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龙乡到延安，这位绵竹姑娘曾艺走出了一曲跌宕传奇的人生赞歌
曾艺（1910-2015），原名赵德幽，绵竹九龙乡人，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任教，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首唱者之一。
图注：曾艺102岁时留影
1910年，曾艺出生在绵竹市九龙镇，家有兄弟姐妹十人，她排行第九。那时重男轻女，女孩没有上学机会。稍大一些，曾艺开始帮家里干农活，譬如打猪草、采野菜和桑叶、养蚕等。曾艺想和男孩们一样上学，放风筝，进城卖蚕茧，看看城里人长得什么样。
父亲去世后，赵利群考上师范学校，他极力主张曾艺和妹妹念书：“女孩子也要念书识字学本领，将来进入社会要自立，不能总依靠别人生活。”母亲同意了。
曾艺上了三年小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可以直接跳级进入高小学习。赵利群劝曾艺放弃读高小，直接报考师范学校，同时给曾艺学业上必要的辅导，让她不要顾虑。考试那天，其他考生都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曾艺。他们不明白曾艺仅仅初小毕业，就敢来报考师范。曾艺作完试卷，很快离开考场。最后接到通知，曾艺以替补的身份，取得师范学校入学资格。
图注：民国时期女学生
川西北第二国民师范学校（今属绵阳南山中学）在绵阳，离绵竹还有一百多里地。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兼任学校董事长，绵阳县县长兼任校长。学校实行公费制，包干学生伙食、住宿、服装、书籍等费用，并实行奖学金制度。学校本是男女合校，可男女同学却全部分开，不得接触。学校设在绵阳城南，渡过涪江在一座高山顶上。女生部有一栋二层小楼，楼前是操坝，周围用篱笆围着；男生在另一处山头。开学后，女生进校门就不得出门下山，星期天也照样住在学校内。男女生从不见面，哪怕是兄弟姐妹也不例外。
两年师范教育结束，曾艺在学校成绩中等，可是在绵竹县同期学习的六位女生中居第一。绵竹女子学校校长朱文芳重视人才，得知曾艺在师范学校成绩不错，聘请曾艺去担任音乐、体育教师。曾艺特别兴奋，每月薪水除自己支配外，还可以补助母亲生活费。学校教师中有一些进步人士，经常在青年教师中传阅一些进步书刊。曾艺接受一些进步思想后，觉得自己将来不能仅仅相夫教子，还得做出一番事业。
图注：民国时期女生
彼时，日军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消极抗日，试图提倡新生活运动来麻痹民众。同时，政府以安定社会为名，禁止集会结社以及采取其它手段限制言论自由，茶馆、酒肆等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着“勿谈国事”的警示语。
此外，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抓捕社会活动分子，譬如男人梳分头，衣襟上别钢笔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身上带有制钱也是不法分子；就连男女青年在一起聊天，也会被警察局抓去，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赵利群早已离开绵竹，偶尔给家里来封信，总是张某李某转……
曾艺知道赵利群在外干的是不平常的事，又想起他自从上了师范学校，有些言行就不一样。比如说，女子要读书求解放，男女平等；人民要民主要自由，社会要前进……赵利群总是和好友聚在一起，好像在谈读书之事，又好像在谈论别的什么。
曾艺在绵阳读师范时，赵利群已中途辍学在绵阳县一个农村小学教书，有时也寄些零花钱给曾艺。有一次，曾艺接到赵利群的信，说他们学校已放假，不要去信，他也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那个学校是赵利群等几个共产党员以办学为掩护，实际是搞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学校被政府查封后，他们都离开了。曾艺教书时遇到困境，就会想到赵利群。曾艺想学赵利群那样到外面闯荡，为穷苦人做好事。
图注：卢沟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要当亡国奴呀！”人们都在提心吊胆，曾艺更是心慌意乱，但她知道决不能当亡国奴。曾艺和青年教师戴青凤、杨克明、单馥和在课余，总在一块悄悄地谈论打日本的事。
于是，曾艺和一些教师就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她们打着小旗走街串巷，商店前、茶馆内，每到一处就在桌上搭上小凳子，站得高高地向群众演讲,“不打倒日本鬼子，我们就要像朝鲜人民一样惨遭践踏”。接连几天，曾艺累得筋疲力尽。当时国民党政权不抗日，政府方面对抗日的事只字不提。过了些日子，有些青年继续做抗日宣传活动，竟被警察局抓去，胡乱扣上罪名关起来。国民党政府对抗日青年的迫害，让人义愤填膺。
图注：民国时代女性
1938年7月，曾艺告诉家人她去成都参加军训，毅然走向了革命道路。在成都呆了几天，曾艺想方设法找到了赵利群的同学邹风平（三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
邹风平认识曾艺，也听赵利群介绍过曾艺的情况。邹风平说：“有所免费学校在陕北，学习毕业后就上抗日前线。就是苦些，离开家短时间回不来，见不着父母，你自己考虑清楚！”曾艺说太好了，她不怕吃苦，年轻人就该在社会上多闯荡下，如果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那就两全其美了。邹风平非常满意，说给曾艺介绍几位朋友一块走，然后商定了下次约会的时间、地点。
到了那天，两位朋友同邹风平已在指定地点等曾艺。一个高中毕业的共产党员叫康静，另一个是来自贵州的史祚贞。邹风平交待了路上的注意事项，并给她们每人一个筷头粗细的小纸卷儿，约有一寸长。邹风平严肃地说：“这纸卷千万要藏好。途中要是有人检查，不能往厕所里扔。必要时咽下肚内也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离开成都后，一路上生活起居都由康静负责。她们先乘大蓬车到绵阳，然后雇了三架滑杆儿，慢腾腾地到了广元县。
图注：抬滑竿
一连几天大雨，嘉陵江河水猛涨，无法前进，只能住店。这家客店只能容纳十几个人，来住店的都是年轻人，有军官、大学生、阔太太，还有个和尚。每天进进出出，大家都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不久，大家就差不多猜着了谁干什么的，就是不明说。
客店中各人都有不同的伪装掩护。曾艺扮成一个乡下姑娘，化名刘嘉芳，要去西安找舅舅。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大家熟了，彼此很随便。有时也坐在一块儿说笑话、讲故事、唱歌。
有一次，大家坐在一起乘凉。有个男青年披着毯子走过来，曾艺就开玩笑说：“英皇加冕了。”有人就问：“你不是不识字吗？”曾艺急中生智，指指身边的小姐说：“我刚才听她说的，我才不知道什么英皇鬼皇呢。”
到了陕西宝鸡，曾艺、史祚贞住店休息。次日一早就上火车，火车上有抱着宠物狗的洋人，有穿旗袍、烫卷发的太太们，也有挑着箩筐的农民。
一会儿，几个警察上火车来例行检查。曾艺不知道他们要检查什么，心里有些害怕，怕警察检查出小纸卷。同伴们也担心，怕曾艺说漏嘴。警察走到曾艺面前，她连忙说：“我叫刘嘉芳，四川绵竹人，家住乡下，没有父母，有兄嫂弟妹，还有一个瞎眼爷爷。我要到西安去找舅舅。”
警察看曾艺穿着朴素，真像乡下姑娘，也就相信了。
图注：蒸汽火车
到了西安，怕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大家就三三两两各找住处。曾艺和史祚贞住一起，康静和一些大学生住在另一个旅馆。
过了两天，大家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将小纸卷交给接待处，才明白这就是介绍信。接待处一位同志说，延安机关、学校很多，你愿意干什么？
曾艺说她要当兵上前线打日本。那位同志说，你到陕北公学去学习吧，毕业后上前线抗日。八路军办事处每天都有青年报到，大都是些大学生。
过了两天就出发了。青年朋友编成队，曾艺这队共三十人，队长是个19岁姓孙的湖北大学生。孙队长非常能干，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处理好。
从西安出发后全是步行，一路上尽是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都要进行检查。虽然国共双方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延安各学校可公开向各大城市招生，曾艺这批青年带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去延安学习应该是理直气壮，但往往还是遭到麻烦，国民党军队关卡狐假虎威，吓唬他们。
曾艺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抗日决心是挡不住的。
走了十多天，离延安不远了，进入了山区，大山起伏，峡谷深沟，路更难行。翻过一架大山，淌过一条水沟，再往上爬，爬上去，再下山，再过沟。往往几个小时看不见村庄，也碰不着行人。就这样艰难跋涉，曾艺他们总算来到了延安。
图注：我心中的延安
陕北公学条件简陋，只在半山腰有一排排的窑洞，工作、学习都在窑洞里，或者在窑洞前的露天平地上。校长是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教育家、社会科学家），教务主任是邵石平。报到、考试、分班后，曾艺分在45分队10班。
学校地处陕甘交界的看花村，四面环山，包围着一片平地。村里有一些小平房，零星住着几家老百姓，没有商店、铺面，只有小商人摆着小摊。学校伙房设在村里，村边为学校师生设了个篮球场。
每天东方发白起床号后，曾艺赶快跑到山顶去集合上操跑步，有教官带着。吃饭时每八人一组，每组有一个洋铁桶，盛着土豆加小白菜的汤菜。曾艺随便找个地方，蹲下就吃，吃得很香。上课时没有桌凳和黑板，找块平地就席地而坐，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开始记。
晚饭后休息时，大家也到球场去打打球。有时，朱德总司令也来参加。偶尔夜间还搞紧急集合，每人发一根高梁杆当枪，哨声吹响后赶快起床。大家扛着高粱杆，由教官领着从这边山往那边山跑。冬天下大雪，给大家造成不小的困难，上课、出操、吃饭都成问题。
图注：黄土高原
上操不上了，上课躲在窑洞里自习也可以，但饭不能不吃。大家冒着大雪去吃饭，上山下山滑得厉害。连着几天的大雪，大家只能在窑洞里活动，坐在炕上讲故事、说笑话、拉家常，各述各家乡的风俗人情。
有一位想出一种有趣的玩耍抓阄。曾艺组共有六人，用六个纸团，写三辈六口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孙子、孙女。开始抓了，曾艺一手抓了一个“祖父”，虽然是玩耍，可这个外号也传了出去。在陕北公学毕业时，有一位好友临别赠言，在曾艺纪念册上写着：“愿你像皮猴子一样活泼，不要像祖父那样苍老。”
在陕北公学毕业时，领导夸奖曾艺会唱歌，推荐曾艺到青训班艺术连去学习后再上前线。青训班在西安附近平川地区的安吴堡（今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村）。班主任是冯文彬，副班主任是刘春。艺术连成天唱歌、排戏，或搞其他演出。
图注：陕北窑洞
镇子里多为平房，易于被飞机轰炸，日本飞机每天都在头顶转，大家不得不躲着它。每天早起跑完步，大家带着干粮到离城较远处的山坡或树林，或坟墓等能隐蔽的地方躲飞机，做该做的工作。艺术连准备演出，服装、道具都得从群众那里借。当地老百姓家家都养狗看门，曾艺非常害怕。
有一次，曾艺和一位15岁的女同学到老百姓家去借衣服。刚走到院子门口，三条狗向曾艺两人追来，吓得她们撒腿就跑。两人大哭一场，没完成任务。回去后，领导狠狠地批评说：“革命者连狗都怕不像话，这点出息还能上前线抗日？飞机来了，大炮响了，你们怎么办？”
几句话说得两人非常惭愧，下次到老百姓家去，手里就拿根棍子防身。过了些时候，艺术连随部队往晋察冀敌后方去。大家每天背着干粮和行装在冰天雪地里行进。一路上观冰山、望雪景，颇有意思。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大家只能晚上进行，天黑路滑，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大家脚步放得很轻，憋着气，还要快步通过这段路。
好容易通过封锁线，大家才敢长出一口气。肚子饿了，随身带着干粮小米，哪管它生熟，只管往肚里吞。连日艰难行军，曾艺开始发高烧，腿也肿了。领导让曾艺留下来到青委（共青团委员会）去，其他人继续前进。
图注：陕北风光
1939年春天，曾艺经青委介绍到了鲁艺。
学校成立于1938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学校正在排练《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迎接“五一”。每天都练习，由冼星海（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
伴奏乐队只有两把小提琴、两把二胡，用洋油桶制成的低音胡琴。同时把每人吃饭的小勺集中起来，放在一个瓷缸子内摇晃，表示黄河惊涛澎湃，加重咆哮之声。
正式演出时，大家都穿便装，扎皮带、打绑腿、穿草鞋。尽管伴奏条件差，但合唱效果非常好。到场的一千多位观众听得热血沸腾。毛泽东在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后，连声称赞。周恩来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图注：曾艺等学生与冼星海在一起
《黄河大合唱》很快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激励着许多热血青年奔赴抗日战场。合唱在中央礼堂演出很多场，每次演出完都是深夜，回桥儿沟鲁艺学校很远。
夜里最大的危险就是野外有狼出没，狼叫声有的像小孩子哭，有的像重病人呻吟，有的像敲碎瓦片声，让人感到恐怖。女生不敢单独出门。大家总是男男女女手挽手，连走带跑地回到学校，累得汗流浃背。合唱演出告一段落，大家才进入正常生活。
鲁艺经常排练一些新歌曲，如冼星海的《游击战歌》《牺盟会歌》《“九·一八”大合唱》，李焕之的《青年颂》，向隅的《红樱桃》，杜石甲的《蒙古草原》及其他抗战歌曲……也上一些音乐理论课，同时学习《社会发展史》《简明哲学》等……中央首长很关心鲁艺学生，毛泽东经常来学校作报告。周恩来每次从重庆归来，总到学校来作时事报告。校长吴玉章常抽时间作大报告。
图注：晚年曾艺在展示青年时期照片
经过整风后，延安又开展大生产运动，分农业、工业两大类，细分有种菜、种粮、纺线、织布、做鞋、织毛衣等。
曾艺在班上做了不少杂事。每天早上喝小米粥，没有任何菜吃。曾艺到老乡家里去买了些便宜萝卜切成条，到伙房去要点盐拌上做菜下饭。另外把黄豆在锅里炒熟后，铲起来盛在碗里，放点盐水后焙干，吃起来香极了。这两种小菜大家都喜欢吃。后来领导让曾艺做出来大家买着吃，二分钱一小碗。
秋天天气转冷，曾艺就把自己多余的衣服拆了做棉手套、棉袜子，本系女同学都跟着她学习。平时，曾艺还给同学理发，凭着一把剪子和梳子，给男同学剪个小分头。在生产运动高潮时，曾艺用丝绸被面作些小孩子鞋帽，还用公家发的毛线织些小毛衣，然后交给公家出卖。
秋收季节来临，大部分活动停了，大家每天带着干粮上山去劳动，一干就是一整天。大家紧张地劳动，头上时时都有飞机飞过的声音。飞机来了，大家就地匍下不动，有时也跑到低洼处去躲。等到太阳落山了，大家才回去。
有一次，太阳刚刚落坡，大家收工了，三三两两在路上走。想不到，那时飞机来了，大家赶紧四散躲藏。曾艺和王玫刚走到“女大”门口，她们连忙爬进草堆里躲起来。飞机在头顶转来转去，转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前，第一颗炸弹掉在延河里，水花乱溅飞起几米高。警报解除后，两人才从草堆里钻出来。
图注：静静延河水
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尾声，审干大致就绪。
冬季快到了，组织上派部分人员下乡深入农村扫盲。四五天的行程之后，曾艺被分配到新宁县县政府所在的村子。
这村又小又穷，只有13户人家，光秃秃的黄土山没有一棵树。县政府设在半山腰的两排窑洞内，上面一排是县政府工作人员办公。下面一排窑洞是一所完小，只有一百人左右的高小学生，分成三个班，全是男生，教员也全是男的。学生是由全县各区、村来的，自带粮食。曾艺就住在一个大窑洞里，开始工作。
事实上，全村老幼男女都是曾艺的学生。曾艺早上起来给完小学生上政治课讲时事。吃过早饭后约九点，妇女们来到曾艺的窑洞里学习汉字。十点钟，又教完小学生唱歌。晚饭后没有活干，村里男的老老少少来到窑洞，曾艺教他们识字，顺带讲时事。
这儿人少狼多，曾艺单独住在窑洞里，随时都能听见狼嗥。每次学生走了，曾艺赶快把门关上，再搬一张比较重的桌子顶着门，上面再放些凳子或者其他的东西。
有一天，曾艺门前学校晒了些榨油用的荏子忘了收，恰好那天猪圈也忘了关圈门。半夜里，那只大母猪跑出来，吃晒在外面的荏子。曾艺听窑洞外面有异动，赶紧顶好门，躺在床上蒙着被子一点气儿也不敢出，好容易盼到天亮。吃早饭时，曾艺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讲给大家听，惹得那些男教师们捧腹大笑。他们都是当地人，当地人叫荏子只称“荏”。曾艺说不是狼吃猪，是猪吃荏，听起来好像是猪吃“人”。
图注：陕北秧歌
新宁县早婚十分严重。
有一次，曾艺和一个16岁的学生谈话，谈到家族情况。他说他家有六口人，有大（父亲）、娘、弟弟、妹妹各一，加上他自己，怎么算也数不出六口人来。曾艺不便问他家里有没有人去世，后来才知道他已结婚，家里还有婆姨（妻子）不好意思说出来。
曾艺在这个村子里，大家都尊称她教员，小孩亲切地叫她姨。有次，曾艺在村边和孩子们讲故事，学校里有位教员找曾艺有事，远远地叫她：“曾艺、曾艺！”孩子们都奇怪地笑着说：“那么大的人还叫你姨？”后来曾艺把自己的名字写给他们看，他们才明白是笑错了。
春节快到了，曾艺给学生排秧歌、排戏，也给本村老百姓指导，还给村里老百姓写对联。他们全会踩高跷。
春节放假几天，县领导把从延安分到这县来的十几位同志都召集来，住在小学校里，分给他们一些猪肉和酒，慰劳他们。大家各显身手做出各样菜来。除夕晚上，喝酒猜拳，不会划拳就打筷子。
春节期间大雪纷飞，光秃秃的大山没有好玩的地方，大家就用黄泥巴捏成小人作跳棋，还用报纸糊些浆糊与白纸贴在一起，剪成扑克牌。
春节过完了，扫盲结束，其他人陆陆续续返回延安。村里群众一再挽留曾艺不让走，县里也有意留她在这里长期工作。曾艺就留了下来。
春天到了，延安几次给县里打电话，让曾艺回去重新分配工作。最后没办法，曾艺服从上级组织回延安。
临走时，学校炊事员给曾艺烙了一张直径尺余、厚一寸半的大饼，村里老百姓都来相送，妇女娃娃哭哭啼啼，大妈大嫂把鸡蛋、红枣、核桃、糜子饼、炒黄豆、玉米花往曾艺口袋里塞。曾艺红了眼圈，离开了这些情义深厚的乡亲，离开了这个难忘的村子，体会到了鱼水情深。
图注：陕北风情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曾艺回到延安。先回去的已开过总结庆祝会，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会上给曾艺发的奖品留在教务处，转给了曾艺。
曾艺的新工作是到干部子弟学校（现北京育才小学）任教，学生都是些高级干部子弟。他们都很聪明，五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剧本。曾艺是很喜欢孩子的，教他们唱歌、扭秧歌，排秧歌剧。校长陈令吾最欣赏对孩子艺术教育的创造性，他曾写了一本书，书中提到曾艺对孩子文艺教育的创造性。
曾艺的丈夫在延安俄文学校工作，任学校办公室主任。
1945年到1949年，夫妻俩有时跟随部队有时在地方，陆续去过山西兴县、岚县、崞县，内蒙的集宁。其间，曾艺丈夫做过有关地方的临时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而曾艺到每个地方都是在学校工作，像扶轮小学（铁路子弟学校）、贺龙小学、试验学校、续范亭小学……
1945年底，经过漫长的行军，曾艺到了内蒙集宁市，绥蒙区党委在那里。曾艺分配到宣传部，不久又到扶轮学校当校长。
这里干冷，风沙又大，大街上几乎没有市民行走，只有曾艺等公务人员在街上来往。有时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好像有一堵黑墙迎面而来，那是风沙卷着小石子，打在脸上痛极了。曾艺吃的小米和荞麦面都不敢嚼，牙不挨牙地吞下肚去，因为里面沙子太多了。
这里原是敌占区，日本人控制很久，老百姓迷信很深。
4月8日那天起，善男善女要去庙里赶庙会。曾艺带着学生，扭着秧歌去趁机宣传破除迷信。庙里人山人海。佛堂中心站着一个和尚，背对着群众。那些拜佛的妇女，一人抱一只大公鸡在手里，另一只手拿一把扫帚，走到和尚那儿，用扫帚在他头上扫三下，然后信众把扫帚堆了半间屋子，公鸡装了几大笼子。
图注：庙会
这个城市反动势力很强，汉奸特务很多。大家每天黄昏后就不敢出门了，晚上常常听到打黑枪的声音。有一天，学生看见一个汉奸在买东西，孩子们认识他，就把他抓住扭送给部队。部队当时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当场就宣布枪毙了汉奸。
解放军占领这个城市后，傅作义很不甘心，每天都派飞机在空中转来转去。这里经常打仗，有时傅作义的军队打进来，解放军退出去。过两天，解放军又把傅作义部队轰跑了，回来恢复一切。
有一天，大家正在吃午饭，飞机又来撒下些传单，上面写着“命令”，让解放军军区首长限几小时之内离开这座城市，且不准带走任何东西。首长们看了传单之后，决定让女同志和病号先撤出，军队留下和他们战斗。
大家当即离开这个城市，坐了一段闷罐车，到了丰镇（今内蒙古丰镇市）。到站后车站上乱得一塌糊涂，丰镇的人也要往外跑。大家和丰镇人挤在一块儿，脚底下尽是布匹、服装、白糖，还有白银这些东西。人们只管逃命，没有人弯腰去拾东西。从黄昏开始跑，越跑天越黑，也摸不清方向。天亮了，大家跑到一个村子才歇下，一问，老百姓说这里离镇只有三十里。曾艺在老乡家躲了几天，军队把傅作义打跑了，他们又回到集宁城。一路上，只见死尸成山，血流成河。
1946年“五一”前后，领导研究，这座城市傅作义盯得很紧，女同志在这里工作不适宜，让女同志和身体弱的同志撤回后方去。
从此，解放战争越打越激烈，曾艺一直在枪林弹雨下工作和生活。曾艺曾在几个中学工作，一直是和师生们同过艰苦惊险的战争生活。
图注：北京天安门广场
1949年全国解放，曾艺进了北京城，曾做过北京市某区的房管所所长。有一年夏天，连续下了一天一夜的瓢泼大雨，曾艺带领干部和工人深更半夜里挨家挨户抢修危房漏房，亲自爬梯子上房盖苫布，一直忙到清晨雨小了才回机关。路上见街上漂满了西瓜，是小贩的瓜摊被大雨冲了。曾艺又领着大家帮老百姓捡西瓜，一一送还给小贩才回家。结果曾艺累得病倒了，卧床休息了好几天。
“文革”两年过后，政府对一些被“打倒”的“犯错误的领导”政策有所缓解，一些被从自己住宅赶出来的干部，在回京后无家可归。当时房管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老干部中只有曾艺等少数没怎么受运动冲击的人还能做些实事。
曾艺很同情那些落难的干部，虽然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却不辞劳苦地一趟趟为他们落实政策，陆续帮一些遭受打击的人弄到了栖息之所。这些干部里，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翻了身，也就淡出曾艺的世界，从此不相不往来了。但曾艺每当提起她为落马干部们挺身而出、积极奔走的那段历史时，都非常开心。曾艺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不得别人受冤受苦。忙帮上了，她就开心了。至于被帮的人是什么反应，她并不以为然。
图注：曾艺103岁时留影
离休以后，曾艺积极组织单位其他离退休人员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带着大家扭秧歌、唱歌、演小品。
曾艺从78岁开始学习水墨画，专攻写意派的梅花、牡丹。其画作曾在中山公园大堂展出，也曾与其它业余画家的作品结集出版。
在孙女印象里，曾艺是个个性十足的老太太。一直到她100岁，曾艺始终坚持描眉、涂口红。冬天，曾艺头戴小圆兔毛帽,身穿蓝盈盈的短款羽绒服，内里则是缀着小莓果、印着圣诞树的大红毛衣，挎着民族风的小包包。夏天，曾艺穿着印花的黑色衬衫，戴着珍珠项链和金丝眼镜去南戴河，向其他年过80的老头坦然地展现自己的风采……
图注：曾艺在作画
曾艺有时在玉渊潭带领一帮比她小十岁八岁的老头老太太载歌载舞，有时则安静地呆在家里，铺开宣纸，不声不响地画上整整一下午的画儿。
曾艺这辈子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受过伤受过骗，也曾在亲友的支持下，一次次从困境中爬起。曾艺一直在奉献、一直在享受。无论是身处权力的漩涡，还是穷乡僻壤，她自得其乐地游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图注：曾艺103岁时与友人在一起
曾艺的一生，如同一曲荒腔走板的陕北民歌，自由地泼洒在天地之间；如同一块棱角峥嵘的石头，在或清澈或浑浊的溪水江流中被反复打磨，逐渐圆润光滑，但永远不改厚重的石头本色。（注：赵利群是绵竹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彭忠富/整理；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