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影印本说

文/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人文社科学术总监

随着摄影术的发明，以及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碑帖影印本以其较勾摹、椎拓等传统复制手段更为保真传神和便捷高效的优势，对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直至今天的书法教学、书学研究、品赏鉴定，乃至其他相关学术等，都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和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而关于由此存世的众多碑帖影印本及诸多相关问题，虽然已经并将日益受到学界艺林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探讨，但其程度与勾摹、传拓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和空白。本文拟就碑帖影印本之作用、要求，先述管见，期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世之方家同好。

碑帖影印本之作用

碑帖影印本，尤其是那些慎选底本、精印完备者的作用，从学术、资料价值等角度而言，略有以下数端。

一是能比勾摹、椎拓等更为真实有效地将原作，尤其是一些平常不易一睹的珍稀孤本，化身千百，从而满足研究、临习甚至鉴赏的不同需求。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言：“近代影印碑帖，既不失真，又复美观。机轮乍转，化身千百，更较椎拓为便捷。”并且还能视特殊要求，如字迹较小的竹木简上所书，按需全部或局部放大，巨细无遗。随着照相、印制技术的日新月异，影印的质量也日趋精善，其程度已远远不止古人所夸“下真迹一等”，而几可谓差能乱真了。加上其收罗、流布均能克服原件固定深藏各处的局限，使珍稀文物成常见资料，无论对推进学术研究还是提供临习范本，乃至品鉴参考等，皆堪称功莫大焉。

二是当原作，尤其是那些名作孤本不幸毁佚之后，因先有影印而仍得传其真貌。如众所周知的书圣王羲之墨迹，在经过一千多年无数天灾人祸、沧桑变迁后，今天不仅真笔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勾摹古本，也稀若拱璧，屈指算来，数十而已。其中有一件清末流往日本，为安达万氏所得的《游目帖》（一称《蜀都帖》），虽其临摹时代尚有可推敲之处，但原件毁于战火之中，所幸有20世纪20年代摄下的影片，世间才存有这件王书传本诸迹中的特殊之本。又如五代书法大家杨凝式的代表作之一《韭花帖》，世传三本，其中有二种是摹本：一为民国间收藏家裴景福壮陶阁旧物，有正书局曾经影印；二即原藏清宫，后辗转归无锡市博物馆的《三希堂法帖》所据之底本。而真迹则历经宋、元、明、清诸家递藏之后，民国间为罗振玉所得，并影印于其《百爵斋藏名人法书》之中。1945年佚失，至今未明下落。倘无罗氏精印之本，除非此名迹重现，否则恐怕再也无缘见其原貌了。另有一件与刻本笔体相同的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墨迹，原为南宋内府中物，元代在陆行直家，明中叶为著名画家沈石田所得，旋归华（夏）氏真赏斋，刻入其《真赏斋帖》中。复入清内府，并摹刻于《三希堂法帖》。至民国间毁佚，遂使仅存的一纸照片奇货可居，身价不凡。而钟繇、王羲之、杨凝式及其书迹，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整个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民国间著名金石文献学家罗振玉，因嗜于此，更深悟其理，故每知有善本孤帙，即想方设法，以谋影印；且往往品质精良，颇为学界艺林宝重。他曾在吴湖帆处获见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墓志》并《永阳敬太妃墓志》，“因劝吴君以写真玻璃版早日印行，俾传艺林，至今尚未见传本。今年吴中兵事，闻尚未入劫灰，则印行之事，不可再缓。暇当移书湖帆，更申前请”。后终有印本，更幸其原件亦至今无恙。

三是当极具文物价值，甚至是国宝级珍品的原件不幸残损之后，能为其修复提供可靠的依据。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宋代米芾精品《苕溪诗》卷。此卷原为清宫旧藏，辛亥革命后被溥仪“赏”出，流落民间，复惨遭劫损，不知去向。后虽然侥幸于20世纪60年代初又被发现，但已失去明代李东阳所篆引首，前后隔水及书心本幅也被搓揉撕坏，致残缺原作中“岂念”“冥不厌”“载酒”等字，至今无法找回。赖有延光室所摄完好之本，修复时才得据以勾摹补全，从而不仅使这一国宝差无残缺之憾，并且所留未残时摄影本，就保存该卷最真原貌的资料价值而言，似有略胜现存摹补原件之处。但另一件同为国宝级巨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在清乾隆内府时也曾遭遇火灾，使前半段下端有数字残损，其中最严重的是卷首王羲之《姨母帖》第五行最后一个“顿”字，已缺整个右半“页”部。虽然该卷在被烧损之前，先后有明代华（夏）氏真赏斋、文（徵明）氏停云馆等精刻摹拓之本，但相对据原迹拍摄的影印而言，肯定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如果被损毁之前已有照相影印，则完全能存其最近原迹之真貌。

四是能将原本散存异处的名迹珍品，合而为一，便于研究使用。如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唐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残拓剪裱本，虽仅存每面4行，每行5字，共计12面236字，但仍对该铭版本问题等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故吴湖帆破例将影本精裱，附入其珍为四欧堂之首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王孟扬本之后，并请发现者之一伯希和用法文亲笔题识，再由吴江陆翔汉译，一并装入。然该残拓原件实际上因当年由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二人分获，而成首页存巴黎、后5页在伦敦的现状，恐已永远无缘剑合。是罗振玉曾以珂罗版精制合印，方成取用方便之“完璧”。吴湖帆当年附装者，也即为罗氏所印之本。

又元代书家赵孟頫为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所书《鲜于府君墓志》，为研究同是元代书家鲜于枢家世之重要史料。该志原拓今存世仅二：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刘鹗、罗振玉旧物，已残缺自“适李择善铭曰”至“又命其友余”6面（每面4行，每行15至16字不等），由沈吾抄补。另一为陆恭松下清斋旧藏，现归上海图书馆，虽为完本，但椎拓却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因而文字损泐亦较之为甚。倘能以较早拓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本为主，复取上海图书馆本补其所缺，配合影印，不即可成一新的“更善”之本乎？

五是能产生一种图文结合的全新著录形式，更便于研究。因为在有影印本之前，各种有关书迹碑刻的著录，多仅有文字记述，而没有条件附原件存真图版。影印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图录式著录，从而能较单纯文字描述更直观、更清楚、更确切地反映所录作品的风格面貌、细节特征，以及其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容庚先生即汇印王羲之、王献之等存世传本墨迹共13种，详附考录，成《二王墨影》。虽限于当时所见，未能收入《行穰帖》，但至今仍为研究“二王”书法的重要资料。笔者数年之前也借资料新出、技术进步之利，取王羲之传本墨迹中精善者10种并《兰亭序》，原色精印为《王羲之传本墨迹精品》。一一著其质地尺寸、现存处所及参考释文，并据自己经年积累，结合题识印记，广征文献资料，述其递藏经过、流传始末等，期成更佳之本。而20世纪50年代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近日新刊的朱家溍先生等编《欧斋石墨题跋》彩色附图本等，更是这方面卓有创见、广博精深的巨著力作，为有关研究不可或缺的权威典范。随着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文物出版社）、《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像造题记拓本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图录式碑帖著录巨编的相继问世，终于使碑帖影印为有关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精本图文著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

碑帖影印本之要求

无论何种碑帖的影印之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讲究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定位。

碑帖影印本据其取用目的之不同，有只印碑帖本身而舍其题跋等附属者，有从头至尾、巨细无遗地完整影印者，更有完全仿真、原色原装者。如作为临习范本，一般影印碑帖本文即可。甚至为求清晰，对一些字字独立、不太牵涉到整篇行气、章法的篆、隶、楷书碑帖，还可仅选其完好之字而剔除其损泐模糊者。但必须是原作原字，切忌填描笔画、修饰失真。总之，要在传真的基础上做到一个“清”字。

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要求，则又须“全”。因为附属于碑帖的所有题识序跋、收传印记，乃至粘条旧签等等，无不为最直接的相关研究资料。即便如明末书画收藏家项元汴等喜标注的作品银价数目，也不失为我们今天考究当时艺术品价格的有用史料。更何况不少碑帖题跋的本身，都是历代名家手迹，如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宋代苏轼《黄州寒食诗》，卷后有同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大字长题，亦为传世题跋的名迹。另有些名家不一定专以书法名世，故其手迹传世颇稀，而在一些法书名画的题跋中，则往往能获一睹，如宋代米芾《虹县诗》卷后，就有存世极罕见的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题跋书迹。

至于作为鉴赏把玩者，除“全”之外，更要求尽量逼真的“下真迹一等”，甚而“几可乱真”的精印精制。因为对鉴赏、鉴定这一特殊研究来说，碑帖原作原拓本身那细小入微的层次变化，神气爽利的字口锋颖，古雅清朗的纸色墨韵，朱墨灿烂的钤记题识，皆非一般印本所能传真再现。如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刘中使帖》（一称《瀛洲帖》）真迹，就书于一种非常特别、十分少见的蓝笺之上，却有清人著录误记为黄绵纸。如不是据原迹原色精印，则恐怕无从辨别。因此，虽然原色原貌的精印复制成本很大，但就最大可能地有助于鉴定研究或品赏把玩而论，应该说还是物有所值的。这也就是尽管日本二玄社复制的中国古代法书名碑标价极高，却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原作原拓相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碑帖影印本，无论其印制怎样精到，终有其局限：如原作纸、绢的品质，就无法真正复制还原；原拓的凹凸手感，也不易再现触及；甚至某些拼接处因装裱时接叠不善而掩盖笔画，经影印后又反成字迹残损的错觉等。而所有这些，就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鉴定而言，恐怕都还是无法离开或替代原作原拓的。

二是底本。

碑帖影印本所据底本的品质，是决定其价值的关键。就碑刻拓本而言，首先是那些原石久佚且传本举世无双的孤品，无疑最具价值。如清代何绍基旧藏的北魏《张黑女墓志》；原李氏“临川四宝”，后流往日本的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原石本、唐褚遂良《孟法师碑》、宋魏栖梧《善才寺碑》；原罗振玉旧藏的唐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等，无不为价值连城之瑰宝。但是，所有这些孤本，往往有翻刻之本，且常被作为“原本”影印，射利欺人。如艺苑真赏社曾以重刻为底本影印的《孟法师碑》之类，即属于此。对此，须结合有关著录记载，明其递藏的来龙去脉。如原吴湖帆旧藏，后售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墓志》并《永阳敬太妃墓志》孤本，至今仍在上海博物馆；《张黑女墓志》原由无锡秦氏在沪后人宝藏，因“文革”而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又发还；“临川四宝”除《启法寺碑》归日本大西氏之外，其他三种并《柳州罗池庙碑》，今均在东京三井文库等。将其“户籍”所在，一一了然于胸，然后再找机会按图索骥，通过对原作原拓或确属可信之精印复制的观摩比照，以助验明其底本之唯一“正身”。

其次是原石虽已不存，但传世拓本不止一本的，则当取其精善者；若几本各有特色，亦可并存。如隋《董美人墓志》，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出土时的最初原拓关中本，极为难得。后原石被著名金石书画鉴藏家徐渭仁罗致沪上，竟又不幸毁于战火。吴湖帆曾藏徐氏载归后所拓剪裱本，已视若至宝，据说生前常拥之共衾，并有影本传世。数年前上海图书馆在抢救整理有关文献时，发现了陈景陶旧藏的该志淡墨蝉翼精拓整张，正是关中最初原拓中的至精之品，因有“海内第一初拓”之誉。倘得良工精印，当有胜于吴氏藏本之别样神韵。

至于原石迄今尚存者，则重其初拓精本。因为碑立人间，难免风化剥蚀，墓志一经出土，亦有此虞。若大家名作，求者更众，椎拓频繁，剔剜复加。凡此种种，轻者泐坏点画，重则残毁原石；且历时愈久，势必愈甚。唯初拓之本，能保全存真。如东汉《张迁碑》，传世多本，唯朱翼庵旧藏、后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拓“东里润色”四字未损本，最为完善。而其他各本，不是因后拓损字较多者，便是以嵌填、补刻等手段作伪之物，甚至索性是重刻翻本。故虽同号《史晨》《乙瑛》，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诸作之拓，其质量却因拓时先后所造成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即为同一时代之拓，也会因纸墨、拓工不同，而有精到与粗率之别。如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的东汉《鲜于璜碑》，据当时传拓者所记，就有精拓和一般拓之分。但有些碑刻的稍后精拓，因主事者极精此道，或以升碑之举，现其湮埋文字，或因洗剔得法，更显字口风采，再辅以好纸佳墨，精工细拓，有时也能略胜于一般初拓。如东汉《朝侯小子残碑》，初拓只得碑阳，且墨色一般；归周（进）氏居贞草堂之后，始发见碑阴文字，即以浓墨精拓，遂完好传世。不过倘无专家内行经纪其事，又往往会将原字笔画剜肥失真，甚至挖讹出错。而世重诸如“簠斋（陈介祺）监拓”等名家名手之本，亦缘于此。当然，若有同为早期之拓且各具价值者，则可并重。如原为明安国十鼓斋旧物的宋拓《石鼓文》，先锋、中权、后劲三本，近世经艺苑真赏斋秦䌹孙之手流往日本，遂有后来日本二玄社据三井文库所藏原色精印之本。而此三者，无一不为存世仅有的真正善本。

对于墨迹、刻帖影印本来说，同样也有底本的真赝优劣问题。如前述五代杨凝式《韭花帖》，传世诸本之中，当以罗振玉《百爵斋藏名人法书》所印为上。即便一时尚无定论，或同属摹本者，也有高下之分。如宋代米芾《多景楼诗》册，世传二本，一为吴湖帆旧藏，今归上海博物馆；一为叶公超原藏，现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近据有关专家比对研究，认为前者为米氏真笔，后者系晚清旧摹；而此前又有专家指出吴本亦伪。但说吴本优于叶本，当无多大疑问。又如王羲之《行穰帖》，所传虽均为摹制，但其中由张大千在香港购获，后售于日本藏家，复又流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的一本，号为唐摹，则被公认为远胜于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那件晚明仿造之本。

那些据墨迹上石刻木的法帖，更有复杂的版本问题。如著名的唐人小楷《灵飞经》，世有明万历间所刻《渤海藏真帖》本和清乾隆《滋蕙堂帖》本。据专家研究，后者远逊于前者，且妄添印章、增删题跋，甚至有是否从前者翻刻之疑。惜原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等所印，皆据《滋蕙堂帖》本。直到后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时，方取《渤海藏真帖》之精善初拓为底本。而对于虽出自不同版本，但各有其源流系统和特色价值者，则又另当别论。如王羲之《十七帖》，就有所谓唐摹馆本、缺十七行本、传贺知章临本等。其同属唐摹馆本中的快雪堂藏本（今藏开封市博物馆）、上野本（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明张正蒙跋吴宽旧藏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却因都是各具价值的宋拓善本而屡经分别影印。

无论是碑刻拓本，抑或墨迹法帖，均当以从原拓原作直接摄制的印本为佳。这不仅因为其能最大限度地存旧保真，更是由于有些原拓原作的精善之本，在影印过程中往往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造成与底本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的结果。如有正书局曾经以珂罗版影印的周文清旧藏北宋未断本王羲之书《圣教序》，底本极精，印本却大相径庭，几全失其原本神采。倘据此种印本再印，则更不堪设想。因此，即使限于条件，不得已取旧印复影，也须择优而行。如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宋拓孤本，曾为谭敬（区斋）所有，并以珂罗版据原本影印，极精。故后来艺苑真赏社、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等影印所据，皆取谭氏当年精印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因北京图书馆已于20世纪50年代以重值将其原拓从香港购藏，才有文物出版社据原拓重新再印之本。

三是研究。

碑帖影印本除根据功用定位并精选底本之外，还能在吸取历代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附加原作原拓所无的学术资料含量。最常见的是由专家学者撰写前言、解题一类的研究介绍文字，举凡有关其作者之时代生平，作品之艺术特色、历史地位、收藏始末、版本异同、参考释文、名家品评、临习要点，乃至长短优劣、轶闻趣事等，均可在考述之列。如文物出版社全彩精印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后附启功先生所撰《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即为经典范例之一。而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丛刊》对部分原石已佚，又无参照之本，据文献考证做出原拓整张的复原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影印《上海图书馆馆藏珍本碑帖丛刊》时，指明原本错简倒乙之处，并附其他版本之局部关键图影以供参阅等，无不对原作原拓的学术资料价值多有发掘和提升。最值得称道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刊林业强先生编著的《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一书，不仅原寸原色精印该本全貌，且以“百衲”之法，取他本补其所缺2页96字，并附《华山庙碑四本逐字剪装比较》及考订之一《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之二《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之三《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诸文，在通过对该碑仅存的长垣（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华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四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顺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四本逐字详校细勘的基础上，复经仔细目验四本原拓后发现的纸张残破而非损泐、拓时墨浓掩字、拓纸接叠不善而失字画等问题，最终判定：就拓本时代来说，顺德本最古，惜有残缺失字；长垣本次之，但存字比较完整；华阴本又次之，而拓工最精、题跋最多；四明本虽然最晚，却是现存唯一的该碑整纸全幅。并进一步网罗几乎全部现存能觅的相关文字记载、临仿诸作、书札，乃至图版、照片等文献资料，全面分析，深入考订，为该碑拓本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综合研究，堪称典范。如此之本，除无原拓本身之文物价值外，其在学术含量、资料价值、研究参考等各个方面，均可谓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而远胜原拓的新善本。

各家碑帖影印本之略评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公私藏家、出版机构等影印的各种碑帖，数量可观，版本繁多。全部一一列举评说，当属另外专门之作。现仅以主事各家为线索区分，择其中较有代表性及影响者，如延光室，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日本博文堂，1949年前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神州国光社，以及1949年后的文物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日本二玄社等，就其大略，试作简评。

我国较早的碑帖影印本，当属清末光绪间延光室摄制的照片。这家由佟氏在光绪初年开设的照相馆，主要为皇室贵族服务，因而摄制了不少清宫文物，其中包括许多法书名画。凡清宫旧藏的历代名家书迹，如传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王珣《伯远帖》，唐孙过庭《书谱序》、怀素《自叙帖》，五代李建中《土母帖》，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诸家之迹，多有延光室照片传世。另有其他一些名家珍藏，如王懿荣旧藏的东汉《曹全碑》精拓本等，也曾由延光室摄制复印件。由于其所据多为精善珍本，加上摄制讲究，时代亦早，故至今非但为人重视，且多已稀罕，甚至有渐成“文物”之趋势。

20世纪20年代，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接收清宫旧藏基础上创立的北平故宫博物院，设有自办印刷机构，专印有关故宫出版之物，其中包括大量书画名迹及青铜器、善本书籍的影印之本。承前辈傅熹年先生见告，当年影印时所制玻璃版片，至今尚有存于故宫博物院者。而该院元老之一的庄尚严先生，曾专文撰述其事始末，并详列当年影印诸本细目。碑帖之中多法书墨迹，而拓本仅有《岳麓寺碑》《道因法师碑》《定武兰亭》等少数几种。其所影印碑帖，因有得天独厚之底本资源，并多经专家学者筹划精选，且印制认真，工料考究，故多属一流。据庄先生所记，其时“宫中旧藏乾隆时高丽纸，多至数万张以上，无所用之。凡书画精品，尝以此纸精印少数，以供收藏家之清赏。当时颇受社会之好评，今亦绝不可得”。朱家溍先生也曾忆及当年向徐森玉先生求赐这种髙丽纸书画印本之事。就今而言，仅乾隆时的高丽旧纸本身，已可谓珍稀文物，更遑论以其精制的名家书画影印之本了。

1911年前后，日本大阪有博文堂，在当时学者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指导下，以精湛的珂罗版技术，影印了不少流存日本的中国碑帖名品，至今为人珍视。尤其是罗振玉旅居日本期间，更借助博文堂的精工，影印了《石鼓文》《黄庭经》《崔敬邕墓志》《王居士塔铭》等名作的精善之拓，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罗氏以其酷嗜并精通金石传古之学，一生致力于稀见文献文物资料的搜罗、影印、研究，不遗余力，故凡其主事影印之碑帖，良多精品佳制。

1949年以前的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中华书局、艺苑真赏社、神州国光社、文明书局等，均属私人资本经营的商业性出版机构。在当时风尚之下，曾各以珂罗版、石印、金属版等影印了不少碑帖，颇有影响。其中不乏精好名品，如明初拓北魏《张猛龙碑》，为商务印书馆影印；不久前由上海博物馆重金从美国购归的《淳化阁帖》最善本中的司空公本第六、七、八卷，流出国门之前，即有有正书局珂罗版及金属版影印本；原为吴湖帆四欧堂之宝的唐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王孟扬本，中华书局有精印，且为首行“化”字“匕”部撇画未经描失之本；北魏《张黑女墓志》孤本，也先后由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等影印；流入日本的唐薛稷《信行禅师碑》，有神州国光社宣统三年（1911）的珂罗版影印本及有正书局等印本。但为了商业赢利之需，诸家也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以次充好、填描作伪之弊。如商务印书馆所印题曰“宋拓”的唐欧阳询《皇甫君碑》，实为翻刻；有正书局所印号为“董香光藏唐拓”的《九成宫醴泉铭》，也系翻摹重刻之本；艺苑真赏社所印东汉《曹全碑》，乃“乾”字已穿、“月”字已损的道光后拓本，且有填描，而其唐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记》珂罗版影印本，更是以有正书局所印翻刻本填描后再印者。凡此种种，屡见不鲜。而所有这些影印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绝少有前言或说明之类的文字交代有关底本之真相。因此，凡属这些出版机构所印碑帖，不论其如何自榜“宋拓”“初拓”，乃至什么“唐拓”，也不管其怎样标举原本为某某家所藏、某某人题跋等等，均需审慎谛察，以分良莠。

文物出版社以其在专业出版机构中绝对顶级的权威地位和堪称一流的学术水准，影印历代碑帖，无论是取材眼光、底本选择，还是印工制作、文字说明等，大多可信可靠，规范明了。其历年印制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墓志》并《永阳敬太妃墓志》孤本、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驸马李琪本、陕西省博物馆藏《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宋拓明库装本、唐柳公权《大达法师玄秘塔铭》《神策军碑》等，无不为公认的极精善本。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影印怀素《自叙帖》时，因无法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本摄制而用原故宫珂罗版精印为底本，也在前言中特加说明。且不管是珂罗版宣纸线装本，还是一般的胶印简装本，都印制精到。唯近年重印，工已有不如当年初印之趋向，不知何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的碑帖中，最精湛的是佚名《孝女曹娥诔》绢本墨迹、唐张旭《古诗四帖》、唐怀素《论书帖》三种。全部原色原样，精印精裱，并附专家考论文字。虽属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可能限于当时条件，许多工序尚为手工操作，故印数极少，价格也自然不菲，但至今仍堪称一流水平。其实，碑帖复制影印，设备和技术等固然重要，主事者及从事者的认真细致，恐怕更加重要。相信当年复制此三帖时所费心力，在今日这般变化节奏之下，已无从想象。该社另有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张正蒙跋吴宽旧藏本《十七帖》卷影印之册，虽为黑白，但印装俱好，也同样令人难忘。

作为专业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其所印历代碑帖，品种颇为齐全，先后有“历代法书萃英”“中国墨迹经典”“中国碑帖经典”“历代名家墨迹传真”诸系列，及各种放大、选字之本。其中虽也有据原作善本直接影印者，如唐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等，但更多似从他本翻印。然从其定位为一般临习观摩所需而言，不仅足以敷用，且价廉物惠，于书法临习之普及，确有贡献。倘能以举手之劳，说明翻印所据之底本，似更具参考价值。

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凭借其优厚的出版资源及学术底蕴，所印碑帖虽不多，却出手不凡。其20世纪60年代据原拓精印的《宝晋斋法帖》孤本，至今极享声誉，惜已难觅。又和富藏历代碑帖善本珍拓的上海图书馆合作，在推出《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图录两巨册的基础上，编著“上海图书馆馆藏珍本碑帖丛刊”。首辑印行10种中的清端方旧藏《崔敬邕墓志》浓、淡墨拓拼合本，《龙藏寺碑》明拓“张公礼”三字未损本，《王居士砖塔铭》原石初拓三断本，《程夫人塔铭》原石康熙拓本，以及明张正蒙跋吴宽旧藏《十七帖》宋拓等，无不为公认的孤罕珍品。且均据原本原拓，原色原寸，完整精印，并皆冠图文互参之考述性前言。虽印制似略逊于日本二玄社之“原色法帖”，但所有题跋俱原貌一并印全，而价格也远无二玄社之昂。

日本二玄社影印中国历代碑帖，向有大名，但其中也有区分。作为普及而黑白影印的“书迹名品丛刊”，据有关专家比勘研究，不少底本似有问题。如东汉《曹全碑》，仅据清末所拓；北魏《广陵王元羽墓志》，系用翻刻影印；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底本，也为近拓。另有一些则是从已有复印件再印者。而后来推出的“原色法帖”49种，则除极少数底本之外，大多为至善名品。其中虽有部分过去屡经影印，但“原色法帖”系列本却以其最新尖端的彩印技术、几可乱真的复制手段、认真严格的工艺把关，将原作原拓的面貌神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令世人钦羡推重，并认可其高昂售价。惜除明安国旧藏宋拓《石鼓文》后劲本、宋拓《泰山刻石》、北魏《张猛龙碑》、“临川四宝”中的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与褚遂良《孟法师碑》等少数几种原装本外，多有节略原本部分题跋，以黑白版缩印于“解题”之中，甚至有删略者，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憾。

本文选自陈麦青著《书物风雅》，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