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宝马车主撬走了f主漂亮媳妇？，

我，90年代古惑仔，在俄罗斯混社会，当黑道小弟，爱情拯救了我

这是《自拍》第363个口述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范垂琦/口述

小问/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范垂琦（化名），七零后，在吉林长春长大。有一哥一姐，母亲体弱不工作，父亲是大学老师，五十六块钱工资养全家，奶奶和我们挤一间小房住。

逢年过节钱不够用，父亲火气上来，就和哥哥掐架。父亲那时最头疼的是哥哥，哥哥大我五岁，他头大脖子粗，一言不合就到处惹事，和他走在一起，没人说我俩是兄弟，我简直像白面书生，又斯文又听话，还聪明过人。我六岁考进东北师大附小特长班，一路当班长、当大队委员，小学时年年是三好学生，我这聪明来自父亲。若有人问我的理想，我会说，上清华、上北大呀！

我这聪明来自父亲，他从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作为国际象棋高手，差点被苏联顾问挑走。去苏联就成了他念念不忘的梦。1982年，父亲调到大连舰艇学院，工资二百多，分到两室一厅，父亲心情好了，我却开始叛逆。在学校，我年年拿三好学生，老师跟我商量，你让给别人吧？在家里，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我就乖乖的，不敢造次。说心里话，我早就腻味了当别人眼里的好孩子。我第一次离经叛道就是专门去找那种不良少年玩。结果初一转学到大连，我成绩一落千丈，父亲力挽狂澜也没管用。我没考上重点高中，个子却蹿到一米八，走在校园，十分抢眼，在形象上扳回一局。我上了个大专，学了电子计算机，啥也没学着，天天打扑克。1990年，我稀里糊涂毕了业。

毕业分配是去冶金局，我没去，进个安稳的体制，过个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对我没什么吸引力。那年大连外企第一次招聘大学生，赶巧丽景大酒店在招人。丽景就在家门口，我从没进去过，压根不知道五星级大酒店是啥样。那时有部电视剧很火，叫《公关小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五星级大酒店的致命吸引力。我英语不赖，形象又好，大胆走进丽景去应聘，成功了！做财务稽核，跟计算机专业正对口，负责汇总酒店一天的流水，工资二百多。

父亲不反对我去，但跟我约法三章：不许和酒店小姑娘谈恋爱。理由是，她们爱虚荣。我转身就“违约”了。刚进酒店第一天就认识了她，她在西餐厅收银，我去收账。我注意到，她很特别，我没见过任何姑娘，眼神能像她那么自信。她也瞄上了我。我们相约下夜班去遛弯儿看电影，一来二去就好上了。没什么理由，不需要理由。我偏要和她好，家里顿时闹翻天，这孩子怎么了，敢挑战父母？这是头一遭，父亲骂我离心离德，母亲没好脸色。坏孩子的自我确立就是反权威，凡是大人禁止的，我都要坚持。

我下班认认真真谈恋爱，上班却吊儿郎当，从不打卡。晚上拎个钱袋子到处晃悠，去保安部吃吃喝喝打扑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结果真出了事，弄丢一千块钱，死活对不上账。处分来了，被罚五百块钱，下调到保安部，我带的徒弟很快顶替我位置。我心有不服，到保安部，我还是不执勤，只负责打酒弄菜，结果头头儿发现了，我索性辞职不干了。

我姐夫那时正想做对俄贸易，沈阳经贸委刚好招人去圣彼得堡学俄语，七个月一万块钱，包吃包住、包路费学费，每月还发二十美金生活费。姐夫交一万块钱，派我去打前站。此举正合父母意，一是要分开我和她，二是他们对苏联有着不可名状的向往。合着我是去圆他们的梦去了，我百般不乐意，但丢了工作，不去又不行。

培训了一个月俄语，1992年10月，我出发了。出发前，我去辽阳佟二堡买了几件皮夹克，又带上“大大”泡泡糖，听说在那边这些可以当礼物也可以换钱。女朋友送我到沈阳，塞给我一百美金。俩人互相明白，道别的话不用多，两句就得，心里都装着对方。

坐上K19国际列车，六天六夜，一路吃喝玩乐。路过西伯利亚，车门一打开就有人叫卖皮夹克，进价四十块钱能卖两百。旁人说，别着急，以后能卖五百，我按兵不动。有人卖货收到两千卢布，到手后钱上的“0”就掉了，变成两百。原来骗子在钱上贴了个“0”，车开走了，找谁去呀？

到莫斯科火车站，直接往外走，居然没站台，外国和中国真不一样。再转车到圣彼得堡，进入圣彼得堡大学预科班，我被分到校外宿舍。为解乡愁，我天天用卡式录音机听《哭砂》、《星星点灯》，翻来覆去。老师吓唬我们说，哪也不能去，外面有危险。过一个月，大家蠢蠢欲动，都想跑出去给家里打电话。圣彼得堡打不了国际长途，莫斯科能打，一分钟人民币五毛钱。我为了给女朋友打电话，和几个同学坐火车去莫斯科，下火车直奔电话局，那电话打起来没完，老毛子直敲窗。

离开父母的孩子们，每月发二十美金生活费，天天喝进口啤酒、抽万宝路，不甘寂寞的就去玩夜总会。我每时每刻想女朋友，不停给她写信，爱情好比定海神针，诱惑来时，它能让我把持住自己。我偶尔也去喝喝酒，太出格的事绝对不做。别人胡作非为时，我就在家看书背单词、看俄罗斯电视剧、练听力。请老师喝咖啡、给老师上烟，找一切机会和老师聊天，练口语。

离开学校，我不可避免要踏入复杂莫测的成人世界，俄罗斯乱世中的成人世界更暗黑，可那时我浑然不觉。有了成分不明的土壤，深藏在我骨子里的坏孩子基因，就一点点冒出来，盲从又将我一步步引入险境。

七个月的预科班快读完时，一个电话从乌克兰打来。电话那头是父亲介绍的大连张老板，他在基辅找不到事做，想来俄罗斯找我。我说，来吧。就自己掏钱帮他租了个房子。他来后不久就提议我搬出宿舍，和他一起开公司，我们很快注册了公司，叫万丰公司。

因为注册公司需要法律顾问，我认识了俄罗斯律师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的丈夫叫伊格里，无业，有个黑色双开门老式宝马，他经常和我们厮混在一起，帮我出力干活。我和他家人没有金钱瓜葛，就是很投缘。后来才知道，柳德米拉的顶头上司在芬兰，她的真实身份跟圣彼得堡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有关。

大连张老板原是大学老师，和香港人合伙做贸易后，眼界一开，生意只想干大票的。来俄罗斯直接就想搞拆船、倒钢铁……我心里话：没戏。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去找生意？那时练摊最赚钱，可他瞧不上。到1993年底，我们还是无所事事，天天有各路朋友过来玩。张老板回国后，大伙就偶尔凑钱去莫斯科上货，一次只上十件皮夹克。回圣彼得堡半天就卖没了，上货十到十五美金，卖五十到六十美金。张老板又介绍几个朋友从中国过来考察，我带着出去玩，赚点零花钱。

过一段，张老板要回圣彼得堡，让我去伊尔库茨克接他。我先到莫斯科转机，结果走错机场，上飞机，飞机又坏了，好一顿折腾，全程路费我自己掏。后来想明白了，他所谓的开公司，就是在俄罗斯设个据点，放台传真机，让我充当联系人，他半分钱也没付过我。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学生哪见识过什么世面，所以大感挫折。

很多年过去后，他在酒桌上告诉我，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里他藏了五千美金，在电视机壳里。我心想，那笔钱要是拿来去上货，肯定赚翻了。这是替自己找借口，其实我当时年轻气盛，气盛不免就狂，天天起早贪黑去练摊，我也不乐意。

1993年底，我第一次回国。一个重磅人物出场了，张老板介绍给我的，这人叫阿力，沈阳人。他从云南私自翻山到缅甸，又去泰国混黑社会，他的经历吓死人，他就是个“高启强”。那时，在我的世界里，把人分成好人坏人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他真让我又惧又喜。

他开门见山说，我要做偏门儿生意——把俄罗斯舞女介绍到澳门工作。他解释说，这叫娱乐业，我们一起经营。

在沈阳我们就挥霍起来了。阿力说，我人在哪，我就混哪。阿力在铁西区“很有号”（东北黑话，有势力的意思），我跟着他和那些“地赖子”天天在大富豪酒店喝酒，一摞五十元拍桌上，小费发得豪爽。我才二十岁出头，阿力那种奢靡叫我开了眼，从此，我规规矩矩当了他的跟班小弟。

通过万丰公司，我很快把阿力带到俄罗斯。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他问我怎么不吃水果，我说我不爱吃，其实是买不起。可他在泰国待惯了，不吃水果活不了。他天天买一大堆水果，出手极大方，不管谁过来玩，都是好烟好酒好招待。说白了，我家就是个大派对，天天一大伙不明来历的人在一起混。都是虚张声势，都没有多少钱。天天能干嘛？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我回家，一个人没有，楼道和屋里都是血迹。原来阿力和一个北京人呛急眼了，一个大烟缸拍过去，谁又上去补了一刀。阿力跟我说，出去摆事你就得狠，不服就剁手指头。我心想，我哪是这种人啊？我哪干得了这种事？

这阿力雷厉风行，很快找到一家澳门公司，谈好了分成细节。他回头跟我说，这个钱好赚，咱们一起运作。我该上场了。我读书时，认了一个俄罗斯老妈妈，我们处得像家人，我托他儿子找来俩俄罗斯姑娘，说服了她们去澳门工作。

有个哥们在俄罗斯那边负责把人送上飞机。然后我和阿力先飞到北京，等着接人。

在机场，我又忐忑又兴奋，她们是最后出来的。我欣喜若狂，成功一半了！接到酒店的第二天，人不见了！前功尽弃，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们是中途被人撬走了，还是诚心耍我们。我们急疯了，只能打车满城找。机票、吃喝、办手续，钱已花掉不少，现在人财两空，怎么弄？后来又折腾了一次，还是没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败仗。

我一心惦记女朋友，早就私藏一百美金，夹在护照里。我说我不能再耗，我要回家。阿力精得很，又相当识趣，一句没问我钱是哪来的。我打电话和女朋友说，有朋友要去大连，你帮我接机。在机场，她一看是我，乐疯了，像小鸟一样飞奔过来。我们再也不想分开了，她决定跟我去俄罗斯。

没几天，跟我要好的童大哥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你的货出事了。那是一集装箱羽绒服，我姐夫发到圣彼得堡的。我把货托付给和我交情不错的小龙照看。小龙出身不凡，家底丰厚，一直处于一种懵懂少年才会有的闲适而无邪的状态，不知人间疾苦，不会分辨谁好谁坏。在别人的唆使下，他提走我的货，钱却没回来。

我急忙帮女朋友办好出国手续，领结婚证，没办婚礼就赶回圣彼得堡，家人一看拆不散我们，就同意了，这时已是1995年了。小龙把八万块钱的货弄没后，通了一次电话，就躲着不见我了。柳德米拉的丈夫伊格里见我愁容满面，说，这事我帮你搞定。他找的其实就是他老婆手下的人，为这我又支付一千美金。

事到如今，我也没办法，只能来硬的。我房东朋友是电话局的，通过他查到小龙的地址。我带着伊格里这伙人，直接扑向小龙家，把他堵家里了。用暴力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可那时我不懂。小龙一看这阵势，只好打电话给他俄罗斯女朋友那斯佳。可那斯佳也拿不出钱，我只好求阿力。阿力给她家打电话，放出狠话。第二天，那斯佳把小龙送给她的宝马开过来，拿车顶了账。后来我碰到过小龙一次，他那表情像受了什么委屈，我还问他，怎么了小龙？他说没什么，就走掉了。

1995年夏天，媳妇过来了。我几乎身无分文，羞愧难当。干了好几年，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怎么生活？童大哥说，你还是本本份份做点小买卖吧，能正儿八经养家糊口也行。他这话直插我心头，让我有英雄末路的感觉。

前几年混社会我啥也没混出来，从头到尾都是个炮灰。人家说，跟我干吧。我没什么心机，一拍脑门就跟人走了，没成一件事。我从未真正想过自己要什么。钱？我从未计较回报。友情？那些算不算友情？我的那些行动都是在别人的带动下进行的。我那时是那种不去追问为什么的人，对别人有着一种很纯粹的信赖。

媳妇来俄罗斯，才把我拉回正轨，我不必英雄盖世，我当自己就行。我开始老老实实练摊，早上5点多出摊，赊货给别人，用一个大本记账。

黑毛子（黑发俄罗斯人）经常卖着卖着就卷钱跑了。过一个月回来，主动表示，我得还你钱哪。怎么还？我得继续赊你货才能还。黑毛子不好对付，俄罗斯黑社会都摆弄不了他们。老毛子也有坑我的，可对付他们咱有办法，让伊格里一个电话打过去，第二天钱就乖乖送过来了。

姐夫那批皮夹克还剩一些，我接着卖。这款皮夹克叫“乞丐服”，已经是过时的款了，但有人就认这款，所以好卖。通过这个皮夹克我又认识了一个姓王的老板，他是中国皮货市场的老大。后来他也摊上事了，他买卖做得大，有人想干掉他，税警天天查他，他把他的事交给我，让我带钱去莫斯科上货。那时侯，中国人圈里，除了童大哥和我，没人再敢和王老板有瓜葛，人人都躲他远远的。

这时已经快到1996年了。我和童大哥去莫斯科上货，一周去一到两次。那时候生活中最幸福的两个时刻就是，到火车站买两听啤酒，两只烧鸡，往车上一坐，准备去上货。还有一个是往回走时，迎着夕阳，押着一车货，吃着土耳其大卷饼，喝着俄罗斯热咖啡，憧憬着回家进门就能见到媳妇，憧憬着这批货能赚多少钱。

我做生意慢慢步入正轨。至今我都认为，一个男人能浪子回头，和他在一起的女人绝对功不可没。我老婆聪明能干，能帮我照顾家，能陪我练摊，危机时刻能帮我扛事，还能平衡我和各色人等的关系。比如碰到老毛子黑毛子耍无赖，打不过人家，又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就需要女人出面。因为女人在俄罗斯地位很高，再无赖的男人也得给女人面子。媳妇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坚持在市场练摊，我每天醒来心想，我要为她变得更好。

有一次去莫斯科上货，出事了。我的钱随便拿报纸包一下，夹怀里。到火车站，我把自己的钱扔童大哥背包里，王老板那捆钱也扔里面，咱们仨人的钱都在一个背包里。那个包厢里，我睡下铺，童大哥睡上铺，包厢里其他俩中国人也都熟悉。第二天下车，直奔市场，上完货要交钱时，打开背包，我那捆钱不见了！王老板和童大哥的两捆钱都在，百思不得其解。都是中国人，谁能干这事啊？中途也没人去过厕所，都在铺上睡觉。我全部家当都没有了，一共一万五千美金。

过一段，我们自己破案了。包厢下铺底下有个行李槽子，我们把背包扔那里了。后来发现，床铺外面有个通风口，把螺丝拧下来，手能伸进槽子里把钱拿走。媳妇不知道钱丢了，不敢告诉她。童大哥说，你们两口子还得生活啊，你干空车配货吧，我们的皮夹克就装你车上，一个皮夹克给你一美金运费。

1996年，我开始跟车押货，柳德米拉的外甥跟着我干。童大哥的货我不愿收钱。王老板为了省钱，就自己雇车拉货，我在他身上也挣不着钱，这就是生意人。我只能帮其他人运货。

为了快速卸货，我花九百美金买了第一部诺基亚手机。快进圣彼得堡时，赶紧打电话告诉那边准备接货。雇人扛包，逼急了，我自己也扛包，五六十公斤一包。在莫斯科，看见我是黑头发，警察都来找茬揩油。卖货他们管不着，卸货就来找麻烦。所以车一到市场，巴不得两秒就卸完货，赶紧放走车，一切归于秩序，就可以正常卖货了。一边干物流，一边练摊，我慢慢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媳妇要生孩子前，丈母娘来了俄罗斯。童大哥他媳妇也要生孩子，我俩决定合伙做生意。我俩都是实在人，彼此不用提防，但管库房的人狡猾，我们干得不好时，货是有数的，干得好时，就没数了，管库的人时常偷货去卖。

1996年底，孩子在圣彼得堡第十五妇婴医院出生，我进产房亲眼目睹了孩子的降生。电影《教父》里说，不照顾家人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是个男人。二十五岁那年，我刚刚学会做个男人，开始认真挣钱，照顾家庭。

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了。我爸问，你那边有啥影响没？我说十万八千里呢，跟咱有啥关系。我们楼下就能换汇，当时美金和卢布汇率一比五。有一天听说已经挂出一比七了，下去一看，一比七了！不可能吧？再下去一看，一比八了！当时就有点懵了。

拿美金上的皮夹克，越卖越赔钱，不敢卖了，生意做不下去了。其实汇率刚开始波动时，劳力士手表还没来得及调价，聪明人就赶紧去囤奢侈品，咱没那么多钱，也没那机灵劲儿，反正不知道咋办了。进口食品变得稀缺，又奇贵，孩子营养都跟不上了，我们只好让丈母娘带孩子回国。

一开始感觉没包袱了，我们还年轻，接着闯呗。结果从机场回来，一推开家门，心里顿时空荡荡的，俩人伤感起来。孩子回国后，我们又强撑半年，实在太想孩子，最后决定回国，带回二十来万人民币，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俄罗斯。七年俄罗斯，一半荒废，媳妇来之后，我才挣到钱。

1999年回国时，我和阿力通过一次电话，后来就彻底没了联系。他父母都是淳朴的人，家里四个儿子他最小，竟然失踪好多年。我后来打电话给他家，他家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这儿子哪去了？钱都哪去了？吓得我赶紧挂电话。阿力给我留下一笔资产，当时为了跨境汇款方便，我俩在莫斯科的中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以我的名义存了一百美金，这一百美金我一直没动。

有一天媳妇问，小龙能不能记恨你？我说，估计不会，小龙像小孩子一样没心没肺。哎，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多么美好。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短，把酒言欢，饿了就喊小龙弄饭，他做的甜辣味土豆片至今难忘。谁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些事？我还是挺想小龙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所谓的坏孩子也可以重新来过，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才能踏实做事。快到三十岁，我才明白这一点。蒙昧、冲动、莽撞的顽劣少年，迷途知返，也令父亲感到欣慰。

回国后，我们先是分头去给别人打工。我媳妇去鲜花供货商工作。我出国前在酒店的同事，后来自己开公司，把我叫过去。公司就俩人，他是老板，我是总管。在这里，我第一次找到存在感，以前我是个散漫的人，干不了什么正事，这回正儿八经做国际贸易，查看信用证、许可证，租船、订舱，全套业务走下来，觉得挺自豪。

慢慢公司越做越大，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公司规章制度严了，老板天天要下任务。公司的事无巨细我都要操心，他开晨会敲打手下员工，我感觉就像在说我。原来相处挺自在，和他无话不谈，像哥们一样。总共干了三、四年，我有点打怵了，提出辞职，然后开始自己单干。我想自己做物流，老板人不错，公司的业务分给我一些，这样我又干了一年多。

2006年，我们和媳妇一起在一家老牌德国五星级酒店里开了家花店，给酒店稳定供花足够支付店铺租金，通过酒店接触高端客户，就能赚到额外的钱。

因为开花店，我们认识不少外国人。顺理成章，女儿大学就学外语。当交换生时，她自己去领事馆办签证，颇能闯荡，有我当年的风范。我们把她送到大连机场，她自己就飞走了。

回来大学毕业后，她又自己在网上申请外国学校深造，所有出国手续都自己办。现在她自己在外国找到工作，拿到蓝卡。别人问，你们不想孩子吗？我说，她就应该去外面闯闯。

刚回国的那些年，我不断做梦，想圣彼得堡那些人，想那些蠢话和傻事，想得那浓烈啊，想了多少年，他们依然鲜活生动地在我脑海里跳动。我叹息，这些人竟没一个打电话找我。

2020年，不知道谁在微信里建了一个群，把这些人都拉进群。我发现大家唠不到一块儿去，说不上为什么，就感觉大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亲，从此我再也不做梦了，那个群热乎三天就凉了，我也不想他们了。我的心思专注在家人身上，我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亲情才是我能牢牢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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