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樊有良回忆录｜六十年吃喝穿住行
我今年六十一岁了，正好六十年是一个轮回。从我出生到现在的六十年里，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耕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国家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历者和建设者，我们的吃、喝、穿、住、行可以说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也是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如实记录这六十年的吃、喝、穿、住、行，或许可以帮助年青一代进一步了解国家和人民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让年青一代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一、吃
我是一九六二年出生的，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即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加上当时人民公社建立，尝还苏联债务，国家加快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和三线建设，粮食出现了全国性的短缼，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从我记事的六七岁，早上就是高粱糁子熬成稀饭，再把黄菜拌进去。我当时在家是最小的，母亲给我舀半碗不拌菜的稀饭，父母亲和两个哥哥就吃菜粥。这黄菜就是用萝卜樱子、白菜帮子切碎撒盐腌制的。当时家家户户上冻以前都储存一部分大白菜，大部分白菜腌在大瓮里准备冬天和开春吃。当时肉和豆腐基本吃不上，山药也很少，每天中午吃咸白菜烩菜，弟兄几个就抢那点山药瓣子。
我记得在困难的时候，人们摘榆钱钱，掏菜根，罗庄护(就是收了秋在田地里拣漏了的粮食和山药)，赶集的时候拣西瓜皮。西瓜皮把里边吃剩的红瓤挖出来喂猪，把外边的绿皮去掉，剪成瓜条晒干后吃。今年听说老家一斤苦菜卖五十元，这是山珍海味吃腻了，吃稀罕哩，现在花五十块吃一斤苦菜的，我这样的年龄段估计不到百分之十。现在有约一半的家庭可以说想吃肉就吃，一半的家庭肉类还是奢侈品，毕竟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不足千元。
我念二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七一年冬天，同学们偷拿家里的红薯干在洋炉子上烤熟吃。今天五月一号去世的河曲籍将军马骥良，在一九七0年给河曲调拨回的红薯干，拯救了不少河曲人民。那红薯干磨成面蒸的饸饹真难吃，又黑又硬，不如高梁面，高粱面毕竞是粮食。农业社解散以前，家家户户的生活是一样的。因为每人的口粮控制的很严格，就是按工分粮能多一点，但是按工分粮的也是强壮劳动力，本来就能吃。那时干部家属、工人家属，老婆娃娃户口都在农村，所以说一个村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致相同。
一九七0年我已记事，河南村农业人口一千五百人，河北、樊家沟村农业人口连市民两村有两千人。河南村市民连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干部、工人、教师、医生、学生)有一千五百人，巡镇地区总共有五千左右人口。那时候巡镇有两个饭店，很少有人下馆子，赶集卖砂轮片(就是玉米面饼子，还要粮票)。做豆腐的有河南村、河北村两家，也就二百来斤，再就是狗儿窊、祁家也，有两家担着担子来巡镇卖豆腐，也就是说五千人的地方，每天也就三百来斤豆腐，这还包括机关学校。肉类是食品公司独家经营，个人是不允许卖肉的。那时候国家人员和市民有肉票，农民卖给食品公司生猪才有返还肉票，也就几斤。一斤猪肉七八毛钱，买肉的时候，你的巴结卖肉师傅，少点骨头多点肥肉。现在是买骨头还得预订，基本上没人吃肥肉了。
一九七三年以后，全国大部分县建立了小化肥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开始发挥作用，粮食产量开始逐渐提高。这个时期早上的高粱米粥就不和黄菜了。中午几乎每家每户就是蒸发酵的玉茭面黄窝头，还要加点糖精。这几年我在城市里走了好多副食市场，两块钱一个窝头怎么也吃不出家乡的味道。再就是蒸高粱面饸饹，水煮红面饸饹就要加蒿籽和榆皮，要不加是煮不成饸饹的。七五年以后村里分的麦子也多一些，特别是农业社解散前，村里的55拖拉机能到河北省买小麦。其实当时生产队的小麦也能满足社员吃白面的，可那都是公粮谁敢分。白面适当的多了一些，这时候沿河一带的家庭就和一大块高粱面，再和一小块白面，把白面擀开再把高粱面包进去，这样高梁面也不用和蒿籽、榆皮，切成面条煮出来后还真有白面的口感，那时候一个后生少说也得吃两三碗，这种包皮面，一直吃到农业社解散。
从一九七0年到一九九0年间，巡镇的街道和黑浪是很干净的。泔水、菜叶、瓜皮是很好的猪食，没有一点浪费，更不会倒掉。垃圾、炉灰是垫圈的。机关单位的炉灰，生产队要轮流的掏，掏出来拣的料炭还要烧火。牲畜粪便随拉随时有人拾。九0年以后家庭养猪的逐渐减少，农家肥也不上地了，街道、黑浪到处是垃圾和粪便，不堪入目。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节俭了，本来是喂猪的剩菜剩饭也都成了垃圾。
一九八二年农业社解散，分地到户，那年我家口粮田、责任田产了三千多斤小麦，从此告别了红面、黄面，就连一辈子节俭的母亲，也是早上吃糜米酸粥，晌午、晚上吃面条干饭。
我记得第一次吃面包，是乃荣哥、贵荣哥到太原、上海出差回来，我大姑给了我家一块。第一次吃油炸花生米是八0年给二培琴家做营生，他家是双职工市民，生活质量较高，当时盘算能吃炒花生就行了，原来花生还要油炸。第一次吃蒜苔是八十年代在唐家会做营生，唐家会有种蒜苔的传统，每到蒜苔下来就买上猪肉待客。八十年代巡镇盖新房的很多，盖新房是家家户户一辈子的大事，每天半前晌吃一顿碗托、麻花、月饼、糖包，中午炒几个菜还上酒，晚上也是很好的饭菜。九十年代以后，家庭也不养猪了，人们开始吃色拉油了。猪肉、羊肉也隔三差五的吃一顿。再以后冬天也没人打菜窖了，院子里的菜窖也不储存白菜了，大部分家庭吃反季节蔬菜。随着生活的逐步提高，原来的穷病也变成了现在的富贵病。六七十年代每个人的食用油一年不到六斤，现在每个人的平均食用油每年五十六斤，翻了十倍，这是农业部二0一九年统计的，百度也能查到。如果国人的食用油控制在每人每年二三十斤，那我国的食用油不会短缼，估计美国人会着急，又会搞事情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会普遍减少。
我们小时候是吃不上水果的，人们待客吃水果只有本地的海棠子、海红子、大果子、宾果。后来曲峪大队在王海元书记的带领下，植树造林，种植了苹果、梨，还远销外地。八五年以后陕西的苹果，南方的香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现在的商场，大小超市，各种面食、蔬菜、水果、猪羊肉、海鲜应有尽有，老百姓想吃啥有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
六二年我出生，我娘娘去世，七六年我爷爷去世，两位老人家一辈子也没有享受过一天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的父亲母亲也吃了二三十年饱饭，到我们这一代，从小生活在和平环境，到二十岁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吃饱吃好已不是问题。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年青一代，他们不懂得珍惜粮食、节约粮食。其实粮食问题是几千年人类最难解决的问题，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战略问题，是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嘛。
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河曲籍的浙江农科院钟教授，以及我们巡镇的基层农科员樊志英，他们七十年代都到海南岛育种。河南村的任永福，当年是我村科研队队长，改革开放后是第一个使用地膜种西瓜的。在土地减少、人口增加的国情下，国家坚持始终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做到自给自足。
二、喝
南沟子三官庙门
小时候吃水记得是在龙瓦圪坨，就是在狗儿窊村下面的砖厂，水源直径约两米，深约一米，峁圪旦上的人都在那担水，听说吃那里水的人会牙黄。后南坡住户有时到樊家沟井上担水，南沟子人在后沟子闫丑叔带领下，经常维护水源，后沟子的很多人也在这里担水，南沟子从前到后都在那里吃水，二毛眼哥那有个水泉也能供人们担水。整个河南村及各机关单位吃水主要是在张继家门前那个水井，那时候从早到晚不停的有人担水，我记的辘轳是宽皮带还有固定桶的钩子，有时候桶掉井里人们想办法钩上来，那井里的水很多也很甜。那个井是一九四三年打的，到现在八十年了，使用了四十年，吃过这口井水的现在最小也三十多岁了。
南沟子旧粮食局
那时候河南村就那一口水井，承担了一千五百口村民、市民和机关学校的饮水，不过那时人们都是节约用水，下雨天家家接雨水。洗衣服用做豆腐的浆，那时也没有洗衣粉，肥皂还凭票也没那富余的钱，虱子就成了人类的朋友和敌人，白天他有空咬你，晚上全家人煤油灯底下捉虱子，夏天还好说，这冬天脱了衣服冷的够呛。小时候在玩耍的时候，经常看见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太阳底下就叨拉，就解开衣服捉虱子。虱子陪伴了人类有几千年，直到洗衣粉出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供水也改善了，才把这虱子消灭干净。
杂草丛生的旧粮食局大门
七十年代公社或是大队在杂货业那建了个水房，储水池是水泥做的，井里放了水泵把井水抽到水房，有两个水笼头。管水的第一个人是韩向阳爷爷，第二个好像是韩向阳父亲，放了好几年水。担水的、用水桶拉水的站半道街，有时因为排队还吵吵闹闹。
八九十年代，河曲知名企业塑料厂效益很好，在木业社院内建了个水塔，就是现在的兽医站。在铁业社靠南沟子的沙河边修了水房，其实铁业社也被塑料厂收编了。塑料厂又从三官庙到河滚修了排水沟，上边盖了水泥板，现在南沟子三官庙到河滚又宽又平成了大路了，原来就是垃圾和沙河水混合的地方。负责放水的一直是任憨哥，塑料厂承担河南村吃水有十几年，直到九五年左右政府在后南坡打了水井，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从此河南村告别了到处担水的历史。
南沟子天锡恒大门，已经拆除了
从小时候到处担水吃，到现在吃自来水，也充分见证了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我们的父辈爷爷辈由此上溯到几百年，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扁担木桶，终于给我们担来了一个新世纪。现在扁担木桶已成文物，我们的先辈也把人类生存的技能承上启下无私的传给了我们。我们享受着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
三官庙西看到的景象
在我们小时候，大人娃娃把吊上来的井水，就住桶沿喝几口，那井拨凉真是太爽了回家在大瓮里舀上一瓢水喝，解渴又打凉。现在国家检测过的水还要过滤，晚上烧的开水放一晚上就不敢喝了。我们是喝爬爬水长大的，山区更是喝旱井水。那时候山区的人在下雨前把房顶和院子扫一下，雨水流到旱井里，祖祖辈辈就吃旱井里的水，也没什么灾病，顺其自然的生活或许就是王道。
现在的南沟子
水是生命之源，无论工业、农业、人畜饮用都离不开水。在我国除了国家修建的水库，大江大河，还有南水北调工程。现在最挣钱的不是华为任正非、阿里巴巴马云、福耀的曹德旺，而是农夫山泉的钟睒睒。他的广告语是“农夫山泉有点甜″、“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原来中国的首富是个搬运工。钟睒睒个人财富4550亿元，马云1800亿元，曹德旺240亿元，任正非210亿元。其实个人财富只是资本市场的游戏，中国最有前景的应该是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不应该是卖水的吧。
在我小时候，家家户户做事宴，就是用装二两酒的小酒壶，在供销社或杂货业买的散酒，上桌以前要温热，酒盅子也是特别小的酒盅。那时候酒的度数很高，都是原浆酒，也不懂勾兑，口感不怎么好，坐席喝酒就是小口抿。河南大队在七八十年代开过酒坊，酿酒和酿醋都是用高粱和大麦，也是用的传统的酿酒技术，地下做的酒坑，发酵以后在蒸馏锅里出烧酒，然后直接出售。
解放后全国白酒产量11万吨，到七十年代达到了145万吨，现在已是千万吨的级别了。啤酒解放后产量不足万吨，现在已是两千万吨的级别了。解放后全国人口四亿多，现在增长了三倍多。同时期白酒销售增长了一百多倍，啤酒更是增长了千倍，这还不包括红酒、黄酒。八十年代以前那酒就是奢侈品，过年或做事宴应酬一下。八十年代以后那喝白酒的就多了，大部分爱喝酒的想喝就喝。从九十年代以后红白事宴一桌开始放两瓶，喝的越多主家越高兴，现在酒喝的多了，价格也上去了，几百块一斤的是普通酒，茅台一瓶达三千多元。茅台也是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两万多亿，相当于三个中国石油总公司，山西汾洒三千四百亿相当于三个上海宝钢。
原贸易货栈院，南沟子闫家坡子
八十年代初期，啤酒在河曲上市，人们都很稀罕，说那跟马尿一个味道，其实马尿真没人喝过，只是那味道不习惯。后来人们喝的多了，喝了以后肚子很舒服，开胃行气真不懒，没几年这啤酒就成了洪水猛兽，特别是夏天喝了更舒服。青岛啤酒一九〇三年就开始生产，现在已是中国的啤洒之都，特别是夏天，大街小巷全是烧烤和啤洒的香味。
现在的南沟子
在我小时候，最早卖饮料的好像是杂货业，河南村也有人卖。用糖精、香精、色素兑凉白开，两分钱一玻璃杯。八九十年代在塑料厂做营生，厂里用白糖、香精、色素、柠檬兑的饮料，工人们渴了就喝。八十年代健力宝上市，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四十年来各种饮料你起我倒，三五年就更新一大批品牌。在四十年的饮料残酷竟争中，一九八七年上市的河曲海红蜜，虽然没做到最强最大，但也没有消失，而且有越做越大的可能，几十年的品牌会成为老字号的。
南街出去就是南沟子
酒水、饮料也是做广告最多的行业，几十年来存在的和消失的酒水饮料广告语深入人心，我记住的广告词有：
贵州茅台:国酒茅台，玉液之冠。
山西汾酒:中国酒魂，清香汾酒。
衡水老白干: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
山东秦池:千年有约，醉在秦池。
孔府家酒: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孔府宴酒: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
健立宝: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
娃哈哈: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红牛:困了累了喝红牛
扳倒井酒:饮不尽的豪爽扳倒井酒
劲酒:常饮劲酒，精神抖擞。
海红蜜:仙翁牌海红蜜，餐桌上的好朋友。
作者和孙子在南沟子老宅
三、穿
一九七0年前后，大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自家缝的，那时候很少有秋衣秋裤，绝大多数人还是穿主腰子。衣服大多有补丁，有的洗的退色了，还有不少是用布条或细绳结的桃疙瘩上衣。冬天男人们穿棉袄棉裤，还有穿皮裤的，成年人大多穿皮袄。年青人有条件的穿单双排扣卡衣，有栽绒领子，那是当时最时兴的冬衣。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半打娃娃，大多穿哥哥姐姐们顶替下来的衣服。那时候每人发一丈二尺布票，只有布票才能买市布、卡基布，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化纤布，布料都是棉纺布。由于粮食紧缼，棉花棉布国家管控的非常严格，发的布票有时亲戚、邻居结婚还的借用，所以不到万不得己是不添置衣服的。
那时候大人娃娃都是家做鞋，从搓麻绳子到打衬子，到一针一线纳鞋底，做一双鞋每家的母亲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冬天我们这些半打小子，穿上那烂不踏鞋，也没有尼纶袜子，条件好的穿自家织的毛袜子、线袜子，条件不好的赤脚板子，在向荣桥底下的河道打滑擦擦。清水结的冰雪青雪青，洪水结的冰我们叫牛皮冰，年龄大的滑冰拖子。那时念书也没压力，每天耍的热火朝天，清鼻子流的也不觉的冻。年青后生上班挣工分有 穿秋鞋，也有穿反毛皮鞋的，擦油皮鞋极少见，穿秋鞋的年青小伙子能把那黄绿色秋鞋洗的发了白。
到了八九十年代，河曲老家结婚还大都选在阴历十月到下年三月之间，一来是那时候家庭没有冰箱，做席的食材只能在冬天存放，二来是新娘新郎装新衣服必须穿棉袄棉裤，夏天穿棉衣热的不行，这其实也是瞎讲究，现在穿婚纱也没说节。棉袄棉裤是把缝好的丝绸或布料铺开，把弹好的棉花撕成小片，再铺一层纸翻过来，就把棉花装在缝好的布料里，然后再用线把棉花和布料引在一起，就做成棉衣服了。同样褥子和盖体(被子)也是这样做的。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美，年轻后生穿上高腰秋鞋和新裤子，再能搞到一件军上衣和军帽，骑上一辆自行车，梳上偏分头那绝对拉风，相当于现在开着豪车的富二代了。年轻姑娘能穿上一件花衣服，围上头巾或纱巾就美了，那时也就这条件和尺度，再打扮过份恐怕要带害。
一九七四年以后，国家从日本、德国引进了化纤生产设备，在上海、青岛、天津的原来的纺织基础上，兴建了北京、石家庄等大型纺织基地，石家庄就建了十个大型棉纺厂，两个印染厂，产业工人达十几万，当时在纺织厂上班那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到七十年代后期最早的化纤布“的确凉"上市，缓解了布料的紧缺状态，人们的服装也开始变的整洁好看了。
一九八三年农业社解散以前，巡镇有毛织厂缝纫车间，河南大队有缝纫社，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员、职工、干部，也就是逢年过节出门的衣服。那时好象还是手工锁边，烙铁在火炉上烧热，衬上布洒上水熨衣服，电烙铁好像是八十年代才有了，做的衣服都是解放式，也有中山装。
八十年代农业社解散，进入改革开放。巡镇的白建新、任存贵、黄吉有、任忠厚、韩欢、贾三欢等走南闯北进回来各种布料，有涤卡、美国涤纶、巴拿马、南韩纱料及成衣，丰富了市场。毛织厂、缝纫车间、河南缝纫社相继解散，贾兰存师傅、吕二小师傅、康文才师傅、任安瑜师傅、孙有有师傅等老一代裁缝都开了自已的缝纫铺，那时做的衣服有解放式、中山装、喇叭裤、登带裤及各种女人们穿的纱料衣服，各家裁缝生意火爆。到了九十年代以王建华、樊俊梅、贾志华、康广裕等年青裁缝以样式新颖赶时髦逐渐地取代了年老的裁缝。政府在地毯厂门前建了水泥柱顶篷市场，整个市场买卖旺盛、人挤人，周边几个乡镇及河西的人们，家家户户、大人娃娃都要每季做新衣服。与此同时，城关、巡镇的个体户在北京、石家庄，每逢四月十四、七月七、七月十五把最时兴的衣服进回来。赶会时，时髦的女士要在街上来回展示最新潮的衣服。人们常说，河曲女人的穿扮赶上了大城市。
八十年代胶带底、塑料底逐渐取代了实纳底子鞋，刚开始。南方皮鞋由于设备技术不过关，进回来的皮鞋样式很漂亮但质量不好，穿一半个月就废了。后来皮鞋、旅游鞋质量好、样式新、价格合理，彻底取代了实纳底子鞋、胶底鞋、塑料底鞋，女人们也苦轻了许多。在同一时期，棉袄棉裤皮袄没人穿了，都穿羽绒服了。张玉贵、贾志仁、窦永旺三家每十天从石家庄进几十包毛线。各种各样的毛线也有包装精致的礼盒毛线令人眼花瞭乱。开始女人们用竹针、铁针人工织毛衣，后来就用机器织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穿衣服不单是保暖和遮羞了，而是向时尚发展了。大约2005年以后，人们都在购买成衣，至此裁缝改行，卖布料的退出了市场。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好赶上了好时候，女人们烫发、穿高跟鞋、穿旗袍，虽然比大城市晚了几十年，从过去的照片和影像资料看，上海等大城市的女人二三十年代就烫发、穿高跟鞋、穿旗袍。男人们也不甘落后，我们穿过擦油的皮夹克，后来的皮草面子就像绸缎一样光滑。我们也穿过廉价的毛料西装，三接头皮鞋，买过十几条领带，一条十几块钱。大约九五年以后，在石家庄东方购物中心金利来专柜，一条领带三四百，原来我们买的都是仿制品。不管它了，反正也时兴了一回。现在的服装鞋帽都在网上购买了，刷到看好就买，每家每户的旧衣服扔了可惜，放下占地方。
今天二月回到老家，穿的暖鞋、棉裤、羽绒服、戴的皮帽子，真是山汉进城了。我们老家的男人们都穿毛呢半大衣，高档夹克服，我已经很不格群了。女人们穿扮的更是靓眼，他们穿旗袍走秀，跳各式各样的自由舞、广场操。在快手上看到河曲人出去旅游，比大城市的女人也时髦。
河曲老家的人们，在穿着打扮上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年代了。河曲现在正处在神东煤田覆地。神东煤田三万多平方公里，探明储量二千多亿吨，每年开采三亿吨，可开采几百年。周围覆盖人口上千万人，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现在河曲早就有高速公路了，去呼市两小时，去包头、东胜、榆林也不超过三小时，国家为我们创造了各种便利的致富条件，相信不久的将来，河曲一定会成为神东煤田的一棵耀眼明珠。
四、住
生我养我的家，在依山傍水的黄土高原----河曲县巡镇河南村。河南村在洞沟河以南、黄河以东，狗儿窊以西的山坡上。河南村从明朝开埠到清末民初，逐渐建形成了完善的集贸市场，民居建筑也是布局合理，一家挨一家，错落有致，非常紧凑。北至长岇子，南至南沟子，西至新街，而且几百年也没有扩张，村庄不显凌乱。河南村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村庄，几百年来邻近省县的生意人、手工艺匠都能在河南村安居乐业，因此巡检司成了河曲最大的集贸市场。
一九四0年河曲解放，县委县政府在巡镇建立，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县城迁到城关。在这二十年里，巡镇的变化发展很快，百年集贸中心与县政府机关相融合。由于洞儿街店铺林立、人口稠密，一九五七年拆除了明代建筑阁儿洞，要是不拆保存到现在那可是重点文物了。
公私合营后，原来河南村的几条街道，已经没有一户经营的，工商业都归了国营，在新街发展。洞儿街原来的商铺都住了人家，那时候都是几户人家一个院子。小黑浪就是田润良家住的那条巷，通到王家黑浪仅能过去个人。王家黑浪任二子哥、任振云哥住那黑浪通到南沟子，箩头扁担都不好走，还有二陈科叔院那条路特别窄，三毛眼、韩竹根他们家那院子交通很不方便，连个小平车也通不了，但是每个院子住户满满的。解放前后各家各户几乎都是到二十多里外的磁窑沟煤矿用箩头扁担担炭。农业社解散后，家家户户种地拉炭，必须购置小平车，加之人口快速增长，原来的小街小巷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就以我家的院子为例，院子里住的我家、我二爹、我三爹、我二娘、先明叔五户人家，数我家房子大也不足二十平米，睡觉、做饭、熬猪食都在这间房子，那时候一家人家也没有什么家俱摆设，很小的院子还有个花台，厕所也是共用。不过那时候大街小巷、房前房后人特别多，因而显得特别热闹。
一九七0年以后，人们生活逐步好转，个别人家经农业社批准后，在不能耕种的荒坡地如南沟子、瓦匠沟子、岇圪旦上、河滩自行扒地基盖房。那时候盖房前门面上砖，其它墙是土坯，门窗也是圆洞，这几年巡镇房市因煤矿拆迁回暖，七十年代盖的房子贵贱没人买。一九八0年以后农业社实在顶不住社员住房的需求，开始逐步的在平整的耕地放宅基地。
河南村从一九八0年到二000年的二十年里，先后放了高蛇圪钵、砖窑圪钵、后南坡、闫喜恒圪台、樊忎壕、上石滩等上好的水浇地。大部分社员及职工、干部大约三百来户有了交通方便并且平整的宅基地，八九十年代盖的房都是四面砖墙、平洞、门窗简约的新式房。到二0一0年以后，随着县城商品房的建设，大部分职工、干部到县城买了楼房，现在有大约一半的新房以一二十万的价格转手了，他们因此也成为了房地产的赢家。几代人建的村庄、街道、商铺部分垮塌，大部分空锁着，只有零星的住户在坚守着。
今天二月回商品房新农村转了一圈，有十几个打塌嘴的都不认识，最后赵恒嫂子、瑞生嫂子对那些人说我就是这村的。估计再有十年回家就成了外乡人了，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
一九八0年有幸到城关动弹(打工)，当时的县城除了大礼堂、交电拐角楼和科委是楼房外，其它都是平房。康圆饭店那一片都是迎街小平房，跟巡镇正街那正规商铺没法比。八五年前后南园北园在耕地放了大片宅基地，但仍不能满足县城干部职工的盖房需求。政府在交通局到大东梁河偏路两边，用铲土机推出了大片宅基地。原来交通局到大东梁一带全部是沙丘，有几棵零星的歪脖子树，当时铲出来的地基非常恐怖，几乎全是坟地。九0年以前黄河大街还没有成型，后来建了法院、检察院、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其余地段都是帐篷搭建的摊位。二000年我到石家庄定居，朋友打电话说金三角楼房六万一套，黄河大街政府牵头，个人投资三十万，底下商铺二楼住宅。这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当时钱也不够，错过了大好的机会，后来听说除房产增值，房租一年就好几万，只是天下药房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县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九九0年中国GDP三千七百亿美元，日本三万三千亿美元，美国六万亿美元，是中国的十六倍，日本是中国的九倍。二0二二年中国GDP十八万亿美元，日本四万二千两百八十八亿美元，美国二十五万五千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四倍多，达到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五。中国二0二二年GDP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总和还多。
中国人民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也早已离开了巡镇河南南沟子，住在了城关，又住在了石家庄，现在又住到了青岛，这完全可以说明我国的住房发生了质的飞跃。
五、行
一九六二年我出生的时候，人民公社己经成立五六年了，生产队有了胶皮车和毛驴车，二饼子牛车已很少见了。我父亲说，五十年代村公所让他去邮电局当送信员，我娘娘不让去。一来是常年风霜雨雪步行，二来是有狼，怕遇到恶狼有生命危险。最后这个营生让何玉根叔去了，结果人家抱了一辈子铁饭碗。
据巨存叔讲，五十年代丁尚智县长外出开会，骑的骡子，返回来到曲峪就不骑了，一是嫌影响不好，二是步行就走就能了解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三爹和我说，五八年巡镇有了自行车，他们当时看的特别稀奇，去太原也能坐敞篷货车了。
到了七十年代，自行车虽然少，也不稀罕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拖拉楼楼车(客车)很普遍了。但那时候除了去阳方口火车站坐长途车，其它出门主要靠步行，胶皮车、驴车那是集体的，个人无权乘坐。那时候人们特别希望能拦到电厂、化肥厂到磁窑沟、阳坡泉的拉煤车坐一程。
我十来岁时，每年正月要到武家庄老娘家，从巡镇到五门楼、曲峪、石仁村、下榆泉、上榆泉一路累的就哭就闹。那黄土能把脚全淹了，渴了就在背阴处抓一把雪。到了白家也，母亲说快了快了，其实还有五六里路，还要跳一架沟。到了老娘家，晌午过了，其实走的也不慢，三十多里路，一上午就到了。八0年以前邻近村庄唱戏、放电影、赶集，人们步行一二十里路很正常，现在本村唱戏，放电影人们都懒的出去。
一九七五年赶社会主义大集，巡镇公社分了三辆红旗自行车指标，曲峪一辆，河南一辆，北山黄柏、双庙、桃山等十几个村一辆。河南村是采取抓蛋蛋，我家没抓住，最后只好给二哥买了一辆沈阳产长白山自行车。我从十五岁当社员挣工分，特别羡幕自行车。那时有自行车的，幅丝上缠着红绿毛刷刷，大梁和前杈缠的彩色塑料带，还要到派出所打钢印，真是把自行车当宝贝了。可是一直到结过婚才买了一辆邯郸产的蝴蝶牌自行车。有了自行车真是方便了，去城关、曲峪、阳面、夏营、五花成做营生再也不用踅（xue）车了。有一次在城关三道坡扒车险乎跌死。
七八十年代的人真是辛苦，塑料厂有个工人常年累月从六固每天早上步行上班，中午吃自带的盒饭，下了班再走回家，六固离巡镇有二十多里地，这才叫有毅力，其实也是出于无奈。毛织厂邬师傅每天骑自行车从五花城到厂里，有十五里地。中午下班还的回去做饭，吃了饭再骑车到巡镇上班。巡镇木业社改制到城关木业社，二十多名工人，二十多年如一日，每天早上骑车到城关上班，晚上下班再回来，多么辛苦。
改革开放，农业社解散后，农村家庭每户都置办了驴车、骡车，主要是拉粪、耕地、拉粮食。有了牲口车以后，各家各户走亲访友、赶集，套上车就能出发，大多数人不用步行了。后来有的富裕户最早买了承德十二马力四轮车，既能跑长途运输，还能拉粪、拉庄稼，工地运输也全用小四轮车。再后来有了三轮车，个体户赶集很方便快捷了。
同一时期，摩托车也出现了。最早的是日本产的桔红色小五十铃摩托车，以后有了日产70、80雅马哈摩托车，日本的摩托车质量很好，基本不坏，只是换一下轮胎。这个时期国产幸福125摩托、250摩托体积大骑上也威风。八九十年代自行车、摩托车就成了人们普遍的代步工具。
一九九0年前后，河会郭来应买了个二手大面包车，开始城关巡镇来回跑。再以后，各乡村都有了跑城关的面包车。到二000年，全县的年轻人大都搬到了县城。这个时期人们大多买小面包车跑城关巡镇，竞争激烈到白热化程度，直到后来有了公交车，大面包小面包才逐步减少。
二000年以后，私家小轿车逐渐多了起来。到二0一0年，大部分有条件的家庭都买了车。到现在，楼房、汽车已成为结婚家庭的标配，堵车已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其实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是真正的代步工具，现在的汽车，经济适用型的车款质量也很好，只是十万元以里的车开出去好像没面子，也交待不了现在的年青人。到目前为止，自行车似乎很少见了，修自行车的摊点也看不见了。
一九八五年以前，自行车主要是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天津产的红旗、飞鸽，其它厂家的杂牌自行车质量不好。到了九0年，自行车基本是民营企业生产。
一九八四年中德合资生产大众桑塔纳，到八七年开始量产，到二000年合资品牌已达四十多个。二000年以后国产吉利、奇瑞、比亚迪、长城进入市场。二0一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长城成为国内SUV龙头，比亚迪瞄准了电动汽车，现在是国内电动车的龙头企业。到目前为止，比亚迪市值7600亿元，一汽解放380亿元，比亚迪是一汽解放的20倍。
一九九0年中国汽车产量68万辆，日本1294万辆，美国952万辆；二000年中国汽车产量220万辆，美国1200万辆，日本990万辆；二00八年中国超美日，产量1370万辆， 日本800万辆，美国570万辆；二0二一年美国、日本、印度、韩国加一起还比中国少120万辆。
一九九0年到二0二二年，三十二年中国汽车产量增加了近四十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了日本。这就是我国一九四九年解放到现在七十四年汽车工业取得的成绩，而我国是一九五六年才开始生产汽车的。这个数据是振奋人心的数据，从解放后的人拉肩扛到现在的世界汽车强国，让我们感动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作者简介
本人樊有良，出生在一九六二年，也就在那年，我娘娘去世。据父辈讲，我家人口多，娘娘每顿舍不得吃，应该是因饥饿而亡。去世后父亲、二爹到村里借了些粮食，安葬了老人。到我记事时，红薯干，高梁面也能吃饱。我是生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七五年初中升高中选拨中，因大哥、二哥已经念过高中，老三就再不推荐念高中了。后来在巡镇中学初三班补习，因修韩河线体力不支病了三月，从此打消了念书的愿望。十四岁回村劳动，十五岁在公社五七农校半工半读，十六岁农校解散，继续当社员，直到农业社解散。十八岁跟大哥学木匠，参加村建筑队和个户人家盖房的劳动。一直到三十二岁娶妻生儿育女，攒下一千块钱开始做生意。先是雇浙江木工做家俱，后来自已加工钢木门窗密封条，并远销石家庄，并在石家庄安家落户。二0一八年因子女都在青岛工作，我和老婆也到了青岛，帮子女带孩子。现在女儿工科博士，山东科技大学教书，女婿副团级转业。儿子本科毕业也在青岛工作，儿媳妇中国农科院研究生毕业，在青岛工作，子女们也都是党员。我一辈子摸爬滚打，儿女们争气，我挺知足的。在巡镇河南南沟子的时候是不会想到我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的。说真心话，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好政策，给了我们一家勤劳致富、努力奋斗的机会。
发布：晋北文化平台
作者；樊有良
图片：张国光
编审：张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