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76年的两次曲靖之战，享国276年大明王朝的宿命轮回
1381年，是明朝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虽早已建元称帝，元顺帝也已逃离大都，天下却还未完全肃清。早在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后，就在云南设立行中书省，以庶六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世袭管理，是元朝皇族在云南的最高代表。
到了至正年间，忽哥赤重孙孛罗更是晋封梁王，而孛罗之子把匝剌瓦尔密，正是时任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作为元朝宗室，始终奉元为正朔，屯兵据守，与北元势力遥相呼应。
彼时朱元璋的重点打击方向放在了东北，多次发动北伐以打击尚存的北元势力，对西南一时无暇顾及。
加之云南崇山峻岭，地形险恶，实在不是用兵的好地方，于是早在洪武六年，他就派出过翰岭院待制王袆前往昆明，试图和平解决云南问题。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拒绝，他杀死了王袆以示对元朝忠心。
此后朱元璋又两次派降明的元朝官员前往说服，都告失败。
同时在东北方向，明军数次发动北伐打击北元力量。洪武十三年，沐英又受命翻越贺兰山突袭和林，擒获北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等众，再次给北元造成重大打击。
眼看北元威胁日益减小，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对西南用兵。
这年九月，他派出两路兵马南下，分兵夹攻云南。
一路以傅友德挂征南将军印，麾下配蓝玉、沐英两名勇将为征南副将军，由贵州南下，经遵义，入贵阳、安顺，这一路是正兵；另一路由名将郭英统帅，由四川永宁南下，攻云南镇雄，这一路是奇兵。
两路大军共计三十万，由傅友德统一节制。明初名将云集，强如蓝玉、沐英也只能做副手，这个阵容与规模足以横扫一切。
出兵前，朱元璋亲自召开军事会议，查看云南地图，了解山川地形、险关要塞，并和熟悉云南的谋臣商讨作战方案，亲自部署用兵战术，亲授进兵方略。
万事俱备后，兵马出京，朱元璋亲自摆酒为大军饯行。
文韬武略充沛，明军进展神速，在当年12月就已攻克普定、普安，扫清外围，兵锋直指曲靖。
云南的梁王也不甘心束手待毙，他明白明军势大，不可能处处固守，于是逐步放弃外围屏障，集结起精锐部队，在曲靖的白石江南岸沿线布防，试图凭借险要地势，在这里与明军决战，一战击垮明军主力。
傅友德率明军火速进兵，山地多雾，明军并不停顿冒雾前进，直到发现前方有大河阻路，原来这时已到了白石江边。
能见度极低的大雾却给元军造成困扰，一江之隔他们无法看清对岸动向，等到日出雾散，才发现对岸明军已列阵完毕。
此时，两军隔江对峙，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如果要论实力，梁王的精兵其实战力不差，明军远道而来，元军又有地势之利，要想一口气击败梁王，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正所谓兵不厌诈，论到计谋，足不出户云南没有多少军事经验的把匝剌瓦尔密，又怎能与身经百战的明朝开国名将相比。
沐英向傅友德建议“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朱元璋也早已制定下出奇制胜的战术。傅友德集结起军队，摆出一副马上就要发动渡江作战的样子。对面的元军统领司徒平章达里麻，连忙下令白石江南岸所有军队扼守险要，随时准备应付明军的进攻。
谁知，这只是虚晃一枪。傅友德和沐英早已派出一支奇兵，远远绕到下游偷渡过江。过江后，他们并不直接攻击元军，而是散布开来，在元军背后竖旌旗，摇树木，敲战鼓，吹号角，高声呐喊助威。
元军搞不清状况，腹背受敌的消息迅速在军中流传，军心大乱，阵势不稳。
趁此机会，傅友德才一声令下，指挥明军渡江猛攻，散布在背后的明军也不失时机出动骚扰，元军阵脚大乱。
达里麻怕遭到前后夹攻，急忙指挥梁王军队后撒数里，重新布阵阻滞明王朝大军。
但此时军心已泄，神仙也难挽回，明军登岸，大肆掩杀，梁王的十万精锐在曲靖一战中被大部歼灭，其余的也溃不成军，末代梁王失去了依仗的军事力量，势孤力穷之下，出奔到晋宁，随后自尽。
明朝大军再也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长驱直入昆明，迅速平定云南全境。
这就是著名的明初曲靖之战，云南从此纳入明朝版图。
曲靖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算起来明朝享国276年，但大明国号其实到甲申之变后仍然在南明诸帝间延续，直到万历之孙、崇祯堂弟——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被擒杀为止。
无巧不巧的是，自1381年起276年之后，也就是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在曲靖又发生了一场大战，战争结果直接导致永历朝廷形势崩坏，隔岸观火的清朝获得了最大利益，成为清军最终平定云南的起点。
这还要说回6年前的1651年，那是永历五年、顺治八年。
在这一年，明末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已蛰居云南数年，张献忠四大义子：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奉孙可望为盟主，在云贵扎下脚跟。孙可望颇有内政能力，在他治下，以两省之地发展得兵精粮足，自张献忠在凤凰山身亡后一度穷途末路的大西军余部，又恢复了实力。
但在甲申之变后动荡的天下大势之下，偏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孙可望等人早晚要做出选择。
张献忠死于清军之手，况且他生前曾有遗命：大明气数未尽，尔等不得降清。因此不论从情感还是道义上来说，联明抗清成为正确选择。
经过与永历朝廷的往来联系，1651年，孙可望受封秦王，宣布大西军改编为明军，出滇抗清。
养精蓄锐已久的西军甫一出场就很强势。尤其是四大义子之一李定国，统帅部下先入湖南，再进广西，在桂林逼死定南王孔有德，又在衡阳阵斩敬谨亲王尼堪，两厥名王，天下为之震动。
永历朝廷本来已丢失大半地盘，得到大西军加入，军势复震，先后收复四川、广西、湖南大部，版图几乎恢复到其即位之初。
顺治帝此时刚刚亲政，清理了多尔衮一党后，清朝一时人才青黄不接，连吃败仗之余，顺治甚至动起南北分治的念头，对南明来说，形势本来大好。
偏偏孙可望不是善茬，实力膨胀下他的野心暴露，运用手段控制了朝政，朱由榔此时成了个摆设，大权尽归于孙可望之手。
孙可望并不满足，他的野心是取代永历帝自立。
但永历毕竟是万历之孙，明朝正统。张献忠四大义子里，艾能奇早已阵亡，除了孙可望，余下两人：李定国、刘文秀都奉永历为正朔，并为此与孙可望明争暗斗多时，西军内部已呈分裂之势。
尤其是李定国，军功既著，且又忠于明室，在天下都有极高威望，堪称此时永历的擎天一柱，隐隐有压过孙可望的势头。
于公于私，孙可望必欲除李定国而后快，
两人数十年的兄弟之情，孙可望是置之不理了。
李定国欲匡扶明室，自然是针锋相对，1656年，他设计将永历帝由安龙移出，于三月护送至昆明，脱离孙可望掌控。永历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朝政不再尽归孙可望，李定国又拥有了政治资本。
孙可望感受到威胁，加快了行动，身边亲信也为其画策“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
1657年（永历十一年）二月，他自己做出封王的举动，“封马进忠嘉定王、冯双礼兴安王、张虎东昌侯，余大封有差”，僭越之举无疑表明，他是打算动手了。
当年八月，孙可望以账下大将白文选为大总统，以马宝为先锋，合兵十四万入滇进攻李定国，八月十八日，渡过盘江。九月初，孙可望军至交水，离曲靖仅三十里。
但孙可望的倒行逆施之举注定不得人心，九月初四，被其视为亲信的白文轩首先率部脱离孙可望，从曲靖至昆明归附李定国。
九月十五日，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等选三万精兵至交水抵抗孙可望。
九月十九日，两军展开交战。孙可望兵力雄厚，李定国军寡不敌众，起初受挫，眼看要被压制，形势正向着孙可望预料中发展。
但这只是表象，李定国在西军中威望崇高，深受爱戴，即使孙可望嫡系的秦军也不忍对他痛下杀手，再加上孙可望发动的战争自相攻杀，本就是不义，因此失道寡助。
危急之际，白文选亲自率领五千铁骑逆向冲杀，连破数营，抄出可望阵后。他部下本就是孙可望旧部，孙军皆无心抵抗，将士反而大呼：“迎晋王！迎晋王！”
人心向背之下，秦军纷纷阵前倒戈，再也不愿为孙可望卖命，十几万大军瞬时土崩瓦解，战场上一时形成奇怪的静默。
时机不容稍待，李定国、白文选指挥将士朝驻马高岗的孙可望倒卷而来。孙可望见形势陡变，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
原本看来是生死对决的曲靖之战，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收场。本来志得意满的孙可望大败亏输，最后身边只剩十数人，于十月初一退回贵州。
即使到了贵州，孙可望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沿路旧将都闭门不纳，穷途末路之下，孙可望选择了背弃张献忠遗愿，往宝庆投清。
兄弟阖墙是如此不得人心，孙可望的失败是早已注定。
然而投清的孙可望给南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孙可望来降，顺治大喜，并加以重用，封他为义王，一时极尽荣宠。
清朝如此笼络孙可望是有原因的，因他深耕云贵数年，几省防务如履家珍，这正是顺治看重的目的。
孙可望也纳上投名状，“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被派到长沙会同洪承畴，献上“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得到如此重要情报，清军于第二年即开始向西南用兵，过程颇为顺利，这里面自然有孙可望的重要贡献。
但孙可望也没红太久，随着清军攻取云贵，他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低，处境开始不利，最后在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死去，官方说法虽然是病死，但不少史家认为死因成谜，并非善终。
如果从配置上看，出滇抗清的三位西军首领，孙可望最强项并非军事，而是内政；刘文秀的战略能力可称顶尖，临阵却也不是他所长；李定国可称明末战神，军事能力无出其右，政治却是他短板。
此三人如能精诚联合，以西军实力，大势或有可为，这也是永历朝廷最后的机会。
可惜，曲靖一役，貌合神离的西军首领彻底分道扬镳，再也无法挽回，这场战役也真正成为南明永历覆灭的开始。
无巧不成书，明朝享国276年，两次曲靖之战，一次是在1381年，一次是在1657年，两者相隔正好276年。
1381年的大明，正是个冉冉升起的新兴王朝，曲靖之战是其平定云南的决定性战役；1657年的永历，维持着大明的国号偏安，曲靖之战是其丧失云南的开始。
276年，两次曲靖之战，大明王朝，就在如此宿命般的轮回下，彻底走向终点。