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非虚构写作，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
2020年已至，这意味着人们曾经无比期盼的21世纪走完了五分之一。2019年已逝，这一年留给了我们怎样的负荷与馈赠？
在今年的阅读盛典举办之前，我们邀请了文化领域四位不同的代表人物，分享他们在2019年的经历与观察。
独善其身的文人、做书人朱岳，积极介入社会的非虚构作家袁凌，新型女性公共知识分子淡豹，以及娱乐工业时代的少女演员马思纯。在2019年，四种人生有各自不同的选择，告别与坚守背后折射出时代的暗色与华彩。
我们的时代还能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吗？仍在悉心经营文学出版的人，要如何更新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女性主义呼声在近年的东亚社会不断高涨，但理论该如何面对没有答案的现实？遭受过校园霸凌的少女，又如何透过自己热爱的表演事业积聚能量，自我实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同的人生给予我们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将向着各自差异但又共通的方向前行。
《新京报书评周刊》曾与你盘点过一年的好书，也曾聚焦和聆听那些最具洞察力和表达力的写作者和发声者。在我们的2019年度阅读盛典即将举办之际，我们与你分享袁凌、朱岳、淡豹与马思纯的四种人生、四种思考与四种实践，读书的意义，正是在这些命运的变化之中才得以彰显。
撰文 | 余雅琴
在大家眼中，袁凌的名字是和非虚构写作紧密联系的。他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调查记者，前媒体人，知名作家，以及“非虚构”。随着“非虚构”成为一种流行，作家袁凌的曝光度也随之上涨。但是在他看来，热闹更多是虚的，非虚构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
习惯了漂泊的作家如今依然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一半时间定居在西安，另一半时间他需要自己不断地外出。见朋友与各色人群，寻找新的写作的可能性。袁凌从2014年开始陆续出了7本书，他是勤奋的作家，却自认为写得不够，而且慢。
袁凌关心世界，不仅有底层兄弟也有知识分子，他习惯书写苦难，同时也在承担苦难。纵观他的从业履历，他几乎待遍中国最好的媒体，但他的底色是文学的。袁凌坚持公共写作，但并不放弃私人表达，他从个人视角出发将人和更广泛的东西连接起来。
在这个媒体写作退场的时代，在一个袁凌认为出不了好作品的“二手时代”，这样一个文人式的作家，一各前媒体人，一个公共写作者，他如何回应时代呢？
袁凌几乎是知无不言的，他语速不快，我可以想象他四处采访的状态，他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但也是一个健谈的受访者。说话的时候，袁凌思路清晰，目光笃定。也许是多年媒体工作养成的习惯，袁凌是一个习惯发问的受访者，他比约定时间更早到达，坐定他问我：“从哪里聊起呢？”
我问袁凌是不是也在尝试写小说，他却直说自己不喜欢小说这个词，同样也对所谓文学圈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也不排除将来也会写一个纵深性比较大的故事，但是已经不习惯于把它叫小说了。小说这个词太自鸣得意了、太沾沾自喜了，小说的写作和玩小脚、玩鼻烟壶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很精巧的趣味。
《寂静的孩子》，
作者：袁凌，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01
“故事”的概念传统小说会被取代吗？
在日常的写作中，袁凌更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故事”。他认为将来“故事”这个概念可能会取代小说或者是非虚构散文的概念，成为一个大宗。他说自己不喜欢小说这个词，在他看来，小说已经和报告文学一样有很大的负面意义，这个词应该慢慢消亡。
作家袁凌。
袁凌是有内心骄傲的，他看不起小说，却放不下文字，我们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他最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一方面批判当下的写作环境，缺乏经典作品，但另一方面来说，他期待能够吸纳更多普通人参与进写作的人群，共同对传统文学体制产生破解作用，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革新。
“非虚构”能够把传统的小说观打破，能够在叙事或者故事的框架下产生一批综合的、包容度更高的作品，能够去思考时代、思考生活、思考人性。“非虚构”的所谓繁荣似乎可以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厌倦，但是它绝对没有到达繁荣的地步。
研究者还是大多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去看非虚构写作。而袁凌觉得如果不能将这种有色眼镜摘除，“非虚构”依然是没有未来的。何况，在主流和官方的文学体系里面是没有非虚构足够的写作位置的，不管是茅奖还是鲁奖都没有它的位置，不设这个门类。
02
用《繁花》做遮羞布
遮住陈旧且颓废的文学趣味
在刚刚结束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袁凌凭借新书《寂静的孩子》获得2019年度青年作家，他在朋友圈里写道：“从金宇澄老师手中接过奖杯的感觉很特别。”
袁凌对中国文学是失望的，他谈茅盾文学奖，一脸不满。只有谈到金宇澄是客气且尊敬的，在他看来我们在用《繁花》做遮羞布，也许可以遮上五年，但这并不足够。实际上整个文学的状况越来越差劲。
《繁花》，作者：金宇澄，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袁凌觉得金宇澄具有“非虚构”精神，有生活气息，他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听见的东西记下来，认为段子比长篇小说精彩。《繁花》写作本身也是在网络论坛进行，是和芸芸网友互动的成果。
袁凌喜欢金宇澄的生活气息，他谈到有一次两个人在北京见面，大晚上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喝茶，天还是很冷，路程是不近不远的距离。毕竟和前辈一起，袁凌考虑了下要不要打车，金宇澄跟路过一个陌生人借了火就掏出手机在路边扫共享单车。这叫生活气息，一个好的作家不能间离生活。
袁凌对《应物兄》也有自己的看法。这本是一部有追求的作品，作者希望能够做到其他作品没有做到的东西，获得某种人文性，但是由于受制于当下这种小说观，受制于整个作协体制，它的批评是失焦的。对知识分子的反思都是自鸣得意的，希望让读者感觉自己不仅高级，还能反讽，反讽能力本身成为了另一重高级，却没有真正的反思成果，成为某种更精致的媚俗。本质上，体现出的趣味和传统小说类似：陈旧且颓废。
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眼光宽阔一点，但是同样受制于小说观，它不会去主动去挑战传统，但是会在标准里面容纳一些特别的东西。在袁凌看来，村上春树没有得到诺奖是一个必然，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需要一点小说以外的别的东西——一种人文性。
我们的文学越来越差恰恰因为人文性的缺失，追求文字和结构的华丽。爱丽丝·门罗更接近袁凌心目中优秀的文学样貌，以有限的经验都在书写日常，对人的普遍性境况有关注。门罗成名后依然住在小镇上，讲述各种各样小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在作家圈里是少见的。
03
文学青年的困苦
我们没能出生在伟大作品的时代
我们没能出生在一个诞生伟大文学作品的时代，这是一个二手时代，我们的生活是二手的。假如你是一个作家，你有才，你早一点成名了，你很快就变成一个职业作家，你被作协养成，或者你被粉丝围着，你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职业作家生活。
专业作家由于有作协这个体制、由于有圈子的区分，一年中有很多时候都在开会、交流、郊游，就连采风，也唯恐被别人落下。这是一种重复性的、单调的生活，去一个地方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人，准备好说什么话，彼此互相捧。大家的生活可能就同质化了，不仅同质化，而且是不真诚。你捧我我捧你，最后就已经习惯于说那种话了。
袁凌继续补充，这个二手时代，还有一层二流时代的意思，一切价值在产生之初就经历了自我消解，譬如苦难、冲突、撕裂、自由与禁忌、乡愁与漂泊等，因此只有二流的价值和经验，也因此缺乏原创性的价值和经验。
听了这话，有写作热情的人多少会感到泄气。袁凌的应答直率且直接。他分明感觉到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将人吞噬。袁凌有个挺好的朋友，是个不错的人。得了鲁迅文学奖后在一次饭局上的玩笑中，对袁凌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将来你可能会饿死，我不会。国家不会让一个获得‘鲁奖’的作家饿死。”
这不止是笑话，袁凌是饿过肚子的，他明白饥饿的感觉，因此为这个朋友获奖感到悲欣交集。很多年中，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生活缠斗，多次以为自己会死去。世界对于一个想要写作的人的确过于残酷。
04
中国只有两亿人坐过飞机，
我应该为那些没坐过飞机的人写作
常常感到愤愤不平的那类人，是我们时代稀缺的良心，袁凌拥有这样的良心，常会为好的写作者被埋没难过。他提到真实故事计划中有一篇参赛文章叫《形而上学的亲吻》，写的是邓晓芒的师弟、武汉大学哲学教师苏德超的事迹。尽管只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却让评委作家方方感到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文字？
只要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普通人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不管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能力上，他们已经远远走到了一些专业作家的前面，短板可能只是情节性。在袁凌看来，出名要趁早，成为一种残酷的谶语。生活会谋杀一个年轻的作家，他认识一帮文学青年，太困苦了。不少人过了30岁还没谈过恋爱，住在一个月只要几百元的出租屋里，苦苦求生活，身体也不行了，坚持不下去了，写了1000万字没处发表，也没人看，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社会应该容许这种人有出路，要容许一个人可以在40岁后再发展再成名。君特·格拉斯也曾默默无闻，他在一个俱乐部上朗诵自己的东西，他依然可以获得一个公允评价。而我们的年轻人死于生活。
袁凌动了感情：“我不是说只有快捷酒店的生活，或者说只有小酒馆的生活才叫生活，但是生活应该是既可以坐绿皮火车也可以坐高铁还可以坐飞机。中国只有两亿人坐过飞机，我也应该为那些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写作。”
袁凌感到自己写不好城市，在各大城市生活多年，他依然放不下被自己抛在身后的陕南家乡，因此常常书写乡村，直到最近才慢慢开始和解。城市让袁凌感到自己的局限，北京那么大，却不能被作家把握。
他也读双雪涛或班宇，喜欢他们用身体经验写出的故事，但也怕这些年轻作家失去生活。他对近年来流行的“东北文艺复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事实上，这是读者渐渐抛弃农村的表现，也是对于城市化的视觉错位。
05
面对强权和伪善，
仍要克服软弱与愤怒
如果说有的作家是手艺人，袁凌则更像一个文人。他始终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是有人文性的，而不是把文章写得足够精致就可以的。文章需要有思考性、对社会现实有关切性，对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场域要有关联性。好的作品是要有土地的，不论站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土地上，作者需要脚踏实地。
2019年似乎是值得书写的一年，回望这一年，袁凌觉得很多话没法说尽，只想到自己发过的一个朋友圈：“履霜坚冰至”。这是《易经》里“渐卦”的卦词。现在已经遍地是霜，但接下来可能还有百丈坚冰，得有准备。当然，也不算最坏，还有一句叫 “幽人贞吉”，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只要是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保持住自己的本心，总能平安度过。
毫无疑问，袁凌是个狷介之士，他的日常就是在扬清激浊。他说自己好像经常处在喜忧参半的状态，人生中既不会好事成双，也没有祸事连绵。一切好像有神安排，不会一下得意到不行，也不会彻底绝望。回首过去一年，袁凌引用加缪所说，认为自己“置身于光线和阴暗之间”。
大家都说今天不再是一个写作者的好时代，天花板似乎越来越低。袁凌自是常有忧虑和愤怒的，但他也会体会生活，如果说过去曾经经历过彻底的绝望，他已经重新领会了生活。
既然聚光灯打在走红毯的人身上也会变成“光明之迫”，他已经学会放弃对自己最终的外在期许，甚至就此平凡也没什么不好。这不是袁凌的犬儒主义，他只是努力在自己保持在一个日常素朴的状态。我于是想起《论语》中孔子谈及狷狂之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2019年的最后一天，他写下这样的文字：神也要努力学习爱。耶稣虽然不为辖制了父的欲望所辖，与魔鬼撇清了关系，面对强权和伪善，仍然要时常克服软弱与愤怒。何况人？
袁凌年记：
－1973年
出生于陕西安康平利县。
－2003年
考取清华大学思想史博士，同年加入新创刊的新京报，次年退学。
－2003年-2005
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北京新闻部副主编。
－2014年
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2017年
出版《青苔不会消失》。
－2018年
出版《世界》。
－2019年
出版《寂静的孩子》。
作者 | 余雅琴
编辑 | 余雅琴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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