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您在天堂还好吗？

清明时节雨纷纷，但今年的清明有点特别，没有雨，还是个微微晴朗的好天气。清晨我到郊外的山上采了几束野花，回家供奉在您的展览厅照片前。看着您照片中慈祥的目光，我仿佛听到了您有许多话要诉说……

是啊！亲爱的爸爸，您已经离开我整整20年了。您走前没有机会给我留下任何话语，因患脑血栓失去语言功能的您，在一个多月的住院期间，只能靠目光与我们交流。我想您一定有许多话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妈妈，让我好好工作，改改自己的爆脾气，工作中多奉献，少索取。我猜得对吗？

1994年11月7日上午9点整，您在全家人的陪伴下安祥地离开了我们。头天晚上您看着我，示意我给您拿笔和纸，我给了您，您用颤抖的手，非常吃力地写了三个字：家和睦。我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这就是您老人家临终对儿女的嘱托啊。亲爱的爸爸，您放心，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一定会做到，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让方家和睦相处，成为幸福和气的一家人。

放在您照片前的野花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难忘啊，我和您的眼睛四目相对那一刻，您生前的一幕幕往事都如同电影画面似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20年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您。我经常接到朋友的电话：方志丹，快看电视上又播《平原游击队》了，又播《铁道卫士》了，又播《甲午风云》，又播《三进山城》了，等等。您的音容笑貌始终陪伴着我，也在广大观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正像唐国强老师给您题的字一样：“方化艺术形象长存。”

您对我比较疼爱，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您绝对没有因为这些而对我溺爱，放松对我的管教，反而更加严格地要求我好好做人，认真做事，至今您的声音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令我难以忘怀。

您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还是“四个唯一”，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清晰，那样难忘。

唯一的一次奖励

爸爸是个严厉的父亲，我们在家很少交流。印象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基本上是我犯错误了他严厉地批评我，有时候也会用武力对待我，所以我从小就怕他。

在我记忆中，父亲给过我一次奖励，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奖励——一双“回力牌”白球鞋。

那是在我读小学时，爸爸平常要求我背诵毛主席诗词，不仅要背熟，还要加上表演动作。上世纪60年代在长影演员剧团的元旦文艺晚会上，父亲让我朗读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我记得临时舞台特别高，我这个小不点还是爸爸抱上去的，那时小，上去就开始表演，高声朗诵，一点都不害怕。

可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了，因为台下看我演出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当红明星，有浦克、周文彬、郭振清、庞学勤、梁音、陈汝斌、周克、刘世龙、李亚林、陈家林、孙敖叔叔，还有向隽殊、白玫、张圆、李晓功、柏瑞桐阿姨等。我在这些明星面前表演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呀，但是我当时没把这些人当明星啊，就当是经常一起生活的叔叔、阿姨。

我竭尽全力地表演后，台下一片鼓掌声，我还不好意思了。爸爸高兴地把我抱下来，回家的路上，他好高兴，夸奖我表演大方、声音洪亮，第二天就给我买了一双小球鞋，这就是爸爸给我的唯一一次奖励。

小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是家长带着去洗澡，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只带我洗过一次澡，以后就让我自己去了。他希望我从小锻炼独立能力，并且告诉我：“你爷爷就不管我，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你现在也要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将来生活和工作都要靠自己。”

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后来我真是照他所要求的那样，自己管自己，读书、下乡、去文工团、当兵、进入电影界，一步一步地走着自己的创业之路。虽然路途艰难坎坷，但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丰富了自己的阅历，闯出了一条“北漂”的影视之路。从1998年至今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北京参与的，我也因此结交了一批北方的影视导演和新人。

唯一的一次合作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流行拍摄电视剧了，海南音像出版社投资拍摄一部8集电视剧《毒蝎王》。我在剧组任制片主任，爸爸饰演反一号蝎子王，这是我和他老人家唯一的一次工作上的合作。

拍摄很紧张，每天早出晚归，大家非常辛苦，天天清晨六点钟就出发，连续半个多月。很多年轻人累得起不来床了，每次出发时总有人迟到，我就会发脾气严厉批评他们。从那以后，每天我都早早地来到车前，看看还有没有来晚的，可是我发现爸爸比我来得更早，已经坐在前排座位上等待。

他是第一个来，我是第二个到，这时他会小声对我说：“不要和大家发脾气，说话要和气，剧组人员都很辛苦，你要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我毕竟有点怕父亲，所以有他在场的时候，我基本不批评人，不少年轻人因此逃脱了我的指责。

现在想起来，父亲是以身作则，用行动支持我的工作。同时也是在告诉我：我在看着你小子，不能乱发脾气，你给我收敛一些。

剧组有个外请女演员，拍戏时把自己的裤子掉到河里，弄脏了，非闹着让剧组赔她一条裤子。剧组不同意，两方发生了争执，她又哭又闹嚷嚷着“不演了”。我听了这事后也很生气，告诉副导演转告她让她“走人”，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个演员见到我笑嘻嘻地说：“主任，裤子我买完啦，是你家老爷子给我出的钱。”天啊，真是搞得我哭笑不得，顿时无话了。

这就是老爸和我的唯一一次合作，让我终生难忘。

唯一的一次下饭馆

70年代初期，父亲被从农村抽调回长春电影制片厂，据说是重拍《平原游击队》。当时文化部主抓这部电影，老演员一个不用，全部启用新人，在全国招聘李向阳和松井。剧组在好几百个英俊小伙儿里选中了李铁军，李向阳是有着落了，但是松井临近开拍也没有选出来，最后还是得让老爸来演，老爸就成了唯一一个同时演过新旧两版电影《平原游击队》的演员。

当时我家下乡到吉林省抚松县城郊公社双龙大队一小队，长影厂急急忙忙发调令，让父亲火速回去报到，爸爸和妈妈匆忙地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农村。其实也没什么善后工作可做，家具就是一口大锅、一副扁担、一口大缸。这些东西已经用了三年，相当破旧，就算拿回去也会与城市的环境不协调，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带了，唯独让我舍不得的就是已经跟随了我三年的那条狗，名叫虎子。

爸爸妈妈回长春后，我就积极准备把虎子运回长春，先是求老百姓打了个木笼子，然后是牛爬犁、汽车、火车、电车四种运输工具，几经转折从双龙一队、仙人桥、通化火车站、长春火车站、长影宿舍，费尽周折把虎子运回来了。爸爸见到了分别半个月的我和虎子也特别开心，他当初根本不相信一个14岁的孩子能经历这么多难关，从数百公里外把狗真给弄到长春。他刚开始以为我没办法自然会放弃，自己无奈回到长春，但是我想方设法把狗运来了，这出乎爸爸的预料。

他虽然没有表扬我，但从他的表情中，我已经感觉到他非常高兴。果然，第二天中午，他就带我去了长春市长江路的一个餐厅。哇塞，小面包、牛排、罗宋汤，我美美地饱吃了一顿，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啊，这也是爸爸唯一一次领我去饭店。

不堪回首的童年时代

我是出生于50年代末的人，上小学时就赶上了特殊岁月，所以我特别不愿意回忆我的童年。

我在很压抑的环境下度过了童年时代，10岁随父亲去农村插队。插队前父亲已经遭遇一些磨难，我也一夜之间从三道杠变成普通学生，成为老师不太理、班中受孤立的“特别生”。我当时特别羡慕自己的同学，他们活动时我只能躲到一旁观看，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家原来住在长影技师楼，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后来搬家到平房，要烧火炕，而且没有下水道，没有卫生间。爸爸整天被迫检讨自己，我也是经常被一帮“小流氓”无端地打一顿。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惹不起人家啊，跑吧。最不好过的是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后，7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父亲白天在外面心情不好，回来后往往会拿家人发泄一通。所以，我在外面从来不敢惹是生非，如果在外面挨打还了手，让家长找上门来告状，我保准会被父亲再打一顿。我白天在外没有朋友，只能和女孩子玩，晚上回家怕父亲发脾气，早早地坐在炕梢儿不敢出声，心里高度紧张，希望时间快点过去好睡觉，只有睡觉心里才会放松下来。

有一次，爸爸晚上回来跟我说：“今天早点睡觉，明天早晨起来，小丹和我一起去打扫公共场所。”我听后心里非常委屈，半宿都没有睡着，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我要去打扫厕所！从那时起，我决定“反抗”，不听爸爸的话了。

清晨起床，我就是不去，任凭爸爸怎样骂我都没用，我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又没有犯错误，凭什么让我去打扫厕所。”爸爸对我一反常态的犟劲也很吃惊，最后他非常无奈地、表情复杂地长叹了一口气，自己拿起工具去打扫厕所了。

长大后我为这件事耿耿于怀，非常后悔，我没能在爸爸落难时帮他一把，反而说了些不懂事的话伤他的心……就是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伴随了我的成长，所以我非常不愿意回想它。

羡慕亲情 渴望父爱

慢慢地，我渐渐长大了。小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做一名话剧演员，但是命运却和我开了个玩笑，偏偏让我做了一名文工团员。

1976年，吉林市话剧团向社会招聘演员，而且只有一个名额，得知消息后，我欣喜若狂去应考，一番考试后下来，自己感觉良好。在等待录取通知那会儿，我求妈妈去跟爸爸说说，让他出面找团领导说说情，把我招入团里。我自己不敢面对面跟爸爸说，结果爸爸给的回答是：“让他自己去闯天下吧，咱们不能开这个头。”结果，我的一个同学被录取了，他荣幸地成了一名话剧演员，是他的父亲亲自找了话剧团长疏通关系。

我和爸爸平常在家基本不怎么谈话，甚至一年中都说不上几句。有一次我在剧组忙于拍摄，看见张前（《亮剑》的导演）来我们剧组找他父亲张怀志。我把张前带到他父亲身边，父子见面后热烈拥抱在一起，我在旁边一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其他同事非常不解地问：“人家父子相见相拥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哭啥啊？”

是的，有谁能理解我的渴望和心情呢。我一生中和父亲手拉手都没有过，更不要说拥抱了，我真渴望有父亲这样的关爱啊。爸爸对我的管教是比较严厉的，从不和我开玩笑，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对他感情特别深。

要给方家争气

我在文工团工作了两年，突然有个机会可以当兵，我就报了名。家里不知道我应征入伍的事，我是要给方家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因为三姐当时考入了部队文工团，就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被迫在农村插队了四年。

我穿上新军装，理了头发，发誓要好好干一番，买了些好吃的回家准备和爸爸妈妈告别。我到家后，爸爸妈妈见我这身装扮，非常吃惊，半天没有醒过神来。弄清怎么回事后，爸爸高兴地说：“部队好！部队好！革命的大熔炉，会更加锻炼人，比你去话剧院要强得多，希望你好好干，给方家争气。”我也高兴地表示会好好干，争取加入党组织。

离开家里，一去就是三年。我在部队确实得到很多的锻炼，对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遗憾的是没能入党。80年代中期，我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式加入党组织。

还记得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时，高兴地回家告诉父亲，他开怀大笑，那种兴奋，那种开心，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发现。爸爸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好好干，你是方家的希望。”

我也真的想给家里、给爸爸争口气。爸爸一直是“被运动”的对象，是“业务上可用，政治上靠边”的人，入党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这在他儿子身上实现了。我非常理解父亲的那种高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多重复杂心理。我也下决心要好好地干，不让父亲失望，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

爸爸对我事业的影响

我与电影的初次接触是在1965年的春天。那时我只有8岁，爸爸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摄《三进山城》。当时演员拍戏全部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剧组是不管饭的，我和三姐一起去送饭，你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穿着军装、马靴，好不精神。看到父亲工作的状态后，我特别激动，觉得电影是个特别神圣的事业，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做和电影相关的工作。

如今在电影行业一做就是34年，从道具助理、剧务、剧务主任、制片、制片主任，有的时候还偶尔客串一把副导演，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帮助与提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心愿，为繁荣电影电视的事业尽了点微薄力量，正大步流星地奔向我心中的电影梦。

爸爸对我的工作和将来做什么事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企盼，也从来不为了自己子女的事求别人，他性格耿直，坚持原则，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来我们几个儿女中，只有我的工作与电影相关，这也是受爸爸的影响。

有一年，崔永元老师邀请我在《电影传奇》里饰演松井，四十多岁的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八九岁时的梦想。我穿上爸爸曾经穿的日本军服，拿着他用过的军刀，在他拍摄过的摄影棚里，接受苏里导演的亲自坐镇指挥，再现爸爸当年的一切。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特别兴奋和幸福，能有机会亲自体会父辈们的演艺历程，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爸爸您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这20年里我时常想起您：想起您那慈祥的目光，想起您那期望的眼神，想起您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想起您对家庭的倾力付出，想起您在农村那劳动的画面，想起您特殊岁月中那无奈的神情，想起病床上您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一个个镜头，一个个场景，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往事，风风雨雨都在听我诉说衷情，岁岁年年都抹不去我们对您的思念。

爸爸你放心吧，子承父业不敢说，但我敢从内心喊出：子要争光。

爸爸我会永远永远怀念您。

爸爸，我想您！

方志丹

2014年6月15日父亲节

写于河北张家口外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