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卡车利奥合城市环境的原因是什么？，

莱特希泽本人到底怎么看贸易问题？

翻译：安怀雨

编辑：张纬杰

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阐述其贸易政策观点。文章中，莱特希泽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贸易政策归根结底的目标是什么？是服务于的缘政治？是提高一国最大产出？还是让国民安居乐业？莱特希泽对前两种观点分别提出质疑，并认为他理想中的贸易政策核心在于“平衡的、以工人为中心。”

之后，莱特希泽进一步表示，那些把“一国总体产出”作为贸易政策最重要目标的“效率至上主义者”忽略了一个问题：丢工作损失的东西不是仅仅靠钱就能弥补的。相反，“从事诚实的工作，获得体面的工资，会让人产生自我价值感。这种感觉来自于被需要和对社会的贡献。稳定的、有报酬的工作能强化有益的习惯，避免养成陋习……相反，因缺乏稳定、高薪的工作而丧失的人格尊严，是无法通过低价的进口商品或福利支票来弥补的。”这一点颇发人深省，由于长期失业，大量美国蓝领开始酗酒、嗑药甚至走向犯罪道路，美国社区的衰败与“铁锈带”的生成由此开始。

贸易问题是影响过去四年全球局势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管窥这位美国贸易政策主理人的贸易观点，或许可以为理解未来的全球贸易动态提供借鉴。

以下为原文内容，部分有删改：

前所未见的新冠挑战了很多传统观念。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商业、医学、技术、风险管理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传统智慧。此刻，我们更应该鼓励争论，求同存异，为美国未来的贸易战略结成更强大的共识。

讨论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贸易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待贸易，认为应该降低或提高关税，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另一些人则严格地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贸易政策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产值。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是另一种贸易政策：支撑他们的社会，让人们在其中能够安居乐业。为此，正确的政策是让大多数公民，包括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能通过稳定高薪的工作步入中产阶级。

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的做法。它有时会打破自由贸易的正统做法，但与批评者所指控的相反，它并非接纳保护主义，更不等于闭关锁国。相反，它努力在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就业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在这一新政策指导下，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就业，我所领导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了很多激进且时而充满争议的措施。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引发不可持续的贸易战，并且扩大了美国出口商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

2018年首次签署并计划于今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USMCA）就是最好最全面的说明。新思路也影响了政府对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面对眼前的挑战，政府的目标始终不变：达成两党共识，通过一个平衡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惠及所有美国人。

01. 相互依存的限度

按照当代的标准，二战前各国之间关税一直很高。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征收的关税占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很少低于20%。20世纪30年代，尽管罗斯福总统和 "新政 "开启了一个关税相对自由化的时期，这一比率也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几。

然而，二战以后，为了防止新一场大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开始支持降低关税，认为贸易能促进国家间相互依赖。因此，贸易自由化不仅被当作经济工具，也被视为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

随后的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得益于对美国消费者的出口，日本和西德迅速重建，并再次担负起国际社会的责任。从1951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欧洲内部拆除了贸易壁垒。这有助于战后安全，因为它使西欧的民主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未来的合作树立了榜样。

然而，相互依存并不总是带来和平。在美国，南北方的经济联系并没有阻止南北战争的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全球贸易增长迅猛。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在1913年达到峰值，接近14%，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同样，19世纪末，德国是主要出口国，但这并未阻止它掀起世界大战。日本对美国原材料的依赖，也是其攻击珍珠港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贸易冲突也并不会破坏和平和外交政策。1960s，美国与法国和西德在家禽关税问题上发生冲突，造成了著名的 “鸡肉战争”。1970s，美国在“尼克松冲击”中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次危机中，北约联盟都幸存下来。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在贸易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但他们的双边安全同盟关系仍然稳固。国家和人一样，也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外交目标，可以适当地在贸易上作出让步。但我们应该记住，长远来看，退让的代价可能更加昂贵。例如，1948年，为让印度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其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关税都可以不设上限，这对冷战者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可以把印度纳入美国阵营。

不幸的是，这一决定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却仍时而纠缠不清。多年来，这种让步已经堆积如山。

有时，从外交角度看待贸易会令人过度胆怯。比如，在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美国从未援引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要求的执行环境承诺的程序。通过有效利用这些工具，特朗普政府成功打击了秘鲁的非法木材采伐和韩国的非法捕鱼活动。

的确，美国不应轻率地操纵经济杠杆，但担心外交环境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本届政府已经表明，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可以采取有针对性而又激进的贸易行动。在特朗普的整个总统任期内，尽管不少举措都曾激起杞人忧天的恐慌，美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开放的国家。

即使最近加征了关税，美国2019年的加权平均关税也只有2.85%。这一数据略高于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的1.5%，但仍低于欧盟的同比数据（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3.0%的加权平均税率）。

历史将评判特朗普政府针对性关税的最终效果。但对于那些预言上世纪30年代那种贸易战将会重现的预言家们，事实已经证明他们错了。

02. 狂热的效率至上主义者

贸易政策的另一个主流学派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这一流派的信徒来说，贸易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市场效率。根据他们的论点，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能降低生产、销售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这反过来又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实际负责生产和销售的男男女女将承受什么样的影响，则无关紧要。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设想出合意的社会类型和贸易政策，而是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首先认定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然后主张社会应随之调整。大多数人承认，降低贸易壁垒会造成经济混乱，但很少有人提出应当首先调整贸易规则以帮助社会承受冲击。

在右派之中，自由主义者否认问题的存在，因为廉价消费品给大众带来的好处大于成本。而在左派，进步人士则提倡贸易调整援助和其他财富转移手段，以图抚平全球化留下的伤痕。

这两种反应都差强人意。在痴迷生产效率的人眼中，就业仅仅是分配资源和确保生产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大大低估了个人从有意义的工作中获得的尊严。从十九世纪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到今天的阿瑟·布鲁克斯和奥伦·卡斯等评论家，都曾为工作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作用辩护。

从事诚实的工作，获得体面的工资，会让人产生自我价值感。这种感觉来自于被需要和对社会的贡献。稳定的、有报酬的工作能强化有益的习惯，避免养成陋习。工作使人类成为贤惠的妻子、踏实的丈夫、和蔼的父母、友善的邻居和守法的公民。相反，因缺乏稳定、高薪的工作而丧失的人格尊严，是无法通过低价的进口商品或福利支票来弥补的。

这并不是说市场效率无关轻重，但它不应该是贸易政策的唯一考虑因素。当然也不应该像有些人吹捧的那样，成为神圣的崇拜对象。当涉及到税收、医疗保健、环境监管和其他问题时，政策制定者常常平衡效率和其他竞争性目标。在贸易问题上，他们也应该这样做。

然而，近年来，对效率的执着使许多人忽视了贸易自由化的弊端，特别是当精英们开始把自由贸易当作信仰，而企业发现他们可以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而不会引起负面报道时。

通用电气公司1981年至2001年期间的首席执行官，已故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态度强硬地告诉供应商，如果他们不把工作离岸外包，他将停止和他们做生意。“供应链迁移”成了管理咨询公司四处兜售的万能药。不幸的是，正如新冠疫情以惨痛代价证实的那样，许多陷入外包狂潮的公司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经济中的趋同思维也导致决策者不再担心贸易赤字问题。近年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已超过了许多G20经济体。理论上讲，如果美国能在国内生产足够多的商品以消除与中国的3450亿美元贸易逆差，那么为美国经济增加的收入规模相当于通用汽车收入的两倍半。然而在大多数政界人士眼中，对贸易逆差的讨论应仅限于它为何不重要。

许多人从以下的套路中自我安慰：“我和我的理发师之间存在贸易逆差，但既然我们两个人都因此而变得更好，那么贸易逆差就是良性的。" 这个类比存在缺陷。与理发师有逆差是一回事，但如果我与理发师、屠夫、面包师、烛台制造商以及其他所有与我有交易的人都有逆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此外，长期贸易逆差必须通过资产出售来融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不可持续的。接着以上的类比，我与我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贸易逆差，如果被我与雇主之间通过出售我的劳动力而得到的盈余所抵消，则是良性的。但如果我对我的房屋进行二次抵押贷款来为我的消费提供资金，这就是无法持续的。而第二种模式基本就是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里重复出现贸易逆差的模式。

持续的逆差由资本净流入提供资金——也就是说，每年美国都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出售美国资产，以弥补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距。

学术理论也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如果一个国家进口了它本可以在国内生产的商品，那么国内支出就是在雇佣国外而不是国内的人。如果这种贸易能让工人腾出手来，转而从事生产高效率的高薪工作，那么这种贸易可能是值得的。如果有关市场准入的互惠协议能够创造新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取代因进口产品价格更低而失去的就业岗位，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至少应该让决策者质疑这种贸易，并探究不平衡背后的原因。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就愈发需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当贸易逆差由货币操纵、缺乏对等性的市场准入、不公平的劳工补贴的结果时，美国应努力改变贸易规则。

03. 自由贸易的黑暗面

未来的贸易政策应该基于对过去的全面评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近几十年，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扩散使许多跨国公司的利润增加。这不仅有利于首席执行官们，也有利于退休账户中持有股票的美国中产阶级。贸易帮助复兴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中心。廉价的进口商品以及大卖场和网上零售商的兴起，使得大众可以获得的消费品种类越来越多。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已经摆脱了贫困。

然而，黑暗的一面也是不可否认的。2000年至2016年间，美国失去了近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家庭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繁荣所过之处，社会结构愈发紧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面临着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称为 “绝望之死”的流行病。

这两位经济学家发现，1999年至2013年间，在缺乏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中——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产业外包冲击——因肝硬化而死亡的人数增加了50%，自杀人数增加了78%，药物和酒精过量增加了323%。从2014年到2017年，“绝望之死”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1918年流感大爆发以来首次下降。

贸易并不是近期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或随之而来的社会困境的唯一原因。自动化、生产力提升、外汇操纵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将工作从高工资向低工资的地方转移的外包行业，已经摧毁了美国锈带（译者注：美国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

当然，经济动荡往往是进步的代价，而且，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比较优势应该鼓励工人转向生产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但这一理论现象近年来未能实现。与那些在经济变革早期失去工作的人相比，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失业工人的选择通常更少、更没有吸引力。

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保护主义的《谷物法》的废除，促使农业工人逃离农村，前往正在工业化的城市地区，那里的工厂正等待着他们。相比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失业的美国工厂工人要么无处可去，要么只能从事低技能、低报酬的服务业工作。

一些人认为，成熟经济体不应试图扭转这些趋势，而应在服务业、数字经济和研发方面加大投入。这些部门为美国的竞争优势做出了巨大贡献，服务部门雇佣了大多数美国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如此。然而，与此同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繁荣的制造业，美国经济还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尽管科技行业有种种优点，但它根本不是劳动者高薪工作的来源。在美国大约2.5亿成年人中，超过一半的人没有大学文凭。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工作一直是这一群体稳定、高薪就业的最佳来源。或许，在教育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可以让以前的汽车工人学会编程。但即便如此，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工作让他们全部就业。苹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的员工总数刚刚超过30万人，还不到上世纪6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员工总数的一半。

此外，工作最容易获得的服务和技术工作，比如数据录入和呼叫中心的岗位，本身就容易受到外包的影响。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服务业将有近4000万个就业机会最终转移到海外——这是美国目前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三倍多。

全球化的支持者很快指出，许多海外生产的产品是由美国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设计的。但这些工作也不能保证不被外包。中国正在大力投资其大学，而印度并不缺乏有能力的工程师。尤其是在科技行业，工程师们靠近制造工厂，会带来宝贵的协同效应。今天的iPhone背面写着“由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 在中国组装”；明天，它就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在中国设计和组装”。

COVID-19还暴露了美国制造能力受到侵蚀的其他问题。该国发现自己过度依赖关键的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和来自国外的药品。就连美国的强大盟友德国和韩国，也因为本国疫情而禁止了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这场危机还表明，如果供应链中有一个环节断裂，过度延伸的供应链会增加经济蔓延的风险。如今，美国企业准备重启，但许多企业仍无法生产自己想要的产品，因为它们的海外供应商尚未获得重新开业的政府许可。

美国不应试图在应对当前疫情时，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但应坚定其保持和发展制造业基础的决心。单靠贸易政策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作为旨在鼓励在美国投资的一系列更广泛的税收和监管政策的一部分，贸易规则改革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04. USMCA的贸易模型

明智的贸易政策在经济安全、经济效率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当政府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总统的竞选承诺之一)时，有两件事是明确的。一是该协议已经严重失衡，严重过时，非常不受欢迎。

然而，第二点是，破坏北美25年的经济一体化将是代价高昂、破坏性极大的。在USMCA谈判中面临的挑战是，要纠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错误，同时保持与美国两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

我们首先要确定贸易失衡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在占北美贸易近30%的汽车行业。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北美最新11家汽车厂中的9家位于墨西哥。然而，这些工厂生产的汽车80%都在美国销售。

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公司不仅将墨西哥作为紧凑型轿车的组装地，还在此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等高附加值零部件，一直到生产高利润的卡车和SUV轿车。最终，美国的汽车工业工作岗位中的三分之一流失到墨西哥。自1994年以来，美国失去了35万个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却增加了43万个。

这种由工资驱动的外包不仅仅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杰作。美国和墨西哥工资差距的部分原因是墨西哥普遍存在的腐败劳工协议。这些所谓的“保护合同”由雇主和工会签订，但实际上工会并不代表工人。工人们没有机会对合同进行投票。难怪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导致美国和墨西哥工资趋同的预言从未成真。事实上，墨西哥现在的实际工资比1994年还要低。

USMCA要求墨西哥取消保护合同，确保基本的工会民主，并建立独立的劳工法庭。新协议没有像批评人士指责的那样，试图管理墨西哥的劳工政策，而是制定了合理的标准，纠正了北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一个主要根源。尽管新劳工条款受到墨西哥商界部分人士的冷遇，但却受到总统AMLO及其政府的热烈欢迎。新的义务不会阻止企业利用北美一体化供应链的效率。但它们将消除一种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监管套利形式。

USMCA还彻底修改了管理汽车行业贸易的 “原产地规则"。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了原产地规则，要求产品的组成材料大多来自自由贸易区，才有资格享受免税待遇。理论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规定，汽车价值的62.5%必须由北美制造的零部件组成。

但该规则有一个奇怪的漏洞：只有那些列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时间表上并且未被更新的零部件才被计算在内。随着汽车的发展，许多昂贵的部件，如仪表盘电子装置和导航系统，根本没有被计算在北美协议的范围内。结果，大半零件都来自北美洲以外的汽车仍然可以免征关税。随着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步入市场，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美国工会以及汽车公司本身进行讨论后，我们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该方案将在增加整个地区的投资的同时，仍允许制造商保持灵活性以保持竞争力。USMCA对必须在北美生产的汽车价值的最低比例(75%)设定了更高的门槛。它还对高附加值部件以及钢和铝的区域含量的最低份额提出了单独的要求。USMCA消除了这些漏洞，使这些要求更有意义，它还包括一个在未来重新审查原产地规则的机制，以跟上行业趋势。

在所有贸易协定中，USMCA首次囊括了阻止工资竞相下降的条款，规定汽车价值的40%和轻型卡车价值的45%必须由时薪高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对于工资接近每小时3美元的墨西哥来说，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工资水平。它会激励企业不仅在墨西哥投资，也更多地选择加拿大和美国。

据独立的、无党派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估计，仅对来自美国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需求增加就将创造大约3万个就业岗位。据我们办公室估计，这种影响在对整个供应链而言意味着8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批评者将这些变化称为 “管理式贸易"，即政府设定具体目标，而不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原产地规则是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通性。唯一的区别在于，USMCA的规则更能发挥实际作用。它将确保利益主要流向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而不是流向没有提供对等市场准入的其他国家。

事实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默许其它国家钻漏洞攫取利润，长期以来削弱了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谈判时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外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设立组装业务，在北美以外的地方生产大部分高价值的零部件，却能够获得美国市场的免税待遇。当规则漏洞不复存在，美国将在与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USMCA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更新。它包含一个日落条款，声明它在16年后到期。然而，每隔六年，双方将有机会重新审议协议，并将其再延长16年。这些定期评估将迫使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避免推迟维持协议的诱惑，并使他们能够对本国经济中未预料到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

05. 眼前的挑战

未来几年里，美国最重大的两个贸易挑战将是经济强劲的中国和功能失调的世贸组织。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以工人为中心的政策原则当为重中之重。

2001年中国入世后，比尔·克林顿预言此举将使美国 “出口产品而不出口就业”，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高峰时一度超越5万亿美元。据经济学家计算，1999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进口产品大量涌入美国，至少200万个工作岗位就此流失。

当WTO规则提供补救措施时，我们向WTO提出申诉。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求助于美国贸易法提供的补救措施。今年1月，我们与中国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这项协议并不能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取得的进展比前两届政府在16年里取得的进展还要多。

世贸组织引起的挑战同样迫在眉睫。像许多国际组织一样，世贸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使命。它原是一个谈判贸易规则的论坛，却渐渐成了诉讼中心。直到最近，该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一直由其七名成员组成的上诉机构领导，自视为新的自由贸易法的颁布者，该法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的实际规则的约束。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往往使各国更难打击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和保障就业。这是特朗普政府拒绝同意任命新成员的原因之一。2019年12月11日，当上诉机构的成员人数低于受理案件所需的人数时，该机构停止运作。

在明确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能够确保成员灵活推行平衡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之前，美国不应同意任何恢复或取代上诉机构的机制。在此之前，我们最好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从1947年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1994年世贸组织成立，美国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而不是任由编造的法律侵害主权，危害就业。

面对这些挑战以及将来的其他挑战时，我们应在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性和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壁垒策略之间寻找出路。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灵活性、实用主义、革故鼎新的胆识，并有勇气面对国际精英的反对。

美国必须摆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非此即彼的腐朽观念，这种还原主义的模式将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化，扼杀了突破性决策。如此宗教般盲目的贸易战略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分歧的时代，就贸易政策达成广泛的两党共识是可能的。毕竟，USMCA赢得了参众两院90%的支持。

这种强烈的共识应该持续下去，因为它出自我们深深秉持的价值观。在贸易方面，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得到同样的平衡，既能保持强劲的贸易流动，又能确保工人获得稳定、高薪的工作。这一目标，无论是老派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无所节制的全球主义都无法实现。相反，当美国面对未来的贸易挑战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明智的中间路线，一条最终尊重劳动的道路。

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由美国著名的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主办，为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杂志之一。杂志于1922年开始出版，1947年7月，冷战之父乔治·凯南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就首发于此。

来源：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Workers——Charting a Path Between Protectionism and Globalism Foreign Affairs, 2020.07-08

作者：Robert Lighthi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