”称呼来历也就迎刃而解了，南越“长子命祭神”、“猎头献祭”、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号 “鬼”，是对“巫神”与神鬼交往传递信息的恐惧。逐步引发的逃避之风并传承延俗称呼父亲为“吾叔”特殊称谓。
7、钟山多建寺庙、祠堂凸显“西瓯”祭祀之风且形成众多的节日
7.1、钟山域内多设庙宇
《淮南子·原道训》云：“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岭南“西瓯”先民主要以捕捞与种植水稻为生活来源，与楚国的交流也将龙、蛇为图腾进行崇拜。《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火正曰祝融”、《汉书·五行志上》一书说：“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所谓“掌祭”，就是祭祀。
《礼记·曲礼上》有所谓“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故多设庙宇。《史记·封禅书》日：“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志异门·289 家鬼》：“家鬼者，言祖考也。钦人最畏之，……岁时祀祖先，即于鬼路之侧，陈设酒肉，命巫致祭，子孙合乐以侑之，穷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于厅事上置香火，别自堂屋开小门以通街。新妇升厅一拜家鬼之后，竟不敢至厅，云傥至，则家鬼必系杀之。惟其主妇无夫者，乃得至厅”；明邝堪若《赤雅》载：“汉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粤西丛载》：“獠者，……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号之曰鬼，歌舞祀之，以求福利”；嘉庆《平乐府志》卷三二《风俗》载：“粤人淫祀而尚鬼，病不服药，日事祈祷。视贫富为丰杀。延巫鸣钟鼓、跳跃歌舞，结幡焚楮，酾酒椎牛，日夕不休”。道光《永明县志》卷三·风土志上记：土人“信巫好鬼，俗多淫祀，每岁八、九月间，远招瑶壮，桴鼓笙笛，绕行罗拜，大类带林之戏。”、“每岁秋，巫师前导，弄与者十数人，跳鼓者十数人，酒醴肴馔，极其丰腆，已而跳小鼓者起而跳，已而跳大鼓者起而跳，巫师亦随而跳，或超跃，或伛偻，忽先忽后，忽左忽右，忽离忽即，忽纵忽横，忽急忽缓，跳鼓者唱瑶歌声。”；《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 ◎州郡部十八》：“《始安记》曰：吴越之境，其人好剑，轻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鱼稻，无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
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载古富川有“富川县江心寺（在县郭江边）”、“报恩寺（在县治东）”、“钟山寺（在镇）”、“白霞寺”（在鸡笼山）、“清凉寺（在秀峰）”、“观音阁（在南门外）”、“竹叶庵（在钟山）”等，贺县有：“三乘寺”（在城内）、“浮山寺（在大车滩，注：建于唐初）”、“沸山寺（在甑山脚，建于宋代）”、“狭山寺”（在十八都）、“梵安寺（在信都司前）”、“会仙寺（在二十一都）”、 “贤天观（在桂岭江口）”、“真觉庵（在二十一都）”、“准提庵（在城内）”、“玉皇阁（在浮桥头）”、“天妃宫（在上水东）”、“观音岩（在姜八都）”；昭平县有“泗洲寺（去县城二里）”、“西山寺（宋淳祐二年进士陶希文建）”、云山寺（宋建）、“永平寺”、“龙亭寺” 以上俱在昭平里，宝胜寺（明）、万寿寺（明）、永福寺（明）、觉仁寺（明）、龙泉寺（明）、元武观（在城外）、观音阁（知府陈联建）、玉枢宫（在县南门外）。当然该《风俗考》，此至少漏了临贺县的秀峰寺（莲塘镇，唐昭宗光化年间建）、建于宋代的“白花洞”、建于唐太和八年的信都“北源西竹庵”、隋大业元年的“桂岭更故观”与“桂岭忠孝祠”等，明朝至民国在临贺古城建有20座姓氏宗祠；古富川后周时期的“灵山寺”、东汉年间的“丹霞观（又称呼天师观）”；此外，元末回龙桥背村“延寿寺”以及明朝的“回水庙”、明朝回龙的董姓合建的“同心寺（后人误改为洞心寺）”、明末廖屋“福庆寺”、康熙年间刘家“广福寺”、康熙年间石龙“大智寺”、清护塘“董氏宗祠”、清红花莲花的“龙归庵”、清两安沙坪的“福龙庵”、清同古平竹“潮水庵”、清燕塘玉波“协天宫”、清牛庙“凤凰宫”、清道光珊瑚“廖家祠”、清光绪松桂“文昌阁”、红花“二帝宫”、娥柳“西岭宫”、公安大岭“福德祠”、回龙万安“福德寺”等，不一而足。
有建“土主”庙祭祀“土神”以佑村庄平安的、有建“社”以《风俗通义》引《孝经援神契》载：“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 而祀之以报功也”作为对土地和谷物的谷神“社稷”祭拜的，有祭拜树神的称呼，有祭拜佛作为神的称呼“佛子大哥”等。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七卷》：“弘治十二年，首贼全文清伏诛。按《通志》：十二年，都御史陈金分兵擒贼首全文清，斩之。抚其馀党程运鉴等于擎田，梁彪等于罗溪，徐章等于罗臼，陈友文等于龟石”。据调查，庙的建造以钟山县以钟山镇（原城厢公社）为最，有转山庙（俗称水源庙），周边二十多个村子祭祀，从农历六月十八日接神、抬神轮流过节，每年正月二十日还炮（炮期），远一些的三年一次还炮；其他如老街、升平街的关帝庙、大木根的“神仙庙”、牛岩的“岭尾庙”、乌洞的“五通庙”、护塘的“董氏宗祠”、笋塘的“灵山寺”以及周边龟石、龙井皆建有庙。其他如钟山镇的大耀、梅子桥、茶亭厂等其他各村子合建的“关帝庙”、马安坪的“关帝庙”、竹根长新建的“关帝庙”、鲤鱼塘新建的两个庙、钟山街的“龙山庙”、上布洞的“龙岩庙”；公安镇的“丹霞观”、回龙桥背村（原称呼厚主坊）的“回水庙”、回龙董家洞的“同心寺”、塘台的“缘福寺”、龙虎寨的“三届庙”、东寨“狮子庵”、龙洞“宗祠”，其他回龙有珠玑村、鸟塘、陶姓、梅岭口等都有建庙；石龙庙、石龙钟姓“大智祠”、凤翔六村八冲庙，凤翔镇的龙岩庙、木冲庙、霸冲庙、石岩庙等。公安镇有少量的庙，以“丹霞观”为出名。原钟山县域的羊头镇有真武观今称呼“北帝庙”，羊头街周边各村以正月初十祭祀，有黄石村的“潮水庙”，蒋家洲的“将家庙”，社山脚、琉璃山皆有古庙遗址。几乎每个村庄有祭祀“土地神”的“土主”（有以“福德寺”称呼），佛子“社”。此外尚有祭祀的其他“社”、各姓“宗祠”、“门楼”。这些都是对神灵（其中宗祠是对先祖的祭拜）。
7.2、钟山域内多祭祀
俚僚自古就有信尚鬼神的习俗。岭南重淫祀，上自天神，下至百鬼，无不祭祀。《史记·孝武帝本纪》与《汉书·郊祀志》记载“乃命粤巫立粤祝词,安台无坛,亦柯天神帝百鬼”，在南越巫术要将鬼列入庙里，汉武帝也要他们把天神即“北帝真武帝君”一并祭祀。《广东新语》中说：“或曰真武亦称上帝，昔汉武伐南越，告祷于太乙，为太乙逢旗，太史本以指所伐国，太乙即上帝也。汉武邀灵于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只(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郑司农云:‘筴祝，远罪疾’”。《礼记·曾子问》：“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郑玄注：‘祝，接神者也’。” 粤西有降庙之说 。降庙，即降神、请神，旧时传统民间祭把、占卜、治病诸活动中，常常伴有请神仪式。同时，社日就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根据《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封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晋书·天文志上》：“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 ，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于是有驱鬼、除病、画符、请神、造屋择日、看八字、解关、绣花、占卜、看相、超度亡灵、打醮、安神等活动。
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岭南道五》：“贺州，原领县六。今三：临贺、富川、桂岭。三县废：荡山入临贺、封阳入临贺、冯乘入富川。风俗：俗重鬼，尝以鸡骨卜。汉书云：越巫以鸡骨卜”。故《太平寰宇记》云:“俗为淫祀，有瓯越之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风俗志》：元日设香烛，盛服拜天地。君亲及尊长，乡党交贺三日，而止迎春日。惟郡城竞看土牛啖饼水乡。则元夜自初十至十六，各门悬一灯，嬉游以为乐。……郑圭纪略：平乐民蛮杂居，俗亦蛮夏参焉。城中聚处五方，流寓东粤三楚为多。楚人尚鬼，粤女多淫。其风之弊殆不可药。……富川县，《一统志》：淳朴不尚华侈决科入，仕不乏士知学俗，尚鸡卜。……贺县俗尚质朴，居恒穿葛樾木绵，如缣丝之属。……乡村用鸡酒盅茶，婚多同姓亲迎。惟士大夫家行之女家妯娌，诸姻相率送至夫家门首而还。旧时合女伴答歌，有水东歌、梧州歌、九都歌、信都歌。卜葬信，尚风水”。
古富川三国时期置平乐县也属始安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七◎岭南道四》：“吴甘露元年分富川县置平乐县，属始安郡。……恭城县，武德四年，析平乐县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七·广西二》：“平乐县附郭。汉为荔浦县地，属苍梧郡。三国吴始置平乐县，属始安郡。”。《水经注·卷三十八· 资水、涟水、湘水、漓》：“孙皓割苍梧之境，立以为县，北隶始安”。北宋《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 ◎州郡部十八》：“《始安记》曰：吴越之境，其人好剑，轻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鱼稻，无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嘉庆《平乐府志》卷三二《风俗》说：“粤人淫祀而尚鬼，病不服药，日事祈祷。视贫富为丰杀。延巫鸣钟鼓、跳跃歌舞，結幡焚楮，酾酒椎牛，日夕不休”。因此，古富川形成“好巫鬼，重淫祀”风俗。
7.3、钟山祭祀节日成为独特的地方文化
《岭表录异·卷上》载：“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实际上钟山的过节特别多。年尾十二月廿三开始忙年，又称“小年”，主要是扫尘和祭灶。岁末的最后一天称为“岁除”，需要祭祖、烧炮、接神、接财神、吃年夜饭 。从年初一开始便进入迎禧接福、拜祭神祖、祈求丰年主题。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拜岁神。然后依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大年初二是开年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要夫婿同行，所以俗称“迎婿日”。初二、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派利是寓意着一年都能利利是是，大红大紫。《易杂注》所载:“营商利市，营达利事”，元代《俗谚考》载：“为了吉兆，要向主家讨个利市”。……经过历代风俗演化，由于钟山县这总多的祭祀活动，也就形成众多寺、庙、祠堂（家庙，瑶人较少建祠堂）以及伴随的祈福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的发展。
钟山县有一个特别的庙会习俗。从初一到二十，几乎每一天都有村寨在“惯节”（会期）。如公安镇就有顺口溜：“初一土地堂。初二梁屋仔。初三上梁屋，初四到立元。初五马鞍山，初六萝卜湾。初七新妇山，初八转廖屋。初九荷塘、初十牛庙。十一佛子厂，十二戏子岩。十三蜡井，十四寺湾。十五钟山，十六弯到山。十七不算，十八天师观。十九土巷口，二十玉波酒。”，钟山镇也有：初三罗旧、初四龟石、桂子塘，初五大洞脑，初六龙井新里；初七大虞村，初八菜地冲；初九杨岩塘山仔头；初十新街；十一白马，十二乌洞；十三护塘、十四寺湾，十五城肚，十六老街塘寮；十七不惯，十八天师观，十九大庙山，二十村一片。董家垌片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初二六田源头寨，初三龙眼川岩村。初四新寨大枹片，初五董姓同心寺。初六珊瑚同东寨，初七顺硔大虞村。初八黎姓大岛片，初九茶稀介元村。初十马挂山，十一飞龙岩。十二白竹庙，十三腊井。十四寺湾，十五石龙城肚街”。正月二十前各镇都有过节。此外，二十三清塘、二十五钟山街，二月初二回龙街、石龙街、钟山古圩（城肚）、红花街，红花镇同盆片惯四月八的耕牛节，回龙镇鸟塘村惯“大社”和“冬至”、八月二十八回龙东寨狮子庵进佛节、桥背、万安、护塘、马山、茶亭厂等村祭奠贡生礼部春官董显的诞辰日六月首个“卯日”……所过的节日就特别多，在过节的形式上也有特别的一面，月月都有节日，如正月过春节，二月惯初二和春社，三月惯三月三，四月惯初八，五月惯端午，六月惯初一、六月六，七月惯七月七、七月半，八月惯中秋和秋社，九月惯重阳，十月惯十月初一和十月双，十一月惯冬至，十二月小年、除夕夜等等。
钟山县各村庄各姓氏、都有立村的日子，修建“土主”（或“福德祠”），供奉“土神”；每个姓氏的先祖都有诞辰日，也在随着其生前的过生日中延续下来成为“惯节”的节日；修建宗祠、寺庙、庵、宫，或祭祀土地神建“社”，予以请神祭祀，通过祭天、祭地、祭自然、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都可以成为统一的祭祀时间为节日。这祭祀中依然保留“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道士在地方称呼为“师公”、每个乡镇都有几班“师公佬”；女巫称呼为“仙婆”，与神产生天人感应。每个活动，或请神，抬神像请神祭祀，或炮期还愿供奉，结合过年的拜年，也就祭祀日盛，惯节成为风俗。“惯节”除了正常的节日之外，不是正月的时节，每个村子也有两个或三个不等的“祭祀”惯节的日子。
今富川县原属于苍梧郡谢沐县和冯乘县，后部分划归富川，也是由于“生僚”与“瑶蛮”的居住变化而调整。隋开皇九年(589)，谢沐县划分至冯乘、恭城、营浦县，永阳郡撤消，置永阳县；冯乘县于唐武德四年(621)析其北境置江华县，北宋开宝四年(971)废县，东境归江华县，西境入富川县。因此，今富川主要为原谢沐县和冯乘县部分地域。《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平乐府部汇考四平乐府风俗考》：“熟猺与州民犬牙，或通婚姻。”。瑶民也在与原俚僚融合中出现祭祀“惯节”的习俗，富川从初三到十八，都有村子惯节。虽然不是很普遍，同时，其他月份也或多或少出现“惯节”，相对比钟山少了一些。
原贺县水岩坝有“大庙山”、周围一带惯节在正月十九，大部分是本地人过节；黄田惯二月初二，有本地人、客家人，凡在黄田街上住的都过节；据了解：桂岭镇有一个“山神庙”，平时不过什么节日，主要活动有打醮、安龙神；大宁祥有几个庙，盘古庙、药王庙；基本都是过大众的节日：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八、端午节等。
巫道佛的融合，为钟山祭祀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在2020年2月17日对钟山县节日与祭祀的“多、密、广”有古代的礼乐祭祀文化作《广西贺州钟山文明史源流考证》一文考证：“钟山节日与众不同，有‘多、密，广’的特点，是周边乃至全国仅有的。多，在于周边除正常的春节、元宵、中秋等节日外很少有过节的对比，而且钟山县几乎每村都有、不仅仅在正月过节。而且庙也比较多，如钟山镇龟石、龙井、升平、笋塘（有灵山寺）、大木根、乌洞、虾井、葫芦糖、护塘（宗祠祠堂）等都有庙或祠堂，有神仙庙、五通庙等，而且有三十多个村子轮流抬神祭祀的“水源庙”。保留有浪古村的“秋社”过节；回龙董姓同心寺，明清时期都要等到最先开基的桥背村（元末为厚主坊）读祭文后，各村开始祭拜供奉神灵。”。
7.4、贺州俚人的祭祀，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先秦时期《逸周书·王会解》说，“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羹”。西汉《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的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证明，岭南南越人是食材选料丰富的。
随着祭祀的文化发展，饮食文化与蔬果品种的培育也有呈现地方特色。如钟山“公安灯笼椒”、“红花腐竹”、“钟山粉丝”、“花山笋干”、“公安大白菜”、“凤翔香蒜”、“荞头酸菜”、“花山两安大肉姜”、“护平花生油”、“升平甜山笋”、“乌洞野淮山”、“羊头柿子”、“同古大肉梅”、“罗旧桃子”、“清塘柚子”、“珊瑚山楂”等等地方特色品种。
宋朝时期，富川县治从钟山公安镇里太迁徙至钟山镇（今城厢街即城肚），〔宋代〕韦骧《将赴富川》：“渴忆富川好，官休欲放船。垂囊买村酿，掷饵得溪鲜。迹寄纷嚣外，怀摅旷逸全。交游日相醉，屡以去期迁。”，从诗歌中，让人体会了古富川（钟山镇）的文化底蕴。
初稿作于2021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