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队长现身揭秘戈恩逃离日本全过程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后视镜里的未来”，并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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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9日，戈恩乘坐的N155AN专机即将抵达东京国际机场。按照事先规划，晚上与女儿到常去的寿司店共进晚餐，第二天参加日产例行的会议，然后立刻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即将开幕的广州车展。

飞机着陆后。戈恩还没缓过神来，早已等候多时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警员已经冲了上来。在日本官方邀约的相关媒体的注视下，他们逮捕了戈恩。随后，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不断的向媒体释放戈恩的种种“劣迹”，为他们的行动证言。

不过，对日本商业精英阶层乃至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在事实还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就让媒体开始丑化戈恩，堪称是洪荒之举。

自此开始，作为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最高指挥官，戈恩身上的光环在被捕-保释-再被捕-再保释的循环中，渐渐变得暗淡。

2019年 4月25日，在缴纳了5亿日元保证金后，戈恩获准离开东京都葛饰区的拘留所。这个5.5平方米的牢房给戈恩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晚上九点就寝。一日三餐在固定的时间发放到牢房门口，每周可以洗两次澡。此外，他还得应付随时到来的审讯。

获得保释，并没有减轻戈恩的压力。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中，还没有承认律师有见证审讯过程的在场权，并且刑事审判中一审被判有罪率超过了99.9%。其中，70%由于抗不过马拉松式的审判，被迫完全认罪。

几番较量下来，戈恩已经知道，他的案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日本法院正式审理，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无限期地被软禁。

保释期间，戈恩在居住地的行动、通讯以及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受到严格的限制。软禁戈恩的别墅，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监视器，门口有两名保安24小时驻守。即便在上厕所的时候，戈恩也难以逃出他们的视线。

戈恩开始感到绝望。“我觉得我可能会死在这里”，在与黎巴嫩的朋友通话时，戈恩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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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的状况，让黎巴嫩的朋友和家人很着急。

第四次保释出狱后，妻子卡罗尔·戈恩（Carole Ghosn）找到了黎巴嫩商人阿里帮忙。

阿里回想起他在巴格达做生意时，有个叫美国队长的人曾在危难时刻为他提供过帮助，或许这个人可以在此时拯救戈恩。

于是，阿里（泰勒给中间人起的名字）拨通了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有个与他关系很亲近的朋友，在日本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审判，他是否愿意提供帮助。多余的信息，阿里一句没说。阿里在询问泰勒的态度，泰勒在电话中说：“有可能”。

接下来，阿里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事儿该怎么办？需要多少钱？泰勒明白阿里所谓的帮忙是什么意思，由于情况不明，他只得告诉阿里他暂时还不知道。

日本是一个人口稠密、管理严格的国家，把人从这样的地方带出去，他之前从没做过。“这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泰勒说，“这不是好莱坞的电影”。

泰勒决定先做一些功课，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儿。纵横江湖多年，泰勒凭借职业的敏感，很快知道了他要做的事儿。第二天，他打电话给阿里，问要救的这个人是不是正在软禁中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阿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这可是一件大事”，泰勒说。

他已经知道戈恩罪名缠身，他因低报自身薪资规避税金被捕，后续被追加了非法挪用公司资金、利用投资资金通过海外子公司购买房产等罪名，要把他从日本救出来谈何容易。

这时，泰勒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他甚至从心里已经拒绝了做这件事儿，直到他与卡罗尔面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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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与卡罗尔的会面，被安排在黎巴嫩贝鲁特Achrafieh社区的一座豪宅里。

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卡罗尔说，戈恩现在被当作俘虏一样的对待。狭小的牢房里的灯一直亮着，而且没有床，监狱只提供一张草席（榻榻米），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每天只允许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而审讯的时间长达8小时，戈恩正在遭受非人的对待。

卡罗尔向泰勒保证，针对戈恩的所有指控都是“假的”，那些罪名都是日本官员捏造出来的，戈恩被栽赃陷害十分冤枉。“他们不喜欢外国人”，卡罗尔说。

见完面，回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里，泰勒读到的有关日本刑事司法系统的报道，让他感到震惊。联合国的相关机构谴责日本的刑事司法系统是“中世纪的”，嫌疑人经常被拒绝接触律师，可以在不被起诉的情况下长期监禁和审问，这一制度被称作“人质司法”。日本是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国家，但其定罪率却高于朝鲜。

泰勒觉得，戈恩已经变成了国家的人质，正在遭受酷刑。戈恩的遭遇，和自己产生了共鸣。

泰勒本人是刑事司法不公的受害者。1984年，他离开特种部队后，在贝鲁特工作时，一名妇女指控他强奸她，导致刑事指控和逮捕。

在做生意期间，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从前特种部队朋友那里收到了关于五角大楼合同的特权信息，因此才获得中了联邦政府的标。

泰勒被捕后，法庭认为他有逃亡风险，拒绝保释，这让他在犹他州的监狱了等了14个月。钱花光了，又付不起律师的钱，他被迫对其中两项指控认罪。为此，服刑近19个月。

这一系列的经历，让泰勒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我被迫认罪，并宣誓说我做了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他说，"我不认为我得到了公平的待遇，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毁了我工作了17年的一家企业。"

泰勒通过自己在犹他州经历看到了困在东京的戈恩：一个被冤枉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于是，他带电话给阿里说："我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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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领域里，泰勒的口碑不错，特种兵的经历练就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在一个小圈子里他被称作“美国队长”。营救戈恩，他是不二人选。

接到阿里电话的时候，戈恩正处于奔溃的边缘，他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已经不再进行体育锻炼。

阿里告诉戈恩，他在巴格达的时候认识一个专门从事救援任务的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这让戈恩大受鼓舞。他又开始积极的进食，每周三次锻炼身体，为未来的逃亡之路做准备。

决定营救戈恩后，泰勒开始忙碌起来。一方面，他开始咨询律师和法律专家，帮人在日本弃保逃路是否违反美国法律；一方面，他要组建营救队伍。

泰勒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一位中东的军官，他已经退休，从事宝石鉴定业务，他将成为泰勒的副手。稍后，他打电话给一名曾在伊拉克与他并肩作战的人，他现在提供私人保安。这名男子在亚洲人脉深厚，他收集了参与行动的每个人的档案：戈恩、他的同事、他的妻子，以及每个可能提供逃生途径的机场航站楼的经理。

2019年的秋天，泰勒组建了一支才华横溢的特工团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前特种部队成员，跟泰勒认识40年或更长时间。这就像是在拍摄一部抢劫大片，每个人的技能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这支队伍，泰勒觉得把戈恩从日本救出来100%会成功，“如果我不认为是百分之百，我是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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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日本有两条途径：坐船，或者做飞机。

从海上逃生，需要沿着日本的海岸线航行，穿越2600英里的开阔水域先抵达泰国，然后在泰国坐飞机飞往黎巴嫩，这段行程需要耗费2-3周的时间。对泰勒和他的团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但对于戈恩这样年龄和体格的人来说，这样做会非常冒险，随时有可能出现意外。

起初，戈恩本人坚持想乘船离开东京，然后在乘坐飞机逃亡。

泰勒认为，在营救行动最大的敌人，是被营救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一旦他们知道可以获得营救后，他们就会告诉营救人员该怎么做。其实，这是大忌。专业的事儿，应该交给专业的人。

最终，他们选择了从空中逃离的方案。

戈恩在日本家喻户晓，他不能乘坐商业飞机，他们需要找一架私人飞机。

按照泰勒的部署，要找一家不会问太多问题的包机公司。于是，他的团队开始给世界各地的包机公司打电话，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几乎每家包机公司都会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

就在团队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打听到土耳其的一家私人飞机公司，曾违反美国制裁将黄金空运出委内瑞拉，它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经过一番比较后，泰勒团队选择了这家土耳其私人飞机运营商MNG Jet。

在选定了飞机后，泰勒和他的团队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把一个人偷运出国境，这需要一个巧妙而合适的玩意。

最终，他们选择了箱子。这个箱子必须足够大，足以装的下戈恩；足够承重，能承担戈恩165镑的体重。

泰勒让他的一名手下测量了一下包机货舱的门，并在贝鲁特制作了两个带有加固角的黑色胶合板箱子，用于保存和运输音乐会所需的低音炮的那种。它们仅比飞机货舱门窄一厘米。同时，这两个大盒子分别装上脚轮，以便于移动。箱子的底部，要钻几个空，以便于戈恩进去之后可以呼吸。

一切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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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计划在圣诞节前把戈恩救出来。

不巧的是，当泰勒和团队准备就绪时，土耳其的那架直升飞机还没有准备好。当飞机准备好时，戈恩这边又出了状况，他不得不出席法庭举行的听证会。

圣诞节临近，泰勒想尽快救出戈恩。他一度在中东一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在获知飞行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起飞授权通报后，他不得不在起飞前几分钟取消了这次飞行。

与此同时，泰勒还了解到，戈恩公寓的监控摄像头一直开着，录像每周收集一次，时间是周一、周二或周三。如果戈恩能在周四或周五左右逃离，日本当局可能要到下一周才会得到相关信息。这个时机值得好好利用。

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戈恩获准与卡罗尔通了一小时的电话。据说，这一次通话，对戈恩的逃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9年12月27日，星期五。午夜时分，事先通过秘密渠道转送给戈恩的手机响起。泰勒在电话中告诉戈恩：“明天见”。

7.

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泰勒一行抵达迪拜国际机场，飞往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航班延误了近90分钟，直到上午10点16份才正式起飞。

泰勒团队对东京周边5个机场进行研究后发现，关西国际机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里没有大型的扫描仪器，对超规尺寸的货物，比如装低音炮音箱的箱子，进行扫描。因此，这里成为理想的选择。

2019年12月29日，星期日。泰勒一行的航班于上午10时30分降落在大阪。此时，恰好是机场安检人员长时间值班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警惕性一般会降低。泰勒携带的两个装有低音炮音箱的大箱子，没有经过任何盘查，顺利的装上了运输车辆。稍后，他们抵达了机场附件的星门酒店。

在那里，他们换上暖和的衣服后，登上了开往东京的子弹头列车。

2019年12月29日下午2点30分。戈恩戴上帽子和口罩，像往常一样准时出门。步行半英里后，戈恩来到了约定的君悦酒店。之所以选择这家酒店，一是戈恩常来这里吃饭，一是这里的出口众多。

戈恩站在大厅出口附近的一根柱子旁，等着前来接应的人。不久，泰勒走上来，他们握了握手。泰勒说：“该回家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的法庭文件有另外一种说法：到达酒店后，戈恩上楼去了。

在那里，以泰勒之子彼得的名字预订的933房间里，戈恩换上了一套新衣服。一小时后，泰勒一行抵达。他们一起从君悦酒店出发。

下午4点30分左右。泰勒与戈恩一行登上了东京开往大阪的火车。车上人满为患，在帽子和口罩的掩护下，鲜有人注意到戈恩。

晚上8点。戈恩与泰勒一行抵达大阪，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酒店。泰勒给手机插上电源，完成相关程序的更新后，独自前往机场。

抵达机场后，泰勒向候机楼经理解释说，他的派对要迟到了。他们需要迅速通过安全检查，以便能按时起飞，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在等着他们。他顺手递给候机楼经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相当于1万美元的日元。当这名经理认为小费太大时，他拿出了一半，把剩下的交给了她。

随后，泰勒返回酒店。他把低音炮音箱从两个大箱子里拿出来，放到更小的箱子里，然后戈恩爬了大箱子。泰勒合上箱盖，并上了锁。

晚上10点不到。泰勒团队把箱子搬到了两辆等在酒店的面包车上。司机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从早上开始值班，他们没有人对箱子产生怀疑。不过，泰勒早已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最好了应对方案。

晚上10点10分。泰勒一行抵达机场。他们帮助行李搬运工把箱子卸下来，并解释说箱子里装着敏感设备，需要小心搬运。泰勒一行没有经过X光检查，就匆匆通过了安检。

停机坪上，泰勒一行的箱子陆续的被传送带送进货仓。其中一名搬运工把泰勒给候机楼经理的小费退还给了他，并解说收小费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两个箱子被送上飞机后，舱门关上了。

晚上11点10分。飞机正式起飞。泰勒一行在日本停留了13个小时，带着戈恩离开了。等泰勒返回机舱去看戈恩时，他正盘腿坐在箱子的顶上，满脸堆笑。这家飞机向西飞行，并全力避免在韩国等于日本有引渡条例的国家加油的风险。

机舱内，包机公司已经通知乘务员，客人在返回的航班上需要保护隐私，所以她只需待在厨房里，不能进入主舱。

吃完东西后，戈恩睡着了。泰勒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12月30日凌晨5点26分。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戈恩被迅速送到100码外等候的第二架飞机上，直飞贝鲁特。

在戈恩的飞机起飞后，泰勒团队一行换成商业航班，前往贝鲁特。

当泰勒一行飞抵贝鲁特时，戈恩胜利大逃亡的消息铺天盖地。

2020年1月1日。日本当局通过媒体的报道得知戈恩已逃到了黎巴嫩，世界汽车历史上最著名的犯人成功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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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在黎巴嫩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随后，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起了对日产和日本相关方面的反击。

日本相关方面恼羞成怒，他们把戈恩的逃亡，看做是巨大的耻辱，并对他发出了全球通缉令。

应日方的要求，美国方面逮捕了泰勒和他的儿子。

据传泰勒为拯救戈恩获得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报酬。事实上，泰勒只收到了100万美元左右，且大部分花在了营救过程中。

泰勒说，戈恩有高达1.2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他并没有提出赔偿。在费用问题上，泰勒显得很绅士，这在他的世界里是常事。毕竟，把一个逃犯从日本偷运出去，并不需要事先就签订合同。

泰勒之所以要营救戈恩，并不是为了钱。

作为绿色贝雷帽的前成员，泰勒仍然记得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座右铭：“de oppresso liber”——解放受压迫的人。

资料来源：

（1）HOW CARLOS GHOSN ESCAPED JAPAN, ACCORDING TO THE EX-GREEN BERET WHO SNUCKHIM OUT，《名利场》，8月号。

（2）Carlos Ghosn: How did the Nissan ex-boss flee from Japan?，BBC，2020年1月8日。

（3）Two men accused of arranging Ghosn's escape from Japan denied bail in U.S.，JAPANTIMES，2020年8月8日。

（4）Carlos Ghosn’s Escape Preparations Spanned the Globe，NYT，202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