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看完本文，你会对唐朝长安城，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我将从多个方面，深入浅出，解读唐长安城的兴辱荣灭。

首先第一个问题：

长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放出一组数据：

长安是唐朝国都，更是一座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的雄伟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来计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绕长安一圈，我想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绕着外城墙走一回长安，在每日步数排行榜上，必定可拔头筹。

如果还不能感受到长安城的雄伟，那咱们就进行更为直观的数据对比：

整座长安城的面积，相当于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当时欧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还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结合当时“四方来朝”的盛况，可以说盛唐时期的长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他国都城只能望而兴叹。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唐国都，会是长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需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军事战略层面，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长安居关中腹地，南依秦岭，北据黄河，东临潼关，西近散关，可谓四面皆有天险屏障。

若有敌来犯：

东面，潼关重镇可挡。

西面，散关便如垭口。

南面，万丈秦岭难越。

北面，可据黄河而守。

于此，关中地区自古便为兵家所言：

易守难攻之地。

长安正是位于关中腹地，因此定为都城，完全符合军事战略层面的防御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举例来说，如北方突厥攻打长安，先跨连绵起伏的阴山，再渡黄河，才能接近关中腹地。

然黄河之凶险，不必多言，且还有黄土高原，可作为军事缓冲地带部署防御力量，而南面秦岭山脉，也是绝佳的天然屏障，想从巴蜀或楚地进攻长安，更是难上加难。

至于西面“大散关”，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关”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如果占据大散关，则关中地区无惧西北凶敌也。

最后是潼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雄关重镇，为东进中原，西入长安的必经之地，历来有“四镇咽喉，长安首险”之誉，积屯重兵几乎是历朝的惯常操作。

因此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长安，若在各天险要冲部署重兵，则可稳坐关中，固若金汤。

再依托关中地区交通发达的有利基础，便可使“政令四达，制内御外”。

第二，唐朝时期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西北）的游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区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区作为历史上与中原民族交战最多的地区，发展到唐朝，同样形成一种严峻的战略态势，如我们熟知的东突厥，早在隋末混战时，曾发生过突厥密谋侵扰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渊及时遣长子李建成驻守蒲州，防范突厥趁虚而入，一举击碎突厥趁天下大乱，试图入主中原的阴谋。

《旧唐书·李渊传》：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而隋朝时，作为西南新兴政权的吐蕃等部，与中原政权之间却也摩擦不断，这就使得后来李唐政权在选定都城时，也将防范西南作为重要前提考虑在内。

选长安为都城，正是能够同时满足遏制西北与西南两方威胁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为政治中心构建军事主力，对突厥形成威慑，如太宗即位以后，以关中地区为战略大本营，采取“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征服塞外，致使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扰。

往西南，可通过“河西走廊”与“陇右地区”构成的战略通道，外连西北，内护关中，形成极为深远的战略纵深，二者共同组成保卫关中地区的“半圆防线”，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过西南入侵中原，陇右、河西等地的军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应，以便及时保护长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内外明了，外部条件，地理优势属易守难攻，居关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内部条件，居关中腹地，虽与河南等肥沃之地无法相比，但在关中平原，长安也是当之无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续南北朝时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确立的“关中本位”的治国思想。

关中地区在古人认知里，因位居天下地势的“龙脊之首”，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故有“龙首原”之美称，凭此足以可见长安地理资源的优越性。

《葬经翼》：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焉。

再加上唐朝开国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国策，便是延续前人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有利于制内攘外，故衍生出“关中本位”的治国思想。

援引著名史学家陈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论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

唐朝统治集团认为，经营好关中地区，便能使国顺民安，而关中地区的兴运昌隆，就是国家之本，所以定都长安：

一来符合军事战略防御部署需要，依托地势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达，制内御外。（军事，政治因素）

二则位于富饶的关中地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与资源补给，便于发展民生经济。（经济因素）

三也包含历史延续的“关中本位”治国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兴城”时，所延续下来的各项基础设施已趋于完善，李唐定都时继用，足以节省新建都城的庞大开支与人力物力。（历史因素）

如此三点合一，定长安为都，便成为唐朝统治集团的必然选择。

到此，说完“长安城到底有多大”，“为何唐朝会定都在长安”两个问题后，终于迎来了本文的重头戏。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如果深入探索长安城的变迁发展史，更像是一个“人类”完整的生命历程。

从蹒跚学步的幼年，再到朝气蓬勃的青年，继而渡过身心成熟却略显疲惫的中年，最终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将这四个阶段，用“拟人化”的方式分开来讲，可谓其乐无穷也~

一，幼年长安。

时间还要追溯到隋文帝时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杨坚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建立起大一统的隋朝，遂决定在汉代长安旧城的西南角，即龙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为“大兴城”。

于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筑设计师——宇文恺，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

此时的长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着再次凝聚的新鲜空气，睁开了沉眠于历史温床中的朦胧睡眼。

如果把长安比作“孩子”，那么此时的宇文恺，应相当于“养父”，亲手在前代长安城的断壁残垣之上，缔造出一具崭新的躯体，一步一步将其抚养长大。

按照宇文恺的周密规划，整座大兴城的修建共分为三个步骤：

宫城→皇城→外郭城

若将整座大兴城比作婴儿，如上“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别是大兴城的“心脏，肺腑，骨骼。”

而宇文恺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为基础，将宫城设立于大兴城的中央核心，象征北极星，是为“中天”。

皇城内各中央行政机构，则被视为护卫北极星的“紫微垣”，呈众星相拱之势，突出“大宫”的核心地位，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统御外郭城内的万民，使安居乐业，生生不息。

自隋开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动工（582年7月30日），再到开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兴城，仅用时不到一年，便宣布完工。

既然大兴城作为幼年时期的长安，在这一刻睁开了眼。

那么就来到了下一个阶段：

二，青年长安。

历经隋末动荡，成就大业的李渊家族，于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统王朝，是为大唐，定都隋时大兴城，易名“长安”。

此时的长安，褪去了隋的旧衣，换上了唐的新装。

城市修缮虽沿用隋时宇文恺的规划设计，但随着唐朝国力不断增强，人口增长，经济腾飞，以及对外交流日益密切，长安城显然无法再满足于各项需求，因此自贞观八年，扩建增修长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议程。

沿袭隋朝所建，唐时长安城，引“八水入长安”，也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个部分，另和后来新建的“禁苑”与“坊市”，共同组成五大区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历经前后长达28年的增修扩建，一座震古烁今的伟大城市，终于以傲然雄姿，呈现在世人面前，鼎盛时期的长安常住人口，一度达到惊人的百万之巨，各国使臣，胡商，往来不绝，文化与经济空前繁荣。

一条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此街衔接宫城承天门，皇城朱雀门，外城明德门，由此向南笔直延伸，将整座巨大的长安城分成东、西两个巨大地块，左右对称，极具恢弘气势。

其次，在行政规划上，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以此为基础，各分两个商业区，正是闻名遐迩的东、西两市，而整座长安城内有南北大街共11条，东西大街共14条，将长安城划分为整整齐齐的108坊，象征108颗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长安城，宛如置于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盘，通过城内的宏伟宫城，构建出大唐臻于世界巅峰的国力，引各国君臣纷纷慕名前来瞻仰。

此时的长安城，仿佛人的青年时期，挺起健壮宽阔的胸膛，背靠一轮初升旭日，生机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后期，长安却迎来了一段身心强壮却略显疲惫的日子。

于是就到了下一个阶段：

三，中年长安。

随着大唐国有土地制度的日渐崩溃，长安人口激增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粮食消耗问题。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吃饭。

为何？

长安难道没饭吗？

确实如此，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四个字概括：

长安无粮。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景龙三年，关中饥，斗米百钱。

关中地区一度有4.5万公顷粮田，到武周后期，只余6千顷。

然，人口却逾百万。

更由于土地兼并发展，赋税日渐严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最终导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悲痛局面。

《旧唐书·列传三十八·韦嗣利传》：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这一消极的社会现象，不仅给整个唐朝财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更频繁导致农民起义与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选择远走他乡，有的人，则放下镰刀，拿起战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断迁移，使大量流动外来人员，在短时间内疯狂涌进长安，因为争夺生存资源，迫使为盗者一度猖獗，为长安的治安与民生带来相当大的不利因素。

一个刚刚开始奔跑的雄壮青年，不得不被损耗过重的内脏，拖累了向前的脚步。

可以说武周后期的国运未来，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旧唐书·列传三十九·狄仁杰传》：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曾经我听过一个笑谈，说武则天之所以迁都洛阳，就是因为长安吃不饱，而洛阳的街上有胡辣汤，有烙饼，还有长安人带过去的水盆羊肉。

咱们再来打个比方，好比以前长安城有一百万人，城中各处房屋住所都已满员，而劳务需求也接近满额。

但天下农民大举逃亡，纷纷涌进长安，人口短时间内又激增二十万人，为一百二十万人。

这刚来的二十万人，不可能立马找到工作与住所，势必导致劳动力过剩，随着时间持续推移，就会出现大批无籍流浪人员，各种安全隐患也因此而生。

经济停滞不前，百姓流离失所，米价疯涨税收锐减，均田制与府兵制逐渐瓦解。

于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实是一个表面锦绣，内里满疮的烂摊子。

虽经过励精图治，到开元时期出现了久违的盛世局面，但随着“府兵制”的彻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极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终于使得仅有一纸遮羞的太平盛世，现出了重大隐忧。

于是，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为了确保长安的繁荣，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一年，设采访使与节度使，试图以此扭转大唐国力日益衰弱的势头。

然而前路并不顺遂，反而朝着危险的境地发展。

终于，公元755年的腊月，安史之乱爆发。

将安禄山当成儿子般宠信的李隆基，这才意识到，自己亲手养大了一头凶猛野兽。

三镇节度使，掌大唐十五万雄壮兵马，由范阳长驱直入，几乎未受多少阻碍，便入主长安，将大唐皇帝李隆基一路狼狈的赶到成都。

而长安城内由于战乱，人口锐减，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有的人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都是因为右相李林浦的专擅朝政，也有人说是杨玉环祸国殃民。

但一朝倾覆，时代巨变，又怎能是一个人可以左右的？

此时的长安城，于历史大势面前，再也不复往昔荣光。

大唐国力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彻底由盛转衰，一蹶不振，宛如中年男人经历了伤病折磨，终于屈膝倒在崎岖的路边。

他胸口的那座长安城，于年轻时见证了万国来朝的无上荣光，终究是没能战胜体内积郁已久的顽疾。

最终在黄巢之乱的一把熊熊烈火中，尽数化作历史的尘埃。

千百年后，我们只能追寻遗落的残迹，去徜想曾经的长安是如何傲立于世界之巅，敞开胸襟迎纳天下，又是如何大厦倾倒，灰飞烟灭。

最后绽放出一朵朦胧的盛唐烟花，引无数后人魂牵梦萦，经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