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车史 || 罗骏藩：难忘当年的铅与火 | 中国汽车报
编者按
95岁的罗骏藩仍然坚持每天看新闻，读报纸，心系国内国际大事，这是他几十年报业生涯所养成的雷打不动的习惯。
作为二汽（现在的东风公司）第一任宣传部部长，罗骏藩经历了颠簸流离的战乱年代。
1924年，罗骏藩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家有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二。13岁那年，他成为日新工业社印刷厂的一名工人。1942年10月2日，他加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并亲历1947年2月发生的新华日报社被国民党勒令关停事件。
罗骏藩随报社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后，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进攻当天，他们又随中共中央组织部留守处撤出延安。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罗骏藩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文学艺术学院学习。1948年，他随校参加冀南解放区土地改革，当年8月调回西柏坡新华社。
北京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罗骏藩随部队南下接管南京市新闻单位，随后受命参加上海市新闻单位接管工作。1952年，他被调往武汉长江日报社，两年后被分配到武汉市硚口区政府工作。
1972年，罗骏藩随妻子秦素来到十堰，被分配到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宣传组。总指挥部撤销后，他被任命为二汽第一任党委宣传部部长。
1982年他进入二汽任党委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期间因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从光明日报社刊发的一则小消息，引发二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大讨论。
1984年，罗骏藩调任十堰市政协副主席，至1988年离休。
2019年9月29日上午，罗骏藩在其十堰寓所接受口述历史访谈。在两个半小时的讲述中，其91岁的妻子一直陪伴左右，帮助他一起回忆当年的烽火岁月，其情其景令人感佩。
本次采访，得到东风公司咨询委员会和东风汽车报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1924年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罗家是大地主，父亲跟随他的母亲改嫁到罗家，在家里并没有地位，所以没能接受教育，专门替罗家收账。母亲是成都本地人，有知识有文化，她的父亲是位民间画家，她跟着后母长大，家里有九姐妹，她排行第二。
有一次父亲照例出去收账，但没收回来，挨了爷爷的打。母亲气不过，带着她的嫁妆和我们几个子女离开罗家，搬到位于成都市北郊的濛阳镇居住。
离开罗家后，父亲到赌场给人帮忙。庄家赢钱后，拿走一部分，帮手们可以分得一些。所以，家里有时钱多，有时又缺钱。
母亲很能干，绣得一手好花，做得一手好菜。旧社会嫁姑娘，一般都要陪送一套刺绣被面、枕头、床单和门帘等，来找她绣花的人家很多，有时甚至都忙不过来。有些人家结婚，请不到厨子，还请她去做主厨。
我有兄弟姐妹6人，我排行第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8岁那年，我开始到濛阳镇念小学。念到高小时，按规定要穿学校制服，家里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买制服？再加上军阀规定不准办赌场，父亲失业后，我们搬回成都，住在北打金街，就是现在的红星一路。
母亲的五妹家境殷实，丈夫做布匹生意。她给母亲一笔钱，母亲用这笔钱开了个香烟店，以此挣钱养家。那时候卖香烟跟现在不一样，是一支一支地卖，因为香烟很贵，大多数人买不起一包。此外，母亲还通过绣花挣些钱。
辗转入新华日报社
13岁那年，我到一家名为日新工业社的印刷厂做工人。印刷厂是我大姨夫的二弟和三弟所开。我主要学排字，学排字首先得认识字体，还要学习开数。带我的两个师傅都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才知道。
我在日新工业社时间不长，待了不到两年。有一次上机器出了事故，板子打散，当天报纸没印出来，印刷厂因此赔了钱，之后我被开除。
回家后，我在香烟店干了大半年。后来通过七姨夫邻居的推荐，到他所在的协美印刷厂工作。这个印刷厂隶属测绘局，专门负责四川地图设计和印刷。此外，协美印刷厂还印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是《成都日报》。
我到协美印刷厂干了几个月。或许因为《成都日报》总刊发一些进步思想，后来被国民党查封。正赶上我哥哥开的布店缺人手，我就去当店员，帮他做生意，比如卖布，做缝纫等，干了两三年。
我从小就喜欢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四川日报》上介绍重庆市排字工人比赛，第一名是耿俊如。耿是我在协美印刷厂的同事，也是一位地下党员，我俩关系不错。我骨子里不想做生意，就想到他那里去找个事干。于是就跟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信让我想办法去重庆。
我跟哥哥要了30块大洋，从成都坐长途公共汽车，两天后才到重庆。耿俊如已到《新华日报》当排字工人，《新华日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印刷厂在重庆化龙桥。耿俊如找到原成都地下党党小组长程润坊商量，认为我年纪较轻，家庭情况清白，就同意我加入《新华日报》。
能进《新华日报》，我很幸运。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查封《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原本是一张大报，这期间只出四开报纸。国共关系改善后，准备恢复大报，需要印刷工人，条件是出去的不再回来，在社会上重新招聘，这个背景下我进入报社。
尽管我在印刷厂干过，但跟《新华日报》无法相提并论。《新华日报》有400多人，设有编辑部、行政部和印刷部三个部门。编辑部下设采访部，采访部人最多，有些地下工作者以记者和编辑身份待在报社。印刷部分为牵引车间、排字车间和组字车间。
1942年10月2日，我成为《新华日报》一名排字工人，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相当于重新开始。《新华日报》实行津贴制，每个月工资30多元，虽然不算多，但吃饭不花钱，基本够我个人花销。有津贴，有饭吃，生活比较稳定。
当时印刷技术落后，排字、拼版、打样等，全靠手工操作。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晚上7点上班，左手托盘，手指夹着稿件，右手从字架上的小格子里拣字，一站就是一个通宵。遇到重大新闻事件时，排字时间更长。
报社办有工人学习班，每天下午从2点到4点，我都会去上课，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和英语。打从念小学起我就喜欢语文，从三年级开始写毛笔字，作文基本是班级中的范文。教语文课的都是一些大家，比如胡风教过语文，廖冰还教过画。
1943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卖冰棍的孩子》，主要写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写他卖冰棍过程中的苦难。文章约600字，算是小小说，刊发在《新华日报》第四版（副刊），稿费一元。
从那以后，我慢慢开始写作，基本每半个月就会有一篇作品。有些作品素材来自耿俊如，他后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去了部队。在报社期间，他经常到外面工厂了解工人情况，除向组织汇报外，还经常跟我讲，我就根据他提供的素材进行创作。
做排版工人期间，我算报社里的积极分子。报社看我学习成绩不错，又不断发表作品，家庭关系比较单纯，就有意识地培养我，让我加入编辑部下面的读者来信部，接待读者并回复读者来信等具体事务。
我做过副刊小组长，每月津贴涨到7块（元）钱。我主要在熊复手下工作，前期他是二版编辑，后来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做过《红旗》杂志总编辑。解放后，我只要到北京，就会去他家里看他。
撤离延安
我经历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党勒令报社关停事件。
1947年2月，解放军在东线战场取得大捷。消息传到重庆，大家备感振奋，新华日报社准备在（1947年）2月28日召开全体大会庆祝胜利。《新华日报》不断发声，传递胜利的希望。
但1947年2月27日凌晨3点，国民党便动用近5000名警察包围《新华日报》，要求报社将房屋财产移交给国民党接管。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出的报纸，老百姓不满意，要把你们保护起来，其实就是要查封报社。本来报社每月27日发工资，结果当天工资没发成，还被封了大门。
国共内战开始后，我们一般做两个版式，一个版式给国民党审查，一个版式用来正式印刷，但有时不是经常的。国民党派三个人住在报社里，每天晚上审查，签完字后才能印刷。但他们签字的版我们没印，印的是另一个版式，还将国民党打败仗的事情做了报道。
国民党查封报社前，我们就已发动全市工人和报社职工，包括家属都去卖报纸，其实已经不是卖报纸，而是送报纸，愿意给钱就给，不给就算了。紧急情况下，报社要求大家不要慌张，把文件、书信、笔记和党员登记表等资料烧毁。
报社被查封后，我们所有员工都被扣留了九天，包括报社采访部、春阳路采访部、民生路营业部和化龙桥印刷厂等。警察到处搜查，在一个防空洞里找到几个大木箱子，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废铅字。
通过谈判，国民党同意送我们去延安。我们提出坐船去，打算经过新四军管辖区时投奔新四军，但国民党没同意。
从（1947年）3月7日到9日，国民党连续三天派出17架飞机把我们近800人分批送去延安。出发前熊复给我们做工作，他说，他们（国民党）可能会给大家发吃的，也可能发劝降书，你们自己做主。结果到机场后，国民党果然发给大家一封信，愿意走的就走，不愿走的就留下，但我们没有一个人留下。
（1947年）3月 9日上午，由熊复带队，我们第三批170多人分乘3架飞机离开，其中印刷部有48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包括我在内的10人被分配看管降落伞包，这个任务很重要——看好了大家都能活，否则就容易出事。
当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延安，住进招待所，就在宝塔山对面。在延安待了不到一天，第二天即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当天下午5点，我们随中共中央组织部留守处开始撤出延安，晚上9点多钟撤到三十里堡住下。
9天后，我们到达陕西省北部的绥德，这里相对安全。起初我们白天赶路，由于不堪飞机骚扰，就改到晚上行军。过黄河后就是晋绥解放区，前边正在拉锯战，因为战争原因，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月，才继续上路绕道河北去寻找刘邓大军。
伙食很差，早上一碗小米粥，一个土豆；中午两个土豆，一碗小米粥。饿了怎么办？就去找找野菜、野辣椒，问厨房要点盐，将辣椒拌着吃。
接着我们从山西北部出发，到太岳军区，经过绥远边境，再绕道晋冀鲁豫解放军。结果没几天，有消息说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跑了，我们折过头来继续走，很快就到了河北邯郸下面的冶陶镇。但别人告诉我们，刘邓大军已经离开。组织的意思，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留的可以走，印刷部有17个人愿意留下来学习，其中包括我。
我们被送到位于河北邢台的北方大学学习。我喜欢写作，想当一名作家。当时乔羽也在北方大学，他写过很多歌，乔羽在文学系46级，我在文学系47级。由于表演系学生太少，加之我也喜欢表演，就从文学系转到表演系。
当时可排演的剧本不多，其中有个王贵与李香香的歌剧，以上一级表演系学生为主。47级表演系挑选了5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国民党营长。
在重庆期间，每每遇到演出，我都会参加，还组织过秧歌队表演。那是1946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为庆祝《新华日报》出版五周年，我们举办了庆祝会，重庆各界民主人士都来参加。
为组织秧歌队，我和医务室护士黄杰文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了两天，回来后每天吃过晚饭，就带着大家扭秧歌。公开表演时，我带男队，她带女队。
北方大学学制四年。但到1947年底，根据毛主席军区讲话精神，土改要复查。北方大学所在地邢台隶属冀南解放区，复查需要人手，我们全体学生都被派去参加复查工作，当时我才入学半年。
我们被分派到各地：有的到山东临清，有的到河北威县，我被派到临清参加土改。8个月后，1948年8月的一个下午，上面突然下达命令，要求土改队集中，而且不要告诉当地老百姓。我们收拾好行囊，于晚上十点钟悄然离开，没有惊动村民。
我们被送回学校。这时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央决定将北方大学跟华北联大合并，建立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我回到华北大学三部，也就是文学艺术学院。
参与接管
不到一个月，新华社来调人，当时新华社在西柏坡办公。因为要成立新中国，政协要召开筹备会议，大量文件材料要印刷，工作量很大，但人手不够，于是抽调我们17个人到新华社帮忙。我们都是熟练工，排字的去排字，印刷的去印刷。
上面安排我们到劳动大学报到，劳动大学其实就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对外称号，地址就在西柏坡，校长是刘少奇，校董是朱德。新华社就在劳动大学里，除我们这17个人外，原《新华日报》的一部分人（包括采编部）也在这里。
印刷任务完成后，我们要从西柏坡搬到北京香山。1949年3月13日凌晨，天不亮我们就开始搬家。第一批有17辆卡车，我在第7辆卡车上押送设备。北京是和平解放的，我们不清楚印刷厂什么情况，本来准备自己搞。结果到北京后，接管了几家印刷厂，自己带的设备就没用上。
到北京没几天，1949年4月，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所属长江支队城市工作部，学习城市接管工作。办公地址在北京六合饭店，主要做培训。当时有很多人来自农村，不知道怎么接管大城市。我们就邀请上海和南京的老地下党员，来给他们讲大城市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等，比如电灯怎么开；电话怎么打；电风扇怎么用等，一个培训班往往要讲一周。
这样到了1949年4月22日，上面通知我们，下午5点上火车，准备离开北京。我们问去哪里？领导说，别问，到时上火车就行。
我们都不愿意，来北京半年多，连故宫都没去看过，现在又要离开。上面就给我们放两小时假，让我们去看看故宫。两小时能看什么？基本就是从天安门进去，从神武门出来。
上火车后我们才被告知，随部队南下参加南京接管，我们去接管新闻单位。后来才知道，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等人也在这趟火车上。怎么知道的？我们领队是范长江，陈毅到车厢来跟范长江讲，如果这里坐着不舒服，就到他们车厢去。范长江说，我要跟工人阶级在一起。
（1949年）4月23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跟着解放军一起到达南京，住在中央饭店里，几个人分成一个小组，准备接管工作。不久，上海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28日，我们38人中的一半被调到上海市军管会，要去上海开展接管工作。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上海国民党反动将领反悔，我们剩下这19人就坐火车到江苏省丹阳市。这19人中，原来在《新华日报》干过的有4人，我也在其中。从南京到上海，我们走得很艰难。4月南方蚊子多，睡觉的地方没蚊帐，上面铺着木板，下面是猪圈，根本睡不好。白天不能出来活动，担心被国民党发现，就这样等了近一个月。
期间，我们跟山东大众日报和山东新闻学校合并到一起，领队是恽逸群。在北京办培训班时，恽逸群主讲过南京和上海的风俗人情，他后来当过《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我们接到通知，当夜12点出发。我们顶着大雨，坐着《申报》的汽车进入上海，住在汉口路的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办公处，即《新闻报》旧址所在之地。
从《新华日报》过来的4个人中，其中1人被分到《中央日报》，我和其他两人被分到《和平日报》——当时最反动的一份报纸。接管时，组长还带着枪。《和平日报》编辑部只剩一位总代表，负责接管后的交接工作，另外还剩下一些工人。
我们把旧报纸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办培训班，想留在报社继续工作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离开。上海刚解放时，旧报纸有20多家，经过接管，只留下一家报纸。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发工资。我们的工作人员，原来是供给制的就按供给制，津贴制的就按津贴制，他们的工资按照接管时承包下来的发放。
打个比方，我是津贴制，津贴加上技术补贴，每个月工资是17元。供给制拿得更少，一个月才7块（元）钱。而他们学徒是70块（元），铅印车间主任是170多块（元）。那时候1元钱能买很多东西，1斤小白菜才1毛钱。
到十堰去
接管工作完成后，上海组织部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北京？我们这几个人相当于从北京借出来的。我说，我哪里都不去，等着回成都。
后来，我所在单位要移交给《长江日报》。《长江日报》社长是熊复，他给我来信，希望我连人带设备一起过去。我就跟上海组织部讲，我要带着这些人和设备去武汉。
1950年4月17日，我们抵达武汉《长江日报》，开始筹划建厂。当时有七八十位工人，我是主管，相当于工厂指导员，《长江日报》的厂房就是我带头建起来的。
我在《长江日报》干到1954年，中南局撤销后，《长江日报》解散。我们被分到武汉《新华日报》印刷厂，也就是原来的《武汉日报》印刷厂。
没过多久，上面要求企业支持地方。武汉硚口区政府需要一位写作能力不错的人，他们认为我比较合适。调我过去后，先让我管理17个大仓库。大仓库有很多宝贝，比如皇帝批复的奏章，整套红木家具，以及毛皮大衣等，看好守好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责任。
我被分到硚口区财贸部，任财贸部秘书兼财经科科长。部长是位老红军，大字不识几个，我给他当助手。财经科科长管银行，管报业公司，管税务局。
一段时间后，由于领导对硚口区政府工作报告不太满意，就调我到办公室秘书科当副主任，负责区政府报告的撰写，包括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等。后又提我当主任，负责秘书科日常工作。
1955年，上面要抽调我担任硚口区宣传部部长。我不太愿意，因为对政府工作更有兴趣。区长也不愿意放我走，但他不表态，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最终我还是服从安排，去主持硚口区宣传部工作。后又调任武汉汉阳区区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打成走资派关起来，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武昌金口，我在那里学会了种菜，还学会了辨别西瓜的生熟。
在五七干校待了五年，上面想让我回区里工作，我不愿意回去。早在1969年，我老伴就调到二汽（现在的东风公司）医疗卫生部门工作，我想跟着她去十堰。
1972年，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部下设五个分部：一分部为十堰办事处，负责地方材料的生产和供应。二分部为二汽汽车运输团，负责运输。三分部为二汽各专业厂等。四分部为东风轮胎厂。五分部为二汽第二维修处和铁路处，负责厂区铁路、公路建设。另外，还设立“102”工程指挥部，承担基建施工。
我被分到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宣传组工作。从1973年干到1984年，我在二汽干了11年。1973年4月，二汽军代表撤走，当年8月，我调任二汽党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是唐炳涛，比我大几个月。1982年4月2日，经上级批准，我进入二汽领导班子，担任二汽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二汽宣传部当时有17个人，但基本都不在机关里，都在跑一线。那时候做企业宣传报道，主要讲经济形势，大部分是情况调查。还要收集负面影响，比如工人中存在的不正确思想，每周收集一次，给二汽党委常委反映情况，这样领导讲话时就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真理标准大讨论
回想起来，在二汽宣传部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事情。
第一件事，配齐宣传队伍，得到饶斌同志的支持。
饶斌同志对宣传工作很支持。二汽为宣传部提供资金50万元，在1970年代这50万元可不得了，给每个专业厂配上大扩音器。更重要的是，还配齐了宣传干部。我们给领导提供的宣传内容比较及时，每周一次报告，相当于舆情监控。
第二件事，湖北省首家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企业。
1978年5月初，我们看到《光明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不长，只有100多字，写的是北京理论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而且讨论得非常热烈。
唐炳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认真阅读报道后，和他进行交流，我们都感到有些不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定论，为什么还要在这时拿出来讨论？我们敏感地意识到，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
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从《光明日报》刊登这则消息起，一方面，我要求宣传部干部注意阅读全国报纸和杂志，另一方面，我们还注重加强与中央在武汉企业的资料交换与联系，希望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
我们陆续从一些渠道获得信息，但这些消息让人震惊。比如《光明日报》上提及的北京理论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其实是中央党校中高级干部、理论界人士，以及部分宣传干部共800多人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还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本人的功过评价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我们组织宣传部所有同志反复学习这篇文章。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其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其二，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理。其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其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正是这篇文章，促成全国各条战线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除此之外，我们还派出动力厂韩树山同志到湖北省委党校学习。他学成回来后，再给我们介绍党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情况。
综合这些情况，二汽宣传部制订了二汽党委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计划。1978年5月20日，我们在党委常委会上汇报了相关情况以及相应部署，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决定在学好真理标准文章的基础上，分头准备，为真理标准问题学习全面展开时，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讲。
我们先将宣传系统和部分理论辅导员集中起来学习。各单位回去后向所在单位党委作详细汇报，建议领导班子先行一步，通过学习取得一致认识，领导班子做学习辅导准备。宣传科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学习真理标准问题，由宣传干部或培训的辅导员进行辅导讲解，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学习。
1978年7月29日，二汽召开扩大政治工作例会，时任党委书记的黄正夏在会上谈到学习真理标准问题的体会，并对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问题进行重点讲解。
二汽是十堰市七家国有企业中最先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企业。湖北省还没全面铺开，二汽就已经全面铺开。
1984年，根据二汽党委安排，我调任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接着又干了五年。那时候政企合一，每届十堰市政府里，二汽都要派两个人，分别担任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
1988年，十堰市改选，之后不久，我从二汽离休。
在二汽也留有遗憾。1980年代初，我就跟当时的领导建议要关注电动汽车。我喜欢看报纸，看国际问题，了解世界汽车发展情况，国际上1960年代就有电动汽车。特别是有一次，我去泰国旅游，坐的是德国大巴，客车很舒适，车里还能上厕所。
回来后我就给领导反映情况。我说，我们汽车多是好事，但人家一辆车卖50万元~60万元，我们一辆车卖十几万元，能不能搞些尖端技术？这是一个意见。
另一个意见要研究电动汽车。我举例说道，现在都有哪些国家开始使用电动汽车，二汽也应该考虑。我还跟黄正夏（原二汽厂长）提过，他接受我的意见，还领导研发过电动汽车。
口述：罗骏藩 整理：葛帮宁 编辑：陈伟 蒙轩 版式：蒙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