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虑障碍症互助群终于解散了，因为没人说过一句话”，社交恐惧症靠“互助”有用吗？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题《社交焦虑障碍能自救吗？》，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数据，美国成人中有1500万人（约7%）有社交焦虑障碍。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龄是13岁，75%的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的年龄在8～15岁之间，终生患病率高达13.3%。可见社交焦虑障碍算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疾病，并非是某个人特有的隐疾。从豆瓣到QQ群，不少民间自发的互助小组散布于网络中，这是否是一种可以通过自救获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记者/卡生
社交焦虑障碍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里，宿舍里静悄悄的，而操场上人声鼎沸，学校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正在举行。她给自己耳朵里塞了耳机，把声音调到足够大，盖过从操场传来的男孩女孩们的欢笑声。半梦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断地摇晃着她的胳膊，当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救病床上，医生正准备给她洗胃。她辩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颗安眠药而已……事实上，潘真并没有撒谎，她没有想过要自杀，她只是讨厌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她多吃了两颗安眠药好让自己迅速睡着。
人海茫茫，我是通过豆瓣的“社交焦虑障碍互助小组”找到潘真的，类似的小组大概有15个，人数最多的小组大概有25000个成员。我在豆邮中给几乎所有互助小组的活动发起者发了豆邮，少数几个回复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么是社交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呢？《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里将原来“社交恐惧”的诊断词条修订为“社交焦虑障碍”。这个微小的改变，反映出了精神医学界对这种精神障碍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书中写道：“对于社交场合有明显的、不合理的恐惧；暴露于社交场合下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担心别人有负面评价；回避社交场合，如果无法回避，就变得非常紧张。症状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即可被诊断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简称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开的花店里为我们的见面准备了下午茶点。见了我，她闲适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丝毫局促。她穿着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间泡茶。我和她开玩笑，说她一点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个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
潘真大学读的西方哲学史，她说，学这么偏门的学科是想避开社交。每天上课之外的时间，全部都在图书馆和书打交道，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错她一生将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大四毕业那年，家里人开始着急她的婚姻大事，并安排了一次相亲。从没有谈过恋爱的潘真在约会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对方对自己没有感觉怎么办？”“如果我们之间没话说怎么办？”“如果相亲失败了父母会不会怪罪自己？”脑海中的念头让她辗转反侧到天明。潘真赴约之后，坐在餐厅角落，不敢抬头看对方一眼，对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到，回答越是语无伦次，她越感到恐惧，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复理智，最后竟然联想出对方一定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没有绷住，没说一句话便匆匆离开了餐厅。回到宿舍，潘真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胆怯的行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
之后，潘真开始在图书馆里查阅社交焦虑障碍一类的书，她的恐惧与焦虑、完美主义倾向、恶意揣测、自我的过度评价和羞耻感，每一种当天的行为都在社交焦虑障碍的症状栏里。她回忆了一下过往和异性的交往过程，从小学到大学，她所有的同桌均为女性，也从来没有想过和男同学说话，即使有异性和她聊天，她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对方。
我在查阅社交焦虑障碍症资料时，看到一种特殊的社交焦虑障碍症，叫异性社交焦虑障碍。潘真告诉我，为了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属于社交焦虑障碍的范畴，她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做了自查。艾森克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简称EPQ）是由英国心理学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个维度人格类型学说，对于测试社交焦虑障碍人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测得的结果与多种心理学实验研究结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测试倾向中符合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内向性与神经质的个性。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数据，美国成人中有1500万人（约7%）有社交焦虑障碍。可见社交焦虑障碍症算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疾病，并非是某个人特有的隐疾。这是否是一种可以通过自救获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系且对社交焦虑障碍症研究多年的心理咨询师覃宇辉向我解释：“从基因角度来讲，社交焦虑障碍的遗传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经递质紊乱导致的焦虑症，那药物是比较有效的干预方式，如果由于后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御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轻、中度社交焦虑障碍，可以尝试从认知、行为层面进行干预。”
在排除了并非病理性社交焦虑障碍后，潘真开始了自己漫长且艰难的“自救行动”。潘真从自己个人的成长中找到了恐惧异性的端倪，她回忆说：“我记得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只要是有男女亲吻的镜头，我妈就会让我捂住眼睛；为了不让我早恋，父母告诉我的班主任，不允许我的同桌是异性；初中时我收到过一封情书，我妈就跟疯了一样，在家里暴跳如雷，点火烧了那封情书，还把事情闹到了学校，最后男同学的家长扛不住压力不得不把他转走……”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家风严谨的环境里，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视之下，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她的父母犹如惊弓之鸟。这种对异性的阻隔与切断，让潘真仿佛生活在一个缺乏异性的真空空间。
大学期间，她研究了各类克服社交焦虑障碍的方法，例如森田疗法、系统脱敏疗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疗法之后，她对森田疗法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森田疗法的核心思想非常东方，讲究“顺其自然，为所当为”，鼓励患者怀抱顺其自然的心态，接受消极的体验和不良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森田正马曾经的患病诱因与她极为相似。同是出生在严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压力像是一枚安静的“核弹”，最终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听上去这个疗法很抽象，但在实操上还是有一些具体办法的。譬如找寻到生活中的诱因，潘真曾经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接下来潘真要说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把社交焦虑障碍的问题作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她开始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根据她内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静”，她参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动，并在这样的场景下，试图与异性说话。虽然一开始仅仅是“你好”“再见”，她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你已经很棒了！”潘真告诉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她说完就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时，才发现自己双手浸满了汗水。
互助之难
网络上有一条盛传的段子：“去年参加的一个社交焦虑障碍症互助群今天终于解散了，因为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我认为这条颇具段子属性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在我接触和寻找社交焦虑障碍互助小组的过程中，情况远比我想象的困难。除了潘真以一个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迹之外，其他的采访邀约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碍。我在一个互助群里发布消息后，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这样会让别人难堪，并涉嫌侵犯以及窥伺隐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几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绝，拒绝理由是“我已经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个互助小组群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两年。她说：“我当年非常清楚那种困局，犹如进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挣脱，却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到那些并非病理性的轻、中度患者。”还有一个原因潘真没说，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求助心理咨询师的习惯，让一个社恐者能具备直面陌生心理咨询师的勇气，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为艰难。
最早，潘真在豆瓣组建的互助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小组的成立，愿意参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维码进群，她参照了国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组的模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定期聚会，5～10个人围坐在一起，每个人有5分钟的时间陈述自己的过往，相互交流经验、相互鼓励、相互支持，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据潘真回忆，一天的时间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个到来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当潘真热情表示欢迎时，对方的表现也显得不太积极。“其实从豆瓣到QQ，有很多所谓的社交焦虑障碍群，大家都只是线上讨论得火热，其中有真有假，他们会在匿名的情况下在群里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难。或许是孤单，或许是需要一些倾听者，但涉及线下的社交，群里就会显得十分沉闷。”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经被困在社交焦虑障碍里的人，打开那扇落满了灰尘的窗户，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线下互助小组群里事无巨细地袒露了自己的经历，这样能够很好地打消他们的恐惧和不信任感。这一方式有短暂的效应，回应者们对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气表示了敬佩，群里热闹了一阵。
第一次互助的时间和地址公布后，有5个人报名参加，但真正抵达现场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现在的花店合伙人高丽林。初见高丽林时，潘真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个儿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头紧紧地握着，似乎下一秒无法忍受时就要从现场逃离。高丽林后来告诉我，那天她做了三个小时的心理建设才出门，最后是一个声音反复在脑海中出现：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过一本《芬兰人的噩梦》，最初这些小画发布在Facebook上，在网络上获得了超高人气，被各国网友称为“社恐”指南，她和高丽林分享了这个故事。“芬兰人的白日梦：一辆空无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电梯，一种不需要打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打扰的生活……”这让处于紧张状态下的高丽林感到了放松。后来，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来而未到场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师，巨大的压力最终还是打败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许第一次不成功，还可以有第二次。
高丽林是第一次社交焦虑障碍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是某家旅游公司的行政人员，她最大的恐惧是在公共场合汇报工作进展。即使那些数据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但只要站在台上，她脑海里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级领导视察工作的大会上，高丽林拿着手稿的手在发抖，声音已经变调，可想而知那一次汇报惨不忍睹，因为说错了很多重要的数据，她最终被点名批评，差一点丢了工作。
覃宇辉告诉我：“焦虑障碍分为特定对象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场所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等。像高丽林的恐惧便是对某个特定情景或场合的恐惧。只要他们不面对所恐惧的场景，别人是看不出他们是否患有焦虑障碍的。”潘真给高丽林发了EPQ问卷，结果显示，她确确实实不是怯场这么简单，她的内向和神经质值都异于常人。
第二次线下互助，潘真只约了高丽林，她觉得高丽林现在的状态合适一对一突破，因为她是在公共场合才有恐惧。这一次高丽林放松许多，她告诉了潘真导致这个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学的时候，被班主任当众羞辱过。因为我回答不上来一道题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语言侮辱了我，我还落得了一个难听的绰号，只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就能听到同学们在背后小声喊着我的绰号。”在社交焦虑障碍的形成原因中，曾经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后每周，潘真都会约高丽林吃饭，让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日记，或是找一个会议室让她演练平常汇报的PPT。反复几次练习后，高丽林的表达顺畅了许多，这超出了潘真的预期。“这给了我很好的鼓励，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不是不可能，关键是得找到有趣的方法。”
社交焦虑障碍可以互助吗？
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潘真的脑海当中。虽然国内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推出过类似戒酒互助协会一样的“社恐”互助组织，但加拿大圣·约瑟夫卫生保健研究所焦虑症治疗与研究中心主任马丁·M.安东尼所写的《羞涩与社交焦虑》一书中曾提到过社交焦虑障碍治疗方式中团体疗法的优势。“团体疗法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其他有相同问题的人，这样患者既可以从其他人的失败和成功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团体治疗给患者提供机会接触到参与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对治疗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
就此我询问了覃宇辉对于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说：“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社交焦虑障碍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病患之间存在共情与认同感，线下聚会的过程就像是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暴露疗法，属于社交场景的模拟，可以达到对恐惧物的适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很关键，如果方式不当极易激活焦虑感，引发病情的加重。”
覃宇辉详细跟我讲述了在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时使用的暴露疗法、系统脱敏法，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主流的治疗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虑障碍的病情。对来访者深度了解之后，专门制定一套符合其产生社交焦虑障碍的刺激等级。一般来说，刺激分为15个等级。通过鼓励患者进入到让他感到恐惧的情景中，接受1级刺激适应后再进行更深度的2级刺激，以此类推。在持续的刺激下，患者会发现虽然感到异常恐惧和害怕，但所恐惧的灾难并未实际出现，最终让恐惧状况得到缓解。
潘真的自救过程让她对社交焦虑障碍的起因和治疗方式有一定的认知。在社交互助群里，她每一天都会发送关于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报告，让每个人正视自己的问题。在确定线下互助人选之前，她会公布每一次线下活动的主题。“在高丽林的互助中，我开始意识到如果光是聚会，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互助作用，必须开展有主题的活动，才能迅速建立起互助者之间的信任，对于初次见面的社恐者让他们袒露心扉是一个妄想。”潘真的主题活动分成了动静两类：一类是阅读会和观影会；另一类是瑜伽或冥想。最后留给大家一些时间，表达今天的感受。
潘真记得有主题的互助活动第一期举行时，除高丽林外，来了4位成员。罗铭是上一次给潘真发来抱歉信息的未到场者，在阅读会上，潘真看他憋红了脸也说不出话来，便鼓励他停下来，可以打开播放器，用一首歌表达现在的心情。罗铭挑选了一首爵士乐，当音乐在房间弥漫时，罗铭深深喘了口气，那种无法言表的痛苦情绪在音乐中慢慢消散，氛围变得舒适且轻松起来。
潘真决定给高丽林投资一家花店小院，是在互助小组开展之后的一年。因为潘真丈夫要去美国工作，他们一家人不得不离开中国，她希望高丽林能在小院里继续把互助活动延续下去。她依然记得十年前被同学送进医院急诊室的圣诞夜，那种彻骨的绝望感，是她一生无法忘却的记忆。“社交焦虑障碍者有多么恐惧社交，就有多么期待融入一个集体，这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覃宇辉说，目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调查。但是综合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很高，年患病率在2.6%～7.9%之间。由于国人对该症普遍认识不足，大量病患被轻描淡写地认为是“胆小、内向”而未受到重视，导致病患数量估计趋于保守。那些聚集在豆瓣、QQ社交平台上的年轻人，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互联网通道使社交焦虑障碍者的内心独白公之于众，“社恐”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互联网上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自我调侃，然而事实也许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潘真拥抱了每一位到场的互助者，当天晚上她收到了每个人的微信，里面有感激，有不可言语的兴奋，当然也有表示以后不会再参加的人。潘真告诉我，在她主办的20多期活动里，共有22名线上成员参加过互助活动，其中有8人多次参加，像罗铭这样面对自己走出第一步的人不在少数。“究竟能帮助到多少人，我不知道。这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给予一定的指引总归是好的。”
（本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实习生盛煜涵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