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比准备充分更重要，帝国扩张和帝王成就的压力
中国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公元604年仁寿四年七月正式即位，公元618年大业十四年四月，江都兵变被叛军所弑，在位14年，享年50岁。
有人说不懂隋炀帝杨广，就不能读得懂中国历史。历史上，人们对隋炀帝有很多评判，开创科举制度、修建京杭大运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等，是那个时代英明君主的大作为。有史家评论，隋炀帝杨广所做的一切为唐朝盛世的开启做了非常必要的奠基工作。
隋炀帝还是文采斐然的诗人，杨广自幼具备文学天赋，极为擅长写诗。后世曾有人写诗感慨隋炀帝和王安石的文采，“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
但频繁发动战争，滥用民力、引发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隋炀帝杨广又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征讨辽东，就是高句丽。时间分别是612年大业八年、613年大业九年、614年大业十年。
隋炀帝曾写下了《纪辽东二首》：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洛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诗词表达了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的壮举，但三次东征高句丽，被认为是隋炀帝最大的军事冒险，战争持续多年，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从而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导致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东征高句丽呢？这可不是杨广一拍脑门子一发热就做出的决定，他的决策体现了帝王统治的特征。
隋炀帝是一个有胸襟、有志向，希望有所作为的帝皇。他的年号是“大业”，就是渴望能成就一番帝王大业。《隋书· 炀帝纪》的记载称，杨广“尚秦汉之规摹”，显示他隋炀帝崇拜秦始皇和汉武帝，要向偶像秦皇汉武学习，完成大中华大一统的伟大理想。
这就是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帝王的特色，都与以前的有成就的帝王相比，这样，帝国扩张的野心，还有帝王的压力，就在他一个人。
如何成为秦始皇和汉武帝后又一位千古一帝呢？如何实现自己心中的鸿鹄之志呢？隋炀帝将东征高句丽作为重点突破。
隋炀帝制定的国家外交政策是以建立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为指导思想。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呈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如果有藩属国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如果藩属国中出现一国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被侵犯国。如果各藩属国臣服隋朝，隋朝也会给予优惠回馈。隋朝周边的藩属国，北有突厥，西有吐谷浑，东有高句丽。
高句丽，《通典》曰：“高句丽自东晋以后，居平壤城，亦曰长安城。随山屈曲，南临水，在辽东南。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可高句丽不是盏省油灯，它就像潜伏的一匹狼，随时趁你不注意冲出来咬你一口。特别是中原动荡不安，高句丽就伺机发展并蚕食中国边疆，并虎视眈眈看着中原这块肥肉了。从维护中原政权统治安定和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把高句丽纳入中原管辖范围，是有必要的。
隋炀帝发动东征高句丽，不仅得以暂时收取天下精兵于己用，还削弱贵族的武装力量。同时修筑了数大粮仓，进一步集中军权与财权。
在东征的前几年，正好是他的大运河永济渠在河北这一段完工的时候。公元609大业四年完成，大运河直通涿郡，就是河北涿州，它是服务于北方军事运输的，隋炀帝下达第一次东征高句丽的诏书，是在大运河永济渠完成后的不到三年的公元612年发出的，这期间，隋炀帝在干什么，其实，他没有闲着，在做军事部署，在永济渠通船的第二年，就是公元610年，他开始向涿郡一带调集军队。建立粮仓，将粮食从南方转运过来。靠近战区的后方建立后勤基地，他已经开始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
还做了另外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解决北方突厥的威胁。在隋炀帝继位不久，606年大业二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就来归顺，当时杨广是下了大价钱来安抚突厥，让他们在北方待着就不要来捣乱。而且在这几年里，隋炀帝杨广还数次击败了西北另一个游牧民族叫吐谷浑。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修缮长城。607年大业三年，隋朝征发民工百万筑长城，608年大业四年再次征发二十多万民工筑长城。隋朝修缮了原北周王朝北部边境的长城与北齐的长城连接，基本完善了东至东海，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
所以，杨广是在解决了运输和粮仓，以及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威胁后，在612年大业八年下达了东征高句丽的诏书，你不能说他是全无根据做的，在那里空想做的决定。
当然，在这几年里，也有人向他建议，国家这些年又大兴土木工程建设，又在四处征战，应该于民休息，不要再这么折腾民间了。但是隋炀帝仍然是一意孤行，要将劳民伤财的事情干到底。
隋炀帝为啥要这样，后来人扣上“好大喜功”大帽子，讲杨广就是一个孔雀男，就是人格缺陷。这么说也没有错，但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共情的心态，这样才能品尝出历史的滋味。
你要将情绪和思想放到书里面去，才能把书读了，而不能变成书把你读了。就像演员琢磨剧本一样，你要进入到角色的脑子里去和当时的情景里去，你才能知道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的，不是那样发生的。这样读历史，才有意思，才能读懂人心，才能指导我们今天的判断。
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1469年—1527年）他说：聪明的君主，他会将坏事一次性干完。好事就要留着慢慢做，千万不能一次性将好事办完了。
坏事一次性做完，就是给老百姓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会来得更猛烈一些。但是，从君主的利益角度上来讲，也比给老百姓长期遭罪，受到慢性痛苦，带来的怨言要少。这对君主来讲会更有利。
相反，君主给老百姓的好处就要反过来，你就要慢慢给，你不能一下子就放出去了，只能一点一点地给，让老百姓感觉到今后还能从你这里收获到好处，从而就会不断地积累忠诚度。
隋炀帝和秦始皇，都不认识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时，也没有读过中国的史书。很显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头脑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要将劳民伤财的事情一次性做完。
你看，秦朝刚刚统一的时候，也是这样，军队不解散，北征匈奴，南伐大越，还从事一系列像长城、秦直道这样大型工程建设。
隋朝也是这样，大运河刚刚完工以后，立刻从事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处于充分动员的状态，各级官僚也处于习惯于压力，比较有效率，比较亢奋的状态，假如这个时候放松下来，大家都休息，官僚和百姓都会放松，以后再动员，还需要有个预热的过程。
现在难受，再加点码，对于君主来讲，无非就是让老百姓多苦一段时间，多难受那么一点。比起以后安逸下来再动员，这个难处要少一些。就要将这些劳民伤财的，这些遭罪的事情，绑在一块一次性做完。
这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们当时的心态，当然他们也有好大喜功、贪图各种虚名的心理。
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呀，你花钱归花钱，你不能逼老百姓逼得太狠了，老百姓会造反呀，你怎么不吸取历史教训呢？可是你站在隋朝的时候，你让杨广吸取什么历史教训？
他此前的历史经验告诉他，泥腿子造反那是没戏的，虽然秦末农民战争也是陈胜吴广两个泥腿子起的哄，但是最后真正把秦朝天下掀翻的是谁啊？西楚霸王，还是贵族啊。
泥腿子造反是没有成功过的，只有贵族造反才有用啊，对吧？杨广能够吸取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样。所以他认为，过度地使用民力，只是老百姓苦一点，但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还是值得的，也不至于惹出什么巨大的麻烦，只要贵族阶层还在我的手里，我还能控制得住，就不至于出大问题。
这就是这些人他们自己独特思考问题的逻辑。只是秦始皇、隋炀帝对社会的承受程度没有客观的估计，一下子加码加得太重了，他们也过于迷信他们这套官僚体制有掌控社会的能力。
东征高句丽——这种目的相信是合理的，面对失败，应该及时止损，然而失败却使隋炀帝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高句丽虽小，但三次东征，却掏空了隋朝。据考证，得出这样的数据：三征高句丽，兵役徭役量极大，说全国就役也不为过，再加上几项大工程，造成民不聊生，这样民必造反。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翟让在河南瓦岗寨率先起义，接着，杜伏威的江淮军，窦建德的河北军，纷纷起义。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武李轨、王世充等握有实权的贵族，也加入到了造反大队，成为推翻隋炀帝的主力军，隋朝的历史这一页就此翻篇。
讲隋炀帝的状态，就是需要从历史经验中看到这些专制君主，他们有一些迥异于常人的思维，对于这种奇葩思路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
现在国际关系中某些紧张的地区，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状态。由于疫情的发生，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习惯于压力的状态，统治者就会想，将这些让人遭罪的事情一次性办完，趁这段时间也将一些遗留的问题解决，就算得多一些国际制裁，老百姓多遭点罪，比大家都放松下来，以后又突然间遭罪，引起的抱怨，还要少一些。
这并不代表，战争马上就会出现。专制国家可能很着急，有帝国野心和帝王成就的压力，但是，机会最多就是一次，失败的压力也需要他的力量再强一点。
在民主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他不会这样想问题，美国有帝国野心，却没有帝王成就的压力，只有选票的压力，所以一般不会这样想的。
现在的中国正面对一个广阔的上升空间，一个盛唐时代就要喷薄而出的这个时刻。从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跌倒的这一跤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其实读历史并不是一定要百分之百还原它的真相，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标准与观点，去度量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情，去衡量当时的环境当中，我们能不能比当时的人做得更好呢？
唐朝诗人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当你读到这首诗时，可以说，这就是隋炀帝的人生悲剧，不仅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折腾得国破人亡。而且那些功绩很快被后世人有意识地遗忘，最终留下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形象，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