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志4]身为华人却不说中国话，新加坡前总理为什么这样选择？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上365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
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 －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2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团结。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
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月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
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马来西亚，他们在1966年3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18个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动撤走。
马来西亚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他们类似的恐吓。他们的行径，使我们益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坚持到底，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我们可以派出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18到35岁的人组成。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参照以色列人的做法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参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多的人。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
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
我们决定在所有中学成立全国学生军团和全国学生警察团，使家长让子女跟军队和警察认同。我们要他们把军警当做自己的保护者。过去军队和警察被看成英国殖民者压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我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并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旧的，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方向明确的机构。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在庆祝新加坡独立一周年的典礼上，我们以仅有的一点兵力激励人民的士气。
公务员、国会议员和部长参加了速成军官训练课程，他们带头组织了人民卫国军，兵士都是通过民众联络所征召的，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平民。人民卫国军好几个排在1966年8月9日首届国庆庆典上接受检阅，勇敢地列队走过检阅台，虽威武不足，却热情有余。在认出穿着制服，给太阳晒黑了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时，观礼台上的贵宾和街道两旁的群众都热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区领袖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参加游行的还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英国商界领袖。在政腑大厦前，他们在总统面前正步走过，人们向他们热烈欢呼。还有来自工会、人民行动党和法定机构的游行队伍，警察和消防队也参加了制服队伍的行列。对新加坡的军事能力，马来西亚人也许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建立自卫部队来保卫新生国家的决心和精神。却使他们不得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庆瑞的计划是在1966到1969年之间，建立一支由12个营组成的正规军。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建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正规军，加上动员平民的能力。平民应该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12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吴庆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计划，主张动员大部分的人民，正规军则保持为12营。我有意思让新加坡的妇女也像以色列妇女那样参与国民服役，因为那将能加强人民保卫自？国土的意识。但是吴庆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门负起这个额外责任。
由于国防理事会中的其他部长也不热心征召妇女，我没有坚持己见。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重要职能，如人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则。
1967年2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请求释放了两名在新加坡携带定时炸弹而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夺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两名突击队队员那样，杀害了三个平民。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求，依法处置。两名突击队队员最终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决。当时我在日本进行官方访问，二三十个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宾馆的地方，当我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们高举标语牌和横幅，向我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
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
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月19日，二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月1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名华人和349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心新加坡准备人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
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员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