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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减免剪刀差、疫情配合存争议 我们需要怎样的长租公寓?

蛋壳公寓减免租金剪刀差的风波未止,多家长租公寓配合疫情采取的租客返程信息强制填报,再次被“吐槽”。从“跑马圈地”到精细化管理,本应该让业主、房东省心的长租公寓为何屡屡遭斥;面对市场的波动,另外一个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长租公寓。

01

不省心的房东与不省钱的租客

“我的房子月租金3250元,季付的话是9450元,蛋壳从中减去三个月的维修金177元(每月59元),每季度我的应得房租是9273元。去年6月30日与蛋壳公寓签约,三个月的空置期免租直接抵消了第一次付款周期的房租,当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蛋壳方面支付9273元作为第二个付款周期的房租,那是我第一次收到季付房租,也是签约以来收到的唯一一笔。‘’天津蛋壳公寓房东赵先生给北京商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原本在今年1月28日,自己的银行账户应该汇入蛋壳最新一个季度的租金,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该拿的钱。

北京商报记者以东城地坛北里、海淀区羊坊店路3号院、朝阳区劲松五区、丰台蒲安里等多个区域热点轨道交通沿线的小区为例,对业主直租、中介居间代理以及分散式长租公寓三种产品进行调查发现,业主直租基本绝迹,同一小区、同档次装修,分散式长租公寓产品普遍比普通出租房高出15%-30%,部分N+1类合租房总价甚至高出100%。

以劲松五区为例,在某中介的普通居间代理房屋中,75平方米三居室的出租价格为5000元/月,而在该中介旗下的分散式长租公寓,61.45平方米的小两居租金为6930元/月;蒲安里在该中介的普通居间代理房屋中,54平方米小两居租金为5200元/月,分散式长租公寓的租金价格为6390元/月。

“基本上中介从房东手里‘扣房’(中介俚语,指的是收房),如果房子的情况不太差,会按照普通居间代理下行5%到10%定租金水平,太差的话还会往下压价,同时要求一定的免租期,各家的情况略有不同,三年的长租协议一般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免租期不等。”上述某中介负责收房业务的一位经纪人如此表示。

以蒲安里54平方米的小两居测算,按照这一经纪公司与房东、租客的合同规定,三年免租期为6个月,在房屋本身不太差的情况下,按照5200元/月的居间代理水平定租金,房东三年可以获得:14.04-14.8万元的租金总额;而在不换房的情况下,一位租客需要付出三年的服务费、以及每个月6390元的租金,总计24.92万元的租金,两者差价超过10万元。

某长租公寓APP上的蒲安里54平方米小两居房源

租赁双方付出与收获的前提是:这家长租公寓别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卷款跑路、资金链断裂,房东不但赚不到钱,还可能收不回来房子;租客的租金付出去了,还会面临“无房可住”的尴尬境地。

据房东东数据显示,2019年53家长租公寓出现经营问题,资金链断裂及跑路的共有45家,被收购的有4家,拖欠或拒付房租的有4家。其中,杭州成为“重灾区”,位于杭州的乐伽公寓、国畅、喔客公寓、德寓科技、中择房产等接连爆发资金链危机。

长租公寓“爆雷”的背后,租客和房东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为此,2019年12月25日,住建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租金贷”占比不得超过30%,超过比例的应当于2022年底前调整到位,长租公寓运营企业的资金链遭受考验。

蛋壳公寓的招股书则显示,在2017年,蛋壳公寓有91.3%的用户使用了租金贷,2018年和截至2019年前9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75.8%、67.9%。此外,其贷款金额逐年递增,从2017年的9.38亿元增长到截至2019年前9个月的31.57亿元。由此不难看出,30%的租金贷红线,限制了蛋壳公寓的资金来源。

如同上述天津房东赵先生,将闲置的房屋出租给长租公寓运营企业本是为了省心,但没想到却要为此操碎了心。

按照赵先生的设想,将不用于自住的房源出租给蛋壳公寓这样的长租公寓运营企业,自己免去了房源招租及日常维修的麻烦,日后可以做个安稳的“收租人”。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仅仅收取了一次季付租金,便被蛋壳公寓方面拖欠了房租。

02

不配合的理由与配合的烦恼

如果说,此前的长租公寓暴雷,多与经营情况有关,那么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下,长租公寓受到诟病的,还有对承租人的管理尺度。

“说实话,在疫情前,我们更愿意小区里的业主把房子给长租公寓,因为有人管业主和租客,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中介就行,但这次疫情没想到长租公寓成了我们防范疫情的一个bug。”北京丰台某小区的物业经理孙经理告诉北京商报记者,1月24日,北京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自己管理的小区在接到上级要求后,迅速反应,一方面对小区公共空间进行消毒,对小区进出人群进行防疫管理,另一方面,应对节后返京客流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前做准备。

“我们基本分了两块,一是出京过节的业主,这部分马上就联系上了,大家都很配合,纷纷提供了返京的情况,我们也都在第一时间上门走访,提供服务;另一个就是承租客的返京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比较特殊,所有出租房源都是在一家中介手里,都是分散式长租公寓,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这家长租公寓,希望配合联系租客,一个是提供返京的情况,另一个是与我们一起给租客们提供必要的隔离期生活需求,但是遭到了拒绝。”孙经理介绍,这家中介在该小区的管家约有7、8人,在取得联系后,给出的回应都是拒绝提供租客信息,理由是侵害租客个人隐私,“监管部门不允许提供”。

“我不理解在防疫面前哪家监管部门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对方不管我们如何沟通,都不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孙经理在与中介沟通无果后,根据物业登记的业主信息开始与业主沟通,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包给长租公寓了,不清楚租客信息”,在努力了一周之后依然无果,我们只能上报住建委。“而在孙经理上报次日,1月31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信息,明确提出中介需要向社区提供出租人和承租人。

但对于孙经理的这种不理解,一家经纪公司长租公寓的负责人也在喊冤:“原来app租房多要求租客填些东西,我们都被投诉侵犯隐私,政府要是不明确提出,我们根本不敢把租客的资料给到物业。”

他坦言,在北京市住建委明确提出长租公寓需要配合社区管理承租客返京后,自己所在的公司开始要求承租客同一填报返程信息“第一天投诉电话就被打爆了,说我们侵犯个人隐私。”

03

错配的市场概念与亟待出台的管理规范

“对于租赁市场来说,国家政策鼓励的‘长租公寓’是增量市场,或是买卖交易中,或是开发商库存,这样可以增加供应量。”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如是说道。

张大伟认为,长租公寓这个概念被错用了,对于市场来说国家鼓励的长租公寓应该是业主改造,将过去限制的房源变成租赁市场的增量房源,而现在市场议论的长租公寓,其实都只是吃差价的“二房东”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租赁市场,把中低端租赁房源升级成为中高端,这种情况下,对于租赁市场而言,已经失去了梯级消费。

张大伟指出,上述房源,政府称之为‘高风险租赁’,部分市场可能有需要,但并不应该普遍存在。因此,可以选择限定小区内“长租公寓”存在的比例,达到‘房东直租’和‘二房东’模式需求的平衡,至少这样租房价格会有所好转。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则表示,“房东直租”确实能起到平抑租房价格的目的,但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租金没有参考定价、房东如何获客都成为难题。此外,限定每个小区或区域长租公寓的比例,这个不好控制、也不好实现,因为房东选择出租房屋方式是房东的自愿行为,无法限制房东采用何种方式来出租自己的房屋。

在王小嫱看来,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租赁行业以及租赁机构的监管,例如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扣押金、假房源等现象,维护租赁行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未来可以考虑政府搭建租房公共信息平台,这样也可以为“房东直租”提供机会。“虽然当前中介机构垄断租赁市场信息,但中介结构行业也有多家,租赁市场的完整信息很难掌握,因此政府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是有必要的,有利于监测租赁市场的变动,维护租赁市场的稳定。”

“随着租房需求走向平稳,过去几年的租金价格上涨明显开始放缓,这对于‘二房东’模式的长租公寓影响最大,此类市场监管不容大意。”张大伟称,长租公寓最大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在推涨房租,更大的问题是金融化带来的“资金池”,现在的长租公寓已经不是一个租赁企业,而是一个个标准的“金融企业”,其中风险值得警惕。

与此同时,更多的从业者则呼吁,政府应加紧出台长租公寓管理办法,对租金贷管理、服务费收取以及必要的社会责任予以界定。

艾媒商情舆情数据监测系统监测显示,2019年5月4日到6月3日期间,长租公寓网络口碑为23.1,监测时间区间内长租公寓的网络言论偏负面。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受到租金上涨、家具装修甲醛超标、长租公寓无法实现盈利(如朗诗集团剥离长租公寓业务)等事件的影响,长租公寓平台在处理负面舆论,获取消费者信任方面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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